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晓望同志的著作《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东南港市与周边世界》即将付梓，因此书是其根据 2003 年的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而我是他写作博士论文时的导师，所以他请我作序，我也觉得义不容辞，欣然应允。当年审阅博士论文时，我的印象是全文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并有相当研究深度。此次再读，愈觉其风生万壑，水落高崖；冶史料于一炉，笼春容于笔端。读之感慨良多。我以为，从大处说，该书视野开阔，以下三点可证：

第一、切入国际贸易大环境，指出：大航海时代，环台湾海峡区“成为中国与国际市场的交汇点。大量的丝绸、瓷器、乌白糖从这里运到世界各地，美洲及日本的白银、南海香料也从海外运到中国，从而引起明代中晚期环台湾海峡区域深刻的变化。”事实上，本书所论述的环台湾海峡区域市场是 16 世纪开始的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在《贸易改造世界》一书中认为：“以亚洲为中心的这一世界经济，自七世纪伊斯兰兴起就开始形成”，经过历代穆斯林、印度人的活动，出现了“贸易商与更广阔的世界贸易。贸易商在广东、马来西亚购买中国的瓷器和丝织品。” 众所周知，广东、马来西亚的中国瓷器和丝织品很多来自环台湾海峡区域的福州、泉州、漳州和潮州等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台湾海峡区域是 16 世纪开始的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心，正如本书所阐明的，欧洲葡、西、荷、英等国都在这一地区从事贸易竞争、追逐利润。

第二、把握明清历史转折的关键，对海上丝路兴衰过程做出正确的论断。如从明代中叶福建输出外省的商品看，“民营手工业发展起来，构成了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力。”的论断；“总的来看闽南区域内的交换特征，是山区与沿海的大流通。山区的粮食、木材、茶叶等商品顺流而下，而沿海的食盐、糖、水果、咸鱼等商品逆流而上，形成了山海物资交流。”的论断；“明朝的海禁是十分严厉的，在这一背景下，为何漳泉的走私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漳泉的经济对工商业依赖性较大，但闽南的地形又造成内陆市场的有限”，所以，“闽南人无法安分地在本地谋生，他们必须寻找更为广阔的市场，才能获得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海外市场进入他们的视野，于是，他们不顾朝廷的禁令，到东北亚、东南亚去贸易”的论断；“明代前期中国进入了使用银两的时代，但市场上白银流通的不足，使国家与民间都需要银矿的开采。福建的北部为国内三大银矿区之一，闽北银矿的开采使白银流入市场，给予当地经济很大的刺激。采矿业的发展，促动了闽江流域消费市场的扩大，从而使闽江流域的商品经济活跃起来”的论断；“晚明是东亚经济圈发生巨变的时代，中国与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间的互动，导致东亚海域进入了一个新的海上贸易时代。闽粤商人抓住这一时机，发展与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商人的关系，来自日本与美洲的白银通过他们的活动涌入台海市场，而又流向大陆各地，从而引起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连锁性变化”的论断；“明代中前期的琉球是东亚贸易枢纽之一”的论断；葡萄牙人在前往琉球贸易中发现在可以漳州沿海“进行了极为有利的贸易”，其后广东方面厉行海禁，于是漳州取代广州“成为海上私人贸易的中心”的论断；“晚明东亚经济的发展与来自日本的白银有很大关系”，“晚明日本市场是闽粤商人与葡萄牙人共同运作的结果”的论断；“明末福建作为中国的输出口岸之一，已经与东亚诸港形成固定的贸易联系。这一联系为福建商人带来了极大的利润。”荷兰势力到来后，“力图将福建商人转化为他们的附属集团，并获得本该属于福建商人的东亚贸易利润大部分”，当然会遭到福建商人的反抗，这才出现以郑芝龙为核心的拥有武力“海盗商人集团”的观点；“17 世纪台湾的市镇属于欧洲贸易体系还是属于中国大陆贸易圈？”作者的回答是：台湾市镇与大陆市场的联系密切，完全靠大陆的商品生存，西班牙人因得不到中国商品而萧条，荷兰人则因中国商品的涌入而大发财，台湾“实际上是中国商品的一个国际贸易站而已”的论断；明代晚期东亚的国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欧洲国家对世界的发现，不如说是中国市场对白银的渴望”的论断；“晚明一个新气象是：有许多地方有外来租地农进行商业性作物种植”的论断等等，均表明作者对海上丝路东段（环台湾海峡）的兴衰联系明清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做出有见地的论断，其中不乏中的之论，实为可贵也。

第三、作者对一些有争议的论点，尽可能加以辨正，不避争鸣，体现了传统史学的优良作风。如他不同意“自明穆宗隆庆元年允许月港的对外贸易之后，明朝废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的观点，指出：“明朝的新政策仅适用于海澄一地，不要说其他省份，就连福建的其他地区，仍都维持着海禁令。也就是说，除了海澄一口之外，福建其他口岸都不允许民众从事海外贸易。”还有“福州、宁波、广州等口岸只是允许海外进贡国到中国贸易，并不允许中国人从这里去海外贸易，直到明末，这一情况仍未变化。”“海澄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全中国惟一允许商人去海外经商的口岸。”又如他认为：“欧洲许多学者认为，是欧洲人将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中。强调欧洲人对东方发展的作用。然而，我们分析东亚贸易的构成，可知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才是最重要的。这证明推动世界贸易运转起来的第一股力量，其实来自中国与日本的贸易。由于中国市场对白银的渴望，才使日本的白银有了经济意义，也使西班牙人有了常年横渡太平洋的决心，从而建立了中国与美洲之间的市场联系。中日贸易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世界市场起动的原动力。”类似辨正不一而足，值得肯定。于此可见学问贵在认真做也。

当然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往往见仁见智。我们评价一种学术著作，重在其论断的内在逻辑和论据，而不完全拘泥其论点。所以说，徐晓望同志的《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东南港市与周边世界》一书值得一读。

谨此为序。

郑学檬
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
“新点涛斋”寓所，2017，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