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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通常认为，宋代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宋代中国南北分布着多个大城市，例如汴梁、临安、广州、成都都曾是可观的城市。不过，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城市有数次起落，并非永恒。以上宋代著名的四大城市，除了广州是一直发展的外，汴梁、临安、成都都有潮涨潮退的时候，与现代同名城市规模的关系不大。从大趋势而言，自明代中叶开始，中国的城市时起时落的现象减少了，多数城市有一个稳定地发展过程，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的基础。这种稳定的、长时期的城市发展，我称之为城市化过程。
明清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最为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城市群落的兴起。当代中国两大城市的都会区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是起始于明代后期，而后逐步发展，成为两大城市群落，——或称都会区。但是，深入研究明代东南城市的崛起，会发现这两大都会区城市化的起步都比台湾海峡西岸略迟一些，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来看广东的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是广州，广州是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城市之一，自汉晋以来，来自南海的各类物资多从广州口岸进入中国。广州珠江的码头，总有来自海外的番舶停靠，掌管征税的官员收入丰厚。因此，有些官员将广州当作发财之地。不过，除了广州之外，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开发度不高。嘉靖《香山县志》第一卷风俗志记载当地民俗：“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香山县现称中山市，是广东最富裕的地方之一，但在明代前期，香山经济相对落后。如果观察广东自宋以来的人口变化，就可知当时广东的落后不是没有原因的。
宋朝统一岭南之初，得二广户口为：170263 户，这说明宋代的广东和广西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稀少的区域之一；其后，二广人口缓慢增长，宋绍兴年间，广南东路户口为：513711 户、784774 口；元代广东为 443906 户、775638 人；然而，直到明洪武二十六年，广东人口也只有 675599 户、3007932 人
，尽管广东面积要比福建大一二倍，但明初广东的户口要比福建省少。可以说，当时的广东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相邻的闽赣等省。明永乐年间的官员评价广东：“广东地广民稀，盐课无商中纳。军民多食私盐。”
如其所说，由于广东人口较少，宋明以来一直流行于中原的食盐垄断制度在广东无法实行。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起步较晚并非意外。
再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自从元代修成新的大运河之后，长江和运河交叉区域成为交通枢纽，迅速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在这一带的城市：南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都有很大的发展。扩大范围看，当时中国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于长江沿线和运河沿线，尤其是运河沿岸，从北京到天津、济南、临清、淮安、镇江、杭州一线，有十来个发达的城镇。不过，运河沿线城镇的发展，建立在牺牲沿海城镇的基础上。从元代到明代，国内最重要的交通线位于北京至长江三角洲之间。元代大运河修通以前，从江南到北京的漕运是走海路，一直到明代前期依然如此。元朝修建大运河，未及付诸使用，元朝就灭亡了。明代初年，南北交通主要走海上道路。元明之际的海路交通使沿海城市初步繁荣，例如上海建县后的初步发展，天津市的萌芽，山东登州城市的扩大，都与这一时代的海运有关。桑悦的《太仓州治记》：“太仓，一名东仓，在元时宣慰朱清张瑄于此开创海漕，市民漕户云集雾滃，烟火数里。久而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延祐元年遂徙昆山州治于此。”
“太仓本田畴之村落，濒大海，枕长江，阻三泖，恃五湖。籍朱司农营卜第宅，丘墟遂成街市，港汊悉为江河。漕运完艘，行商千舶，集如林木。高楼大宅，琳宫梵宇，列若鳞次，实为东南之富城矣。”
以上史料都说元明之际的太仓因海运而发展。然而，迄至明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之后，中国南北交通的重点转到大运河沿线。此后，运河沿线城市发达，而沿海发展相对迟滞。太仓失去海运中枢城市地位后，逐渐成为一个较为一般的城市。从大趋势来看，从天津到上海的沿海城市的发展，一直要等到五百年之后的晚清才有出色的成绩。
鉴于以上原因，我一度认为元明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浪费，因为没有运河的话，北方的沿海城市发展会提前五百年。以后进一步了解资料，才知道当时的北方海运死亡率极高。元代漕运海船经常遇到风浪毁灭，每年死亡数千至上万水手。极高的死亡率最终消灭了江南民众承包海运的热情。元代的漕运从元初二三百万石下降到元末的二十多万石，迫使元朝廷考虑修一条南北运河。
明代朝廷也是同样的原因决定疏浚大运河。所以，大运河出现，是当时经济条件决定的。而大运河的修筑，使明代江南城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距离海洋还有数百里的内地，主要体现于南京到苏州一系列的城镇。它的发展不比台海西岸迟，但是，这些城市在发展初期，还没有向海洋发展的动力。
和江南及广东相比，福建沿海的自然条件较差。我注意到世界上所有城市都会的出现，都与发达的农业有关，而农业最发达的区域往往分布于大河三角洲。这类区域河流密布，交通方便，土壤肥沃，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它往往是该国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城市化出现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是理所当然的。福建沿海城市化的发展，也和福建东南沿线有一条狭长的沿海平原有关，在福州是福州平原，在兴化府是莆仙平原，在泉州是泉州平原，在漳州是漳州平原。这些平原都不大，大约每块平原有 400 平方公里，加起来也不过 1200 平方公里，但是，它构成了福建城市化的基础。福建沿海的水田产量很高，大量的沙地也被种上高粱、小米、黄豆等粮食植物。至于广东的潮州，也有一片可观的平原，成为广东粮食基地之一。自宋以来，台湾海峡西岸狭长的平原地带出现了一批较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经历了元明之际的萧条之后，在明代中叶迎来了发展的时代，聚起较为可观的人口，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先行区域。明代沿海的城镇化最早出现在福州至潮州的沿海，是有道理的。不过，由于这些城镇的腹地较小，它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不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台海西岸的城市群落分布在相对狭小的区域，腹地有限，城市很难大发展，因此，这些地方城市人口的集聚，往往体现于乡镇的发展。例如晋江半岛的永宁卫，辖下多座港口都成为人口密集的港市，其中一个集市的后身即为曾经十分出名的石狮市。因沿海港市发展海上贸易的条件出色，当地人口大都居住于沿海的港市，而不是集中于邻近的泉州，因此，明代前期台海西岸城市化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于乡镇人口的增加。我称之为城镇化，它应是城市化的初步吧。
从南宋到明代前期，中国经济在循环中出现迟滞的现象。如果说南宋中国经济领先全球，经历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百年内两场大破坏之后，明代前期中国的经济尚在重返宋末经济繁荣的道路上，那时的中国对世界各国仍然保持一定的优势，但有些勉强
，因为，欧洲国家正在急速赶上。就中国历代经济比较而言，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明代经济比南宋经济更强吗？如果说晚明经济比之南宋有一个跃升，那么，造成这个跃升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晚明环球世界市场的初成，是晚明经济最终超越南宋的原因。但是，晚明环球世界性贸易的发展，其初始动力在哪里？传统观点一向认为是欧洲人开辟了环球航线，带动了东亚世界的发展。我认为，欧洲国家在大航海时代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假使没有葡萄牙人东进，亚洲就不发展了吗？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体系的形成，除了欧洲人的贡献之外，亚洲的贡献在哪里？这促使我从亚洲的角度去考虑环球贸易体系。转换角度的思考，使我认定亚洲国家对此贡献也是巨大的。实际上，环球贸易体系初成，不仅有欧洲的贡献，也有东亚的中国、日本和南亚的印度做出的贡献。但是，要论证这一点要做许多工作。
分析人类社会的近代化，亦即从农业社会走向工商社会的道路，可知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进程。沿海城镇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促使人们向海洋发展。这样看来，环球贸易体系的初成，与沿海港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关。换句话说，导致环球贸易体系初成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欧洲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来自东方中国、日本、印度城市化的发展。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沿海一线城市的崛起，需要更多的原料和市场，是其将工商业延伸到海外的动因。
明代中国沿海的城市化萌芽最早出现在福州至潮州的沿海，因其主要体现于农村市镇人口的增加，或可称之为城镇化更合适。这些城镇的一大特点是：人们已经无法依赖传统农业生活，为了养活自己，他们更倾向于工商业。而工商业的发展，市场是最重要的。此外，沿海城镇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福建和广东山区商品向沿海流动，于是，长距离贸易出现。台海西岸与邻近山区的互动，又引起福建、广东与内陆省份的互动，从而带动了中国东南经济的活跃。明代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起点是以长江、运河为中枢的江南地区，它的发展特点与东南沿海不同，这一问题以后再研究吧。
那么，为什么福州至潮州的东南沿海在明代中叶会出现城镇化的倾向？它是葡萄牙人东进之后出现的吗？在本章的研究中，我严格鉴别史料的年代，主要用明代前期的史料来描述当时的经济。完成这一工作后，我才意识到：其实在葡萄牙人抵达东南沿海之前，台湾海峡西岸便出现了初始性的城镇化，这与宋元以来官营企业的破产有关。我们知道，宋元时期是官营企业大发展的时代，当时官府需要银子，就征发民众开矿，官府需要丝绸，就开办丝织作坊，征发民众缫丝织绸，皇帝爱喝的茶叶，也由御茶园生产。明代前期，福建、广东等地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黄萧养起义，有大量的矿工参加暴动，导致明朝大量的官营企业废除。在农村，佃农与城市地主的斗争，导致佃农权力的增加。商业资本对农村的侵入，反映金融资本的对农村毛细管的渗透。这一切都促成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城镇化的展开过程。实际上，早在明代中叶，福建、潮州一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有一定水平，这造成大量人口集中于沿海一线的城镇。这些城镇人口极具活力，他们除了向山区发展外，还有向海外发展的动力。明朝三百年，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主要来自台海西岸。最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的是漳州人和潮州人。漳州区域本土市场狭小，海外市场广阔，有趋向海洋发展的本能。他们下海谋生的行动逐渐漫延到闽粤浙的许多地方，最终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迫使朝廷改变改变海洋政策。可以说，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从开放到保守，再从保守到开放，这一切都与台海西岸的民众利益纠缠在一起。
明代前期，尽管官府的态度保守，但民间仍然保持着向海外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当西方人努力寻找东方航路的同时，中国人也在探索世界。看到以上这句话，人们一定会说我是指明代初年的郑和下西洋。但在我看来，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官府的行动，更大的动力在于聚集在台海西岸城镇的民间力量。明代前期东南沿海港市的发展，使其具有扩大城市经济圈的张力，它已经不能满足周边河流给它带来的财富，更向往海外的财富。所以，沿海的发达港市具有向海外扩张的潜意识。
明代前期，中国沿海港市不多，天津和上海还只是卫所，都是小城。山东境内，因海禁的关系，没有一座较大的港市。江苏最大的沿海港市是太仓，可惜的是，由于海运受限制，这座城市注定难以大发展。宁波作为浙江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市略为可观，整体而言，浙江沿海城市不如内地的杭州、金华繁荣。就连明初的广州市，也只是一座一万多人家的小城。在这背景下，福建境内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及粤东的潮州就显得比较突出。这一带人口相当密集，不仅有十多万人的中等城市，而且有许多数千户人家的市镇。而且，闽潮港口城市拥有许多下海捕鱼的疍家，具备向海洋发展的潜力。
宋元以来，闽粤沿海的商人垄断了中国的海上贸易。由闽粤港市出发的商人在海外港口编织自己的商业网络，力图在中外贸易中获得利润，以养活城市，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时期，他们的利益与官府是一致的，当官府结束下西洋的行动之时，生活迫使他们继续维持传统生活方式，这也是东南传统海洋力量内在张力决定的。
宋元以来迄至明代中叶，中国海洋力量的崛起也遇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与官府的关系。东南海洋力量是民间性的，它在向海洋发展过程中，得到过官府配合，也被海禁之令苦恼。还是从东南海上力量与官府的关系来看明代海洋史的开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