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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仁波切的藏戏缘起是从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见图1－1）带领20多位僧人到拉卜楞寺
学习藏戏开始的。1948年是多智钦寺（见图1－2）的藏戏元年，这一年日洛仁波切带领本寺的僧人们赴拉卜楞寺（见图1－3）学习并且传播藏戏，从此多智钦寺开始了藏戏演出的宗教、文化传统。塔洛仁波切当时只有11岁，没有参加日洛仁波切一行赴拉卜楞寺学习藏戏的行动。但是当日洛仁波切回到多智钦寺之后，塔洛仁波切就开始了藏戏的观摩和学习。塔洛仁波切很快以过人的才华熟练掌握了藏戏的各种表演和唱腔，并且精通了笛子、唢呐和法号等乐器。
图1－1 多智钦·仁增迦丽多吉仁波切（日洛仁波切）
日洛仁波切是塔洛仁波切的上师，1948年到拉卜楞寺学习的藏戏剧目是《松赞干布》。回到多智钦寺后日洛仁波切组建了多智钦寺的藏戏团。他结合当地民歌曲调，在原有藏戏基础上进行了全面革新，丰富了乐器、服装、道具、场景，创新了唱腔、道白、表演和舞蹈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智钦寺藏戏表演艺术体系，进而创作了《智美更登》《卓瓦桑姆》两部藏戏，培养了一批藏戏人才。
关于藏戏《松赞干布》，刘志群的文章《我国甘南“南木特尔”藏戏的产生及其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这样介绍：
图1－2 多智钦寺（2014年秋季拍摄）
图1－3 拉卜楞寺（2019年夏天拍摄）
《松赞干布》，由拉卜楞大秘书甲错等执笔，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大师修改剧本，琅仓活佛执导。反映吐蕃赞普松赞干布13岁登基，平定内乱，统一部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然后派大臣吞米·桑布扎去印度学习梵文后，回来创造了藏文；为了睦邻和边，又派人去尼泊尔娶了赤尊公主；后派大臣禄东赞去长安迎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迎娶文成公主的情节与传统藏戏《文成公主》基本相同。
塔洛仁波切回忆说：“我和藏戏很有缘分，特别喜欢藏戏。当时教我学修佛的一位老师怕我分心，不认真学习佛法，就不让我参加藏戏活动，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当时各种唱段我记得最多，做梦的时候都在梦里演出藏戏。多少年来都梦藏戏，现在还做藏戏的梦。每次都是在下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做梦，梦见如何写剧本，如何演唱。新创作的藏戏大多都是从梦中得到的。”
据塔洛仁波切回忆，一次塔洛仁波切正在参加排练藏戏，日洛仁波切突然对塔洛活佛说：“塔洛活佛，你好好看看这个藏戏，藏戏将来是你的事了。”塔洛活佛当时回答说：“有您在嘛，我可什么都不懂啊。”日洛仁波切说：“不管怎么说你好好看吧。”塔洛活佛想这是一个缘起，就回答说：“好！”从此塔洛仁波切与藏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这是日洛仁波切给塔洛仁波切的授记。
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日洛仁波切一行的藏戏学习、传承、传播的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研究，并发表文章。从中国知网检索，较早刊载日洛仁波切带领僧众到拉卜楞寺学习藏戏、塔洛仁波切创作、导演藏戏的文献是张世勋1988年发表的文章《康巴藏戏的渊源及其艺术特色》，文章这样叙述：
夺珠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属色达县，以后划入青海班玛县。夺珠寺四世活佛日洛于一九四八年率僧徒二十余名去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派藏戏半年多，回色达夺珠寺于1949年一月演出了《松赞干布》《卓瓦桑姆》《智美更登》，使用鼓钵、小鼓、笛子、二胡、六弦琴、三弦、笙等。建国后继续演出，五九年至“文革”间停演。一九八〇年色达县应群众要求成立业余藏戏团。排练了日洛创编的《智美更登》于五月演出。之后，该团组织者及编导塔洛继承该师日洛传统，陆续创作了《格萨尔王传》中《赛马登位》《地狱救妻》《取阿里金库》及改编文学本《朗萨姑娘》《顿月顿珠》《岭国七勇将》等剧目自导演出，受到了观众的肯定。
这段文字第一次明确记载了塔洛仁波切与藏戏的关系，第一次记载了日洛仁波切1948年率领20多位僧人到甘肃的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省夏河县）学习藏戏的历史。塔洛仁波切从1980年（塔洛仁波切43岁）开始在色达建立藏戏团并演出藏戏。这是藏戏传播的重要历史事件。日洛仁波切作为第四世多智钦，在讲安多方言的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他亲自倡导、践行藏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世勋的这篇文章是“1987年雪顿节五省区藏戏研究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发表的论文。刘志群对这次会议发言做了综述，刘志群在综述论文《藏戏学术喜结硕果——1987年雪顿节五省区藏戏研究学会第二次年会活动纪实》中复述了张世勋的记载：
本世纪40年代末（1948年）奇珠寺原属青海班玛县，奇珠寺四世活佛日洛曾率20余位喇嘛去甘南拉卜楞寺学戏半年，回来在色达县组织传播了这种安多藏戏。
上文中的“奇珠寺”应为“夺珠寺”的书写错误，按藏语发音“奇”字发音与藏语明显差距较大。“夺珠寺”现在翻译为“多智钦寺”。关于多智钦寺（夺珠寺）的行政归属，张世勋认为“夺珠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属色达县，以后划入青海班玛县”。而刘志群则认为“本世纪40年代末（1948年）奇珠寺原属青海班玛县”。张世勋会议发言在前，会议论文也应该交到刘志群手里，然后刘志群才做论文综述。这样看来，刘志群似乎是在有意纠正张世勋的论述。查阅相关文献，多智钦的“多”字是因多智钦寺所处的山谷叫多科山谷，并以此命名。“智钦”在安多藏语中是“大成就者”之意。色达是1952年建县，此前色达这个地方没有“县”。1950年代多智钦寺曾经隶属于色达县，多智钦寺这个地方后来划归青海省班玛县。
另外，刘志群在这里使用了“喇嘛”这个词，这显得很奇怪，喇嘛在藏语中是上师之意，不是普通僧人、和尚。普通僧人在安多藏语中叫“阿克”“湾嘚”，五个以上僧人叫“更登”。有的文献把僧人叫“扎巴”“扎哇”（沙弥、和尚）。刘志群在西藏生活了很多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表述。
1989年刘凯发表论文《青海安多藏戏》，在这篇文章中也记述了这段历史：
1948年班玛县知钦寺（属宁玛派）四世活佛柔洛（1926—1960），亲率20多名“扎哇”前往拉卜楞寺学戏约半年。回到青海后，他将学到的藏戏，又转授与果洛班玛及黄南的有些宁玛派寺院；在群众中组织起来的藏戏团（队），有黄南同仁县浪加业余藏戏团、黄南尖扎县坎布拉乡的尖藏群众业余藏戏团等。
活佛“柔洛”应该就是日洛仁波切的另一种译音写法。这篇文章比起张世勋的文章来还记述了日洛仁波切传授藏戏的经历，包括在班玛、同仁、尖扎三个县（这三个县今属青海省）传授藏戏并组建了藏戏团（队）。
1990年《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出版，其中对日洛仁波切带领僧众学习、演出藏戏的经历记述如下：
民国三十七年（1948），色达县夺珠寺四世活佛日洛率僧众二十余人赴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藏戏，返回后购置乐器、服饰并仿照拉卜楞寺藏戏团制作了部分景片、道具等，于1949年藏历正月演出了《松赞干布》，从此，色达有了第一个安多藏戏剧团。之后日洛又编导了《王子智美更登》《仙女桌娃桑姆》，使用乐器有鼓、钹、小鼓、笛子、胡琴、六弦琴、三弦、扬琴、笙等。唱腔因人物角色拟定，身段因人物需要而设置。1950年春节上演了《智美更登》《桌娃桑姆》二剧，自此成习，每年春节均要演出。
1980年2月，在县各级领导支持下，为满足群众需要，剧团先后编演了根据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改编的神话故事剧《赛马登位》《取阿里金库》《地狱救妻》以及《赤松德赞》《朗莎雯波》《顿月顿珠》等，这些剧目均由日洛改编、导演并参加演出。在音乐唱腔、演出程式等方面既承袭了安多藏戏的特点又融入了本地的曲艺、舞蹈艺术，在人物服饰、道具、置景方面也有若干发展，在安多藏戏中独具一格。
这里也使用了“夺珠寺”的译法，使用的乐器除张世勋文章所述外，增加了扬琴。需要指正的是《中国戏曲志·四川卷》记述，“这些剧目均由日洛改编、导演并参加演出”，显然是将“塔洛”误写成了“日洛”，因为日洛仁波切早于1961年就已经圆寂（上文刘凯记为1960年圆寂），1980年不可能再导演、演出藏戏。事实应是塔洛仁波切改编、导演并演出了上述藏戏。这在1988年张世勋的文献以及下面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在这本书里也认为夺珠寺隶属于色达县“民国三十七年（1948），色达县夺珠寺”。刘志群是这本书编者之一。刘志群在上述论文《藏戏学术喜结硕果——1987年雪顿节五省区藏戏研究学会第二次年会活动纪实》中认为夺珠寺属于班玛县。
1990年刘凯发表文章《青海藏戏——剧种的形成及早期活动》，他在这篇文章中再次叙述了日洛仁波切学习传承藏戏的这段历史，并且较详细地记述了日洛仁波切将藏戏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寺院和民间的历史。
1948年冬，知钦寺四世活佛日洛亲自带领20多名“扎巴”，赶着整群的牦牛，前往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学习他们新排演的《松赞干布》。他们的到来，受到该寺大襄佐阿莽仓的热情接待，派出唱腔、表演、音乐等方面各有专长的僧人，分别对口教授。约历时半年，学会了全本《松赞干布》，并从兰州置办了全套的乐器、服装，唱腔、音乐、舞步、表演全袭拉卜楞寺所传。1949年夏秋之际从夏河返回。途经四川阿坝地区，受到红原麦洼头人及寺院主持的欢迎，留住知钦寺藏戏团学戏。9月，转道阿坝县色尔寺，该寺又派僧人请其传授技艺，向他们学演甘南藏戏《松赞干布》。他们回到知钦寺后，除演出学来的《松赞干布》外，以后又在日洛的指导下，排演了传统藏戏《智美更登》和《卓瓦桑姆》。其唱腔、表演、音乐都是在甘南藏戏的基础上，吸收了当地的民间说唱、民歌因素形成的。该寺藏戏从1949年，一直演到1958年，由于不少喇嘛还俗方才停演。在此期间，他们还把《松赞干布》一剧，传授给黄南泽库宁玛派的和日寺。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曲盖寺的藏戏，则是由拉卜楞寺经师彭措，到该寺传授天文、历算等经法时，由彭措教给他们的。
刘凯在这篇文中将1989年文章中的“柔洛”改译成“日洛”，将“扎哇”改译成“扎巴”。在安多藏语里扎哇和扎巴都是沙弥、和尚的意思。文中写道：“一直演到1958年，由于不少喇嘛还俗方才停演。”说明了藏戏活动停止的直接原因是不少喇嘛还俗。在这篇文章中前面提到“日洛亲自带领20多名‘扎巴’”，后面再述喇嘛还俗，作者在区分普通僧人和上师，说明了作者在这里说的“喇嘛”应该是“上师”之意，说明了许多上师还俗这个历史是藏戏活动停止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藏戏活动离不开寺院，尤其离不开上师，说明了藏戏和藏传佛教是一个紧密的融合体系。文中所述“甘南藏戏”是学界的一般表述方法，在当地人们都往往叫“南木特尔”。甘南藏戏或南木特尔，是安多藏戏的一个地域流派。刘凯在1987年就对藏戏的系统流派有较全面的研究，他的《对“藏戏”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藏戏”名称规范化刍议》一文中所列图表（见图1－4）可以对藏戏的系统流派有个初步的了解。
刘凯的这篇《青海藏戏——剧种的形成及早期活动》，是一篇很难得的较详细记载20世纪中叶藏戏传承活动的重要文献，在后面的讨论中，这篇文章具有综合性考据意义。
1996年张庆有发表《甘南藏戏南木特尔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一文：
笔者在琅仓活佛生前采访时，据琅仓云：1928年前后，我在内蒙传法，每年在北京过冬居留时，我与九世班禅洛桑土登·曲吉尼玛驻京行辕堪布厅大苏本罗桑坚赞最要好，我俩常去戏院看京戏，而当时京剧界擅长扮演关云长的李万春（人称活关公）系罗桑坚赞的干儿子，而我又是罗之密友，所以也就认识了北京著名京戏名流梅兰芳、尚小云、李多奎、马连良、金少山等人。他回忆说：“松剧中唐太宗的艺术形象，我是按京剧大师马连良的艺术造型设计的，当时唐太宗一角的演员，则是由拉卜楞喇嘛职业学校的学员尕藏旦巴（此人今健在，原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已退休）扮演；演员大都是拉卜楞喇嘛职校学员。”……
图1－4
1949年在拉卜楞寺摄政大相佐阿莽仓昂欠口念咒经的青海果洛班玛知钦寺活佛多智布钦（苯教）是阿莽仓的好友，经多智布钦的请求，阿莽仓派遣原青年喇嘛职校学员毛兰木嘉措（擅长执导）、尕藏旦巴、尕藏德合拉、彭措阿依、扎油尕当（擅长舞蹈）等拉寺僧侣，将甘南藏戏传入青海果洛和黄南泽库等地区。
这篇文章中认为多智钦是苯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硬伤，多智钦寺和历代多智钦都是严格的藏传佛教宁玛派，从来都不是苯教。上文中的“多智布钦”应该是说“多智钦”——第四世多智钦之一日洛仁波切。
1998年马成富发表《亟待抢救的四川安多藏戏剧种》：
1949年初，青海省祝青寺活佛日格洛率二十余名僧侣赴拉卜楞寺学习正统的安多藏戏，同年六月学成后，偕同拉卜楞寺派遣的藏戏大师莫南，尕尔让旦巴（曾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尕尔让德拉，泽真，旦巴卡当（这些人均为四川安多藏戏的发展、流布做出了巨大贡献）等一行返回祝青寺，在途经阿坝州境内的红原麦洼寺、阿坝县赛格寺、壤塘县桑龙寺时应邀演出了《智美更登》《松赞干布》两个剧目，在草原上引起了轰动，这些寺院的主持纷纷要求传戏，就这样日格洛活佛一行在阿坝州境内传戏达半年之久，后又将该戏传至甘孜州色达县，从此安多藏戏便流布于四川藏区的安多方言区。
从上述张庆有和马成富的两篇文章记载看，日洛仁波切携20多位弟子在拉卜楞寺学习了半年藏戏之后，在大襄佐阿莽仓的支持下，还带回了拉卜楞寺的藏戏艺术家毛兰木嘉措（莫南，擅长执导）、尕藏旦巴（尕尔让旦巴）、尕藏德合拉（尕尔让德拉）、彭措阿依（泽真）、扎油尕当（旦巴卡当，擅长舞蹈）五位更登帮助多智钦寺继续学习、排练藏戏，组建藏戏团。同时在返程中还一路传播、巡演。传播、巡演路线是红原县、阿坝县、壤塘县（这三个县在四川西北部今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篇文章把多智钦寺翻译成“祝青寺”（智钦寺）和日洛仁波切翻译成“日格洛”。
2003年周爱明发表《非物质文化〈格萨尔〉的物质化》，论文记述：
现代《格萨尔》藏戏的兴起首先应归功于四川甘孜州塔洛活佛。塔洛活佛年轻时在甘肃拉卜楞寺学过藏戏，回来后曾在色达排演过《松赞干布》《智美更登》《卓娃桑姆》等传统藏戏。
周爱明指出格萨尔藏戏是塔洛活佛首创这一点很准确，但是说塔洛活佛年轻时到拉卜楞寺学习过藏戏则不确切。2016年塔洛仁波切亲自向作者本人说，当年没有参加日洛仁波切赴拉卜楞寺学习藏戏，因为当年日洛仁波切出发去甘肃夏河县时塔洛仁波切还不满十一岁，路途遥远，当时的交通又不便利。僧人们是赶着牦牛步行走过去的，恐怕要走几个月的路。
2005年悦兰在《吉德老人一生的尊崇》一文中叙述：“年轻的时候他知道班玛多科山谷中的智钦寺早在1943年时就曾派僧人去甘南的拉卜楞寺学习过藏戏。随后组建了寺院自己的戏团。”
2005年马成富在其文章《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神秘的安多藏戏艺术》中再次记述了日洛仁波切的这段藏戏传承历史：
一九四九年元月，青海祝青寺活佛日格洛率二十余名僧侣前往拉卜楞寺，专程学习安多藏戏，同年六月学成后，欲返回祝青寺时，拉卜楞寺为了将正统的安多藏戏带到下安多地区，以扩大拉卜楞寺的影响（当时阿坝州境内及下安多地区有不少拉卜楞填寺的分寺，如若尔盖纳摩格尔登寺、阿坝县格尔登寺等规模宏大的寺院）特别派出了藏戏团中著名演员泽真，擅长演女角（安多藏戏源于寺院，演员均为僧人，女角由男性扮演），绰号为“彭措阿姨”（阿姨即对女性长辈的称呼），该演员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另外还有藏戏编导（原甘南州民校校长）莫南木（原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尕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同年7月，日格洛活佛一行在返程中，途经阿坝州红原麦洼寺（该寺为祝青寺的分寺又称“锁寺”），麦洼头人和麦洼寺主组织三十多名僧侣，跟日格洛活佛学习安多藏戏，从而成立了阿坝第一个安多藏戏团。同年九月，日格洛活佛一行，转道经阿坝县赛格寺，赛格寺主又组织了六十多名僧侣学习安多藏戏直到年底，日格洛活佛一行才离开阿坝返回祝青寺。
马成富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另外还有藏戏编导（原甘南州民校校长）莫南木（原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尕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这里有疑问，1998年他的文章还记述“尕尔让旦巴（曾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1996年张庆有也记述“尕藏旦巴（此人今健在，原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已退休）”。
马成富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简单重复1998年发表的论文《亟待抢救的四川安多藏戏剧种》，而是进一步详细记述了著名藏戏演员泽真，这位以扮演女性角色出名的“扎巴”。1998年的文章只记述“莫南”是藏戏大师，2005年则说明“莫南木”是藏戏编导，即主要创作者。
2006年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发表论文《浅谈四川甘孜藏戏源流及剧目》，文中记载：
色达藏戏为甘孜州藏戏剧种之一。1948年，色达夺珠寺活佛日洛率20余名僧人赴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藏戏，带回《松赞干布》剧本，结尾部分的颂词由日洛活佛增编，购置了仿拉卜楞寺剧团的景片、乐器、道具、服饰。1949年藏历一月在色达首演。之后，日洛活佛相继改编了传统剧目《智美更登》《卓瓦桑姆》，自此成习，每年藏历一月上演。
这里提到了《松赞干布》剧本结尾部分的颂词是由日洛仁波切增编的。
2007年周翔飞发表《甘孜州现存藏戏流派考略》，文中记述：
1948年，色达县夺珠寺活佛日洛率20余名僧人赴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藏戏，带回《松赞干布》剧本，结尾部分的颂词由日洛活佛增编，购置了仿拉卜楞寺剧团的布景、道具、服饰、乐器。1949年藏历一月在色达首演。之后，日洛活佛相继改编传统剧目《智美更登》《卓瓦桑姆》，自此成习，每年在藏历一月演出，并逐渐形成风格。（参阅《色达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458页；《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戏志》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甘孜字第28号，第24页）
这篇文章与上述2006年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发表的《浅谈四川甘孜藏戏源流及剧目》一文的记述几乎雷同，但是周翔飞注释参阅了《色达县志》和《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戏志》，由于原文将注释2和注释3合并注释，而《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戏志》作为内部资料无法获得，但经查《色达县志》没有相关记载，因此推测无论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发表的论文《浅谈四川甘孜藏戏源流及剧目》还是周翔飞发表的《甘孜州现存藏戏流派考略》以及下面所述周翔飞、罗敏2009年发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现存藏戏流派调查》可能都出自《甘孜藏族自治州藏戏志》这本内部资料。有待考证。
2008年苏俊发表《雪山上的红牡丹——康巴藏戏》：
色达藏戏是1948年，色达夺珠寺活佛日洛率20多名僧侣赴甘肃拉卜椤寺学习安多藏戏，并对安多藏戏的剧目进行改编，这批藏戏在1949年一月演出后，便于每年的藏历一月演出，并逐渐自成风格。
苏俊的这篇文章指出：“并对安多藏戏的剧目进行改编。”即日洛仁波切对《松赞干布》《智美更登》《卓瓦桑姆》等剧目学习之后，还进行了较明显的改进、改造、改编。多智钦寺的这些安多藏戏，与拉卜楞寺所演藏戏已经不是一个版本。
2009年刘志群发表《我国四川藏戏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一文，文中记述：
1949年元月，青海祝青寺活佛日格洛率20余名僧侣前往拉卜楞寺，专程学习安多藏戏，同年六月学成后，欲返回祝青寺时，拉卜楞寺为了将正统的安多藏戏带到下安多地区，以扩大拉卜楞寺的影响，特别派出了藏戏团中著名演员泽真，擅长演女角，绰号为“彭措阿姨”，该演员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另外还有藏戏编导、原甘南州民校校长莫南木（原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尕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同年七月，日格洛活佛一行在返程中，途经阿坝州红原麦洼寺（该寺为祝青寺的分寺又称“锁寺”），麦洼头人和麦洼寺主组织30多名僧侣，跟日格洛活佛学习安多藏戏，从而成立了阿坝第一个安多藏戏团。同年九月，日格洛活佛一行，转道经阿坝县赛格寺，赛格寺主又组织了60多名僧侣学习安多藏戏直到年底，日格洛活佛一行才离开阿坝返回祝青寺。在途经阿坝境内的红原麦洼寺、阿坝县赛格寺、壤塘县桑龙寺时应邀演出了《智美更登》《松赞干布》两个剧目，在草原上引起了轰动。这些寺院的主持纷纷要求传授藏戏，就这样日格洛活佛一行在阿坝州境内传授藏戏达半年之久，后又将该戏传至甘孜州色达县，从此安多藏戏便流布于四川藏区的安多方言区。
当时日格洛活佛传来的戏剧表演程式要求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因而一个剧目要好几天才能演完，以赛格寺为例，他们采取白天搭帐篷为戏台，夜晚点汽灯照明演出（20世纪50年代初草原上已有汽灯照明），这对当时文化娱乐生活极度贫乏的安多牧民来讲，真可谓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刘志群2009年的这段记述基本上复述了马成富在2005年发表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神秘的安多藏戏艺术》以及马富成1998年发表的《亟待抢救的四川安多藏戏剧种》两篇文章中关于日洛仁波切藏戏传承的历史。刘志群2009年的这篇文章与马富成2005年的文章甚至一字不差，就连可能的错误也一字不差：“原甘南州民校校长莫南木（原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尕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上文已经分析过）刘志群是藏戏史的著名学者。
2009年周翔飞、罗敏发表文章《甘孜藏族自治州现存藏戏流派调查》，文中记述：
1948年，色达县夺珠寺活佛日洛率20余名僧人赴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藏戏，带回《松赞干布》剧本，结尾部分的颂词由日洛活佛增编，购置了仿拉卜楞寺剧团的布景、道具、服饰、乐器。1949年藏历一月在色达首演。之后，日洛活佛相继改编传统剧目《智美更登》《卓瓦桑姆》，自此成习，每年在藏历一月演出，并逐渐形成自己风格。
周翔飞和罗敏的这篇文章与2007年周翔飞发表的《甘孜州现存藏戏流派考略》有很大部分是重复发表，尤其论文前半部分几乎全文重复。
2010年贡波扎西发表了《四川阿坝州“南木特”藏戏概述》：
1949年元月，青海祝青寺日格洛率二十余名僧侣前往拉卜楞寺，专程学习安多藏戏，同年六月学成后，欲返回祝青寺时，拉卜楞寺为了将正统的安多藏戏传播到阿坝地区，以扩大拉卜楞寺的影响（当时阿坝州境内有不少拉卜楞寺的分寺，如松潘县毛尔盖寺、阿坝县查理寺等规模宏大的寺院），特别派出了藏戏团中擅长演女角的著名演员泽真（安多藏戏源于寺院，演员均为僧人，女角由男性扮演），绰号为“彭措阿姨”，该演员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另外还有藏戏编导毛南木、噶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同年七月，日格洛一行在返程中，途经阿坝州红原麦洼寺。麦洼头人和麦洼寺主组织三十多名僧侣，跟日格洛学习安多藏戏，从而成立了阿坝第一个安多“南木特”藏戏团。同年九月，日格洛一行，转道经阿坝县赛格寺，赛格寺主又组织了六十多名僧侣学习安多藏戏直到年底，日格洛一行才离开阿坝返回祝青寺。另若尔盖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相邻，近水楼台先得月，纳莫寺同样派人学习了安多藏戏；壤塘县与祝青寺相邻，因而壤塘南木达寺院（属祝青寺分寺）也学得了安多藏戏。从此安多“南木特”藏戏便传遍了四川省的阿坝州和甘孜州的安多方言区。
贡波扎西的这段文字也是基本上复述了马成富在2005年发表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神秘的安多藏戏艺术》以及1999年发表的《亟待抢救的四川安多藏戏剧种》两篇文章中关于日洛仁波切藏戏传承的历史，而且文字重合度很高。
2012年李祥林发表《独具特色的川西北藏羌戏剧文化遗产》一文，文中记述：
1947年，五世嘉木样协巴圆寂。两年后，原色达县智钦寺活佛多智·仁真单比坚赞带着25名僧人前往拉卜楞寺学习藏戏，他成为北派藏戏第二代传人。1981年，以色达县班玛·塔洛仁波切为首的一批格萨尔研究专家和藏戏艺人，将《格萨尔王传》搬演在藏戏舞台上。作为格萨尔藏戏的倡演者，1936年出生的塔洛仁波切自幼在寺院里学习藏戏，他是“北派藏戏的第三代继承人”。
这段记述第一次使用了“智钦寺”的译法，而且用多智·仁真单比坚赞这一全称称呼日洛仁波切。不再用20余名僧人的模糊数字，而是准确地指出是25名僧人。明确论述日洛仁波切是第二代北派藏戏传人，塔洛仁波切是第三代北派藏戏传人。称呼日洛和塔洛为仁波切这在学术论文中也是第一次出现。这篇论文对于藏戏历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和对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贡献都是空前显著的。
2015年悦兰在《流淌在血脉中的史诗》一文中记述：
每年智钦寺都要排演藏戏。说起智钦寺的藏戏那可是有些名气的，1943年多智钦·仁增嘉丽多杰仁波切，也就是他的上师热络活佛，曾经亲率寺内的活佛和僧众前往拉卜楞寺学习藏戏表演，回到智钦寺后开创了以格萨尔王题材为主的南派藏戏表演，并将优秀的藏戏艺术在藏族地区广弘，成为康多地区北派藏戏的主要弘扬者。打那时起，藏戏夸张且古朴的面具、明艳多彩的服装、击鼓曼舞的动作就让白玛登宝入了迷，心下便生出长大了也要演藏戏的想法。
悦兰在2005年和2015年两篇文章都记述是1943年日洛仁波切带领僧众前往拉卜楞寺学习藏戏。这与其他所有文献记载的1948年或者1949年相差明显较大。文中所述“回到智钦寺后开创了以格萨尔王题材为主的南派藏戏表演”，似有讨论的必要。从现有文献看，日洛仁波切从拉卜楞寺回到多智钦寺后扮演的剧目有《松赞干布》《智美更登》和《卓瓦桑姆》，没有更多剧目演出的记载。至于格萨尔藏戏，那是1980年之后由塔洛仁波切首创并执导演出的藏戏。塔洛仁波切是日洛仁波切的弟子，塔洛仁波切的藏戏是从日洛仁波切赴拉卜楞寺一行以及日洛仁波切带回的拉卜楞寺的藏戏艺术家那里学得的藏戏。30年后塔洛仁波切创作藏戏的经历虽然有30年前的一些底蕴，但是塔洛仁波切独立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2015年李娜发表《从执掌人生到粉墨登场——南木特藏戏僧侣班社传承研究》，文中较详细阐述了多智钦寺的藏戏活动：
4.智钦寺——麦洼寺。四川麦洼僧侣班社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麦洼乡境内。该班社是由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多智卜青寺的日洛活佛在1948年传入麦洼地区。日格洛活佛赴拉卜楞寺学习藏戏后，有意在康区传播南木特藏戏，首先在麦洼地区的麦洼寺院创办了第一个僧侣班社，演职人员均为僧人学习由拉卜楞寺传入的《松赞干布》和《智美更登》两部藏戏。四川麦洼僧侣班社自1948年开始演出，在“文革”期间中断，1982年恢复，后一直演出至今。
在这段文字中李娜使用了“日洛”和“日格洛”两个翻译名称，其实就是日洛仁波切。另外对多智钦寺的称呼李娜使用了“多智卜青”寺的译法。
5.钦寺寺——和日寺。和日寺位于泽库县境内，属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其香火来源主要分布在今和日、宁秀等地的原和日四部落。1949年，果洛州班玛县智钦寺多智活佛，在甘肃拉卜楞寺进修结束后，亲赴泽库县和日寺主持寺务，并邀请拉卜楞寺藏戏导演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到和日寺传授指导藏戏，当时组建的和日寺僧侣班社有演员30人，于每年春节正月初五演出，演出的藏戏剧目《松赞干布》最为出名。“文革”期间，藏戏停演，大部分服装、道具被毁。20世纪80年代在和日寺德尕尔活佛的倡导下，和日村挑选30多名演员，组建以僧侣为主，其中女性角色由当地俗人担任的僧侣班社，在每年正月十三、正月十四晚上演出，剧目有《松赞干布》和《智美更登》两部。
在这段文字中李娜再度出现一些不知所云的混乱：“钦寺寺”的名称只有李娜一人使用，可能还是指多智钦寺。“多智”活佛前面是“智钦寺”，显然李娜想说的还是上述第4分段的日洛仁波切。李娜可能不知道多智钦寺有好几位活佛，如果李娜所言是指多智钦，那么她可能不知道有三位四世多智钦。到拉卜楞寺学习藏戏之后，在回多智钦寺路上又传播藏戏者，并且有权主持和日寺寺务的只有日洛仁波切。拉卜楞寺派出的僧人“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与上述1999年马成富发表论文《亟待抢救的四川安多藏戏剧种》中的五位拉卜楞寺僧人“莫南、尕尔让旦巴、尕尔让德拉、泽真、旦巴卡当”，从发音看“莫兰”与“莫南”相近。彭措应该就是泽真，泽真的绰号叫“彭措阿姨”。李娜“在‘文革’期间中断”的论述有待考察，因为1958年时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大多都被遣散还俗，而藏戏是寺院文化，是藏传佛教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有机组成部分。寺院没有了僧人也就没有了藏戏。比如2004年出版的《班玛县志》第三章《宗教》，原文如下：
知钦寺1958年寺院关闭，1962年开放并成为全州八大开放寺院之一。“文化大革命”时，寺院被毁坏。1981年3月16日批准开放，规定入寺僧人50人，实际有60多人。现已建成经堂2座24间，经塔12座，转经房3座6间，僧舍18座43间，寺主活佛图旦龙阳多杰，寺管会主任忠杰。
再如悦兰的文章《吉德老人一生的尊崇》记载：
说到藏戏，吉德立刻想到了智钦寺，可他也知道1958年智钦寺被关闭了，自那以后他们的藏戏就断了，当年学戏的僧人能否找到呢？经过几番周折，吉德打听到僧人藏戏团只有两人还在世，业已还俗，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于一的文章《四川藏戏概述》中也记载：
建国后德格藏戏仍沿旧俗演出。但是，在“民主改革”至“文革”期间，又一度停演。
刘志群的文章《我国甘南“南木特尔”藏戏的产生及其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
拉卜楞寺琅仓活佛除继续编导《松赞干布》外，还创作了《冉玛拉》（即罗摩衍那）藏戏剧本，同时还编排了大型藏戏《释迦牟尼》，制作了精致的道具，在该剧即将上演之际，1958年反封建斗争的激浪，彻底摧毁了他的设想，《释迦牟尼》剧本也化为乌有，琅仓活佛与许多藏戏艺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1958年寺院被关闭、僧人被迫还俗不是少数寺院的情况，而是一个统一的强制行为。这样看来1958年藏戏中断的可能性较大。笔者在青海藏区做田野调查时，有些老人述说20世纪60年代饥荒的情形时，也往往说“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汉语的“文化大革命”含义不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从某一年开始，藏族人民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后来都模糊地用汉语叫作“文化大革命”。
下面继续看李娜的文章：
6.钦寺——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壤塘县业余藏戏团四川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境内。该班社的建立是受由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多智卜青寺的日洛活佛从甘肃拉卜楞寺学习的南木特藏戏的影响。1979年7月22日，在南木达公社和县文化馆支持下，由活佛俄旺旦真牵头，在三郎、阿加、南木达等村，挑选40名演员（全团演职员工共计55人）组建班社，排练剧目《智麦更登》。演员结构由最初单一的男性僧人组成，逐步调整为既有僧人又有村民和女性组成的戏剧班子。2012年11月29日，在原有僧侣班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壤巴拉藏戏团，年轻演员40人，均为公益性岗位。四川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演出剧目有《智美更登》《松赞干布》《卓娃桑姆》《地狱救母》《霍岭大战》《赤松德赞》《米拉热巴》《东红东州》《布谷鸟的故事》《猎人》《赛马选王》。
李娜在这段又使用了“钦寺”，又恢复了“日洛活佛”的称谓。李娜的文字表述颇须思索，上述各个自然段落前所用的“4.智钦寺——麦洼寺”“钦寺寺——和日寺”“6.钦寺——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大概可能是说藏戏的传播路径，即由智钦寺传播到麦洼寺，由钦寺寺传播到和日寺，由钦寺传播到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如果这样理解正确，那么无论是智钦寺、钦寺寺还是钦寺，都应该指多智钦寺。李娜所说的“钦寺寺”“钦寺”在汉语里没有这些寺庙。而这些藏戏传播的事都是由多智钦寺日洛仁波切带领僧众做的。
（二）请愿
拉卜楞寺各属寺及安多境内寺院，为了表达对拉卜楞寺的敬仰，请愿将南木特藏戏传授于所属寺院，以添福德。
1.拉卜楞寺——智钦寺。1949年元月，青海智钦寺日格洛率二十余名僧侣前往拉卜楞寺，专程请愿学习南木特藏戏《松赞干布》，同年六月学成后，返回祝青寺，拉卜楞寺派寺内著名演员一同返回智钦寺，以保证南木特藏戏传承的正统性。
2.智钦寺——果格寺。果格寺坐落于泽库县治南北60余公里的宁秀果格沟中。该寺1986年由久迈土丹曲吉尼玛创建。土丹活佛十几岁时，曾陪同其师多智仁波切，前往甘南拉卜楞寺研续佛教理论，请愿学习藏戏表演艺术，后随其师在果洛州班玛县智钦寺传演藏戏，1958年中断。
李娜在这段又用“日格洛”，下面又用“多智仁波切”，应该还是指日洛仁波切。“同年六月学成后，返回祝青寺”事实上还是指多智钦寺。不知为什么李娜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人和一个寺院，而且在同一段落中也不能统一名称。难道是她自己就没有搞清楚这之间的关系吗？
对上述十八份文献梳理后，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要探讨：
日洛仁波切带领20多位僧人赴拉卜楞寺学习安多藏戏的时间，有些文献记述为1948年，有些记述为1949年，还有文献记述为1943年。记述1948年的文献有：张世勋、刘志群、刘凯、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周翔飞、罗敏、苏俊、《中国戏曲志·四川卷》（记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记述1949年的有：马成富的两篇文章、刘志群、贡波扎西、李祥林、李娜。记述1943年的只有悦兰的两份文献。当笔者查阅到悦兰2005年的《吉德老人一生的尊崇》一文时，以为1943年的表述可能是笔误所致，但是悦兰在2015年发表的《流淌在血脉中的史诗》一文中仍然坚持1943年的结论，说明不是作者的笔误，而是悦兰调查后的观点。刘志群在1987年参加“藏戏学术喜结硕果——1987年雪顿节五省区藏戏研究学会第二次年会”后发表的会议论文综述上的表述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末（1948年）”，这事实上是对张世勋论文的总结性表述。十一年后刘志群在其论文《我国四川藏戏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中的表述是“1949年元月”。或许这是刘志群对这一历史时间记述的进一步明确和纠正。记述为1949年的文献中李娜、贡波扎西、刘志群、马成富都记为1949年初、一月、元月。而记述为1948年的文献几乎都没有说具体月份，只有刘凯记述为1948年冬。如果就此推断是1948年冬季出发，1949年1月到达拉卜楞寺，似乎有些武断。因为，在这些文献中关于传播藏戏的时间是对出发、学习藏戏时间的进一步推论。
关于日洛仁波切从拉卜楞寺学成藏戏返回途中以及回到多智钦寺的活动可以作为考证日洛仁波切前往拉卜楞寺学习藏戏的佐证。张世勋的文章认为日洛仁波切“于一九四八年率僧徒二十余名去甘肃拉卜楞寺学习安多派藏戏半年多，回色达夺珠寺于1949年一月演出了《松赞干布》《卓瓦桑姆》《智美更登》”，按张世勋论述来推断，日洛仁波切带领僧众前往拉卜楞寺出发的时间应该在1948年的5月之前。因为学习藏戏半年多，加上往返路途时间，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是牲畜，或者步行，道路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途中还有到其他寺院演出、传授藏戏停留的时间。
《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的记述是：“于1949年藏历正月演出了《松赞干布》，从此，色达有了第一个安多藏戏剧团。”这与张世勋记述的时间大致相同。
刘凯的记述是：1948年冬从知钦寺出发。“1949年夏秋之际从夏河返回。途经四川阿坝地区，受到红原麦洼头人及寺院主持的欢迎，留住知钦寺藏戏团学戏。9月，转道阿坝县色尔寺”。依此推断，日洛仁波切一行回到多智钦寺的时间应该在深秋至冬季了。
马成富在1999年和200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记述日洛仁波切一行从多智钦寺出发的时间为1949年初（或一月）。离开拉卜楞寺的时间是：“同年六月学成后”。在记述日洛仁波切返回多智钦寺沿途传播藏戏的记述是：“同年7月，日格洛活佛一行在返程中，途经阿坝州红原麦洼寺。”“同年九月，日格洛活佛一行，转道经阿坝县赛格寺。”“就这样日格洛活佛一行在阿坝州境内传戏达半年之久。”“直到年底，日格洛活佛一行才离开阿坝返回祝青寺。”
这样看来日洛仁波切带领20多位扎巴离开寺院学习、传播藏戏整整一年时间。2010年贡波扎西的文章《四川阿坝州“南木特”藏戏概述》整段复制粘贴了马成富2005年的这篇文章，文字完全雷同。2006年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2007年周翔飞，2008年苏俊和2009年周翔飞、罗敏发表文章都认为日洛仁波切一行是1948年赴拉卜楞寺学习藏戏，1949年1月在色达首次演出藏戏。刘志群在2009年文章《我国四川藏戏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中的叙述与马成富的两篇文章几乎雷同。
比较难懂的是2015年李娜发表的《从执掌人生到粉墨登场——南木特藏戏僧侣班社传承研究》中对日洛仁波切一行在回多智钦寺沿途传播藏戏的时间记述。前面段落说“该班社是由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多智卜青寺的日洛活佛在1948年传入麦洼地区”，下面段落说是“1949年，果洛州班玛县智钦寺多智活佛，在甘肃拉卜楞寺进修结束后，亲赴泽库县和日寺主持寺务，并邀请拉卜楞寺藏戏导演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到和日寺传授指导藏戏”。这样表述就意味着日洛仁波切一行在返回智钦寺途中传播藏戏时间跨越了1948年到1949年。可疑的是青海省泽库县与甘肃省的夏河县很近，从百度地图上看约200公里，在多智钦寺的东北方向。而红原县则在多智钦寺的东偏南方向，距离则库县有400多公里，属于四川省阿贝地区。如果按着李娜的跨年度时间安排日洛仁波切的行程，为什么要先到距离很远的东南方向的红原县传播藏戏，然后再返回400多公里的东北方向的泽库县传播藏戏。这里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不可思议，而且和其他学者如刘凯的文章差距很大。如果以文章自身的严谨性看，李娜的文章似乎是这些文献中最乱的一篇，因此，我比较采信其他文献。
多智钦寺，在上述文献中有祝青寺、夺珠寺、知钦寺、智钦寺等译法。至于李娜的“钦寺寺”和“钦寺”属于个例，其他学者未见使用，也与藏语原发音相距较远。上述文献中对多智钦寺的隶属也有不同的观点。最早的文献是张世勋的《康巴藏戏的渊源及其艺术特色》，张世勋明确指出：“夺珠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属色达县，以后划入青海班玛县。”而刘志群的会议综述《藏戏学术喜结硕果——1987年雪顿节五省区藏戏研究学会第二次年会活动纪实》却完全相反，他指出：“本世纪40年代末（1948年）奇珠寺原属清海班玛县。”刘志凯2009年发表的文章《我国四川藏戏在现当代的重新崛起和发展繁荣》仍然认为多智钦寺当时属于青海省：“1949年元月，青海祝青寺。”刘凯的论文《青海安多藏戏》也认为多智钦寺当时属于班玛县：“1948年班玛县知钦寺（属宁玛派）。”认为属于青海省的还有马成富：“1949年初，青海省祝青寺。”贡波扎西的文章《四川阿坝州“南木特”藏戏概述》也认为是属于青海省：“1949年元月，青海祝青寺。”李娜也认为属于班玛县：“1949年，果洛州班玛县智钦寺。”其他学者或者未说明行政隶属关系，或者认为属于色达县，这些学者是张世勋、东干·格西奇珠、白玛王青、周翔飞、罗敏、苏俊、李祥林以及《中国戏曲志·四川卷》。
色达县1952年才建县，此前不属于任何县，自古就属于“政力未逮”之地，到民国时期都没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中国行政历史上的飞地。秋郎的文章《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色达牧区文化》一文这样说：
色达县位于青藏东南缘，安多、康巴、嘉绒势成鼎足的中心，有人说是地球之莲心。古来封闭。历史上从不隶属安多、康巴、嘉绒三地官府。清末大臣赵尔丰，民国青海马步芳，四川刘文辉都不能设治。色达流传一句民谚：“不是天王喇嘛没磕过头，不是白布帐篷没低头。”人称“化外之域”。
1952年色达建县之后多智钦寺属于色达县行政区划之内。后来多智钦寺所在地划归到青海省班玛县，具体时间待考。
日洛仁波切一行在20世纪中叶从拉卜楞寺学得藏戏之后，马上就开始了传播的历程。1989年刘凯较早记述了这段历史：“回到青海后，将他学到的藏戏，又转授于果洛班玛及黄南的有些宁玛派寺院。在群众中组织起来的藏戏团（队），有黄南同仁县浪加业余藏戏团、黄南尖扎县坎布拉乡的尖藏群众业余藏戏团等。”1990年刘凯进一步记述了日洛仁波切一行途经四川阿坝红原县到麦洼寺传授藏戏，又到阿坝县色尔寺传戏的经历。马成富1999年和2005年发表文章的记述中除了红原县麦洼寺、赛格寺外，还有壤塘县桑龙寺。（赛格寺其他文献可以查到，刘凯说的色尔寺查不到，是否就是赛格寺的另一种翻译呢？）刘志群、贡波扎西的记述与上述大致相同。李娜记述了日洛仁波切到泽库县和日寺传播藏戏的经历：“在甘肃拉卜楞寺进修结束后，亲赴泽库县和日寺主持寺务，并邀请拉卜楞寺藏戏导演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到和日寺传授指导藏戏，当时组建的和日寺僧侣班社有演员30人。”李娜还记述了壤塘南木达僧侣班社：“该班社的建立是受由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多智卜青寺的日洛活佛从甘肃拉卜楞寺学习的南木特藏戏的影响。”由上述文献总结，日洛仁波切传播藏戏的范围是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西北方向的青海省同仁县、尖扎县，西南方向的青海省泽库县，四川省东北部阿坝州的红原县、阿坝县，四川省西北部的壤塘县。共六个县。
演出、传播、教授的剧目有《松赞干布》《卓娃桑姆》《智美更登》三部戏。关于多智钦寺活佛传播藏戏的历史，还有一篇论文值得关注，就是2010年1月何晶勃发表的《拉卜楞“南木特”藏戏概述》：
（二）拉卜楞红教寺藏戏队
红教寺的“南木特”藏戏与拉卜楞寺的“南木特”藏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据红教寺寺管会成员、“南木特”藏戏负责人更藏介绍：红教寺第一次上演“南木特”藏戏是在第五世嘉木样大师圆寂后的第二年（1948年），上演的剧目是《智美更登》。智美更登是一位仁爱、坚定的王子，红教寺上演该剧的目的是祈祷五世嘉木样早日转世，祈求六世嘉木样仁厚而富有智慧。当时担任该剧总策划的是青海果洛州班玛县多智钦寺的才德活佛。多智钦寺与拉卜楞红教寺有渊源关系，是才德活佛的上世将一些宗教仪轨传到拉卜楞红教寺。当时，才德活佛应第六世贡唐仓活佛之邀正好在拉卜楞寺，于是第六世贡唐仓活佛请他为红教寺上演《智美更登》做一些策划工作。
请多智钦寺的才德活佛做总策划，可见才德活佛对南木特藏戏已经有较深入和较全面的掌握。才德活佛是否是同日洛仁波切同行的25位扎巴之一，还有待考证。从1948年这一时间段来看与日洛仁波切一行到拉卜楞寺学习藏戏，返程途中又传播藏戏相一致。但是也不能排除才德活佛在红教寺是独立的活动，与日洛仁波切的学习、传承藏戏活动无关。才德活佛和日洛仁波切又是什么关系？关键是这里说的是拉卜楞寺的藏戏是由多智钦寺的活佛传播过去的。拉卜楞寺的部分佛教仪轨也来自多智钦寺的传承。拉卜楞红教寺位于甘肃省甘南九甲乡王府村旁边。所谓“红教”就是藏传佛教宁玛派，而拉卜楞寺是格鲁派寺院，是黄教，传承不一样。
1996年张庆有记载是：毛兰木嘉措，擅长执导。尕藏旦巴，曾在《松赞干布》中扮演唐太宗，张庆有1996年发表文章时他仍健在。尕藏旦巴曾经担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已退休。尕藏德合拉、彭措阿依。扎油尕当，擅长舞蹈，加上毛兰木嘉措、尕藏旦巴共5人。1998年马成富记载有：藏戏大师莫南，尕尔让旦巴（曾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与尕藏旦巴是同一人？），尕尔让德拉，泽真，旦巴卡当。共5人。
2005年马成富进一步记述这些藏戏艺术家：著名演员泽真，擅长演女角（安多藏戏源于寺院，演员均为僧人，女角由男性扮演），绰号为“彭措阿姨”（阿姨即对女性长辈的称呼），该演员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这里的“彭措阿姨”和张庆有记载的“彭措阿依”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也就是泽真。1990年刘凯上述文章记载：“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曲盖寺的藏戏，则是由拉卜楞寺经师彭措，到该寺传授天文、历算等经法时，由彭措教给他们的。”这里说的彭措难道就是彭措阿依？彭措阿依、泽真、彭措阿姨、彭措这几个名字是同一个人？需要进一步考证。
2010年贡波扎西记载：“特别派出了藏戏团中擅长演女角的著名演员泽真（安多藏戏源于寺院，演员均为僧人，女角由男性扮演），绰号为“彭措阿姨”，该演员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另外还有藏戏编导毛南木、噶尔让旦巴等一行返回祝青寺。”这里提到了三位藏戏艺术家。
2015年李娜也提到三位藏戏艺术家：“并邀请拉卜楞寺藏戏导演莫兰、彭措、加央尕当三人。”
将上述藏戏艺术家归纳如下：
毛兰木嘉措：又译“莫南”“莫兰”“毛南木”。他是藏戏大师，擅长导演藏戏，原甘南州民校校长。
尕藏旦巴：又译“尕尔让旦巴”“噶尔让旦巴”。曾在《松赞干布》中扮演唐太宗，1996年他仍健在。曾经担任夏河县人大副主任，已退休。
泽真：擅长演女角，人称“彭措阿姨”“彭措阿依”，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或许就是彭措？
尕藏德合拉：又译“尕尔让德拉”？
扎油尕当：或许又译“旦巴卡当”“加央尕当”？擅长舞蹈。
旦巴卡当：或许又译“扎油尕当”“加央尕当”？
加央尕当：或许又译“扎油尕当”“旦巴卡当”？
2016年8月下旬笔者来到青海省兴海县。塔洛仁波切这时正在兴海县的赛宗神山的北面高原上为众多僧人和弟子灌顶。参加灌顶的有来自共和县的根桑尼玛仁波切，多位活佛和大瑜伽士，多智钦寺的莫巴活佛、多智钦寺大堪布、多智钦藏戏文艺团（包括多智钦寺的僧人和部分牧民演员）、全国各地部分俗家弟子、兴海县当地信众等。灌顶之前举行荟供时年龙寺的寺主带领一批僧人前来向塔洛仁波切送上一批佛教礼品表达敬意。这次灌顶结束之后，多智钦藏戏文艺团还演出了歌舞，塔洛仁波切和当年的唐东杰布一样亲自为演员们击钹伴奏。
8月21日，塔洛仁波切在经历了前几日的荟供等活动后，这天上午又在大帐中为下午的灌顶清理和预备坛城。在接近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80岁的仁波切连续几天带领众多弟子念经，每天生活在帐篷里，可以说是风餐露宿。年轻的汉族弟子们每天不念经，只是坐在坛城中，都觉得很辛苦，有些受不了。
在仁波切的营帐中，笔者就上述一些问题采访了塔洛仁波切。关于日洛仁波切赴拉卜楞寺的时间问题，塔洛仁波切非常肯定地说从多智钦寺出发的时间是1948年的夏天。返回时间记不清楚了，大约是在（1948年？）冬季。在问到前往拉卜楞寺的路途经历时，仁波切说当时他年龄很小，还是个孩子，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仁波切回忆：当时因为第五世嘉木样罗桑·丹比坚赞刚刚圆寂时间不长，所以日洛仁波切一行学习藏戏的过程不是很张扬。其实是拉卜楞寺派出了几位擅长藏戏的僧人，出来教戏。《松赞干布》这部戏的创作其实是日洛仁波切付出了更多贡献。拉卜楞寺派来的藏戏指导教师叫莫南木·嘉木措。有位著名的演员叫彭措阿依，阿依就是女娃娃。彭措演唱的声音很像女娃娃，擅长扮演女角。彭措是原名，阿依是别名，当时这些藏戏演员都有别名。红教寺是多智钦寺的分寺，不是拉卜楞寺的分寺。
从上述塔洛仁波切的回忆，有些文献需要做出更正或讨论。如2003年周爱明发表的《非物质文化〈格萨尔〉的物质化》一文中所述“塔洛活佛年轻时在甘肃拉卜楞寺学过藏戏”的叙述需要更正。再如2010年何晶勃发表的《拉卜楞“南木特”藏戏概述》一文认为“多智钦寺与拉卜楞红教寺有渊源关系”，即认为红教寺是拉卜楞寺的分寺的论断需要讨论。《松赞干布》等戏的主要创作者应该是日洛仁波切。
按塔洛仁波切的回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日洛仁波切一行的出发时间是1948年夏天，到达拉卜楞寺后受到拉卜楞寺大襄佐阿莾仓的热情接待。但因五世嘉木央圆寂不久，所以在拉卜楞寺公开演练藏戏不合适，所以大襄佐阿莾仓就派遣本寺擅长藏戏艺术的五位僧人随同日洛仁波切一行返回多智钦寺，在返回多智钦寺的途中，日洛仁波切一行边向拉卜楞寺僧人学习，边向沿途一些寺院传播藏戏。连去带回历时半年多，1948年冬天返回多智钦寺，1949年1月，在多智钦寺上演了第一场藏戏《松赞干布》，这部戏由日洛仁波切进行了重新创作。
至此对这段藏戏传承的历史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性的回顾。
1948年夏天，多智钦寺第四世多智钦仁增迦丽多吉——日洛仁波切，带领25位扎巴（僧人）赴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学习藏戏。他们赶着成群的牦牛，行程五百公里以上，来到了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大襄佐阿莾仓热情接待了日洛仁波切一行。但因五世嘉木样圆寂不久，不方便公开演出藏戏，所以他们派出在藏戏的唱腔、表演、舞步、音乐等方面各有专长的僧人，分别教授多智钦寺的各位僧人。这五位僧人同日洛仁波切一同出发返回多智钦寺。日洛仁波切派人从兰州购买置办了全套的乐器和戏服。乐器有鼓、钹、小鼓、笛子、二胡、六弦琴、三弦、笙、扬琴等。拉卜楞寺给他们派来的五位藏戏艺术家（拉卜楞寺的扎巴）有泽真，他擅长演女角（安多藏戏源于寺院，演员均为僧人，女角由男性扮演），他又叫“彭措阿姨”。泽真身段苗条，嗓音尖细、清脆。有藏戏大师、编剧兼导演（原甘南州民校校长）毛兰木嘉措，尕藏旦巴（原夏河县人大副主任）曾在《松赞干布》中扮演唐太宗。还有尕藏德合拉、扎油尕当等。返回途中他们经过泽库县的和日寺，日洛仁波切亲自主持和日寺的寺务，请随同的拉卜楞寺藏戏艺术家们给和日寺僧人们传授藏戏表演艺术，并帮助和日寺组建了一个30人的藏戏团，和日寺僧人们学会了演出藏戏《松赞干布》。之后日洛仁波切一行转向西北方向，帮助同仁县组建了浪加业余藏戏团，帮助尖扎县坎布拉乡组建了尖藏群众业余藏戏团。他们又向东南行进到了四川阿坝地区，到红原县麦洼，麦洼的头人及麦洼寺的主持带领僧众欢迎日洛仁波切的光临，并恳请仁波切驻寺教授藏戏。日洛仁波切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帮助麦洼寺建立起第一个阿坝安多藏戏团，戏团有30多人。同年九月，日洛仁波切一行，转道经阿坝县赛格寺，赛格寺主又组织了60多名僧侣学习安多藏戏直到年底，日洛仁波切一行才离开阿坝县返回多智钦寺。1949年1月多智钦寺第一次上演了藏戏——安多藏戏《松赞干布》。事实上这部戏也包含着日洛仁波切的重要创作贡献。之后日洛仁波切又以安藏戏的形式改编、再创作了传统的八大藏戏中的《智美更登》和《卓娃桑姆》，并成功演出。
从1948年到1958年多智钦寺每年藏历过年时都上演藏戏，但是1958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当时如同往年一样，过年时僧人们在日洛仁波切带领、指导下演出藏戏，当时正演出《智美更登》，当演到智美更登王子将“如欲制敌”宝布施给敌人时，日洛上师突然叫停，并且不许再演。当时大家非常遗憾，就请塔洛活佛请示日洛上师，恳请继续演出，但是日洛仁波切坚决不同意。日洛仁波切当年的想法可能是让当时所有的观众和演员更加珍惜藏戏，更加渴望再次观赏藏戏。（见图1－5）
图1－5 多智钦·仁增迦丽多吉仁波切（日洛仁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