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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ld Braudel）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是研究大航海时代地中海历史的经典著作。这一时代的东方与地中海地位相当的是台湾海峡区域。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台湾海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车轮的枢纽。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决定了东亚历史的方向，它是中国人的海洋史，也是大航海时代中国历史与东亚历史及欧洲人的东方史交汇的大历史，研究这一时代的台湾海峡史，必须具有世界性的海洋史视野。
台湾海峡史是东亚海洋史的一个部分，它是东亚海洋文化的历史结晶。不过，学界对于东亚有没有海洋文化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海洋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名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曾对海洋文化进行了精炼的概述和表达。在黑格尔看来，海洋文化是属于欧洲的文化形态，它与东方的江河文化、内陆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对立。
黑格尔之所以这样说，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控制了世界多数海域有关。在欧洲人看来，海洋是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空间，东方多数国家却对这一巨大的空间视而不见，满足于发展大陆的江河平原及内陆的旷土，从而将地球十分之七的海洋空间让给了欧洲人。欧美人长达几个世纪的世界霸权，便建立在海洋霸权之上。应当说，黑格尔相当精准地切入东西文化的区别，和西方国家相比，东方国家缺少向海洋发展的意识。但是，虽说东方国家向海洋发展的动力不足，并不是说东方没有海洋文化！1988 年，我在《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征》
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这是国内学术界最早提出中国海洋文化系统概念的论文
。进一步而论，我认为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海洋文化。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历史从东西方初步接触的十六世纪向前延伸，就会发现：在东方的中世纪，已经有发达的海上贸易，后人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从东亚海域到印度洋西北，自古以来一直有旺盛的海上贸易。十五世纪的明朝派出庞大的舰队远航印度洋，其船队规模远超人们的想象之外。事实上，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里，许多民族都有海洋活动的历史，而且各有灿烂的创造。欧洲人的海洋史，只是近五百年来从欧洲向外扩散并吸收世界各民族海洋开发成就发展起来的一种海洋文化，它最早仅是欧洲的地方文化，而后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它富有特色，成就巨大，在经济上、科学技术上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它不是人类海洋文化的全部。其他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空间，都有杰出的海洋文化创造。对于人类世界各地的海洋文化，我曾有专文探讨。
中国海洋文化展现的是中国人的海洋历史。中国人的海洋发展史，大多发生在特定的海洋范围，即中国濒临的东亚之海，我们又可将东亚之海划分为两大海洋贸易圈，即环南海贸易圈和环北中国海贸易圈。此外要关注的是环中国贸易圈，或说大中国经济圈。中国是濒临海洋的国家，它的内陆交通以江河为主干，自成贸易体系。自秦汉以来，中国经济圈是相当成熟的。我们有时称之为环中国贸易圈，是相对环南海贸易圈及环北中国海贸易圈而言的。这样，东部亚洲以海洋为线索，可以分为三大贸易圈，如前所述，这三大贸易圈是：环南海贸易圈，环北中国海贸易圈和环中国贸易圈。环中国贸易圈又可以它的高级形式表达：环中国经济圈。
我在这里使用了贸易圈和经济圈两个概念，在我看来，古代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但这种贸易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称之为贸易圈。被称为经济圈的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已经达到不可离开另一方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我称之为经济圈。贸易圈是经济圈出现的前提。经济圈是贸易圈发展的高端形式。
从自然环境而言，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外围，还有一条岛链，将中国内海与太平洋、印度洋分开。这条岛链在东面是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在南面是印度尼西亚群岛；属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与马来亚半岛隔海相望，形成了马六甲海峡，这是一条通向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由东亚大陆及东亚、东南亚岛链包围的海洋，习惯上称之为中国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之一。中国人将其分为四个海洋，由北到南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其中南海最为辽阔。将四海合称就是“中国海”。这是西方人给出的概念。对于中国四海海域，我经常用“东亚之海”一词，是因为这个概念可将我国海疆之外的海域包括进来，例如印度尼西亚群岛周边的海域，日本濒临太平洋的海域。东亚之海，即东部亚洲之海。
属于东海的台湾海峡是中国海最狭窄的部分，宽度在 70 海里至 140 海里之间。因台湾海峡位于中国海的中部，它的地理条件十分重要。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而言，台湾海峡北面的中国海域有四大经济中心，属于中国的是两大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中国之外，还有朝鲜经济圈和日本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圈之一；在台湾海峡之南面，则是环南海贸易圈，这里有属于中国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海南岛经济圈，闽台经济圈，以及南海周边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文莱、泰国、柬埔寨诸国构成的东南亚贸易圈，其经济总量不可小视。从东亚经济的高度鸟瞰环南海区域诸多的国家和经济圈，他们其实都是环南海经济圈的一个部分。在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省、福建省和台湾岛、海南岛，都是环南海经济圈内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东南亚的历史从来离不开福建人和广东人。台湾海峡的独特地位在于：它既属于环中国经济圈，也属于环南海贸易圈、环北中海海贸易圈，成为联系这三大贸易圈的枢纽。
在东亚世界，除了两大海洋贸易圈之外，还有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主体加上沿海诸岛构成的经济体，也可称之为环中国经济圈。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东亚国家，它 96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习惯上称之为万里海疆。在大陆之外，中国还拥有许多岛屿。历史上的环中国经济圈以长江和运河为主要运输干道，由此串联起各地的江河，构成一张遍及中国的水运网络。这张网络贴近边缘的都市又有多条陆路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昆明与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南中国联通南亚国家的通道，又如西安是北境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的通道一直伸向亚洲腹地。总之，环中国经济圈是一个兼有海洋陆地的大范围经济圈，它将东亚大陆主要区域联系在一起。加上两大海上贸易圈，构成了东亚的商业网络体系的三大贸易圈。
有必要说明的是，东亚三大贸易圈不是分离独立的，而是相互重叠的。例如，北中国海的天津、大连、青岛等港市不仅属于环中国经济圈，同时也属于环北中国海经济圈。同时，环南海的中国城市，例如广州、厦门既是环南海区域的重要港口，也是环中国经济圈的交通枢纽。
在历史上，东亚三大经济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构成三环互动的模式。而这三大经济圈相互重叠的区域，是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的环台湾海峡区域。它具有沟通三大经济圈的作用。尤其是环北中国海经济圈和环南海经济圈之间的海路往来，都要经过台湾海峡。在历史上中国与海外国家的交往，也曾以台湾海峡为主要通道。来自福建与广东潮州的海商，从这里北上日本、朝鲜、琉球，也从这里南下东南亚诸国。所以，台湾海峡在东亚具有交通枢纽的地位，在中国和东亚海洋发展史上极为重要。
以上是我在 2003 年博士论文《16－17 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提出的观点。
当然，此处的表述更为完整些。学术界往往将东亚贸易圈表述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但我认为，明代东亚两大海上贸易圈的建立，更多地是由私人海上贸易造成的，而由明朝中枢主导的进贡贸易体系只是它一个侧面的反映，并非具有主导地位。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我曾登上马祖列岛的最高峰展望台湾海峡，令我想不到的是，台湾海峡犹如古代的长江水道，往来的船舶像穿梭一样永无停休。由南向北的船只，驶过台湾海峡后，分向宁波、上海、天津、釜山、东京等大港；由北南下的船只，跨越台湾海峡之后，分向高雄、厦门、香港、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等港口。如果这些船只不走台湾海峡，就得走台湾以东的太平洋航道，那里风急浪高，有时数千里没有可依托的海岛，往来船只会出现更多的事故。在历史上，往来于东亚的船只多走台湾海峡，还因为这里有更多的贸易对象。台湾海峡其实是一条黄金贸易通道，它是东亚世界的经济动脉。在历史上，台湾海峡的历史牵涉东亚经济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环球经济的要点。只有从世界史、亚洲史、中国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海峡，才能明白它的意义，写好台湾海峡贸易史。
21 世纪的史学强调整体性研究，尤其重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过程。人类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经济全球化的体现是：世界每个角落人群的生活都与国际市场有关，他们食用、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也为得到这些商品付出劳动成果，用来交换来自市场的商品。
大航海时代就是世界各区域经济互动导致环球贸易体系形成的过程。世界经济史的变迁，经常表现为区域经济的变化和互动。十六世纪以来，世界各大区域板块的互动，使其相互之间有了最基本的联结，这就促成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尽管这种体系在其萌芽阶段看起来时断时续，它的发展趋势却是不可扭转的，导致环球贸易体系初成。今天的世界，是环球贸易体系进一步发展造成的。
在环球贸易体系中，各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体现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那些位于贸易主通道枢纽的国家，往往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一切都是不稳定的。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环球贸易体系中心也在不断变化。它随着贸易重心的变化而转移，而环球贸易的重心又随着区域板块的互动而转移。那些领先世界其他区域的国家，往往是一个时代环球贸易的中心区域，但它不是永久的，是随着交通手段的变化而变迁的。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兴衰，永远是经济史关注的主题，而区域板块经济中心的漂移，体现为板块互动的结果。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就是立足经济展现区域市场互动的历史，说明经济中心漂移的原因。全球化则在不断循环的区域互动中逐步升华。
一些新起的区域取代传统区域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本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区域不可能永远长盛不衰，潮起潮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是正常的历史循环。所以，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宋元时期中国经济和科技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为什么现代化发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这对深谙中国哲学的学者而言不是问题。按照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会有盛衰轮回。那些自以为可以永远强盛的国家，肯定历史较短，尚未看来本身衰落的一天。对历史学家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区域盛极而衰，有些落后区域迅速崛起，为什么有些区域可以衰而后起？为什么中国经历了那么多次的盛衰轮回仍然可以长时期保持世界前列的地位？这之中有什么规律可以总结？这就要追溯区域史研究大家的成果。
关于区域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傅衣凌、布罗代尔、施坚雅、滨下武志各有其独特的风格。我在 1982 年至 1985 年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明清史硕士课程，傅衣凌先生沿袭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分析，“采用训诂、校勘、辨伪、类推、辑佚等方法，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历史真相。”
不过，乾嘉学派的研究，较多地侧重语言文字和经典的还原，重视历史典章制度，而较少关注下层社会。二十世纪初，新史学传入中国，中国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呼吁：向欧洲史学学习，关注下层社会的研究。然而，真正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并不多见。傅衣凌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就从民间契约开始，从田契、帐簿、族谱、方志等民间文献中研究明清时期的农村社会，进而研究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傅先生更让人佩服的是脚踏实地的史学实践，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想方设法搜集方志与民间文献，从中搜索该地的社会经济史资料，集腋成裘，汇成论文的基本史料。因此，看他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有新史料问世。他研究大问题，多从小处入手。有系统地解决小问题，每一个细小的观点，都有史料证明，数个小问题连贯成篇，从而完成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这种注重细节的风格，使其论点立于不败之地。和乾嘉学派不同的是，乾嘉学派不弃小问题，但很少关注其间的系统性，傅先生受新史学影响，心中总是存在史学终极关怀的大问题，在对世界史、中国史都有系统看法的基础上，细心地考证民间社会的小问题，从而使自己的论证导向社会重要问题的关注。他的实践和方法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新学风。迄今为止，傅先生重视史料发掘的史学方法是笔者奉行的基本方针。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必须有厚实的史实为基础，在史料辨析的基础上分析事物的本源及其发展规律。史学观点不求惊人，但求证据扎实，任何观点，尽量用史料来说话。如果想超越前人的观点，就比前人看更多的史料，一倍两倍，也许不会有发现，但五倍十倍地看书，自然会有疑点产生。在疑问的导引下，从复杂的史料中整理出线索，厘清其中承前启后的演变关系，新的观点也就产生了。注重细节，深掘史料，系统论证，力求在细节上说服他人。
我的博士导师郑学檬先生指出：傅衣凌先生对区域史研究的特点在于：“他时时将某一区域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放在全中国的大环境中去研究它的外在联系和意义。”中国史学北派的宏大，南派的细腻，其实在某一程度上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史学方法。在理论上，傅衣凌先生关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史学问题，他的区域史研究，一向是以欧洲同时代历史作为比较对象。在他看来，明清中国社会转型之际，江南（包括福建等东南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里的变化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因此，他的多数论文都是围绕着江南和东南区域的研究而展开的。他的研究，为中国当代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意味着中国史研究的一个转折。在傅衣凌之前，中国史大都是全国性的整体研究，而受到傅衣凌影响的学者，将区域史研究看成历史学深入发展的表现，并坚持与海外学术界新成就相比较，这与国际史学脉搏是相通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研究首先从福建、广东、江南崛起，向全国扩散，从这里可以看到傅衣凌先生深层次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区域史研究的最杰出成果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 Fe r nand braudel ）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他立足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的细节研究，又以长时段的理论深度考察地中海世界经济的变迁。布罗代尔受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影响很深。自马克思以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共同特点是相信经济结构演变是人类历史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李伯重认为：
由于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史学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源自经济史研究的特殊性，即经济史研究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变化为主要对象，并强调这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基础。这一点，还是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唯物史观对经济史学具有重大影响，实际上构成经济史学的基础，以至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年鉴学派旗手布罗代尔明确说：“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
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布罗代尔关注各区域经济的互动。他的方法是突破国别史的范畴，将所有的地中海国家放在统一的历史背景下，强调从整体上去研究、把握历史，注意他们的相互关系。布罗代尔的研究重点是关注地中海和周边区域的互动。布罗代尔从来不是就地中海而研究地中海，他也研究地中海与周边世界的联系，例如：地中海与欧洲的联系，与黑非洲的联系，与阿拉伯东部世界的联系，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他对地中海史有独特的看法，尽管传统史学家都认为葡萄牙发现新航路之后，欧洲贸易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大西洋。但布罗代尔指出，实际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地中海贸易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还是十分重要的。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要比大家所想的迟一些，一直到 1588 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远征英国失败，地中海贸易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繁荣。直到十七世纪，欧洲贸易重心才真正转向大西洋，由荷兰和英国扮演欧洲贸易的主角。从后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也是一部代表性的杰作。
布罗代尔属于发源于法国的年鉴学派，相近的研究方法和努力，使战后欧洲史学展现新的面貌。布罗代尔在战后欧洲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英国历史学家霍登和珀塞尔发表于 2000 年的名著：《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反对布罗代尔自然环境赋予地中海的统一性的观点。作者关注地中海的两个方面：其一，地中海是联系之海，交往之海，便利的海上联系是地中海的特点；其二，地中海沿海和岛屿存在着支离破碎的微观生态。以上二点矛盾并存。
以辨证的观点看，这是一个认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早年布罗代尔从地中海表面的纷杂看透了其中的统一性，从而将对地中海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霍登和珀塞尔的反对，又使学人侧重地中海各区域的个性。这是矛盾的统一。霍登和珀塞尔对布罗代尔不是完全否定，实际上是一种发展。
二战之后的学术界变化的一个特点是学术中心渐渐从欧洲转到美国。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受到中国学者的关心。
早期美国汉学家的观点以费正清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的，只在 1840 年以后受到西方的冲击，才开始发展”。这种观点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延续，从根本上否定东方社会有其发展规律，并且将东方社会在近代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社会的冲击。然而，这一传统观念终于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受到挑战。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实际上是想找出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尽管结论并非完美，但不能否定那一代人的探索。在海外学术界，费正清的“中国停滞论”也在 70 年代受到挑战，这就是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新一代的学者认为：在十九世纪西方全面入侵之前，中国已经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在西方入侵中国以后仍然存在，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因之一。
基本立场的转变，使欧美的东方学带有新的因素。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总结了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最新潮流——“中国中心观”的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来着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4）多学科协作研究中国史
。他所讲的这些内容与中国的新史学潮流是相通的，反映了史学的进步。近 30 多年来，新一代汉学家着力于区域史、城镇史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施坚雅（G·W·Sinner）等人。
施坚雅在经济史学界应用的“中心地学说”，最早源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南德的中心地》一书，克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研究，使他提出了这一理论。这一学说的基本框架是：城镇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是某一区域的核心。由城镇向四面八方延展的道路，将周边乡村纳于自己的经济统治范畴，使其成为自己的原料来源地与商品销售地。因此，以城镇为核心，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区域市场。城镇的建设，必然体现出：市场最优原则、交通最优原则以及行政最优原则。他的这一理论体系较为妥善地处理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将区域史研究提到较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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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和布罗代尔的研究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描述某一地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并总结出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一般性规律；第二，每一个经济区域包括三个要素，首先，一定的地理范围；其次，一个中心：城市或是港口；再次，每一个地区都有核心地区及以外的中间地区和边缘地带。心脏与边缘是不平等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每一个地区的研究，都要揭示区域中心与周边地区。只有这样，才能对某一区域的内在联系有深刻的了解。第三，必须从交通与商业联系的角度，力图勾勒这一地区与周边区域的商业关系，写出其互动作用，这样才能使区域史的研究超越地方史，并展示深刻的内在原因与外部联系。
在区域互动方面，日本史学界的滨下武志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圈理论。滨下武志是日本史学界“中国中心观”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从发表于1976 年的《对近代中国贸易金融的考察》，迄至 1985 年发表《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白银流通》，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朝贡贸易圈理论。1990 年，滨下武志专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发表，使他的地域圈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滨下武志认为：“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而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史的地域圈内的各种关系中，亦即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寻找本身的位置。”
滨下认为：早在西方人到达东方以前，东方国家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他将这一贸易体系称之为“朝贡贸易圈”。
朝贡贸易圈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西方人到达东方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一贸易圈，而只是加入这一贸易圈，并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滨下武志的新意在于：亚洲的近代史，首先应是亚洲自身的历史，西方因素的加入，并未改变这一基点。他的研究和美国的“中国中心观”汉学家有类似之处。
滨下武志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他认为以往的贸易史研究，往往将国与国的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实际上，这一框架并不能很好地描写亚洲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地域圈往往超越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有时会突出某些地区的枢纽作用。要研究地域圈内在的关系，也就是亚洲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布罗代尔观点的发展，但也具有亚洲特色。可以说突破了西方学者以往的亚洲研究体系，开拓了新视野的研究途径，这对亚洲海域史的研究有震聋发愦的作用。
滨下武志的贸易圈理论也有其局限性。滨下的朝贡贸易圈理论主要着眼于政治关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明清朝廷位于中央，即为朝贡体系的核心，而其他地区根据政治关系的不同，一层又一层的向外扩展。它外围的六个层次分别是：其一，中国地方；其二，中国边疆省份的土司、土官；其三，进贡中央的少数民族藩部；其四，朝鲜、越南、琉球等朝贡国；其五，日本等互市国家；其六，有贸易关系的其他地域圈，如印度圈、伊斯兰圈、欧洲圈等等。
这一理论体系的弱点也在这里，他主要是根据政治关系来划分经济圈，而在亚洲的实际关系中，经济关系远比政治关系重要。以中国为例，明清时代真正作为经济核心的不是中央朝廷所在的北京，而是以长江与大运河交叉点为核心的水运枢纽，即以苏州、南京、杭州为核心的江南区域。而江南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并非通过朝贡关系来发展贸易，而是通过商业联系形成自然的地域经济关系。其次，如果说在历史上存在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圈，那么，它也只存在于十五世纪以前，迄至十六世纪，这一朝贡贸易圈便在私人海上贸易的浪潮中被摧毁。这一时代中国、日本、琉球、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都不是朝贡贸易圈所能容纳的。实际上，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产生，往往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华商在海外的商业网络主要依赖海上私人贸易，而不是朝贡制度。这是我博士论文的观点。本书第一卷将论证的是：明代前期，朝廷虽有海禁政策，但其贯彻力不足，后世的地方官员有意放松了对海上渔业、商业的管制，因而给民间海洋经济的发展留下空间。实际上，在闽粤边境的海域，从明初到明末，海上武装力量强大，明朝无法在这里实行海禁。东南的海上走私在这里萌芽，逐步扩展到东南诸省，形成强大的海洋力量。他们在东北亚、东南亚的活动，编织了广阔的商业网络，并且对环南海贸易圈和北中国海贸易圈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总之，我认为东亚贸易圈的形成，主要是民间力量造成的。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Frank，G. ）：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在“中国中心观”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传统汉学家的中国中心观，和中文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严格地说，美国汉学家所说的中国中心观，不是将中国当作世界的中心，只是说中国自有不同于欧美的发展线索，而近 500 年以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当然是在欧美。贡德·弗兰克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世界早在5000 年前就存在着一个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中，西方才是边缘。在西方人到达东方的 500 年前，世界就存在着以中国与印度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体系，而西方人于十六世纪到达东方，不过是加入这一体系，并从中捞取残羹剩饭而已。近代世界的变化，仅是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
可以说，弗兰克给明清时代中国的评价是最高的，也是历史的事实。然而，这一评价也给旁人带来新的迷惑。如果说当时的中国具有世界中心的地位，为什么这一地位不能长期延续而在近代转移到欧美国家？这样，“李约瑟之问”重新浮现。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的是加州学派的中坚彭慕兰、王汉斌等人。
彭慕兰（Kenmeth pomeranz）的名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是一部还没有出版就在学界引起广泛兴趣的著作。彭慕兰认为 16－18世纪的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欧的英国、荷兰等国家。“迟至 1750 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业）的发展中仍存在关一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关键在于，欧洲和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在十九世纪出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欧洲在英国的率领下，走上大工业之路，其发展方向与中国、印度大分流。
该书出版后，获美国费正清经济史奖、世界历史最佳著作奖。当然这些新观点的提出，也遭到许多批评。尽管彭慕兰给予明清时期的中国较高的评价，让人想不到的是：对其著作最多的批评来自最大的东方国家——中国。当代中国学者是在 1978 年之后开始有个性地史学探讨，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学者深感自我封闭的危害，正在大力批判所谓的“封建传统”。这种批判将他们导向另一面：将中国看成一个超稳定系统！他们认为中国自从秦始皇以来没有大的变化，明清社会是封建制度的晚期，它是衰退性的。这是超级“明清停滞论”。因此，当世界东方学者都在着力研究彭慕兰等人的新观点之时，中国史学界出现最多的反弹：明清中国社会是停滞的：彭慕兰可能过高估计了明清时代中国发展了吧？他们认为：彭慕兰、弗兰克都不是第一手研究东方历史的学者，他们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概括，而滨下武志的研究重点一直是近代中国，而不是明清时期的中国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局外人看来，明清衰退论实际上又回到了费正清东方停滞论的怪圈里。这种观点将东方看作自古不变的一潭死水，变化只能来自外部，明清以后中国的变化，来自外部的刺激。这些观点和我们所感受的东方社会变化的脉动完全不同。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变化之快似乎更胜于欧洲。也许，中国近四十来年的进步过快，像一股突现的潮流，理论界不太适应，才会出现东方停滞论回潮的情况。假使中国二千年来都是停滞的，怎么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它没有内在的动力吗？实际上，中国文化历来鼓励个人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它是明清时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现代中国大发展的动因。换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中国多数时间位于世界的前列，这不像一个停滞的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有兴衰轮回，但说它是停滞的，好像失去了焦点。其实，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因此，彭慕兰的观点也得到一些新锐历史学家的赞成。从大局看，重评古代东方世界正成为一股潮流，它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高速发展给东方学者的自信。东方学者需要解释东方国家的发展内在的原因，以及它不同于西方的原因。回答这些批评，需要我们更深入研究大航海时代东方历史。
台湾海峡的两岸是福建、台湾及广东的潮州。台湾海峡的历史与福建人、潮州人以及后来的台湾人关系密切，事实上，它是福建人、潮州人以及他们的移民台湾人的历史。闽潮民众充分利用了台湾海峡的地理优势向海外发展，建立了遍及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中华经济圈的商业体系。所以，他们是台湾海峡史的主人公，是台湾海峡史过程每一个细节的参与者。本书研究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台湾海峡史，主要围绕着闽粤商人的历史展开。
在台湾海峡两岸的福建省、台湾省和潮州的三个地区中，台湾的开发较迟，福建和潮州位于大陆，早期都是闽越人的区域。潮州发展的大趋势与福建略同，因此，台湾海峡史的早期主要围绕着福建展开，兼及潮州。潮州在明代之后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本书对潮州的描述主要从明代开始。而台湾成为东亚贸易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则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本书将逐次展开研究这三个区域。
我的博士论文《16－17 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就是围绕着台湾海峡的这三个区域展开研究，该论文完成于 2003 年 5 月，主旨是从环球贸易体系的高度看大航海时期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的变化。全文的内容提要如下：
环台湾海峡区域主要是指台湾岛及海峡西岸闽江流域与韩江流域之间的福建省与广东潮州区域。1500 年前后（明代中叶），在贡徭制崩溃、佃农经营权扩大、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的背景下，当地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山区与沿海的长距离贸易发生，但因海路不通，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有限，明中叶闽潮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有限度的。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日本金银矿的开发，月港开放与闽潮商人独占对外贸易，使环台海区域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都有很大发展。江南的丝绸、江西的瓷器从外省流入闽潮口岸，加上本地生产的白糖及仿冒的丝绸、瓷器，在闽潮商人的操作下，纷纷涌入海外市场。海外输入的白银又活跃了中国的市场，长距离贸易兴起，闽潮民众采伐与制造木材、香菰、笋干、荔枝、龙眼、蓝靛、纸张、钢铁、红白糖、烟草等商品向国内市场输出，并从江南与广东、江西等地输入棉布、稻米、生丝等商品。商品流通使闽潮市场日益活跃，并向台湾扩张，形成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商品流通也造成闽潮经济结构的变更，消费扩大、商人阶层发展、农民谋生方式多元化，以及地方经济结构市场化的趋势，使晚明环台海区域的城镇与墟市有很大发展，福州、泉州、漳州、建宁府城、南平、邵武、汀州、潮州等城市的城区都有较大的扩张，厦门湾与潮州平原出现了城镇群落，城市商业繁荣，农村的墟市数量有很大的增长。福建的城镇人口达到全部人口的 19％。不过，从 17 世纪开始，闽潮商帮在海外日益受到殖民者的排挤与东道国的限制，迄至 17 世纪后期，这些限制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他们的利润率下降，有时出现亏本，海外流入的白银受到限制，环台海区域市场的发展日益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海外市场。清朝统一南方后，海禁政策松动，环台海区域的对外贸易逐渐向江南与珠江流域转移，环台海区域在对外贸易领先的时代已经不再，而台海区域市场的发展，也逐渐落后于江南与广东。
《16－17 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博士论文的目录如下：
绪论
第一章 明代中叶环台海区域的商品生产与市场网络
第一节 明代中叶环台海区域经济社会的变革
第二节 明代中叶环台海区域的商品生产
第三节 闽南区域的物产与市场网络
第四节 闽江下游及沿海区域的物产与市场网络
第五节 闽江上游区域的物产与市场网络
第六节 韩汀流域的物产与市场网络
第七节 台湾、澎湖区域
第二章 晚明的环台海区域市场与环中国海贸易圈
第一节 闽潮与琉球的贸易
第二节 闽潮商人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
第三节 闽潮商人与西班牙商人的贸易
第四节 闽潮商人与日本的贸易
第五节 闽潮商人与荷兰殖民者的贸易与战争
第六节 晚明的海禁与闽潮港口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第三章 晚明环台海区域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第一节 丝织品的产销
第二节 陶瓷的产销
第三节 糖品的产销
第四节 烟草的产销
第五节 山林产品的产销
第六节 果、蔬、茶叶的产销
第七节 渔业、畜牧的产销
第八节 纸品的产销
第九节 钢铁的产销
第十节 棉布与夏布的产销
第十一节 粮食的产销
第四章 晚明环台海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市场化趋势
第一节 民众消费结构的变化
第二节 闽潮商人集团的崛起
第三节 闽潮民众谋生方式的变化
第四节 地方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五章 晚明环台海区域的城镇化进程
第一节 闽南区域的城镇
第二节 闽江下游及沿海区域的城镇
第三节 闽江上游区域的城镇
第四节 韩汀流域的城镇
第五节 台湾与澎湖的城镇
第六节 晚明环台海区域的城镇化进程概论
第六章 17 世纪环台海区域及其周边世界
第一节 17 世纪环台海区域在环中国海贸易圈中的地位
第二节 西班牙人与中国商品市场
第三节 葡萄牙人与中国商品市场
第四节 荷兰人与中国商品市场
第五节 日本的中国商品市场
第六节 晚明环台海区域的国内市场评估
第七节 清初口岸开放政策的调整与环台海区域
如上所述，这篇博士论文的主旨是环台湾海峡区域内部的变化。当时我看到环台海区域的特殊性，它位于环北中国海贸易圈、环南海贸易圈、中国大陆经济圈等三大贸易圈同时覆盖的区域，实际上在明代成为三大贸易圈运作的枢纽。因此，大航海时代环台海区域的地位十分重要，受外界环球的影响，该区域经济构成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清代初年，因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台湾海峡经济内向化，它的重要性就不如广东与江浙了。
博士论文完成几年后反思该书，我感到我的论文虽然自成体系，但其缺憾在于：我将论文重点放在台海区域的内部，实际上，这一时代东亚海域最精彩的是东亚诸国之间的贸易，三大贸易圈的交互作用推动这一时代的台湾海峡成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区域。要对这一时代的东亚贸易加深研究，才能在更高的层次理解晚明的台湾海峡。从那时候到现在，十五年的时间使我对许多问题的考虑更为成熟，并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可以说，多年来我的研究成果虽多，大都围绕这一区域展开，因而有了撰写一部四卷本大书的想法。这就是本书《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东南港市与周边世界》的由来。
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定义，传统史学将其看成欧洲殖民者探航世界的时代。大致起于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向东方航行，迄至十八世纪主要地理发现完成。在这个时代，欧洲人引导了人类世界的全球化。针对这一观点，东方学者中有人提出：全球化始于蒙古人的征服。蒙古人打破了各区域不同的管辖范围，将其联系在一起。然而，全球化更为看重的是贸易、消费等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人类生产消费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不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要消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品。各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建立在相互联系交换之上。从这个角度看，蒙古时代欧亚联系主要是陆路的丝绸之路，然而，这条艰难的陆上贸易之路，难以运载较多的物资，所以，蒙古时代各国经济联系不强。其实，人类全球化的发端是在郑和远航的时代。在得到郑和远航加强的亚洲非洲诸国联系，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渠道给他们送来各种商品，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磁器得到西亚南亚民众的热爱，印度的棉布、宝石进入中国市场，东南亚生产的各种香料成为中国印度等国人民食物的基本添加剂。即使你生活在东南亚的某个偏僻的岛屿上，路过该岛的商队会为你带来中国的大瓮、铁锅，以及印度的棉布、中国丝绸等物品。可见，那些引起欧洲人远航世界的物资，诸如香料、丝绸、磁器、棉布，早在郑和时代就是中国人远航的动力。因此，可以将郑和船队下西洋看成世界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部分，全球化的发端。如果认可这一点，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应是东方民族西进和西方民族东进共同构成的历史。当然，西方民族在大航海方面的贡献更大一些。在大航海时代，以台湾海峡为的东亚贸易圈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海峡区域是大中华经济圈的一部分，并与环南海贸易圈及环北海贸易圈都有联系。由于台湾海峡在东亚贸易体系及世界贸易体系中具有重要位置，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较多。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国别史的研究和区域性的研究，例如，对东南亚诸国经济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对日本经济的研究等等。甚至是对东南亚整体性的研究，也没有将中国因素考虑进去。至于区域史研究，往往是就福建研究福建，就台湾研究台湾，就潮州研究潮州，将其当作一个整体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16－17 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开了个头。在博士论文之后，我于 2006 年发表了《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
，探索了远古至明代后期的台湾海峡史；其后又有《早期台湾海峡史考证》
一书，汇集了近 20 年来发表的台湾古代史相关考证论文。这些论文与专著，目的是想解决台湾海峡历史上的一些事实，为明代台湾海峡史的研究打基础。其中涉及明朝的主要观点是：明代晚期，福建沿海的商民将台北南部的北港建成贸易据点，福建官府的管理权已经伸及台湾本岛。对台湾海峡史的研究，使我更重视晚明台湾海峡的国际地位。我将晚明台湾的发展看成闽粤海洋文化的延伸，因此，要研究晚明台湾海峡的历史，又要加深对福建史的研究。2016 年，我发表了三卷本的《福建文明史》
，该书着力从环境、物产、海洋、民俗、宗教、信仰、教育、出版、科举、思想、艺术等多方面研究福建文明史的形成和特点，有了这本书为基础，使在我研究台湾海峡史的过程中，可以略去有关福建社会结构、文化特点的研究。2017 年我还撰写了《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历述海洋文化在福建等东南区域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从丝绸贸易到武夷茶贸易的发展历史。总之，我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以明代福建史为核心，向两个方面拓展，其一是纵向发展，即从古至今的福建海洋史，这一项目由《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完成；其二，横向发展，即明朝整个时代的海洋史，并以福建为核心，拓展到广东、浙江、苏州等地共同的海洋史。这就是《大航海时代的台湾海峡及周边世界》。
对我来说，进一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航海时代台湾海峡的独特地位。如果说以往的著作主要关注欧洲殖民者在东方的表现及其影响，新的著作应当解释台湾海峡的主人——当地民众在大航海浪潮中的特殊作用和应对。明代台湾海峡的主体民众是海峡西岸的福建与广东潮州民众，他们在大航海时代并非消极的一方，而是促进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由闽粤民众与东南亚诸国民众共同建立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环南海贸易圈，欧洲殖民者抵达东方，是在传统的环南海贸易圈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新创一个贸易圈。
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亚非诸国的海上商品贸易路线。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各个港口贸易的内容，还要关注港口背后各地经济的发展。没有工商业发达的沿海经济，各区域的对外贸易就不可能走远，或者成为发达区域的附庸。因此，发达的沿海经济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观察角度。中国经济中心自唐宋以后向东向南转移。南宋以后，福建沿海的泉州、兴化、福州相继成为人口较多的区域。随着沿海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兴盛起来。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海上贸易相当繁荣。迄至明初，明朝实行的海禁给这一区域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后，闽粤一带的私人海上贸易中心转到闽粤边境的漳州和潮州。明代的私人海上贸易，围绕着漳潮人的海上活动而兴起。
宋元时代的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它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高度发展的中国也遇到继续前进的障碍。这就是元明时期以纸币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它导致中国金银的大量流失。中国冶金史告诉我们，中国在唐宋时期开始有规模地开采银矿，数量可观的白银进入市场后，在海外市场尤其受到欢迎。迄至宋代，中国的金银、铜钱都是向海外流失的。由于缺乏白银黄铜，中国在宋元时代发明了纸币，它一度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但纸币最大的缺点是：长时期使用纸币，肯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宋朝使用纸币相当严谨，朝廷备有大量的金银铜等贵金属，以备兑换使用。元朝早期仍然延续这一政策，可是，到了元代中叶，朝廷储备的贵金属货币用完，元朝开始用新印制的大元钞按一定比例换旧钞，这使民众十分吃亏。然而，官僚们为了从中谋利，还经常扣留新钞，要等旧币贬值到一定程度后才肯兑换新钞。元朝的政策导致民间财富大幅度缩水，民众厌恶元朝也就可想而知。可以说，元朝的灭亡与其货币政策有相当关系。此外，元朝在汉地实行纸币政策相当彻底，这导致元朝贵族可用纸币换取汉地的金银。元军远征西域，花费大量的金银，从而引至中国金银大量输入西域，这使中国的金银失去平衡。过去，不论北方政权得到多少金银，随着和平的到来，汉人都有办法将这些金银赚回来。但是，元朝实行纸币制度后，中国金银大量流入西域，一去不返。宋元时代中国银矿开采积累的白银大都流失，这给明朝实行货币制度带来很大困难。
明朝取代元朝之后，仍然实行纸币制度。不过，明朝缺乏贵金属储备，而是沿用元朝后期的新币兑换旧币的制度，这使明朝的货币一开始就走上贬值之路。于是白银逐渐成为明朝的主干货币。不过，这一时代的世界，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都使用金银为货币，中国进入白银时代，便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
以上为《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东南港市与周边世界》第一卷，《海隅的波澜：明代前期的华商与南海贸易》的历史背景。
明代前期台海西岸的城市化进程。欧洲人来到东亚之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明代前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许多领域的官营经济崩溃，农村的佃农获得田面权，商业资本深入农村形成高利贷，这都使东南诸省的私有经济获得发展。日益活跃的私有经济促进沿海城镇之间以及中国与南海之间传统的商品交换，导致中国东南滨海城市工商业发展，出现了东南福州、泉州、漳州、潮州一线城镇化的倾向。这类城镇的经济对海洋有依赖性，必须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强烈地趋向海洋的动力，最早出现在他们身上。
郑和远航与全球化的发端。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发展史的一个顶峰。它不是偶发事件，应当是宋元时期中国人向海外开拓的必然。当时的明朝作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想将儒学文明传播于世界，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因而选择了向海外发展道路。明朝的朝贡体系在洪武年间就有一定的规模，早期受中枢倚重的福建市舶司在引导东洋诸国朝贡方面有一套成熟的模式，并取得不少成果。因此，郑和远航便将重点放在西洋诸国，因为，东洋诸国的进贡不需要再考虑了。关于郑和所乘的船舶有多大？史学界一直有争议。我的观点是：明成祖为了炫耀中国的富强，有意为郑和舰队制造这一时代最大的船舶，它的模式、尺度可从中国传统造船业窥视一二。郑和航海是成功的。在儒学文明的主导下，远航的郑和舰队实行“协和万邦”的友好行动，因而得到各个国家的欢迎，他促使西洋诸国前来进贡，使大明的声望扩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在朝贡贸易体系中，明朝的皇商与海外国家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刺激了海上丝路的繁荣。然而，由于明朝白银流出过多，财政上无法支持长期贸易。明中叶以后，逐渐成长壮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再次成为威胁明政权安稳的力量，这一时期明朝更多地关心本国的利益，对外经营已是有心无力了。明初费尽力量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逐渐崩溃。
郑和七下西洋的实践。郑和下西洋在外交活动之外，也向海外国家出售丝绸、磁器等中国商品。鉴于南海诸国的香料在国际贸易中极受欢迎，而且具有很高的利润，郑和积极参与香料之路的贸易。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航线的确定，和国际香料贸易有很大关系。这是从郑和下西洋的细节分析中得到的结论。郑和下西洋之时，船队过了占城之后，不是就近到马六甲海峡的旧港、满剌加，而是继续向东南航行二三千里，来到爪哇岛东部港口，就是为了采购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为了购足香料，郑和船队往往在东爪哇停留数月，然后才返回马六甲海峡的旧港，继续印度洋之旅。
在马六甲海峡，郑和还会在另一个胡椒产地停顿，这就是位于苏门答腊西部的“苏门答剌港”。在印度西部的港口中，本来与明朝有联系的是柯枝港，而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终点选在柯枝以北一千多公里的古里，看来也是为了香料。总之，除了中国自产的丝绸、瓷器外，香料贸易是郑和选择下西洋航线的重要因素。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具体航程，仔细比较《明实录》《明史》及各种野史的记载，会发现还是官方的史料经得起考验。偏信野史，容易夸大郑和航海的成就。因此，我在郑和航海具体考证过程中，所掌握的原则是不轻易否定官书的记载，看似矛盾的官方史料，一定有我们不了解的因果关系，尽量在更深的层次解剖事件的相互关系，才能在看似矛盾的史料下找出事件发生的内因和外因。
郑和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从贸易的角度来看郑和时代的历史，这一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一百年以后的欧洲有相似之处。郑和到东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国家，一个重要目的是采购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食用香料，这都是欧洲人喜欢的食用香料，曾经引起欧洲的巨变。欧洲人为了得到这些香料，不远万里，探航东南亚，付出了无数的生命代价。这种历史，在欧洲人东进的一百年前也在中国发生。那个时代，曾经引起欧洲人兴趣的胡椒等香料，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从海外输入中国的胡椒，其价格是本土花椒的八倍！“东南海外诸货犀、珠、香、药，古称富甲天下，近代尤重胡椒、苏木之利。”
对民众而言，胡椒就是财富的象征。元明时代的中国富豪往往藏有数百石至数千石的胡椒。可以说，胡椒同样是驱动中国人跋涉远洋的动力。相较而言，中国人使用的香料种类比一百年后的欧洲还要多，因为，除了食用香料外，中国人还进口檀香、速香之类用以供神的可燃烧的香料。
郑和远航印度洋，除了出售丝绸、瓷器、香料等西亚民众喜欢的商品外，还采购大量的印度洋商品。唐宋时期的中国人主要喜欢玉石，元明时代的中国人渐渐爱上了印度的钻石、宝石。其时，西亚人戴金戒指的习惯也感染了中国的民俗，不少国家向中国进贡金戒指。东南亚的香料折服了所有尝试过的人们。这样，亚洲的东端和西端出现了消费习惯趋向一致的时代特点。共同的消费习惯带来的是商品互相流通，东亚的中国购取西亚及南亚的宝石和黄金首饰，西亚民众购取中国的丝绸、磁器。东南亚的香料是所有人都追求的高尚消费。这一趋势始于宋元时期，但在郑和时代达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峰，所以说，全球化始于郑和的远航。
郑和时代的全球化未能延续下去，与中国的白银外流有关。在当时的西洋贸易中，印度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手。印度工业文化发达，各种商品很多。在特色生产方面，印度很早就引进了中国丝织业，元明之际，印度人生产的丝绸数量巨大。所以，畅销全世界的中国丝绸在印度的销量不是太好，印度人对中国瓷器的喜欢程度也不如西亚各国，中国商品在印度的市场始终是有限的。印度市场另一个特点是金银比价较低，通常是一比五，而中国在宋元时期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十！远高于印度。这样，在中印贸易中，中国商人会感觉到输出白银而输入黄金比较合算。中国对印度贸易，丝绸、磁器的输出量都是额定的，带来的东南亚香料利润有限，于是，郑和只能用白银购取印度的各种宝石。中国方面的史料表明，郑和出海贸易的前十年，就将皇家私藏的七百万两白银花去六百万
！中国的金银比价也向印度靠拢，从一比十降至一比五左右！尽管郑和从海外带来的财富同样惊人，但缺乏白银的财政压力一直困扰着明朝的户部。从明代前期中国白银流失速度来看，最好限制郑和等人的海外采购的规模，想来这是郑和远航最终停止的原因之一吧。
郑和对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参与，扩大了东方向欧洲运输香料的总量，并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带到海丝重要转运港——古里。由东亚输往印度、阿拉伯港口的商品多了，输入欧洲的商品也就多了。而欧洲人消费东方香料、丝绸、瓷器的人多了，形成向往东方的舆论氛围，最终转化为探险东方的行动。
郑和远航与明代东南滨海区域。明代初年，中国人已经将海外世界划分为西洋和东洋，郑和远航，将其主要精力放在西洋，其时，东洋世界主要由福建市舶司负责。洪武永乐年间，福建市舶司派出船只和人员到东洋诸港，招揽诸国进贡。他们的成绩不错，因此，永乐年间的郑和可以专门致力于西洋，不必兼顾东洋。东南福建省的航海力量强大，自古以来有到海外贸易的传统。在郑和远航的过程中，东南滨海民众起了重要作用，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只，应当造于福州的长乐港。福建漳州籍的水师人员是郑和航海的骨干力量。现在可以证明，与郑和并列为正使的王景弘是明代漳州的宁洋县人。
虽说郑和远航停止了，但民间贸易并没有停顿。郑和远航之时，为郑和驾船的火长、水手主要是福建漳州人。郑和航海使他们对海外世界更为熟悉，早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后期，他们就开始冒充明朝的使者“出使”海外国家，进行冒名的海上贸易。郑和航海停止后，他们在东南亚海上更是为所欲为，他们不仅冒充中国的使者到海外贸易，还成为许多国家的使者到中国进贡。在漳州人、潮州人的口岸，不断有东南亚的商船来访，广州渐渐沦为海上走私贸易的重要港口。当然，反转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要感谢明代前期的海上私人贸易，它活跃了中国对外贸易，并使宋元以来的海上贸易网络一直维系下来。明代中期，遍及东南亚港口的商业网络主要由漳州人控制。
明代前期的海禁政令与海洋产业。郑和航海结束之后，明朝的私人海上力量受到更多的关注。通常认为，这些力量受到了明朝海禁政令的制约。有些人以为，海禁阻止了中国人的海上事业。实际上，明朝的海禁政令在执行中不断调整，东南三省的近海渔业是被允许的。明中叶，随着倭寇入侵事件的减少，海禁逐渐松弛，渔民的近海渔业发展到远海。这都反映了中国海上事业的发展。所以说，明中叶以后，海禁政令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因此，观察这段历史，不要轻易地说海禁使中国对外贸易断绝，实际上，这一时代中国海上力量相当强大，它的基础是海洋渔业。东南诸省拥有数千艘海船，这是明代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础。
明代万里海禁线的断点——漳州、潮州。对于明朝的海禁，不止要看到本身政策的演变过程，还要看到它的地区不平衡性。明初海禁之令执行较严，但在各地区执行力度也有不同。一般说，在江苏、浙江及福建的福州、泉州，官府的海禁政令执行较好，而在福建的漳州以及广东的潮州执行较差。其原因在于：自唐宋以来，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就属于暴动事件频发的区域，山区的动乱影响到沿海，造成漳州、潮州滨海区域的动乱。而这些区域的动乱的结果，导致大批民众下海为盗。因此，漳州、潮州境内常有海上武装横行，动辄有数十上百船舶与官军作对。这些海上武装经常击败明朝的水师，实际上，明朝的海禁之令在漳潮沿海无法执行。漳潮民众乘机下海贸易，并在海外形成了较为可观的力量。漳潮民众的海上活动，保存和延续了中国民间的海洋文化传统，成为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础。
明代中叶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由于漳潮一带海禁政令无法有效执行，从明代前期开始，漳潮民众就在东南亚许多港口贸易，由于当时传统海贸区域如泉州、福州下海人数都大幅度减少了，漳潮民众的活动奠定了他们在明代海洋史上的特殊地位。郑和航海之时，漳州水师人员成为舰队导航的主力。郑和航海结束后，他们继续下海航行，延续了宋元以来中国海洋文化的传统。明代前期，私自下海贸易的现象以漳州九龙江出海口一带最为突出。随着明代中叶私人海上贸易重点转到广州近海，漳州人的活动也延伸到广州的外海，并在香山县外岛建立了一些贸易据点。在这些漳州人中，于正统天顺年间来到广东贸易的漳州人严启盛最为典型。
明代中叶闽粤民众的海上网络。漳潮人的活动不止是在中国的沿海，以漳潮人为核心的华商还乘着帆船到南海诸港贸易，维持了南海广泛的商业网络。这一事实说明郑和及宋元以来中国的航海的成果为后人所继承，并非像一些西方学者说的那样：郑和航海停止后，中国人就不再向南海发展了。事实上，以漳州人为核心的闽粤商人继续活跃于南海港市，几乎在任何一个南海国家，都可看到福建人的身影。闽粤人在东南亚的经营，其经济意义在于将东南亚和中国融为一体。中国与东南亚两贸易圈的互动，双方各自获利，并向前发展。这些事实表明，远在欧洲人抵达东南亚之前，东南亚的华人商圈已经很发达，郑和远航的成果也得到了继承。
总的来说，明代初年，中国东南从福州到泉州、漳州、潮州的滨海区域人口增长，城镇经济初步繁荣，从而产生了向海洋发展的强烈需求。这是闽粤沿海区域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不过，明朝初年，海禁十分严厉，随之有所调整。这是因为：明朝海禁主要面对海上贸易，生怕民众到海外贸易时带来倭寇与其他海盗，但是，朝廷又要面对沿海有上百万疍户的事实，不得不采用较为灵活的方法。因此，东南沿海以渔业为主的海洋力量渐渐增加力量。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应当说，明朝的海禁在多数地区都很成功，唯独在闽粤边界的漳潮区域遇到了问题。这里的民众历来有反抗官府的传统，朝廷的政令在这里很难贯彻。由于漳潮地形复杂，官府的舰队经常被打败，因此，漳潮民众对朝廷政令不管不顾。最早的海上私人贸易在闽粤边境发展起来，迄至明代中叶，九龙江下游的月港、海沧都成为主要走私港口。明朝被迫加强了对海沧的管理。明代海沧人有“海沧打手”之名，他们是明朝水师的主要来源，以强悍好斗著称，在生活无着落之时，也会当海盗。明代前期和中期，以海沧人为核心的漳州人到东南亚贸易，建立了一个遍及东南亚诸港的华人贸易网络。在这个时代，东方海洋主要属于以福建海商为核心的华商。
第二卷之后，我主要关心的是晚明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和互动。明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中国广州要求贸易，从此展开了西方殖民者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正德末年，葡萄牙人与广东水师发生冲突，葡萄牙人失败后，跟随一些到马六甲贸易的漳州商人到九龙江口贸易，一度进入海沧、月港。由于中国丝绸主要出自太湖周边区域，葡萄牙人又跟随漳州人抵达浙江宁波的双屿港进行贸易。可见，在嘉靖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海口的贸易与他们在印度的贸易不同。葡萄牙人基本掌握了印度西海岸的国际贸易，但在嘉靖前期，他们在中国对外贸易并非占据垄断地位。其时，双屿港不仅有华商、葡萄牙商人及东南亚各国商人贸易，还常有日本人的船队出没，这样，双屿港渐成为东亚最大的贸易港口。
嘉靖年间的漳州人还到日本贸易，由于日本人以中国传来的技术开采银矿，导致白银突然增加，充斥日本市场，物价昂贵。因此，到日本贸易的漳州商船出售丝绸、瓷器、蔗糖之类的商品而大发其财。消息传回漳州后，漳州掀起了一个到日本贸易的热潮，成千上万的漳州商人，不顾生死到日本贸易，仅失事漂到朝鲜的就有上千人。大量的白银还使泉州人、福州人及浙江、广东的沿海民众都卷入对日本贸易。从贸易的角度看，嘉靖年间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兴起，是东亚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它促成了一个中国输出商品并从海外输入白银的贸易模式，从而吸引了欧洲和美洲商人前来参加这一贸易，这样，国际贸易便兴盛起来。
在中日贸易兴盛之前，环球贸易体系已经形成，但因海路艰险，周转的商品不多。世界贸易不温不火，总量有限。中日贸易掀起环球贸易体系的第一个疯狂时代，也将世界贸易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其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是中国与日本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导致中日之间的贸易发展，而不是葡萄牙人来到掀起了中日之间的贸易浪潮。以上事实表明，即使没有葡萄牙人参加，嘉靖年间的中日贸易也会按照东亚的贸易规律而出现。然而，倭寇问题的出现，使中国与日本之间良好的贸易关系中断。其后，明朝严禁日本商船来华贸易，也禁止中国商船到日本贸易。葡萄牙人趁机垄断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澳门因而成长为东方有名的城市。葡萄牙人的介入，是欧洲人掌握东方贸易的开端。
中国与葡萄牙的亚洲贸易比较。明代中叶，位于欧洲西南的葡萄牙开始探航通往亚洲的海路。他们被西非的黄金吸引，渐次探航非洲西南岸的贸易点，终于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逐次建立了欧洲人在东方的贸易网络。和郑和远航相比，葡萄牙人的航海成本很高，坏血病导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死亡，伤亡率大大超过郑和舰队。葡萄牙人能够坚持远航，与欧洲本土丰富的金矿、银矿有关。在欧洲迈进近代之初，欧洲因金银产量较多，金币、银币流行于欧洲各国，欧洲人人均拥有金银数量要高于中国。对欧洲来说更为有利的是：拥有众多金矿的非洲近在咫尺，走出非洲，不需多少路，就可以得到非洲的巨额黄金。欧洲本土的银矿开采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白银开采如此之多，使欧洲金银比价达到一比十六这样惊人的水平！在郑和时代，印度洋金银比价是一比五上下，因此，只要将欧洲的白银拿到印度使用，就可得到丰厚的利润。事实上，欧洲拥有大量白银迫使欧洲人向东方发展，只有在那里，他们的白银才能实现较高的价值。对欧洲人而言，恰好这个世界以金银为基本货币，而欧洲人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多的金银！对世界而言，既然选定了金银为基本货币，就只好接受欧洲拥有更多的金银这一事实。葡萄牙人能够在伤亡巨大的背景下不断向海外派出远航船只，与葡萄牙人掌握大量黄金有关。扩而言之，近代欧洲发展较快，与其黄金储备惊人有关。与其相比，中国历代的黄金、白银储备总是损失于游牧民族南下的战争中，当中国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感到资金的缺乏。纸币的流行是一个补充，但对明朝而言，纸币无法进入（或是很少进入）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只有金银是硬通货。这是中国的不利之处。
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起到了化盗为商的作用。漳泉一带的商人造船下海，到东南亚各个港口贸易。他们尤其受到刚刚到达东方的西班牙人、荷兰人的欢迎。闽商在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样，闽粤商人延续了宋元以来在东南亚的地位，扩展了他们在东南亚的网络。这一时期的东南亚，还是中国与日本交换商品的地方。由于闽粤商人为东南亚港口带来产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蔗糖等商品，闽粤商人到处都得到欢迎。他们凭借独特的位，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港口都建立了华人居住区。对东南亚各地而言，欧洲殖民者及华人的活动，引发东南亚各地的城市化运动，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港市。
在明代中叶以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南洋和西洋国家。那时东洋国家较贫穷，所以，郑和到海外贸易，一路下西洋，基本不考虑东洋。明初中国进入了白银时代，因本土银矿开采量急剧下跌，白银的购买力大增。明中叶以后，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这使东洋贸易利润大增。由于美洲白银主要由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群岛，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东洋国家成为中国商人主要贸易对象。在白银滚滚西来的背景下，中国的商品也向东洋国家输出，西班牙人又将马尼拉的中国商品运到美洲，加上欧洲消费的中国和美洲商品，这个世界就这样旋转起来，这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动力之一。
华商的海上活动，逐渐将台湾纳入自己的活动圈。从渔民到台湾沿海捕鱼开始，渐渐有人将鹿肉、鱼籽、鱼干等商品运到福建来出售。再后，台湾的鹿皮在日本找到市场，台湾成为中国与日本私下贸易的一个场所。不过，其间转辗于福建月港、台湾北港、日本长崎之间贸易的商人主要是华商。他们对台湾的开发构成了华人进入台湾的基础。其时，来自漳浦县的赵秉鉴纠合厦门水师军官诸人在台南的“赤勘”筑寨，而后又有袁进、李忠、郑芝龙等海盗以台湾为巢穴。万历末年，袁进投降官府，福建官府的管辖权一度伸及台湾。闽粤商人的活动已经将台湾纳入福建、潮州与台湾构成的环台湾海峡经济圈。这一经济圈在明末清初成为东亚航线的枢纽，也使台湾成为荷兰、西班牙人窥视的重镇。
东洋的崛起使台湾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宋元以前，台海地区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诸国，这些国家大都处于“下西洋”的海路上。其时中国发展海外贸易，主要是下西洋。这一状况在明代晚期发生变化。晚明的日本和菲律宾成为海外白银最多的地方，闽潮民众到日本和菲律宾群岛做生意，大都要经过台湾海面。从漳州月港出发的船只先到台湾南部港口停泊，而后顺北风南下菲律宾。东去日本的福建商船有两条路线，其一是从月港出发，抵达台湾后，沿着琉球群岛构成的岛屿线北上，一直到日本九州岛的港口。另一些船只是由台湾向正北航行，抵达浙江的双屿港之后，再驶向日本。这些交错而行的航线都将台湾的北港、鸡笼、淡水当作重要的补水港口，它们在这里停泊，促成当地港口的发展。于是，渐有人在台湾的港口周边开荒种地，种植甘蔗和水稻，或是围猎鹿豚，获取鹿肉与鹿皮。当时在台湾贸易的商人将鹿肉卖到中国，将鹿皮卖到日本。明代后期，中国严禁日本人到大陆港口贸易，于是，有一些商人将来自福建的丝绸、白糖、瓷器带到台湾港口出售，另一有批人专门从事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台湾的港口就这样卷入亚洲的贸易体系。荷兰和西班牙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的优势地位，相继占领了台湾南北的港口，从而使台湾成为东亚诸个势力竞争的大舞台。
明清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市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给中华经济圈带来源源不断的白银，全国经济因而活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商品主要来自东南诸省，产自福建的武夷茶、白糖、瓷器，产自浙江的丝绸、绿茶，产自广东的生丝和白糖，来自台湾的黑白糖，以及产自江西的景德镇瓷都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商品。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东南数省的对外贸易，而不是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来自海外的白银使东南数省繁荣起来，外贸在中国经济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东南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加强。
自晚明以来，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一直来自东南区域。明代中叶最令人激动的变化始于泉州、漳州一带农商贸易的发展。泉州和漳州的城市程度较高，泉漳生产的黑白糖、漳州平和瓷、泉州德化瓷远销海外市场和江南，他们消费的粮食则来自广东、浙江，布匹、生丝来自江浙二省，这就形成了大进大出的“泉漳模式”。这在中国是首创，建立在发达的贸易基础上。随着泉漳经济的发展，对内地的影响越来越大。泉漳贾人到江南村镇购进生丝、棉花，在本地发展加工业，这就促进江南村镇缫丝业及棉花种植的发展，并且导致白银大量流入江南市镇。漳泉民众带来的各种美洲物种，也使国内农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烟草、番薯、玉米、花生的种植，改变了中国农业的结构。最重要的是，白银流入活跃了国内的市场，各地之间的物流规模扩大，重新塑造了中国经济的面貌。
在中国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明清时代，远道而来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发展对华贸易，都想在台湾海峡寻找贸易的据点，从而造成明末清初台湾海峡的独特地位。那一时代，台湾海峡不仅是东亚贸易中心，同时还是世界贸易的重点区域之一。放眼世界，这一时代的世界更是海洋的时代，决定世界富裕程度是环球贸易体系，控制海洋的国家获得最大的利益并相继建立世界霸权，它们在海上得到财富，在海洋贸易中发展，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是如此。明代的台湾海峡本是东亚贸易的热点区域，而东亚贸易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那么，晚明经济的提升，是中国经济推动了世界，还是世界经济推动了中国？按照费正清“冲击－反应”的理论，正是十六世纪葡萄牙等西方势力来到东方，才造成对东方世界的冲击，从而带动东方世界的发展。晚明的经济发展，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带来的美洲白银造成的。在日本，也有一派史学家认为，是葡萄牙人带来的贸易，才使日本经济活跃起来。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提问题：假使不是明朝极度渴望海外白银，美洲及日本的白银对明朝会有作用吗？要知道中国从宋朝到元朝及明朝前期，都实行纸币制度。宋代的交子、会子，元代的大元钞，明代前期的大明钞，都是流通全国的货币。由于元朝的威望的影响，大元钞的个别种类还可以在东南亚部分国家使用。明代大明钞的废弃，其主因是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太差，如果他们能够吸取宋朝人的会子管理方法，大明钞完全可以重振雄威。所以，白银进入市场成为主要货币，它不是不可逆的。明朝完全可以重兴历史上的纸币制度，以抵消白银的作用。问题在于，明代的学者尚未想到这一点时，白银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明代户部的官员得过且过，就不考虑重兴纸币一事了。
从明朝对白银的渴望来看，可以说，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才使日本、美洲的白银有了货币的意义。在明中叶以前，贵金属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货币，在欧洲与北非，流行的是金币，也有一些银币。在印度，金币、银币都出现了，但数量有限。经过郑和时代的白银流失之后，中国的白银的价格上升，且成为基本货币之一。明代中叶的对外交流中，各式欧洲、印度的银币流向中国，不过，由于贸易量有限，流入中国的白银并不太多。
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向远东航行，后在印度洋及南海建立了多个商业据点。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和郑和远航相比，驱动力相似，都建立在对香料、丝绸、磁器、棉布的巨大需求之上。同样，这类商品的贸易导致欧洲的白银像流水一样向印度洋输送。和郑和时代中国不同的是，欧洲草莽初辟，刚刚开发了许多金矿、银矿，因此，欧洲黄金白银之多，远远超过东方。欧洲诸国很早就开始发行金币、银币，金银比价高至一比十六！巨大的差价导致葡萄牙人将白银运到印度洋来采购商品，引发欧洲的白银向东方流动。不过，欧洲幸运地得到美洲白银的补充，而其白银之多，引起物价革命，只有向外大量输出白银，才能抵制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葡萄牙的任务就是在东方花掉白银，以减轻欧洲物价上涨的速度。这一金融背景决定了葡萄牙人的航海得到欧洲全面的拥护，因而带领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抵达中国的港口，开始与中国贸易。葡萄牙人的到来，无疑扩大了中外贸易的规模，然而，葡萄牙人对航路垄断的做法，也使亚洲贸易受到打击。早期直接的中葡贸易量不大，葡萄牙人每年可向欧洲发一艘商船，带去东方的丝绸、瓷器、白糖等商品，带回白银。由于运输量有限，葡萄牙人每年给中国带来白银也不多，大约是二十万两白银。这笔白银对中国经济不无小补。葡萄牙人做得更多的是从东南亚运来中国人喜欢的香料和印度的一些商品。葡萄牙人占据印度果阿后，随着他们统治的巩固，开始保护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行走于东亚及南亚的商品，带来东方的商品，又将其运到阿拉伯海与欧洲有贸易的港口，这样，欧洲人仍然可以从地中海得到的商品，但是，这种贸易规模也是有限的。
真正震撼中国经济的是日本的白银，嘉靖时期的日本吸纳了中国的炼银法，每年可以开采上百吨白银。嘉靖年间，在日本贸易的漳州人发现日本的白银非常便宜，掀起了一个到日本贸易的热潮，每年都有几十艘至上百艘帆船到日本港口贸易，带回大量的白银。这一秘密被葡萄牙人知道后，葡萄牙人也开始介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他们以广州附近的澳门为据点，派出大船往来于日本及澳门之间。随着明朝海禁日益严厉，明代后期去日本贸易的华商减少了，中日贸易主导权转到葡萄牙人手中。日本的白银通过澳门这一渠道进入中国。随着来自日本的巨额白银流入中国，并转化为货币，中国经济活跃起来。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当出色，各种产业都有巨大的增长。中国的兴旺也带动了亚洲诸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纷纷进入大发展时期。在东亚市场上，中国的丝绸和日本的白银也吸引了诸多欧洲国家前来介入中日贸易，1571 年，西班牙的大帆船开始出现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并将马尼拉建设成西班牙人在东方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同样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他们以高过中国大陆数倍的价格购买中国商品，尤其关注丝绸、瓷器、蔗糖等商品，于是，马尼拉成为漳州月港商人最好的贸易对象。从漳州月港出发的商船给马尼拉带去丝绸、瓷器、白糖，带回白银。转手之间，获得巨大的利润。其后，又有荷兰人、英国人介入东方的贸易。荷兰和英国是大西洋国家，与欧洲市场联系密切，因此，荷兰人及英国人来到东方之后，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更上一层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从欧洲带来数额不小的白银，仍然不够他们在东方的运营。因此，不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英国，都很注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他们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样介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他们的商船往来于台湾海峡及日本的平户、长崎诸港，想方设法得到日本白银，用以换取中国商品，从而维持他们的贸易。
就此而言，大航海时代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实际上是环球贸易体系初成时期的第一个贸易高潮，它吸引世界主要贸易国家来到以台湾海峡为枢纽的东亚贸易圈，从而大大提升世界贸易的水平。事实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使世界航运线路发生变化。在伊比利亚人垄断世界贸易的时代，国际贸易体系是畸形的，那时，葡萄牙人经营自中国、日本向西的贸易线路，他们将东方的商品运到印度、伊朗的港口，再由西亚的商人将其运到地中海港口。葡萄牙人自己，每年会发一二艘船只从远东回归葡萄牙本土。国际航线的另一半由西班牙人控制。他们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出发，西进美洲的殖民地，而后将货物运到太平洋沿岸港口，再从太平洋沿岸港口运往马尼拉。由于航线多次转折，其中还有陆运，所以，运费昂贵，往来的船只不多。更为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条自由的航线。不过，当荷兰人与英国人抵达东方之后，冲破了伊比利亚人的垄断，环球航线开始混乱并且自由地发展。荷兰人开辟从万丹向西南直抵好望角的航线，从而使远东商品以较低的价格直达欧洲。英国人德雷克发现美洲与南极洲之间的海峡，这条航线的适航性超过险峻的麦哲伦海峡，从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线不再那么困难。
总的来说，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前半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世界贸易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有了中日贸易，才有了其他国家的介入。那么，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怎么形成的？葡萄牙人的介入是决定性的吗？事实上，有一些欧洲及日本的著作就是这样写的。他们认为，是葡萄牙人的到来，带给中国与日本的巨额国际贸易。当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与日本贸易这一段历史之后，就会觉得这种观点有其问题。首先，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存在着贸易关系，明代日本与中国之间有稳定的朝贡关系。宋元时代，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铜钱，并以中国铜钱为国内主要货币，这说明日本已经融入中国贸易圈。明代，白银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有一些日本的矿工潜入中国，获得了以铅置换白银的技术。嘉靖年间，日本白银生产突然大发展，与引进中国这一技术有关。其次，就日本白银市场的发现而言，也是漳州商人最早发现日本市场有大量白银。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就有漳州商人到日本贸易，带回大量白银。而后十年间，漳州人到日本贸易成为一种潮流，每年都有数十艘船只赴日本。至于葡萄牙人到日本贸易，虽然有一些早期探航的例子，有规模的贸易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其后，是因为倭寇入侵的关系，使明朝严厉禁止赴日本贸易，这才使葡萄牙人获得去日本贸易的专利。就中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来说，中国缺银，日本需要中国的各种商品，所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高潮肯定会到来，不论有没有葡萄牙人的中介，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都会发生，事实上也是如此。葡萄牙人介入中日贸易真正的作用在于：它使中日贸易有了一条合法的渠道，从而缓解了闽浙一带沿海混乱的景象。实际上，明代后期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无法停止的，如果不是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中介港，其他南海港口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中介港。所以，明代中后期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论有没有葡萄牙人成为中介，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都会发展起来。
认定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它说明东方国家没有西方的影响，也会有大的变化。郑和远航时期的日本，缺乏手工业，也不知道有大规模的银矿，无法大量生产白银。因此，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比较一般。但到了嘉靖年间，中国的冶金术流传到日本，日本银矿开采，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从此发达起来。这一时代，即使没有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东亚的贸易也会不同于以往。
中国的商品和日本的白银，这两种“商品”中，又以那样为重要？应当说是中国的商品。因为，除了成为贸易的中介，白银的“使用价值”很小。如果没有中国商品的输入，日本的白银只能使国内的物价飞涨。至于中国，如果没有日本的白银那又如何？中国有取代白银的手段，那就是纸币，虽说明初的纸币已经被老百姓拒绝，如果没有大量白银流入，它迟早会被人重新记忆发行，引导中国进入新纸币时代。不过，纸币的缺点是它很难成为国际信用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白银的作用远胜于纸币。
对于日本来说，用白银采购中国商品，更是日本战国时期经济飞跃发展的前提。日本人通过引进中国的采银术开采银矿，使日本白银产量骤增，然后，日本人用白银采购中国的商品，引进中国各种技术，导致自身国家的起飞。在与中国交往之前，日本的发展水平落后于朝鲜，在明朝的史册上，朝鲜一直排在日本之前。然而，在明代中期，朝鲜因其财力有限，与中国的交往一直保持明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却因为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白银，并用以购进中国的商品和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朝鲜。江户时代的日本，城市化水平世界罕见，手工业也达到很高的水平。试想，如果当年中国不接受日本的白银，日本可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吗？
对欧洲来说，中国的促进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十六世纪的欧洲刚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对他们来说，已经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恰似一盏夜空的明灯，中国华丽的丝绸、瓷器以及精美的食物，超脱神学的理性思维，精致的艺术品，都是那么优雅、高尚。从此，欧洲人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学习中国文化，为其国家的转型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东南亚来说，晚明以后大量南下的福建人和广东人，也是其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例如马尼拉、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会安、西贡等城市的崛起，都离不开华人的力量。这些城市的早期商业中心都是唐人街，一个个华人小商贩的努力，使这些城市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
可见，不论对欧洲、日本、东南亚来说，晚明的中国都是一般积极力量，给他们带去发展。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对白银的渴望带动了世界的发展，晚明的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掀起了世界贸易第一个浪潮，不论是中国、日本，还是东南亚及欧洲国家，都在介入中日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发展。
由此看来，人类近一千年来的历史，东亚之海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长期是世界贸易的中心，中国因在东亚之海贸易中占据优越地位，经济上长期位于世界前列。
欧洲的崛起也和金银成为国际货币有关。欧洲人因到美洲寻找金银而闻名于世界。实际上，欧洲的金银数量远比其他大陆要多。大航海时代的初期，葡萄牙人每年可从西非的黄金海岸得到七百公斤的黄金！七百公斤至少折算 22400两，这个数量的黄金是明代中国无法想象的。明军曾因士兵误杀的问题与爪哇国西王发生冲突，爪哇国王答应赔偿六万两黄金，不过，后来爪哇国搜尽国库，也只能向中国赔偿一万两黄金。约与明代相当的欧洲已经使用金币很久，许多商品都以金币标价。而同时代的中国只能使用银两贸易，在日常买卖中大都使用铜钱。欧洲在明代中叶又可得到来自美洲的白银，这些白银大都由西班牙人控制。都说西班牙人运到中国的白银数量多，实际上，西班牙人运到欧洲的白银更多。两者之比约为 1：4！巨额黄金和白银使欧洲人可以不断派出大船到世界各地贸易，并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由此可知，近代欧洲的优势，与欧洲盛产金银有关。刚好这个时代选择金银为国际贸易货币，刚好欧洲囤积了大量的黄金，这是欧洲人无畏远航的经济基础。
总之，因为地理原因，欧洲自古以来积累了丰富的黄金和白银，这一优势又因为非洲、美洲的贵金属流入欧洲而加强。当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很弱的时候，欧洲人占有的这些金银只能在欧洲使用，它使欧洲的物价高昂，和中国人主要使用铜钱相比，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在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体系建立，恰好金银成为主要交换媒介，这才使欧洲人的金银有了扩大使用的市场。由于这个世界公认金银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这使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大占便宜，因为，他们拥有像石头一样便宜的金银，现在可以到东方购买无穷无尽的商品。表面上看，欧洲贵金属在环球贸易体系形成后不断向东方流动，使欧洲人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实际上，相较那些缺乏金银的国家，欧洲占有许多优势。例如李氏朝鲜，它本是中国的近邻，物质发展水平接近中国。可是，由于缺乏金银矿，在崇尚金银的大航海时代无所作为，只能看着日本迅速发展。欧洲人拥有较多的金银，使他们可以购取世界各地的商品，并开发技术，加快经济发展。这是十六世纪欧洲人向全世界发展的原因。迄至十七世纪，重金主义在欧洲兴起，欧洲人开始节制黄金、白银的流出，抵制海外商品。为了抵制来自远东的商品，欧洲开始仿制东方的工业品，由于资金充足，他们的工业渐渐获得成功。人们称之为工业革命。
我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世界针对东方世界的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市场上，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品一直无法与中国及印度的商品竞争，中国与印度的优势在于无穷无尽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将手工业商品的价格降到最低点。在价格革命之后的欧洲，英国及欧洲人在同等技术的条件下，无法生产出比中国印度更为便宜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节节败退，许多传统工业被东方工业品摧毁。白银像滚滚洪流趋向东方，欧洲却无法回笼这些贵金属，只能通过关税等非市场手段制约这股洪流。因此，欧洲需要借助煤炭、石油等自然动力降低劳动成本，以便与东方经济体竞争，这是瓦特蒸汽机在英国发明的原因。
工业革命成功后，借助新动力的工厂在英国和欧美逐渐普及，欧美终于生产出比中国、印度更为便宜的商品，从而击败中国传统手工业，一项又一项夺占中国商品的优势产业，称霸世界市场，最终取代中国与印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于是，中国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欧洲产品的竞争，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转型，只要这些产业未能达到理想的境界，转型引发的社会震动就不会停止。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李约瑟之问：世界文明中心一直随着经济重心而转移。历史上，各大文明区域相继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潮起潮落，如同太阳东升而西落一样平常。文明最发达区域总是处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数百年里，世界经济中心长期位于东亚之海的中国东南区域。东亚之海的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即使欧洲人来到东亚之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改变这一形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亚之海不能永远占据世界贸易核心的位置。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开始限制白银的流出，而美洲的贵金属流向也发生了转变，从主要流向远东转而主要流向欧洲。这使东亚之海的贸易发展受到限制，如果不说它衰落的话，可见的发展也是有限的。相形而言，这一时代欧洲蓬勃发展，令人瞩目，最后推出了工业革命，取得相对于东方的生产优势。于是，世界经济中心转向北大西洋，欧洲文明因而崛起，逐步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此基础上，欧洲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
台湾海峡区域作为东亚之海的关键枢纽，它见证了中国东南区域一步一步走向的繁荣，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也见证世界贸易重心离开东亚之海的转移。事实上，它是东西文化经济转变的关键点，大航海时代各大经济区之间的互动、彼此的兴衰，都与台湾海峡息息相关。
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海上交通史著作在汉晋时代就出现了，迄至宋元时代又有《诸番志》《岛夷志略》之类的著作。明代月港通商之后，张燮的《东西洋考》问世，清代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也被西方学者视为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不过，有关海洋史的现代史学研究，则始于伯希和、梁启超等人的提倡。
欧洲学者研究海洋史成就突出。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西班牙、法国都在东南亚有自己的殖民地，诸国的学者很早就展开对东南亚殖民者的研究。不过，最早展开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多为教会的布道者，因此，早期研究常由教士们来做。例如，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在欧洲被翻译成为多国文字。其后渐有纯粹学者的研究。例如瑞典人龙思泰的《早期澳门史》
初版于 1832 年，该书被誉为以现代史观研究澳门史的开山著作。欧美学者对大航海时代东南亚的研究，成果颇多，无法尽述。以下主要着眼于与中国有关的海洋史研究。
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早在 1904 年就发表了《交广印度两道考》
，以南洋交通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伯希和另有《郑和下西洋考》，将有关郑和的史料介绍给西方。
在他的影响下，欧洲有不少汉学家投入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 Boulnois）、于 1963 年出版了《丝绸之路》一书，其中第四章讲述丝绸的海路传播。该书的法文版很快就重版三次，并有德文、西班牙文、英文、波兰文、匈牙利文、中文、日文等多种译本。该书的中文译本由耿昇翻译，出版于2001 年。
日本是一个岛国，与海外国家一定要通过海洋，所以，日本的海洋史研究很早就兴起了。不过，日本早期有关海洋史的研究侧重于唐宋，对大航海时代的海洋史研究略迟。村上直次郎于 1937 年出版了日文版的《巴达维亚城日记》，在该书中，他将荷兰人占据雅加达时期有关中国的东南沿海、台湾岛以及日本的材料翻译成日文，从而成为研究东洋史的第一手资料。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岩生成一有《荷郑时代台湾与波斯间之糖茶贸易》
一文，这是早期台湾贸易史研究的开山著作。他尚有《明末日本侨寓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
一文，以明末厦门商人李旦为对象，探讨了他在台湾、厦门及日本平户之间的贸易活动。其后，岩生成一著《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探索了日本和南洋的贸易。
此外，石原道博的《郑芝龙的日本南海贸易》，是对明末清初福建海商郑芝龙经营海外贸易情况最早的探讨。
日本学者小叶田淳的《明代漳泉人的海外通商发展》，是最早研究漳泉商人的名篇，也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
；旅日台湾学者李献璋在 1962 年发表了《关于嘉靖年间浙海的私商及舶主王直行迹考（上）》
，提出浙海私商中，著名的邓獠、金子佬都是福建人。其他著名海商有：阮其宝、洪獠（洪迪珍、洪泽珍）、林獠、郭獠、魏獠等。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
用相当力量研究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村孝志对荷兰占据台湾时期的研究，更是成果累累，他的名著《荷兰时代的台湾史研究》，探讨了荷据时期台湾的主要产业，如农业、鹿皮生产、鲻鱼业、探金事业，从而成为早期台湾史研究的里程碑。
日本学者的成功在于：他们很早就重视对荷兰史料的翻译，《巴达维亚商馆日记》、《平户商馆日记》、《长崎商馆日记》等荷文原始资料的翻译，使他们很早就从荷兰商人对台湾、福建的原始记载中研究台湾的早期历史。中村孝志之后，松浦章对中国海域的研究着力最多，就明代及明末清初这一阶段而言，他的主要著作有：《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
、《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
、《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
、《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
，《清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中国的海贼》
等论著。三木聪的研究重点是明清时期的福建农村社会，许多篇章涉及明清时期福建的商业活动。
上田信的《明清时代的海与帝国》
一书，概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海洋历史变迁。岸本美绪的《康熙萧条与清代前期的地方市场》（1984 年）一文探讨了清代前期地方市场的收缩。欧美与日本的学者都对《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日本的汉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颇高，甚至有人提出：海外国家主要是通过日本人的研究认识中国社会的。这是中国学术界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不会否定日本学术界以往的贡献，但也不必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感到气馁。毕竟，身为中国人，我们要比外国人更能感受中国社会的微妙之处。历史上，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别具一格，也曾是世界学术界的顶峰成就。我们应该做的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日本学术界的优点，在两三代人之间逐步赶上和超越日本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应当较早取得突破。
华人对海洋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1905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三卷第二十一期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一文，开现代海洋史研究先河。早期的明清海洋史研究有三个热点，即：郑和、倭寇、郑成功。近来较热的课题有华侨史、台湾史、澳门史、广州史、漳州史等。
由于郑和是一个国际性人物，所以，海外学术界对郑和研究早就展开了。梁启超之后，冯承均、许道龄、李晋华、吴唅、童书业、向达、郑一钧等人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研究郑和，成绩斐然。由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纂的《郑和研究资料选编》，收录了老一代学者的主要论文。
郑和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群体的参与，不止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以及来自理工科的工程师也多有论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几乎每年都有召开郑和研究会，发表论文数十篇，所谓“众人拾柴火火焰高”，正是郑和研究的最好说明。百年以来，国内外发表的郑和研究专著和论文达三千多种。黄慧珍和薛金度对大陆的郑和研究八十年进行了梳理。
不过，这一研究也有另外的问题，就是争议观点多，权威论著少，倾力于郑和研究且有成绩的专著不太多。较著名的有徐玉虎对郑和航程地名的考订
，还有多篇相关论文。
郑和研究开展一百年来，在史料发掘方面成绩显著。自伯希和将《灜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介绍到法国之后，冯承钧对二书有详细的考证，初步勾勒出郑和七下西洋的全貌。长乐郑和下西洋碑刻发现以来，南京等地发现过多通参加郑和下西洋人员的墓志铭，这对推动郑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献搜集方面，郑一钧早年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而后，郑鹤声、郑一钧合力完成了 368 万字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
，虽说不无遗珍，编辑系统性也有一些问题，但从总体而言，这是一部目前最大的郑和史料汇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倭寇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这个领域群雄并起，作品甚多，据说已经有一千多篇论文了。在抗日战争前后，学界研究倭寇的成果密集。陈懋仁发表于 1934年的《明代倭寇史略》是现代史学家中倭寇研究的奠基之作。郑梁生对倭寇的研究全面而扎实，他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是全面探讨倭寇问题的大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林仁川
、李洵
、戴裔煊
、田中健夫
认为，这些倭寇主要成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岛民，其中真倭很少。我也赞成这一观点。
据安乐博、余康力的介绍，早在 1975 年，苏群伟（Kwanwai－ So）便以英文撰写论文，提出嘉隆年间的倭寇多数是中国海盗，只有 30％是日本人。
不过，有关倭寇的问题还有许多方面，期待大家的努力。
有关郑成功的研究是另一个学术热点。台湾学者有关郑成功的论文达三百多篇。大陆学者对郑成功的研究也是一贯的。数十年来，有关郑成功的研讨会经常召开，早年每次开会都会出一本论文集，合计论文也有数百篇。它的问题有点类似郑和研究，就是参与的人多，观点分歧较大，权威性论著少，将在有关部分综述讨论。
除以以上三大问题之外，涉及明代海洋史的研究还有很多。
海洋史研究较早引起多人关注的是南洋交通史。冯承钧留学比利时、法国，曾跟随伯希和学习法国的东方学。通晓多种文字，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
，与此同时，刘继宣、束世征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问世。
二书同为中国人研究南洋史的开山之作。从华侨史开始，国人渐及其他问题研究。张维华早年留学美国，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著有：《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后来还有《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问世。
朱杰勤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方面被视为学科开创者，发表论文多篇，著有《东南亚华侨史》
。饶宗颐对潮汕史的研究，也是海洋史研究的先河。早期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向达是中西交通史研究专家，尽管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陆路，但他对《顺风相送》等航海书籍的发掘、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都影响了后世。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
一书，结合文献及民间史料，对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进行研究，在商人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秦佩珩著有《明代的朝贡贸易》
，张德昌著《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
。薛澄清
和萨士武
着力研究明代的福建市舶司，分别著有专文。
傅衣凌一向重视私经济的研究，海洋经济史中的商人活动一向是他注重的要点。他的主要论文有：《明代福建海商》、《清代前期厦门洋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
，这些篇章后收录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编纂的《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一书。其后，傅先生还发表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中国经济问题》1962 年 1、2－3 期）；《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读李光缙〈景璧集〉何乔远〈镜山全集〉两书札记》（《泉州文史》第 5 期）等论文。傅衣凌重视史料的挖掘，关注海洋贸易给明清社会带来的变化。他的风格和方法给后学极大的启示。全汉昇对中国的海洋经济倾注大力，在明清史方面，他主要关注明清时代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贸易关系
，他和梁方仲对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研究是最早的。主要论文汇成《中国经济史论丛》
、《中国经济史研究》
二书。梁方仲的研究涉及白银、美洲作物等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汇成《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
，他倾力编成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韩振华对海上交通史的研究坚持数十年，成果累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为其编成《韩振华选集》，已经面世的有《中外关系历史研究》、《航海交通贸易研究》等书，其中也有多篇论文讨论郑和、郑成功的相关问题。田汝康的《十七——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一书在海洋史领域受到广泛的好评，可称之为早期海洋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姚贤镐编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的第一卷，有清代前期对外贸易史资料。
戴裔煊的研究着重于倭寇问题和葡萄牙人。他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
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影响至今。郭松义探讨了清代国内沿海的海运贸易
，耿昇早年翻译《丝绸之路》，并在书中概述法国汉学发展史，产生较大影响。陈高华和陈尚胜共同完成了《中国海外交通史》。
德国学者普塔克近年有《亚洲海峡历史导言》《亚洲海峡的地理、功能和类型》
，也是从整体上研究台湾海峡史的论文。
大陆各省研究明清海洋史以广东和福建最为突出。广东学者最早的研究大都围绕着广州市舶司展开，而福建学者多着重私人海上贸易。这与两省不同的历史环境有关。
岭南学者对海洋史的研究成绩颇著。在潮州史研究方面，饶宗颐无疑是开拓者，《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一书汇集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他对南澳港及柘林港的研究，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全汉昇、梁方仲的研究成果累累，如前所述。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
一书，结合文献及民间史料，对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进行研究，在商人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戴裔煊的研究着重于倭寇问题和葡萄牙人。他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
，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其影响至今。
五十年代以来，广东学者对海洋史的投入越来越多。李龙潜著有《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论文
，叶显恩的《移民与珠江三角洲的海洋经济化》，
探讨了明清时期珠江流域的海洋经济化过程，主要论著尚有《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等。黄启臣的历史著作编成《黄启臣文集》三卷
，其中多有涉及中外贸易史的内容。他和陈柏坚合著的《广州贸易史》三卷，共计 150 万字，由黄启臣承担上、中两册的撰写，该书全面论述了广州历史上的对外贸易。近年，广东新一代学者兴起，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是其博士论文，
资料丰富，下了功夫。李庆新尚有《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其研究重点仍然是岭南的对外贸易。王川专攻《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广州口岸史研究》
，作者将宦官看作是市舶司制度的破坏者。以上研究主要围绕着广州对外贸易展开。黄挺与陈占山的《潮汕史》，对明代的潮州经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黄桂的《潮州的社会传统与经济发展》
，对明代潮州的贸易也进行了探讨。
近年广东社会科学院编著《海洋史研究》，吸引各方学者参加，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建学者的海洋史研究在 1978 年之后有较大发展。厦门大学尤为突出。在郑学檬的主持之下，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完成了《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一书，该书的前身是《福建经济史发展综合报告》，油印本刊出于 1984 年。该书是对福建经济史最简练、概括的论述。其中明清福建商业、手工业、外贸部分由陈铿、徐晓望、林仁川等人担任。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一书全面论述了大航海时代明清海上私人贸易，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其后，林仁川又有《福建海关暨贸易史》（鹭江出版社1991 年）一书发表，展示了对海洋史的开拓。李金明是韩振华的学生，主要著作有：《明代海外贸易史》
，对明代海外贸易兴衰进行了探讨。近年他的研究着重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
李金明与廖大珂的合著有《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简练系统地描述中国海外贸易史的发展。
廖大珂另著有《福建海外交通史》，其中明清史也占了相当比例。
陈支平着力从族谱等民间史料中挖掘明清时期商人的活动，其中不少史料涉及海商。
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是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的开创者。1996 年杨国桢发表了《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2期），提出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问题。该年，杨国桢及其所带博士与江西高校合作，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
八册，其时，杨国祯发表了《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
2003 年，杨国桢与江西高教出版社再度联手，出版了《海洋中国与世界》十二册，其中杨国桢撰写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这两部著作突破了福建海洋经济史的多个难点。2016 年，杨国桢与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十册，在杨国桢自撰的《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一书中，作者展现了对中国海洋文明史理论的全面探讨。杨国祯所带 30 来名博士多选择海洋史课题，近三十部著作发表，形成了海洋史研究团队，对中国海洋史展开全面的研究，从而构成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是研究福建经贸史的另一个重镇。1986 年朱维幹的《福建史稿》下册
出版，其后，唐文基领衔的《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和林庆元领衔的《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都是整合福州历史学界力量的大部著作，对福建贸易史投入较多的力量。唐文基研究商业史的专著有《16—18 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该书展现了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观点。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纂了《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
。此外，林金水和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年）。福建师大对中国琉球交通史倾注较大的力量，从徐恭孙、谢必震到新一代赖正维
等人的崛起，师大学者有关琉球的著作较多。
徐晓望为傅衣凌、郑学檬的学生，后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工作。他的研究方法承袭傅衣凌开拓的南派史学道路，注重地方志等地方和民间史料收集，关注下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多从下层社会关注经济的变化，尤其注重海洋史的开拓。1988年，徐晓望的《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征》
一文发表，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历史上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纠葛是不可忽视的线索。在许多人以为海洋文化是欧洲文化特色的背景下，作者又发表《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一文，给中国海洋文化较高的地位。1999 年，徐晓望的《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
一书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海洋文化的视野观察台海两岸的海洋史，开篇探讨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结构、特点、历史地位，并对闽台海洋文化的地理环境、起源内因、航海文化、海外贸易、沿海贸易、海商集团、海路移民、海神崇拜、海外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论述。2000 年，徐晓望在郑学檬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博士课程研究，郑学檬先生在其研究生涯中，始终关注国际学术界对东方史研究的最新动态，跟踪经济史理论前沿的发展，在分析市场理论方面有独特的视野与成就。2003 年徐晓望完成《16—17 世纪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研究》，从此将研究重点放在大航海时代的台湾海峡史研究方面。徐晓望在明清海洋经济史方面的著作还有《福建经济史考证》（澳门出版社 2009 年）、《闽商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明清东南海洋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商海泛舟——闽台商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等，《商海泛舟》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闽台商业贸易史。近著有《福建文明史》、《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福建史的代表作是徐晓望主编的五卷本《福建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其中明清部分由徐晓望撰写，近代史部分作者是杨彦杰、刘大可。2010 年，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团队完成了《福州台江与东南海陆商业网络研究》（福州，海峡书局 2011 年），这是第一部福州经济的专门史，尤其着重福州海港与内陆、海洋的联系。参加本书研究的专家除了徐晓望、罗肇前之外，还有潘健、黄洁琼、许莹莹、张燕清等新一代专业研究者。其中徐晓望、潘健、黄洁琼、许莹莹的合著还有《闽台商业史新探》（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5 年）。
近来，福建史坛新一代人逐渐崛起。张侃研究闽台两岸关系，有《互补联动》一书。
王宏斌研究清代前期有关海防的思想与制度。
何锋著《明朝海上力量的建设》
，王日根著有：《海润华夏：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
等，新的成果陆续出现，不一而足。
泉州和漳州学者相当注重本地海港史及对台关系史的研究。庄为玑和王连茂编著《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庄为玑等人尚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
。1983 年厦门和漳州学者编辑出版了《月港研究论文集》
，泉州学者编成了《安海港史研究》
。陈自强研究月港及漳州的海洋文化，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漳州古代海外交通与海洋文化》
。
除了福建、广东、台湾之外，北京、上海等其他各省的学者多有涉及海洋史。晁中辰研究明代的海禁与贸易发表论文多篇，后汇集成《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晁中辰认为：明朝海禁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自然经济，而是海疆不靖，是政治原因，是为了阻止海内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明王朝。他还有《明代海外贸易研究》一书。
江南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有关江南区域史的研究成果颇多，许多内容值得海洋史研究借鉴。陈学文著有《筚路蓝缕三十年——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有较为详细的概括。
陈忠平研究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贸易
。范金民探讨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
。孙光圻关注郑和与航海等问题，著有《海洋交通与文明》论文集
。田培栋关注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探讨了当时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
万明研究中外关系史多年，著有《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
，探讨明代海洋史的多个问题。张金奎著《明代山东海防研究》
。李伯重近著有：《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阐述这个时代东亚的变化，以及中国丧失历史机遇的原因。
台湾史作为中国海洋史的一个部分，很早就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先后有《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
和《中国大陆台湾史书目提要》
两书出版，笼括了大陆有关台湾史研究的大部分成果。
台湾学者中，方豪先生最早开始了中西交通和台湾史的研究，他的相关著作发表于《方豪六十自述》
一书中，而其弟子又将其有关台湾史的论文汇为《台湾早期史纲》
一书，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史的奠基性作品。曹永和先生是台湾学者中研究荷兰台湾史料的又一大家，他的《早期台湾史研究》
一书，汇集了他以荷兰史料为根据研究台湾史的主要论文，他对荷兰、西班牙占据时期台湾的研究，对荷据时期台湾的开发史略，对台湾近海的捕鱼业，对明郑时代台湾的垦殖，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还有《台湾早期史研究续集》问世。关于古代流求是指台湾还是冲绳，台湾学者之间争议颇多。梁嘉彬先生极力主张古代流求即为今日的琉球群岛，它从来不是台湾！
不过，台湾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元以前的流求即为台湾。陈文石很早就探讨了明洪武、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
。从 1984 年开始，位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的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含其前身三民主义研究所）开始推出《中国海洋发展史文集》，两三年一次重要学术会议，然后结集成书。迄今已经有十几部文集问世。该书代表了台湾学界研究海洋史的顶尖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华人历史学家研究海洋史的创新成就。在明清海洋史方面，收入这部连续性海洋史研究的主要作者有：李东华、曹永和、张彬村、梁其姿、陈慈玉、张增信、朱德兰、王赓武、郝延平、王良行、廖风德、许雪姬、刘素芬、全汉昇、郑永常、邱炫煜、刘序枫、陈国栋、翁佳音、汤熙勇、黄中青、蔡采秀、王世庆、李毓中、陈信雄、陈宗仁、方真真。其中许多论文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曹永和专门探讨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海洋政策如何从开放走向海禁。
张彬村研究了十六世纪舟山群岛一带的走私贸易
，这就牵扯到葡萄牙人在华的沿海贸易，张增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增信的《明季东南海寇巢外的风气 1567－1644》
，对明末在台
湾及东南沿海活动的海盗有较详细的探讨。刘序枫着力研究清代前期在日本长崎贸易的福建商人
，朱德兰重点研究清朝开海令之后中国与日本在长崎的贸易。
。陈国栋展开了清代中叶厦门的海上贸易的研究。
陈慈玉探讨十九世纪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
。李毓中关注的重点是西班牙文史料。
曹永和先生又有《中国海洋史论集》
问世。他的《环中国海域交流史上的台湾和日本》等文章，观点令人深省。台湾学者李东华的名著《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于 1986 年，该书重点是宋元时期的泉州，不过，对明代前期泉州经济的论述也占一定分量。陈国栋的《东亚海域一千年》
讨论了中国与东南亚、日本的贸易，以及清朝的海关管理、茶叶贸易等多个问题。邱炫煜重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对明代前后双方关系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
除此之外，台湾学者在台湾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尹章义著有：《台湾开发史研究》，王世庆著有《清代台湾社会经济》，林满红的《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以上三部书都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是研究台湾近代区域经济史的代表作。此外，翁佳音对荷据台湾的探讨
，卓克华对台湾郊商的研究
，鲍晓欧、李毓中对西班牙文涉台史料的探索
，陈宗仁对明代台湾港口与商业的研究
，林玉茹对清代台湾经济史的研究，都是出色的成绩。台湾史，严格地说都是中国海洋史的一个部分，有关台湾史研究的详细情况，将在本书第三卷相关部分详述。
由于华人在东南亚诸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是城市建设者，与统治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是反抗者，有时与外来统治者发生冲突。因此，东南亚的华人很早就是欧洲学者研究的对象。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的成果累累，例如德国学者傅吾康早期是研究明清史的汉学家，晚年在马来西亚大学开办中文系，发展了汉学研究。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东南亚各国汉学家开始编纂华人碑铭集，已经出版的有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碑铭集。对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又如荷兰学者包乐史的《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
，以荷兰所藏巴达维亚档案为依据，研究当时华人与荷兰人的交往，从中了解巴达维亚华人的风俗及习惯法。后来，包乐史与吴凤斌合作编纂了有关华人的档案资料《公案簿》等书，并且出版了《十八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
。雅加达唐人街的金德院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人庙宇，一向吸引东南亚学术界的注意。克劳汀·苏尔梦等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从而使学术界较深地了解了金德院的情况。
苏尔梦尚有《王大海与海岛逸志》等论文，对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研究具有独特的贡献。美国学者穆黛安研究了华南海盗与当地社会。
就大航海时代东南亚的经济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应是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他认为，东南亚诸岛及诸国之间，很早时期就存在着贸易，而且在近代的早期获得巨大的发展。中国南方省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存在着旺盛的贸易。
在东南亚享有盛誉的王赓武先生早在 1958 年就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
，后来又有《南洋华人简史》（1959 年）、《南洋贸易与华人》（1988 年）等著作，是东南亚华人史研究的权威人士。新加坡的陈达生着力研究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
大陆的学者逐次加入东南亚史的研究，例如，吴凤斌主编了《东南亚华侨通史》
；1978 年以来，大陆的历史学界更是风起云涌，不断推出新的作品。孔远志著有：《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
，庄国土著有《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钱江对东南亚的陶瓷、海图的研究颇有特点。
陈希育对清代大帆船贸易的研究论文多篇
。段立生长期研究泰国，著有《泰国通史》
，向大有著《越南封建时期华侨华人研究》
，较详细地分析古代越南的华侨及华人。
在澳门史研究方面，早在十八世纪就有瑞典学者龙思泰的名著。葡萄牙学者的成果一向富含葡文史料。岭南的学者纷纷参与进去。韦庆远、黄启臣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出。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谭世宝和徐晓望之间关于澳门妈阁庙由福建人还是广东人建的讨论，引发了早期澳门史的探讨。金国平、吴志良探索葡文资料，汤开健对中文古籍的搜索，普塔克对澳门开埠前的研究，都促进了明清澳门史的研究。详细情况将在本书第二卷详述。
综上所述，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海洋史研究由微渐著，逐渐成为一股洪流。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整体性研究方面，综合并超越各类学术成果，说清楚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洋史，仍是一个重要任务。此外，中国学术界对欧美文字有关中国海洋史的研究，一向了解不多。好在渐有相关论文问世。例如安乐博等人介绍了英语著作中的明清海盗史研究。
以上关于明清海洋史研究的学术史概述相当简略，涉及具体的问题将在本书相关部分进一步探讨，例如澳门史、月港史、华侨史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