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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上半年的某日，从港岛到九龙的渡江游轮上，一位名叫胡鹏的导演听朋友说起在报上连载的黄飞鸿事迹，“突然灵机一动”：“要是把这位广东拳师黄飞鸿的生平事迹改编搬上银幕，不但可以提倡中国固有的尚武精神，更可以宣扬广东武林的珍贵资料，这正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于是有了粤语电影《黄飞鸿正传》上下集（分别名为《黄飞鸿鞭风灭烛》《黄飞鸿火烧霸王庄》）的开拍。两片上映之后，大获成功，乘势续拍三、四集。“由新加坡片商温伯陵主持的星耀影业公司首次摄制的《黄飞鸿》片一、二、三、四集，首次上映后，全港轰动。该片既是新题材，又有新刺激，创下当年粤语片的最高卖座纪录；《黄飞鸿》片传到台湾及海外，也‘疯魔’了大量观众，屡创卖座纪录。利之所至，台湾及海外各埠院商，纷纷派专人来港重金收购，因而掀起了抢拍《黄飞鸿》片的热潮。”
据统计，从 1949 年《黄飞鸿正传》上下集发端，至 1960 年代末衰落（最后一部是 1970 年的《黄飞鸿勇破烈火阵》），粤语黄飞鸿片集共拍了 76 部。年均 3 部以上，1956 年则达 15 部之多。与此同时，一些以其他广东地方人物传说为题材的电影也陆续开拍，形成了与粤语黄飞鸿片集一样的系列化现象，如方世玉片集等。但无论规模、质量、影响，均无法与黄飞鸿片集相比拟。
粤语黄飞鸿片集的风靡，拉开了香港武侠电影的真正序幕，也是中国武侠电影新阶段的开始。中国武侠电影的第一个浪潮“神怪武侠片”，以《火烧红莲寺》为代表，诞生于 1920 年代末的上海，1933 年因国民党政府的禁拍令而骤然衰落。但在香港，上海式神怪武侠片却绵延不绝。即便 1949 年后，也时有生产，甚至泛起过几个小高潮。如 1964 年的《如来神掌》系列，就因市场火爆而连拍了五集。这些影片将国语改成了粤语，但总体上仍是上海神怪武侠片狂潮的“补充”和“余绪”，构不成独立意义上的香港武侠电影。
真正构成香港武侠电影起点和中国武侠电影新阶段的，还是 1949 年后出现并兴盛一时的粤语黄飞鸿片集。恰如陈墨所说，1949 年《黄飞鸿正传》上下集的开拍，“无论是对于香港武侠电影还是整个中国武侠电影历史而言，都堪称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或象征。这样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的社会制度变得与香港完全不同，内地对武侠片的禁绝与香港‘黄飞鸿电影’的出现不仅引发了香港粤语武侠片制作的高潮，而且黄飞鸿片集很快就超过了上海无声片时期最红火的《火烧红莲寺》连续拍摄 18 集的纪录，从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最长片集的新纪录。”
从类型演变和文化建构的角度来说，以黄飞鸿片集为代表的粤语拳脚片之所以可称为香港武侠电影的第一个潮流和中国武侠电影新阶段的开始，主要源于其浓厚的地方性色彩。这种地方性，在影片的“故事／叙事对象”“叙述／叙事方式”“意义／叙事主题”上都有明显体现，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性叙事景观和地方主义文化姿态。当然，这里所谓“地方性”，至少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地理学意义上与中原相对的“地域性”——在此具体意指广东或岭南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二是社会学意义上与中央／上层政治相对的“民间性”——不主动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纷争，仅注目于民间生存状态的展示；三是观念意义上的非正统性或非一般性，即不是对某种正统或一般性观念的表达，而是对其在特定行当、领域的具体形态的呈现。正是这种多重意味的“地方性”景观，为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观众提供了难得的精神安慰和文化认同，因而能够广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