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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的语言具有精炼、感人的审美品质。翻译通过二度编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修辞手段，再现“文学语言”的美感，给观众带来审美享受。然而，不少“译作”文理不通、苍白无力，有的甚至污秽不堪，大大削弱了译制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从对外译制的质量上来看，韩静认为，《非诚勿扰》之所以能够在澳大利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重要的原因是观众认可英文字幕翻译，“觉得毫无距离感，是非常地道的英语”
。但是，除了《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少数译制作品在译入语观众群体中引起轰动效应以外，大量的译制产品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传播效果。根据黄会林
的调研，“北美地区受访者观看中国电影时的最大障碍反而是最表层的障碍——对于外语对白（或译制效果）和表演习惯的不适应。”何建平、赵毅岗
认为在纪录片的对外译制中，“由于中国纪录片常年自产自销形成的制作惯性和制作惰性，常常采用直译的方式，打上字幕，而且还由中国人自己来担当翻译，这必然带来‘文化折扣’”。可见，译制作品传播效果直接取决于译制的艺术水平。
然而，理论研究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比如，研究表明翻译质量差影响传播效果。那么，翻译是如何影响中国影视“走出去”的？是由于字幕翻译的问题，还是字幕的选择本身就有问题？
人们呼吁加强译制教育、加强译制人才的培养，可是，具体怎么加强却鲜有理论研究跟进。再比如，如何指导和管理引进译制艺术的发展？如何建构对外译制的艺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如何加强民族语译制人才的培养？可以说，目前国内在以上方面的研究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况。
笔者所见，从整体上看，译制理论研究滞后于译制社会实践，尤其是有关对外译制的理论，可以说几乎是空白。所以，加强理论研究，对于新时期我国译制艺术的发展来说，是一项艰巨且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