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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语言与主客体关系方面的观点对欧洲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赫尔德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最大贡献。但最早关注语言与主客体关系的哲学家是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赫尔德曾在日记中记录阅读孔狄亚克作品为他带来的震撼；洪堡在18世纪末的时候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与继承并发扬孔狄亚克思想的“意识形态”学派（idéologues）过从甚密。而华兹华斯语言观最直接的渊源也应该是18世纪从洛克和孔狄亚克开始的英法哲学传统。在《从洛克到索绪尔》（ From Locke to Saussure ：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书中，阿尔斯莱夫（Hans Aarsleff）谈到华兹华斯与孔狄亚克思想可能的交集：华兹华斯1790年夏天去法国并于第二年11月离开，此时孔狄亚克的思想在法国非常流行，并在1795年到1799年间达到巅峰。在这一年多里，华兹华斯很有可能接触到孔狄亚克的思想，也可能由此而对阐释并延伸孔狄亚克思想的所谓“意识形态”学派（idéologues）感兴趣。
阿尔斯莱夫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首先，不得不承认华兹华斯的语言观与洛克的哲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语言的来源问题。洛克认为语言是人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被用于表达人脑中的思想；而华兹华斯认为语言来源于自然，人通过诗歌用文字所描写的意象来感受自然的影响。这是两种语言观不可调和的区别。但在其他方面，华兹华斯的语言观中确实有不少洛克和孔狄亚克思想的影子。阿尔斯莱夫说：“华兹华斯尽管抵制20世纪的诗歌惯例和占主导的诗学理论，他自己的批评理论却建立在同一个时代的哲学上，那个时候的哲学赋予语言在理解（人类的）学习、交流和表达潜力（等问题时）的中心地位。”（373）
洛克认为，即便是天生被赋予语言能力，人们在表达时也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是因为语言符号“反复无常”的特性（arbitrariness）。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虽然强调语言根植于自然，但承认语言具有洛克所谓的“反复无常性”。不同的是，在华兹华斯看来，导致这种特性的原因在于18世纪的“诗歌词藻”（poetic diction）以及诗人有意使用的“作诗技巧”（poetic artifice）。为了消除语言这种反复无常的特性，华兹华斯提出了两种途径：第一，诗歌必须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第二，诗歌必须使用“真正大众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应该来自“淳朴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说着一种更朴素更显著的语言”，他们的“热情与美丽永恒的自然之物相融合”，“无时无刻不与最初产生最美好语言的最美好的物体进行对话”（ WLC 71－72）。
作为自发的感情流露的诗歌与孔狄亚克的“les cris naturel”非常相似，孔狄亚克认为那是人类天生就有的语言，是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能够逐渐扩大人脑的认知，人脑的认知也将更加完善这种语言。语言文字在表达时反复无常的特性，也就是诗歌语言的“私人性”和“主观性”，来源于洛克的思想；华兹华斯认为真正“大众使用的语言”可以对语言的缺点进行“矫正”，这个观点与孔狄亚克及其追随者的思想非常类似。“矫正”（rectifacation）是法国“意识形态”学派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用词，他的观点后来被德国思想家洪堡借用。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也就是耶拿浪漫派（The Jena Romantics），诞生标志为1798年《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杂志的发行。该杂志由施莱格尔兄弟（Friedrich Schlegel，August Wilhelm Schlegel）主持，撰稿人包括诺瓦利斯（Novalis）、蒂克（Ludwig Tieck）、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施莱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海德格尔的思想与早期浪漫主义在语言观以及思辨方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
海德格尔对浪漫主义持批判态度，表面上势不两立。通常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重视人的想象力和主体性，因而被认定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残留，而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倾其一生的颠覆对象。安德鲁·鲍伊（Andrew Bowie）就说：“海德格尔从未……认真注意过浪漫主义的观点。”（Bowie 167）海德格尔本人对浪漫主义最详尽又简洁的批判出现在《对哲学的贡献》（ Contributions to Philos ophy ）：
浪漫主义并未结束。浪漫主义再一次尝试美化存在者（beings），在对抗详尽的解释和盘算之时只能达到对解释和盘算的些许超越或仅仅在其一侧徘徊。这种美化“号召”复兴“文化”，呼吁植根于“民众”，并且努力实现与每个人的交流。（349）
海德格尔把浪漫主义归于形而上学，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大众化形式，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带来活力，造成一种“新观点来了”的假象。对他来说，浪漫主义“浪漫化全世界”的理想只是一种对语言的操控，通过奇怪的文字组合或修辞手法为世界重新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日常琐事移开。海德格尔虽然批判浪漫主义对存在的忽视，批评其不该止步于存在者，但他对浪漫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持褒扬态度。
海德格尔对浪漫主义是“语言游戏”的指控，范得维尔德（Pol Vandevelde）不以为然。他反驳道，也许浪漫主义不总是达成自己的理想，但他们所做的远远不止是文字工作。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诗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体论效果的超自然的行为，是一种对现实的重组，语言的使用居于次要，主要目的在于找回文字与事物之间原本存在的重叠。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称诗歌是“最本源的，最初的艺术以及所有艺术的母亲”（A.Schlegel 227）。
海德格尔所谓浪漫主义即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二战后研究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著名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sfred Frank）并不认同。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观点中包含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元素，他说：
我已经……提出过早期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明显区别。在唯心主义的观点之下——尤其在黑格尔的强制影响下——意识被认为是自给自足的一种现象，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搞清楚自身存在的前提；与之相反，早期浪漫主义则确信自身的存在归功于一种先验的基础，它不会自我消融于内在的意识。（Frank 178）
范得维尔德认为，海德格尔虽旨在做出比浪漫主义更激进的事业，但仍然以浪漫主义的成就为开端。施莱格尔、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浪漫主义哲学家发展了诗歌的先验功能，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海德格尔则把诗歌和哲学合为一体。范得维尔德认为，哲学家既然身在一个传统中，就难以避免被早先思想家影响。但是在新的框架中诠释哲学的新方式，令人们一时难以辨认他们的真实面目。他认为这就是海德格尔和早期浪漫主义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过，一位思想家的意义在于用新的框架重新解释前人的哲学观点。他说：“只有伟大而心胸开阔的人才能真正被影响。”（Heidegger， Hölderlins´s Hymnen “ Germanien ” und “ Der Rhein ”85）或许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海德格尔实际上（我们希望）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似乎就是，一位拥有巨大天分的弗里德里克·施莱格尔或者亚当·穆勒（Adam Müller）。”（Pöggeler 31）
自18世纪以来，德国人阅读的英国诗人首先是莎士比亚，1820年之后拜伦也跻身进来，并被认为享有几乎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期，华兹华斯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究其原因，大概有三方面。
首先，英德两国的文学发展呈现出同样“大众化”和“回归自然”的走向。法国大革命带给欧洲人民的巨大乐观，在恐怖政策之后突然消沉。席勒从中总结出现代社会的症结所在，即文明与自然的分离，一种从古希腊衰落开始对理性和逻辑的病态依赖所产生的具有削弱作用的分裂。在德国，以施莱格尔为首的学者质疑诗歌是一种单一文学流派的说法。施莱格尔心目中的文学，其目的是对世界的浪漫化，是缩小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呈现文学对现实生活、国家命运以及时代的影响。
德国诗人席勒呼唤回归自然，一种只有具备新派“感性”诗歌带来的洞察力才能实现的“完整”：“我们的文化将带领我们，取得理性和自由，重回自然。”（ NS 213）在当时的德国文坛，感性诗歌与理性诗歌的分裂，集中体现在席勒和歌德截然不同的诗风上。歌德说过：
古典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概念，现在弥漫全世界而且引起那些冲突和分裂……起源于我和席勒。在诗歌上我追随且只愿追随客观的原则。但席勒的方法是完全主观，他坚持那是正确的方法，为了反对我还写了关于天真诗人和伤感诗人的那篇文章。（Lesley Sharpe 10）
德国文学家中具有截然不同风格的歌德和席勒，在英国文学中也有相对应的诗人，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两个组合在合作编写歌谣集的过程中均有清晰的分工：同在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开始合著《抒情歌谣集》的1797年，席勒和歌德也开始叙事谣曲的创作。在《文学传记》（ Biographia Literaria ）中，柯尔律治称诗歌的“事件和主角”“将会是，至少部分是，超自然的”。而华兹华斯的主题，“将从平凡生活中选取”，将会“为日常事务赋予新鲜的魅力”（179－180）。这部诗集声称要探寻中下层阶级的会话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诗性的愉悦；简言之，这是一部关于并且为了“大众”创作的作品。诗人表现出来的对民间歌谣的兴趣是了解英德文化之间联系的关键。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的序言被认为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宣言，而席勒的《论人类的审美教育书简》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也有相同的地位。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认为，歌德是德国的柯尔律治，席勒尽管偶尔与柯氏相似，总的来说更像是德国的华兹华斯。
其次，在同一时期的英德两国，与“大众化”诗歌潮流并行的，是古希腊的古典主义自然观。耶拿学派哲学家，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谢林和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诗歌”（Romantische Poesie）概念，认为诗歌来源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审美理想。艺术家的创造性是万物背后普遍能量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赫尔德所说的“die Urkraftaller Kräfte”。赫尔德认为，诗歌必须以它自然性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在“艺术出现并压制其自然性之前”的形式。他还说，“诗歌”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创作的术语；它确立了从自然到艺术的连续性，“所有形式的人类创作都只是自然本身创作的表象、表现和发展……”（Beiser 21）。贝瑟尔（Frederick C.Beiser）认为这将施莱格尔等耶拿学派的学者带回到古典文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而在基督教与古典主义素材两种文化典范之间形成一种张力。
在1776 年出版的《最古老的人类档案》（ The Oldest Document of the Human Race ）中，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将《圣经》关于伊甸园、堕落以及回归的讲述改写成自己的通用历史故事；他说，“圣经故事，尽管语言简单到儿童都读得懂，却饱含了整个人类以及其中每个成员的真实历史”（ NS 202－03）。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1780年《人类的教育》（ The Educa tion of Human Race ）一文中说：
［他］将《圣经》中关于人的堕落和拯救的启示改写为关于人类理智和道德进化教育的世俗历史故事，集合上天的意旨和迫近的历史原理，将个人的成熟阶段等同于文明的发展阶段，坚持用通向完美的漫长道路上的辛苦旅程比喻教育的过程。（ NS 201-2）
亚伯拉姆斯认为，这种哲学向个体和世俗生活的转向为华兹华斯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和接受营造了适宜的环境。华兹华斯自诩为：
……诗人当中受到“先知精神”启示的最年轻的一个，正因如此，他被赋予一种“想象力”（vision），使他自诩能够在诗歌主题的范围和大胆革新方面胜过弥尔顿的基督教故事。想象力即是有关人类心灵令人敬畏的深度和高度，心灵通过与外界自然的神圣结合，使自身拥有足够的力量，在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之外，以一种平凡和周期性的奇迹，创建一个等同于天堂的新世界。（ NS 28）
提到古典文化，可能就会想到多神论，而恰恰就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正致力于创作这样的诗歌。基督教与古典主义素材之间的张力在华兹华斯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远游》（ The Excursion ）。不论是1820年的雅各布森（Friedrich Johann Jacobsen）还是1914年的菲利克斯·古特乐（Felix Güttler），在德国读者眼中，《远游》始终保持着华兹华斯代表作的地位。
第三个原因与欧洲的政治环境有关。德国读者欣赏华兹华斯的爱国热情，当爱国热情还以谴责拿破仑的形式出现，他们就更加欢欣鼓舞。他们深爱华兹华斯作品中的英国特色，也正因如此，作品与读者以及译者之间渐渐产生一条感情纽带，既特别又真挚。当时德国的艺术氛围非常包容，原始的民间素材很受欢迎，艺术家擅长在经历中发现精神脉络，自然界的森林、湖泊、山川以及乡村故事比较流行。华兹华斯的作品和生活无疑具有上述特点。
华兹华斯诗歌中与“天真”并存的哲学深度，将德国读者带回到他们熟悉的古典思想传统中。他们喜爱华兹华斯的诗歌渗透的与自然的联系，欣赏他用饱含宗教与爱国热情的语言描述自然的进程。除此之外，吸引德国读者的，还有华兹华斯对当下重大历史现状和政治问题的关切。面对华兹华斯批判拿破仑帝国野心的政治十四行诗，以及他对德国英雄之一安德烈亚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的赞美，他们简直无法抗拒。
除了以上三个原因，华兹华斯在德国的广泛接受，还得益于两位译者——英国人亨利·克拉布·鲁滨孙（Henry Crabb Robinson）和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雅各布森。他们都敏感捕捉到德国读者在特殊时代里的精神需求，不失时机地推出华兹华斯的作品。第一位把华兹华斯诗歌带到德国的是克拉布·鲁滨孙，他早年时期因为抗议英国的流行文学品味而于1800年来到耶拿大学，学习五年。1800年来到德国的时候他就带着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从诗集的诞生之日起，他就是华兹华斯的忠实读者。鲁滨孙在德国的时候是一位德国文学的狂热爱好者，尽可能拜访当时的大人物，并向他们宣传自己国家文学天才们的优点。鲁滨孙第一时间注意到华兹华斯与施莱格尔思想方面的相似。1800年6月在法兰克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几天前我有幸与一流诗人之一的伟大的美学家F·施莱格尔交谈；他的哥哥是莎士比亚的德文译者。他似乎很喜欢华兹华斯的几首诗。我们谈了我们国家的英语诗人……（Robinson 122-3）
1803年，他又在日记中记录了与赫尔德的会面：
以我之前对他的了解，我感觉尽管声名显赫，他在品味和性情上应该与我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见他的时候我又喜又怕。我借给他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我对这本诗集的喜爱丝毫不因为我热爱德国诗歌而减少。我发现赫尔德与华兹华斯在诗歌语言方面的看法一致，实际上华兹华斯在这方面的观点非常德国化。他们二人“在道德和宗教等方面也有共识”。（Robinson 154）
对华兹华斯在德国的早期传播做出贡献的还有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雅各布森。雅各布森的专业是法律，但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特别喜爱。他非常友好、健谈，在1820年出版了《致一位德国贵族的有关英国新诗的信件》（ Letters to a German Nobleman on the New English Poetry ），献给九位德国贵族女性，向他们介绍英国诗人。
雅各布森的书是对克卢克霍恩（Kluckhohn）、维甘德（Wiegand）及其他人提出的“彼得麦式风格”（Biedermeier）的认可，这被认为是1815到1848年间德国文化的特点。维吉尔·尼莫埃诺（Virgil Nemoianu）如此总结“彼得麦式风格”：“对道德的倾向，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混合，平静的家庭价值观，田园式的亲密无间，少点儿激情，安逸，知足，天真的诙谐，口语化，保守主义，相信命运（resignation）。”（Nemoianu 4）华兹华斯诗歌对雅各布森的吸引以及在德国的流行，在尼莫埃诺的总结中均可看出端倪。
雅各布森所选诗作，大部分出自1815年的两卷本《诗集》和1814年的《远游》，由此可见他的选择标准，大抵在于诗作符合他心目中德国民族诗歌的发展典范。比如，他尤其喜欢《致山地少女》（ To a Highland Girl ）和《阳春三月作》（ Written in March ），认为这两首作品符合诗歌典范，即想象力强烈而又真诚的流露。《有一种束缚》（ There is a bondage worse ， far worse ， to bear ）所表现出来的是雅各布森所赞赏的爱国诗人的特质。自然诗人超越日常生活的混乱，歌颂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美和平静，在与自然的深入交流中获得面对人类苦难和不公的对策。这首十四行诗传达了一种政治自由的道德和精神目的，认为面对自然时的麻木远比暴君强加给人的“屋檐、地面还有墙壁”（line3）——也就是世俗监狱的束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