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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以前的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主要都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被动接受，没有自主选择政治制度的机会，相反，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苦难，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更替的只是王朝的统治者，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大的改变，人民群众始终处于被压迫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都不同，人民不是被动接受政治制度的安排，而是主动选择了这一制度，人民群众翻身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认可与拥护，实践证明，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封建观念和君权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思维模式，在这一政治思维模式下，中国虽朝代更替频繁，但专制政体却从未改变。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统治，但孙中山是从封建社会的土壤里种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子，不能去除封建政治文化的根基，而且由于民主共和制存在时间很短，各项具体民主制度还来不及建立和完善，所以从性质上仍是维护上层统治阶级的意志，人民群众不能真正参与政治生活。
中国历史悠久，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但不断更替的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只是不断更换统治者，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更替基本都遵循了一个模式：每当新的王朝代替旧的王朝，新的统治者会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在统治初期会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一些有为思想家和开明君主也提出了诸如“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但往往采取的政策都是暂时性的，人民的利益无法得到长期可靠的保障。他的子孙上台之后，很可能会取消这些政策，到了统治后期，只会疯狂掠夺压迫劳动人民，人民生活困苦，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封建王朝就会被新的王朝所代替。在王朝兴衰成败的整个过程中，人民群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贤明君主朝代生活相对轻松，若遇上暴君朝代，民众的困苦将会加剧，要么在专制统治下艰难度日，要么跟随新的英雄人物开拓新的王朝，无法真正参与政治。对于政治，民众能够期待的只能是出现一个贤明的君主或者一些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员。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还给我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传统，主要是官僚主义盛行、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的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人民群众基本没有民主权利，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参与到政治体制中去，这也就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官本位的盛行和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的缺乏，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谁上台执政没有太大的关注，更没有自己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力。
资产阶级通过辛亥革命的伟大创举，将西方政治制度直接移植过来，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的都是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权，缺乏人民群众的雄厚根基：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但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只是少数人士提出了一些美好设想，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在中国缺乏滋生民主共和制土壤的情况下，这一政权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多资产阶级民主的设想又有些不切实际，在实践中很难推行，再加上中华民国存在时间较短，很多政策根本来不及付诸实践，只能流于空谈；而自称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尽快稳固其统治，对旧势力采取了妥协政策，大批旧官僚、军阀、政客依然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中留用，旧政治很快就同化了新政权，依然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政府虽然建立了现代国家机构的雏形，但基本没有触及下层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利，民主共和制也在连年战乱中流于空谈，政权与民众之间仍然是对立的关系，政府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群众仍然无法参与到政权中去，政府依然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国民党成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集团。也正因为如此，拥有先进武器、数量庞大的国民党军队成为孤军奋战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兵败如山倒，不仅在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还在短短三年间败给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人民民主的政权，政权向民众全面开放，始终建立在雄厚的群众基础之上，无论在根据地还是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都放手发动群众，并致力于影响和改变群众的生活，密切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方法让群众了解共产党、支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民众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的参与者。政府与群众之间建立了新型关系，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这一阶层被广泛动员起来，成为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政权的雄厚根基。人民充分认识到共产党是与以往所有政党都截然不同的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党，于是自觉选择了共产党。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不管朝代如何更替，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始终都没有改变，农民阶级始终处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占农村人口不到 5％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 5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 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全国 30％的土地。广大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大部分的收获还是被地主占有，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只能从经济上甚至人身上依附地主阶级。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农民对地主阶级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也决定了农民政治上必然缺乏独立性。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得到了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从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解放战争时期，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194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 月 10 日由中共中央公布，随后在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真正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梦想，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上的独立为农民获得政治权利提供了经济基础，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农民逐渐有了政治上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中国共产党还尽可能地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同时还从政治、文化、组织等各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开办各类学校，对农民进行教育，还通过戏剧、秧歌等各种艺术形式全面改造农民，使农民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独立和全新的生活方式让广大中国农民真正体会到了主人的感觉，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土地，中国农民会跟随共产党，与一切抢夺革命胜利果实的反动派做最彻底的斗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可能性和渠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即使是朝廷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要根据君王的意志行事，不能完全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强大的西方使妄自尊大的中国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也开始质疑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民主观念被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中华民国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切实可行的民主政治实践，也没有真正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更没有提供可供民众政治参与的途径，民主只是停留在理想和观念层面上，只是反复论证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至于民主怎么实施、怎么运作等问题则很少论及，民众的政治参与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以及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领导人员的原则、方法、组织和程序的总和，是人民实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制度保障。这一制度打通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畅通渠道，中国人民群众可以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一人民民主形式让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成为中国领导力量，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人民群众从政治上有效组织起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人民民主及其实现形式，他在同黄炎培先生谈话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成立之际，关于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多方面比较研究，最终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长期受到汉族的剥削和压迫，民族问题复杂。中国各种宗教历史悠久，虽然遭到封建政权的一再打压，但依然顽强地坚持下来。一些宗教分裂势力还同周边国家、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活动猖獗，而且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纠结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自己的党，是真正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将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利益放在心上，正确处理了这一复杂问题。在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要通过苗、彝、藏、回等多个民族聚居地区，中国工农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各民族平等相处，刘伯承与彝族领袖小叶丹歃血为盟、朱德与西藏活佛促膝长谈……与各少数民族建立了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小叶丹派出向导，带领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西藏活佛也收留保护了多名红军伤病员，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力量。
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有效化解了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尖锐的宗教矛盾，使红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在整个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以严格的纪律约束自己，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军队的形象让中国人民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坚持和各民族、各阶层友好相处，为人民的解放而共同奋斗，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这是一个切实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自己的党、自己的军队，从而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自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中国，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民主党派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但在国民政府时期，各民主党派一直被压制，很难在国民政府中真正发挥作用，一些著名民主人士还因为呼吁民主被暗杀，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无法阻挡民主发展的大潮。1944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内，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主要政党之外，民主同盟、青年党等民主党派兴起，它们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口号和参政议政的需求；国际上，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双方都十分关注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它们也希望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参与政府，从而顺利接收共产党的军队，防止在中国发生内战。中国是民主新中国成立还是武装新中国成立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要问题，国民党政府在综合各种压力下，于 1946 年召开了政协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宪法、政府、军队等国家体制相关内容。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联合政府的设想没有得以实践，但对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协制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949 年 9 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由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各党派人士真正广泛参与到政府中去，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如宋庆龄、张澜、沈钧儒等还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真正实现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权力，实现了中国联合政府的梦想。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是从我国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为了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制度的建立还是由党的自身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心为民的政党，是人民自己的政党。人民自觉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