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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作为商品经济的法律体现，与作为其经济基础的社会经济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对民事立法的演变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影响，而物权变动模式作为民法上的重要内容，必然受制于这一基本规律。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从 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由于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表现出了持续性和渐进性。众所周知，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政治文化的特性和发展。经济体制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之间必然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则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的法律必然也将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的根本制度所导致的政治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对民事立法和理论的推进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物权变动模式研究的起点，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脉络进行大致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经济体制变革下的民法物权变动模式的未来方向是必要的。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已经不存在自由意义上的商品交易，因此，除了个人人身关系领域，作为商品经济领域的“民法”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民法意义上的物权变动规则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到 20 世纪末，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在法律领域，市场经济的重新产生迅速催生了对民法的强烈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有关物权变动的学说理论和立法就在这一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市场经济政策的逐步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诞生提供了经济基础上的支撑。而民法作为一个内容纷繁、构成复杂的规则族体，其通过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导致了立法视野中的“批发改零售”——民法部门规则的零散制定与民法理论研究同步进行的状况。这一背景下的民法学研究诚然以服务于民事立法为其使命，但立法的分散性与理论研究的间接性决定了我们既需要在立法与理论交叉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物权变动模式理论的变迁，又不得不将这一过程分成立法考察和理论考察两个层面。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立法经历了从三方结构模式下的登记合同生效主义模式——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对抗主义模式的变迁。
由此可见，尽管从逻辑上看，市场经济改革所催生的以“经济自由性”为核心特征的市场规则要求私人间的物权变动迅速摆脱原有体制下的国家干预，以求在物权交易领域充分实践民法的“意思自治”理念，然而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以高度的国家干预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政治文化模式难以在短时间根除，这决定了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确立必然表现为一个渐进式的历程。在三方结构物权变动中，国家意志以实在的意思构成介入到私人物权交易领域之中，决定了交易合同是否能够形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作为国家意志介入的形式载体的登记就成了物权变动合同的成立要件；而随着私人意志的抬升以及国家意志的消退，登记作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已经失去了介入意志的实质性功能，当事人之间意思合致即可成立有效的合同也就得到了立法的承认，此际，登记也就仅仅成了一个表象国家意志的空壳。但在制度变迁的滞后性特性以及不动产管理部门的部门利益追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形式意义上的登记仍然没有退出“强制化”的舞台，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由此而生。实际上，尽管登记本身所具有的制度优越性常常使其沦为公法治理的有力工具，但在私法意义上，交付或登记本身仅仅是一种公示方式——确切地说是一种最有力的公示方式。而在单纯的“公示”意义上，“公而示之”并不能构成将登记作为法定的、唯一的公示方式的充分原因。把登记仅仅作为任由当事人选择并由其承担不选择登记的风险成本的“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就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诞生了。显然，在中国式的物权变动理论演进背景下，对抗主义正式登上立法的舞台不仅仅表明当事人在众多的物权变动模式中多了一种选择，而且标志着传统的高度国家干预的政治文化模式彻底地退出了私法的舞台，从而给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当下物权立法情况来看，物权法草案基本上采纳了债权形式主义和对抗主义并立的混合式立法格局。理论上则由早期的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的解释论层面的对立变成了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意思主义之间的三方鼎立格局。目前，债权形式主义仍然表现为主流派观点，认为物权法完全不应采纳对抗主义或只应将对抗主义限制在局部范围的观点为更多数学者所支持。由于形式主义和对抗主义之间的模式分歧较之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之间的分歧更为突出，而二者之间的争论无疑将对未来物权法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方向具有深远影响，因此，形式主义与对抗主义的争论就成为当下模式争论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