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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政治制度建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就提出各民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国情不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完全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且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盛极一时，是万国来朝的泱泱大国，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但由于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者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各国，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我们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但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制度层面的原因，只是认为我们的武器落后于西方，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各阶层的有识之士才开始考虑更深层次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不断探索拯救中国的出路，可惜的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各阶层的探索均告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但这些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依然没有改变。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根本变革自己的政治制度，从而真正找到了拯救自己的道路。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多数时期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治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需要解决诸多复杂问题，需要一个既强势有为又包罗万象的中央政府。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中国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权威主义和等级制为主要特点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是强调合作的和谐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长期以来人们对天气的依赖性很强，很多地方要靠天吃饭，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要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要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第二，“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和国家关系观。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是强调“和”“合”二字的文化体系，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原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模式，还设想要构建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理想“大同社会”，强调宽和处世，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这种“以和为贵”的理念在国家关系中也同样适用，即强调国与国之间要和睦相处，尊重他国的主权和利益，不随意干涉别国内政等。
经过数千年的积淀，这种和谐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一，“合作”“和谐”的理念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上倡导“政通人和”；经济上宣扬“和气生财”；在家庭生活中主张“家和万事兴”等。这种和谐文化对我国的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倡导和谐共享，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倡导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使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梦想成真的机会以及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各政党之间是亲密和谐的友党，各阶级、阶层、群体之间和谐相处，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大家互利共赢。我们还明确向世界宣告，即使我们强大起来，也决不称霸，不威胁他国。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问题复杂，需要大规模地调集资源和大范围的强有力的协作，因此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分散的权力只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实践证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多是拥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时期，如汉朝、唐朝等曾经在世界上盛极一时；相反，如果失去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就会陷入混乱，各方势力争斗不休，人民长年生活在战乱中，如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必然会产生强调集中的专制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大多数时期都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随之建立起以家长制为内核、官僚制为框架的一整套封建专制统治的运行机制。在完备的官僚体制的架构下，在严格的上下级别之分中，专制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这种专制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集中有余、民主不足，中央拥有强大的权力和无上的权威，地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上下等级制分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民主程序，一般是少数人甚至一人做决定，极大地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推进政治变革的勇气，人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君主身上。
如今，中国的政治组织方式和经济生活方式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主化趋势日益明显，但中国封建社会强调集中的专制文化仍根深蒂固并影响深远，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政治思维模式和政治运作习惯依然存在，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现代中国政治制度。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依然民主因素不足，一元化领导的特征仍然突出，官本位现象依然存在，等级差别依然分明。
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强调集体利益，强调服从，强调为国家、为人民奉献一切，与此相对应，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石，倡导独立的人人平等的民主，而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则优先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倡导个人利益服从、让步于集体利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个人的作用被无限缩小，国家的利益被无限放大，“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目标，“不患寡而患不均”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平均主义是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追求，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被打上了耻辱的标签。
这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集体主义是我们极力宣扬的价值理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我们用集体主义号召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要求全体国民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努力奉献一切力量。但这种价值观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人们对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现状逐渐产生了不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实行，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战略，集体主义思想更加难以对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如今，我们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既需要全体国民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周密安排，以真正保障全体国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既要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充分挖掘、合理利用每一个人的潜能，又要注重国家的整体安排和全面设计，用新时代集体主义凝聚全体力量，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战。
中国古代虽然是专制思想下的集权政治，但历代贤明的统治者都重视民众的重要作用，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因素。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经历了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再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的发展历程，很多统治者都强调民心向背是统治兴衰的关键，提出了诸如“民贵君轻”“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民本思想，在统治中采取与民休息、安富恤穷、减免赋税等各项安民政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历史也充分说明，凡是开明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都是封建统治者重视民众作用的结果，相反，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都是封建统治者在统治后期，不重视民众的作用，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和压榨民众所导致的。虽然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不是尊重民众的主体地位，而是为了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把“民”作为工具来利用，但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充分重视广大群众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自建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把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是民本思想在实践中得以进一步落实的充分证明，是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表明党更加注重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些年来，我们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是民本思想的深入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而诞生的。列强入侵中国后，工人阶级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帝国主义在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赔款后，在我国开办工厂，雇用了一批中国工人；封建统治者学习西方，大搞洋务运动，雇用了大批产业工人；民族资产阶级开办实业，也招用了部分工人。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城市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农民，这一阶级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受尽了苦难，对剥削阶级具有刻骨的仇恨，因而这一阶级具有坚强的斗争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是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此外，与农民阶级分布较为分散、很难组织起来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工厂中，他们一般长期工作、生活在一起，能够迅速集中起来，而且严苛高效的集体组织生活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纪律性，组织起来以后可以很快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进行彻底的革命。产业工人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因而与农民阶级具有天然的联系，这就决定了这一先进阶级能和农民阶级这一天然同盟军一起，共同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中国工人阶级应运而生。
工人阶级虽然已经诞生，并且队伍越来越壮大，但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政党的领导，不能被有效组织起来，只能是一盘散沙，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付出了很多血的代价，在重重压迫下只能通过罢工争取到有限的利益，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无法根本改变，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也无法完成自身承担的伟大的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在反袁斗争中，中国一下子诞生了数十个政党，互相为了自身的利益争吵不休，营造出一派民主的假象，但只是喧嚣了一阵，很快便烟消云散，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新的气象，其中，封闭的思想文化是阻挡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要想发展必须首先解放思想。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其中，民主与科学思想敲醒了迷茫中的中国人，我们开始反思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深刻批判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腐朽，倡导在中国建立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中国人开始进一步全面了解、接受民主思想，对改变自身被剥削压迫的命运有了更迫切的愿望，但对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落后国家摆脱剥削和压迫开辟了一条新路，马克思主义随之传入中国，中国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新的选择。1919 年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深入，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广大知识分子就改造中国社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能够引领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剥削和压迫的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并以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让民众了解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世界，还帮助工人建立工会，有组织地开展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起来，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21 年 7 月，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和最科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代表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政党。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抗争之后，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有了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政党和先进的阶级，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也必然是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此时，我们可资借鉴的只有苏联，但苏联的国情与中国截然不同。苏联是工业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强大，我国是庞大的农业国家，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市中长期盘踞，力量强大，苏联依靠工人阶级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必须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与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血与火的斗争，是在经过艰难的探索并付出巨大的牺牲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拯救中国的历史重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1921 年，在党的一大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22 年，在党的二大上提出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其中，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民主共和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并在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指出，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新型政权建设的有益尝试，是中共领导与掌握权力的初步尝试，虽然这一政权大多借鉴了苏联的政权模式，又因为革命形势的严峻，政权的中心工作是军事行动，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指挥中枢的作用，并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民主政权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三三制”政权，进行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三三制”是指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三种社会力量的代表分别占据 1 ／3 的席位：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 1 ／3；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占 1 ／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的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 1 ／3。“三三制”政权体制还实行了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参议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等，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初具雏形。
“三三制”政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参与到政府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对于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加到抗战洪流中，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民主体制是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权体制截然不同的政权形式，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极大地调动了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种民主参与制度的建立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态问题上日趋成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开始独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大胆设想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架构：“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逐渐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少数民族地区也建立了自治政权，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增加人民民主元素，解放区的政治制度逐渐由“三三制”转变为人民会议制度，但在战争环境下无法进行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部分行使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与根据地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劳动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新中国的建立。
1949 年 9 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并按照《共同纲领》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机构。1952 年底，随着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3 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普选。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执行机关是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后，我们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坚决不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民主取得一系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