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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福建沿海的繁荣在元代初年和元代末年的大乱中被摧毁。明代前期，因为刚刚经历历史上罕见的大动乱，加上海禁的影响，福建城市不太景气。然而，为时不久，福建沿海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城镇经济也有明显的发展。
明洪武二十六年，福建省的人口为：815527 户，3916806 人。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当时福建人口可与广东、湖广等大省相比。福建省辖地要比广东、湖广少得多，这就使福建很早就出现人多地少的状况。福建位于东南丘陵山地最多的地方，境内多山少平原，如古人所说，“山林居其九，田亩但一分耳”
。人口压力迫使民众尽量地开发可耕地，“山非沙石，自麓至巅，尽耕治为陇亩”
。明初在全国进行了较详细的田地登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福建纳税田地为 1462.6 万亩。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北宋时福建已有1109 万亩田地，经过300 多年的开发，福建田地数仅增加了 350 万多亩，这充分说明山地限制了福建田地的开发。明代初年，福建省平均每户 18 亩、每人 3.73 亩，和北宋时福建每人 5 亩多田地相比，人均占地量下降了一亩多。和国内其他省相比，福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例如明代的湖广省（含今天的湖南省、湖北省）人均 47 亩地，人均占地要比福建多 11倍。这表明福建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远远不如外省。
既然粮食种植业受天然条件限制无法大发展，福建的前途就在于非农化经济，这就是明代中叶福建出现城镇化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人口分布来看明代前期沿海的城镇化。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福建全省的人口为：816830 户，3293444 人
，平均每户 4人。但是八闽各府的人口数字不全。以下是所知洪武年间福建五府的人口数：
福州府洪武十四年人口数为：94514 户，285265 人；
建宁府洪武十四年人口数为：140089 户，537024 人；
邵武府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为：56682 户，236710 人；
汀州府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为：60033 户，290977 人；
兴化府洪武二十四年有 64241 户，口数无考。
以上五府共计 351318 户。此外泉州府、漳州府、延平府人口数不可考。
以福建省总户数减去福州府等五府的户数，可知泉州府、漳州府、延平府三府的总户数约为 465.512 户，约占全省户口的 57％！在泉州、漳州、延平三府中，延平位于福建中部山区，就历史上的情况而言，延平府人口多于邵武府，少于建宁府，此处估计75512 户，那么，泉州府和漳州府的总户数约为39 万户！约占总人口的 47.7％，也就是说，接近全省人口的一半。
洪武年间福建全省人口最多的数字是洪武二十六年，该年福建省的人口为：815527 户，3916806 人。
如果泉州和漳州两府共占福建人口的 47. 7％，应为186.8 万人。也就是说，明洪武年间泉州府和漳州府平均每府人口约为 93 万！在那个时代，这是相当高的人口数。
明代前期，泉州辖有七个县：晋江、惠安、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而漳州辖有五个县：龙溪、龙岩、长泰、漳浦、南靖，总共12 个县，平均每县拥有15.6 万人。就传统的数据看，这些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海的晋江、惠安、南安、同安、龙溪、漳浦沿海诸县。
泉州、漳州之外，福州府与兴化府沿海的闽县、候官、长乐、福清、莆田诸县也以人口众多闻名。
以上是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而明代的福建沿海有一百多年的持续和平，和平年代的人口增长很快。《长乐县志》说：“民之生也，约三十年一倍，国朝承平三百年，户口之滋，当且数十倍，乃载于籍者不耗减为幸，何欤？增口则增赋，惧累民也。”
按照 30 年翻一番的比例，从洪武末期到明中叶的正德年间，福建沿海人口应当翻三番！从每县平均 15 万人理论上增至 120 万人左右！不过，古代社会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也不少，例如瘟疫、移民，小型的战乱，假设这些因素会使福建沿海减少一半人口，那就是 60 万！因此，从人口发展规律而言，迄至明代中叶，福建沿海人口密集，每县都有数十万人口！那么，福建山区县也可应用这一规律推算吗？不行！因为，福建的多数山区流行溺婴习俗，多数家庭保留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福建山区人口很难大幅度增长。而福建沿海不同，这里的习俗以“添丁”为荣，不允许溺婴习俗泛滥，所以，自古以来，福建沿海人口增长很快。
这么多的人口是重大压力。福建沿海的农田质量不高，沙地很多，因此，种粮业没有发展前途。多余的人口只好向城镇集中，这是城镇化在福建沿海出现的原因。明代前期，朝廷在沿海修筑了许多寨堡，它往往发展成为居民点，于是，沿海的人口在这些寨堡附近定居，使之成为繁荣的城镇。
沿海寨堡的修建。洪武二十年（1387 年）四月，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
嘉靖年间任职福建的卜大同记载：“国朝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沿海地方，设立福宁、福州、左福州、右福州、中镇东、兴化、平海、泉州、永宁、漳州、镇海一十一卫，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蒲禧、崇武、福全、金门、中左、高浦、陆鳌、铜山、玄钟，一十三所。大筼筜，清湾、高罗延、白石、东洋、麻岭、北茭、五虎门、闽安、镇石、梁焦山、小祉、松下、泽郎、牛头门、璧头、迎仙、冲沁、青山、嵌头、吉了、峰尾、黄崎、小岞、獭窟、祥芝、深沪、乌浔、围头、官澳、田浦、峰上、陈坑、烈屿、塔头、高浦、濠门、海门、岛尾、井尾、青山、后葛、古雷、金石、洪淡四十四巡司。永乐年间，复设烽火、南日、浯屿三水寨。”
如上所述，在朱元璋的命令之下，洪武年间，福建沿海共建设了 11 个卫，13 个所，还有 44 个巡检司。在这 11 个卫中，如福宁卫、福州卫、左福州卫、右福州卫、兴化卫、泉州卫、漳州卫都设在原有的城中。每个卫五六千军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充实了当时福建沿海的城市。另有镇东、平海、永宁、镇海四大卫则是则是设在远离城市的海湾或海口，渐渐成为新的居民点。明代中叶，福清的镇东卫，莆田的平海卫，泉州的永宁卫，漳州的镇海卫都成为人口上万的城镇。至于明初福建所设 13 个所，全部安排于海口要地，大都发展为村镇。对城镇发展来说，卫所设置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吸引当地人到卫所周边定居。以东山岛来说，当地原为荒岛，有些渔民定居。明朝在当地设置铜山所之后，光驻军就有上千人，加上迁居当地的移民，在铜山所周边形成了铜陵镇。铜陵镇是著名的渔港，许多人到海外打鱼。这样，铜陵所和铜陵镇便成为相当繁荣的沿海港市。
巡检司也一样，巡检司所在地，往往形成市镇。漳州的海沧（今属厦门）原为海门巡检司所在地，正德嘉靖年间，已经发展成万余人的海沧镇。又如泉州外围的小岞、獭窟、祥芝、深沪、乌浔、围头，大都成为泉州沿海的重要港口。
卫所巡检司的官兵首要任务是防御倭寇，然而，随着倭寇入侵事件减少，军事任务削减。普通军士便以打鱼和通商为生。莆田县的冲心巡检司，“在郡治东六十里。三面阻海，与崎头江澳港相接，即山为城，下多村落。海上烽起，则敛民入守。其民岁贩饴糖稻麦，浮温台潮为利。”
厦门岛在明代初年设置中左所，明初的中左所应当也有上千人。有了这个军寨，当地渔民就不怕倭寇来劫，他们定居于中左所之外，形成了早期的厦门港市。最早的厦门港在厦港，而后围绕着中左所发展，向北延伸到中山路沿海一带。明代中叶，明朝因粮饷困难，将厦门外岛浯屿的驻军撤至厦门岛，筑军寨于胡里山炮台内侧的山坡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厦门大学老图书馆的边上，尚可见到浯铜水寨的遗址。
除了工商渔之外，卫所官兵的大户人家往往教子读书。明代福建的镇海卫和平海卫等地，都是以文化发达出名的地方，而卫所学校教出来的子弟，当官的不少，甚至有一些大学者。明代大儒陈真晟和黄道周都与镇海卫学校有关。永宁卫文化发达是在成化年间。
陈用之，成化中永宁卫知事。永宁，海上地，弦诵声稀。用之访诸贵胄及戎籍子弟之秀者，劝使就学。时诣门谕之曰：古人虽在军旅，不废诗书道艺，人间惟此一种味最不可少。且为敦请兴化耆宿陈愈为诸生师。既三年，得可造者三十人。白当道，乞如民间俊秀例充附泉州府学，以均教育，以劝来者。自是永宁文风日进。学者德之，立祠祀焉。
总之，明代前期以卫所巡检司据点为核心，发展起一批沿海港市，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大多以海为生。因此，这些居民点的出现和发展，是沿海早期城镇化的标志。
福州城市在山海交汇中获得大发展。福州是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闽江流域的核心城市。福建的省城福州是“山海奥区，五方杂处，膏壤衍而生齿繁，东南一大都会也”
。明初福州筑城，“广袤方十里，高二丈一尺有奇，厚一丈七尺，周三千三百四十九丈”
。福州以商业城市闻名东南，明代的诗人王恭咏福州：“七闽重镇旧繁华，九陌三衢十万家”
。明代的福州，是福建上游商品的汇聚之处，上游各县所生产的粮食、苧布、纸张、木材等商品，都汇聚于福州城郊市场，并转销沿海区域。同样，沿海区域生产的食盐、棉布、咸鱼等商品也通过闽江干流运销上游各地。福州城的建筑一向闻名于世，闽县知县陈敏曾说：“礼制榜文庶民房舍不得过三间五架，今福州街市民居有七架、九架，其架或过于五，而一间、二间，其间不至于三。”这是说福州的民居跨度较大，二间房子便有七架或九架房梁
。这是福州多木材的缘故。
泉州城的繁华不亚于福州，据《八闽通志》一书，弘治年间，泉州城内外已经有10 个市：吴店市、东街市、西街市、南街市、会通市、通远市、车桥市、新桥市、浮桥市、安平市
，其中除了安平市和吴店市是在较远的郊区外，其他 8 市都在泉州城区与郊区。泉州所在的晋江县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晋江半岛上的永宁卫：“丁户二十余万，封家不下三万，官印七十二颗。弁目、缙绅、士吏不下千百。烟火相辏，舟车络绎，古名都大郡，何以过哉！”
漳州在明代前期的发展已经相当可观，据《八闽通志》的记载，弘治年间漳州龙溪县境内即有 8 个市。漳州远郊的海沧、月港都是有万余人的市镇。
明代前期福建沿海的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手工业、商业为基础的城市经济颇有发展。福建沿海城镇周边的各种产业初步繁荣。
中国古代经济一向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又以水稻种植业为主。然而，随着明代城镇化进程的展开，城镇消费的增加，稻米之外的其他农作物和手工业产品往往取得较高的市场价值。于是，人们不再将稻米种植当作唯一的主业，而是考虑从市场获得生活资料。弘治年间周瑛等人讨论莆田县的出路时说：
吾莆地狭，然种植亦各有所宜，其近山地宜种荔枝、龙眼，此以二十年计，然夺枝而种者，四五年结果；近海地宜种柑橘与桃，柑橘以十二年计，桃以四年计，柑橘夺枝而种者，亦以四五年结果。近溪地宜种松，此以十年计，松十年未成材，而须鬣可落卖与窑户烧砖瓦，宜近溪者，以便于转载也。人家傍隙地种桑，此以十年计，桑有三利，叶可以养蚕，蚕尽可养猪，猪食桑最发，桑枝可炀炭；其墙下宜种棕，此以十年计，棕不占地，故宜墙下种，及成，每月收利；其阴地宜种大青草，近山人家最得此利，近城地宜种韭，以买者多；北洋近山去处宜种姜老，老即扶留薯芋（此其故业）；南洋近山去处，访得宜种紫草、通草（今南寺有）、苧麻、麻，及南北二洋平地，皆可种青麻，黄麻、红花，此以上者皆以年计，其它可以类推，顾人力勤惰何如耳。
这段文字最让人惊讶的是莆田人对种植业的精打细算，对他们来说，各类山地园地都可以种植种类不同的植物，即使种草也会有收入。他们还很注意市场，强调种植松树要在沿溪地带，虽说松树要十年成材，但是，干的松针却可以河运卖给窑户为燃料，那就有一笔收入了。莆田是福建人口最密集的区域，随着人口的增长，莆仙平原的粮食生产无法满足当地人食用，所以，明代莆田人只能精打细算，发展各种产业来谋生。“莆为郡，枕山带海，田三山之一，民服习农亩，视浮食之民亦三之一。”
这一句话，向人们展示了莆田县人口过剩的情况──当地从事农业的人口只有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早在明代中叶，莆田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靠非农经济谋生！
莆田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又如福清县：“闽八郡其四衽海，民之半盐鱼以生。福清土益卤，海益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稷而蕃人，故四人外给恒十之七八焉。”
可见，福清县外出谋生的人口更多于本地人口。
总之，由于田地不够耕种及人口的压力，早在明代中期，当地民众就在设想发展各种小商品生产，带动当地经济。明代的仙游县“生齿日繁，田畴有限。中产藉曲蘖以营生，细民莳蔗林以规利”
。可见，仙游的农民种粮之外，尚经营酿酒、榨糖等手工业。又如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莆田妇女擅长纺织。“亦有棉布，织吉贝为之。今所谓木棉花也。树三四尺，春种秋收，其花结蒲，蒲中有茸细如鹅毛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输车绞出之。乃以竹弓弹碎碎，纺以为布。下里人家妇女治此甚勤。每四五日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
。这说明莆田的棉布出售于仙游。再如正德《漳州府志》的物产部分中有“布货部”，对当地的商品生产记载较为详细：
絁、绵布、绢纱、鸡皮罗、丝布、白苧布、生苧布、青麻布、黄麻布、葛布、蕉布、盐、矾、铁、酒、茶、纸、红花、紫草、油、糖、蜜、蜡、青淀、竹器、竹轿、描漆器、白瓷器、黑瓷器、青瓷器、羽扇、竹扇。
沿海的其他物产中，以制糖业最有名，如兴化府种蔗煮糖：“甘蔗，以水田作垅种之……莆人趋利者多种之。”
明代前期兴化府已能制造黑糖与白糖。“白糖，每岁正月内炼砂糖为之。取干好砂糖置大釜中烹炼……及冷，糖凝定。糖油坠入锅中，二月梅雨作，乃用赤泥封之。约半月后，又易封之。则糖油尽抽入窝，至大小暑月，乃破泥取糖，其近上者全白，近下者稍黑，遂曝干之。用木桶装贮，九月各处商皆来贩卖，其糖油乡人自买之。”
《兴化府志》记载：兴化府原来不知白糖制造法，“正统间，莆人有郑玄者，学得其法，始自为之，今上下习奢，贩卖甚广”
。可见，兴化府的白糖是相当有名的。
沿海区域的果品也很有名。从福州到潮州的沿海一带，都是荔枝、龙眼、酸梅、柑橘的产区，《八闽通志》的物产志记载了数十种荔枝品种。酸梅是福建的特产，“盐晒者为白梅，焙干者为乌梅”
。潮州与漳州都以出产柚子闻名天下，而漳州乳柑是福建的贡品，《八闽通志》记载了漳州柑橘的品种：“朱柑，色朱而泽，味甜而香，为诸柑之冠。乳柑，兴福间亦有之，而漳地尤宜。白柑，花香皮薄，亦曰银柑、胡芦柑，有脐，盖乳柑之别种也。”
制盐业是沿海最重要的产业。明初福建共有七大盐场：上三场为福清海口场、福清县牛田场、莆田县上里场，这三大盐场的盐质较好，“办纳本色，召商开中，运盐出水口，征延建邵三府及所属县转鬻焉。有引、有课、有禁例，是为西路盐”。下四场为泉州府辖内的惠安县惠安场、晋江县浔美场、晋江县
洲场、同安县浯洲场，其中三场的“盐低黑，商人不愿中纳，岁折银赡军”
。七大盐场共有盐户13910 户，官方定额年产 105340 引，每引 400 斤，共计 4213 万多斤
。平均每户生产 3029 斤。除此之外，福宁州和漳州区域都有百姓私下设置盐场，制盐贩卖。可能是由于数量微小的缘故，官方并不认真对待。不过，随着漳州人口的增长，漳州民营盐场也增多，逐渐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漳州所属的漳浦、诏安二县也设场征税，“每方一丈征银三分，名曰丘税”
。袁业泗解释说：“泉漳俱非行盐地，无商引正课，及诸禁例，听民间从便贸易。或有司薄征其税以佐军食，是为南路盐。”
以上史料表明，早在明代中期，台湾海峡西岸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展开，人口向城镇集中。非农产业发展，在沿海各地聚集了制糖业、制盐业、水果种植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对小商品生产而言，重要的不是自给，而是将其商品推销到其他地区，从而获得市场及生活必需物资。所以说，城镇化区域有一种向外发展的张力。明代前期，与福建沿海联系最为密切的是福建各条河流的上游，从而形成山区与沿海的商品交流。
早在宋元时期，福建已是国内的重点产银区之一，明初福建形势稳定以后，便有商人申报开矿。洪武三年（1370 年），有浙江丽水县民潘子芳等六名坑首，自备工本，向明政府申请开采松溪县遂应场，户部讨论开矿税收时议论：“仿农田则例，每夫受田六十亩，岁纳粮米六石，准银六两，谋办银八十四两”
。这一税率是相当低的，查明初福建其他矿场，课税数量也很低，这表明朱元璋在理学家的影响下，在矿税方面贯彻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这有利于民营矿业的发展。松溪县在洪武年间陆续增银坑六穴，“课银一百六十八两”
，明人将这种矿场的承包视为“佃”，据《政和县志》记载，早在宋元时期，当地的温洋矿场、横林银铅场都是民间自备资本租佃的，入明以后，官田银场也是由民间租佃
。
闸办银矿制。银坑的租佃制导致银矿的利润多在百姓，随着银矿开采丰厚的利润渐渐为人所知，明政府加强了对矿场的管制，商人想取得矿场经营权越来越不容易。虽说当时的银矿仍由商人经营，但官府拟定的矿税额越来越高，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十二月，明朝在尤溪县银屏山银矿设置银场，“置炉冶四十有二座”，岁收银课凡 2295 两，是其原额的数十倍！
其后，福建银坑的税收一年比一年多，王瑛说：银矿征收有岁办、闸办两种，岁办是每年征收一次，“闸办者，永乐、宣德中渐增差官，四季征纳”
。这就是说，在常年税额之外，还增加了四次季节税！为了保证官府能收到这笔白银，朝廷向银矿派出官员，加强对银矿的监督。如政和县的官田银场，“永乐元年，中贵及余全公、监察御史欧公闸办银课，立坑首以掌之。凡六坑，有山前北炭山坑、三七坑、吴泮坑、乌岩坑、凤头坑，新置官舍华盖山”
。再如政和的谷洋银场，“永乐以来，县丞熊达、张雅言，主簿卢易，医学训科王梦祥，阴阳训述刘周，皆承监察御史欧公案验，相继监工采炼”
。可见，当地的许多地方官都被调去监工。官员们直接管理银矿的生产过程，说明福建银矿越来越成为一项官营企业，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明初福建、浙江银矿所使用的器具皆出自民间
。有时矿场需要的劳动力也从民间调配，从而使银矿成为闽北农民最重的负担之一。松溪县在永乐年间实行闸办制以后，共有 11 座银坑矿坑穴，“每岁该银四千八百六十一两”
。实行闸办制度使福建的银矿税收大增，洪武间福建各场岁课银不过 2670 余两，“永乐间福建增至三万二千八百余两……宣德间福建又增至四万二百七十余两”，达到最高峰
。天顺四年（1460 年）统计全国的矿产，云南银矿上缴 102380 两白银，位居第一；浙江第二，福建每年上缴 28250 两，排名第三
。据《八闽通志》的记载：明代中叶福建尚有 13 个县开采银矿，共有银矿 13 所，39 条矿坑，明代中叶共纳白银 23172 两，比明初略减。梁方仲先生统计，明代前期福建银矿的开采约占全国的 10.7％－14.7％
。
明代福建银矿的上缴额只有数万两，看起来是不多的，但明代初年，中国的白银产量不高，因此，白银的购买力很强，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其次，在缴纳官府的税收之外，矿主也会有收入，主管官员会从中得到回扣，其数量应当不亚于上纳税收数量。所以，福建人在官府开矿过程中所得的经济利益，不是上缴数量所能体现的。大量白银流入市场，从总体上说，对福建经济是有利的。松溪遂应场银矿是由宋至明福建最大的银矿之一，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八千买卖客，十万打银人。”一句话写尽了当年银矿开采使当地经济活跃的状况。
明初福建的银矿开采历经百余年以后，纷纷因矿脉断绝而关闭。例如古田县的宝兴银矿，“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等年累发累罢，成化年间照民丁粮岁输其课。”
这一情况是普遍性的。开采银矿原来是民众与官府的共同心愿，但官府将银矿的税当作固定的收入，即使各地的银矿已无银开采，也不肯免除税收。于是，银矿税额成为当地民众极大的负担。迄至明代中叶，朝廷发现各地银矿开采日益困难，其政策也有变化，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 年）三月初八日，“诏书一款，浙江、福建等岁办银课，近来矿脉微细，亦有尽绝，累及百姓，办纳十分艰苦，诏书到日，所司踏勘明白，应除豁者即与除豁。”
明孝宗是明代中叶最为人们称道的皇帝，许多不合理的赋税在其时代被豁免，福建早期的一些荒废银矿，应是凭着这道诏书而停办的。可惜的是，明中叶的其他皇帝对银子的兴趣高过对民众痛苦的关心，所以，明代中叶福建尚有相当数量的银矿，一直维持到《八闽通志》修撰的明武宗时期。不过，明代后期的福建方志中大都不记载福建的银矿，无论是《闽书》还是《闽大记》，在其中都找不到类似《八闽通志》的银矿记载。详细查阅明代福建有银矿的县志，大都说到嘉靖、万历时期，当地的银矿都因矿脉断绝、矿少利微等因素而废罢。为什么开采数百年的银矿到这一时期都变得利微矿绝呢？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因福建银矿开采数百年之久，有利的富矿都被采尽，尚存银矿的开采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明代后期美洲低价白银开始流入福建沿海，所以，相对而言，福建自己开矿就变得不合算了。在当时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福建的背景下，开采古老的废矿肯定是没有利润的。
福建历史上山区与沿海的商品交流十分显著。沿海向内地输出糖、盐、咸鱼等海产，并从山区输入稻米、木材、纸张等商品，形成规模可观的物流。正德年间的《归化县志》有如下记载，“近溪之米，装鬻止于省城”
。这说明早在明代中期，福建山区的稻米便向下游的福州省城运输。由于明代前期的方志保留不多，对明代前期上游和下游的粮食贸易很难深入研究，但从明代后期福建粮食市场来看，福建山区产粮最多建宁府与邵武府诸县，因此，归化县能有粮食向省城输出，建宁府与邵武府应当也有粮食向下游输出，其运输量应当更胜于归化。总的来说，福建沿海的城市有赖于上游的粮食供应。
明代木材是主要建筑材料，福州等城市的发展，使木材的需求量大增。福建木材生产以杉木为主，它大多是由山区农民种植的。明代前期以“永春最盛，安溪、德化次之也。人生女，课种百株，木中梁栋，其女及笄，借为奁资焉”
。《顺昌邑志》说：“杉，木类松，而劲直，叶附枝生，若刺针然，土人作宫室，以此为上。”
延平府和建宁府是福建最重要的木材产区，李默在文章中写到建安县的士绅与木商的矛盾：“高阳之产杉木也，比于楚材，岁中所伐，以亿万计。狼藉溪涧。豪商利于速达，稍雨辄下木，奔放冲击，陂坝尽决。农甿苦之。先君具白于监郡，始立禁防，始作筏，相衔而下。田得无涸。惠行数十里。而先君常以身为豪商敌，至破己赀为之，乡人颂焉。”
如此巨量的木材运到下游，反映了当时沿海区域城市建设是可观的。
可以和杉木相比的是毛竹，福建最多毛竹，如顺昌县的毛竹，“大者径七八寸，高而坚实。”它的用处很广，“笋生于冬者，曰冬笋，不出土，味佳，生于春者乃成竹，可破篾为筐篚及织壁用。笋长将开叶，砍浸作竹丝造纸，民利之”
。毛竹林在福建分布非常广泛，将乐有笋的生产：“竹种类不一，亦有甜笋、苦猫笋、江南笋、观音笋、斑笋，有春生、夏生、秋生、冬生者。”
“绵竹，篾柔软可为诸般器物，竹中之最美者。”
福建山区生产的商品还很多，例如香菰：《顺昌邑志》说：“香蕈，一名菌，俗谓之菰，其品不一。胭脂菰生山林平沃地面。鲜红而光泽，其底与茎俱白。香蕈菰生深林腐木上，味香美，木耳菰亦生木上。”
油类商品是山区出口的一大宗商品，“菜油，菜子所压者；麻油，脂麻所压者；桐油，桐子所压者；桕油，桕子所压者。诸县俱出”
。又如茶油，《八闽通志》记载：“桕油、茶油，俱出德化、永春、安溪三县。”
桐油生产颇多，“桐子所压者，可以用油漆及烧烟造墨等用，有花桐、光桐二种”
。白蜡油也是明代的一项著名产品，“白蜡，虫置于树，至秋采为之。其树名冬青，一名万年枝，俗呼为蜡树。虫窠生树枝上，其枝即枯，蜡粘枝而生”
。
顺昌的造纸业相当著名，据正德《顺昌邑志》记载：“纸，竹丝所造，旧出池坑者佳，今靖安、西峰、义丰、宁安、石湖、黄源里等处皆造之，又有以楮皮浇造，大而方厚者，贫家以为卧被，仁寿都多造之。”
《八闽通志》评论纸的生产：“出顺昌者尤佳。”
顺昌的邻县也有纸的生产，如将乐：“出于义丰，地名挽船。”
银矿是明代前期闽浙山区最重要的产业。黄仲昭的《八闽通志》说：“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仰给于水利；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资于坑冶。凡是数者，非独民赖以生，而土贡财赋亦由是而出焉。”
明代前期福建浙江山区的银矿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
福建山区与沿海的出产不同，市场需求上的互补性大，造成了山区与沿海商品流通的发展。明代中叶，山区生产的木材、纸张、油、蜡、香菰、冬笋、笋干乃至粮食等商品顺流而下，沿海生产的咸鱼、红白糖、果品逆流而上，上游与下游的贸易逐渐活跃起来。穿越闽粤交界处的韩江（汀江）贸易相当典型。位于上游的汀州商人到韩江下游购盐，沿溪河上运，除了部分在汀州境内出卖以外，还将其运到江西境内出售。商人卖掉食盐之后，在江西购入粮食，将其运载到自己的家乡出售。于是，韩江（汀江）流域形成贯穿三省的跨境贸易。正德年间，王守仁在上杭抽税养兵，“每货一船抽银一钱一分五厘，岁无定额，以船之多寡定税之盈亏，每年多者约可得银四五千两”
。若以每年抽税 4500 两为计，平均每天约有 108 艘货船通过上杭。如前所述，汀江的小船载重量为八九担，也就是说每天运载量约为 918担，合计每年运输量为 335070 担，即 16753.5 吨，这一运输量在古代是可观的。
总之，明代中叶福建沿海的城市化，使之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大增。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山区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山区商品沿河运到沿海诸城市，换取沿海各类商品再运回山区各地。全省的长距离贸易就这样兴盛起来了。要注意的是：福建沿海各城镇对上游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福州位于闽江的下游，它的上游有沙溪、建溪、富屯溪等三条支流，福建省三分之二的县城位于闽江及其支流的岸边，因此，福州市的内腹较广。福州所需各类物资，大都可在上游获得。闽南区域却不是这样。
明代的闽南区域有漳州、泉州两个府。泉州自宋以来就是较为富庶的区域。泉州的上游有晋江、洛阳江两条河流伸向山区的腹地。晋江、洛阳江的河谷，有许多适于种庄稼的水田，周边的丘陵山地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当地民众自给自足，除了鱼盐外，没有什么要依赖外地。泉州山区农民为了换取沿海运来的鱼盐，输出木材、茶叶、瓷器等商品。总的来看泉州区域内的交换特征，是山区与沿海的大流通。山区的粮食、木材、茶叶等商品顺流而下，而沿海的食盐、糖、水果、咸鱼等商品逆流而上，形成了山海物资交流。明人说：“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贸繁而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
明代初年，朝廷施行海禁政策，许多商业家族迁出泉州城，到沿海和内地发展。例如著名的泉州蒲氏家族，子孙散居各地，有些人将香料铺开到永春等上游诸县。又如陈氏回族定居于陈埭，以农业和沿海采集业为生。总之，泉州遵行海禁，没有出大乱子，与泉州经济的自给性有关。在晋江及洛阳江流域形成了自我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不过，由于晋江、洛阳江的内腹太小，而沿海城镇人口增加，迟早要打破自给自足的平衡，向海外发展。
明代前期商品经济在山区与沿海大交换的形势中发展起来，沿海的商业资本以高利贷的形式侵入农村。逐渐控制了山区经济。
1.经营高利贷的福清叶氏族商。
福建福清是中国沿海著名的侨乡之一，当地人擅长经商、勤于入宦，自宋明以来，该县以出产大儒、巨商闻名于世。叶氏家族自宋以来出商入宦，也有人在内地经营高利贷，操控了当地的经济。
叶向高成名之后，作《家谱列传》一文，追述其祖先的创业史。明初官吏俸薄而罚重，所以，明初的叶氏家族成员多辞宦经商，家族里出现不少巨富。例如，叶康之弟叶宏：
家饶好施，里人有急，皆叩公。每夜辄治具，若迟。客者门晨启候者数十辈。予酒食予钱，各厌其意而去。时缠百金乘白马随所之。人望见白马辄喜曰：我公来邪？竞延至其家，乐饮醉，则解金去矣。其贷公金者亦辄有天幸，能相偿，无负没者。没葬西岭下，形家云：葬此当斗量金，后益饶如其言。
如其所言，叶宏其实是一个放高利贷者，但其经营十分顺利，乃至成为当地著名的巨富。而其成功之道，则在于收揽人心，乐于济人之急，并非是一个只顾赢利的人。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高利贷者的看法。
叶宏的第三子为叶贽，他也是一个高利贷者：
籍父业，客尤溪，贷子母钱。属邓茂七乱，子钱家久负。其后岁丰，争以谷尝钱。公悉听之。粟既多，又山谷阻绝，不能致，且红腐矣。越三岁，大歉，远近皆来受粟，倍其息。
叶贽秉承叶宏注意收揽人心的特点，允许民众以较易得到的粮食偿还贷款，终获大富。
叶贽之子叶淮、叶汉则在闽清县放高利贷：
有恶公于闽清令者，令逐公。归未几，邑凶，赋逋，上官督之急，令窘甚。问计于三老，三老曰：此君逐叶某，邑人无所贷金，故逋耳。盍礼而招之。招之而来，使输赋可旦夕办也。令如其策招公，公立应之。令大喜，以鼓吹导公，而使其民次第为券纳君怀。公笑曰：自吾父子兄弟与邑人交至欢矣。今有急，吾固当拯，券何为哉？！逾岁大稔，民争负粟偿公。直反浮于赋。
按，从叶宏开始，叶家人在尤溪、闽清一带放高利贷已经有三代人了，这种经营的成功，一方面有叶氏几代人都注意收纳人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和山区缺少货币有关。民众虽有粮食在手，却少有前来采购的人，因而他们往往缺钱向官家交赋。叶氏向他们贷款，给他们带来了急需的钱。所以，高利贷是活跃农村经济不可缺少润滑剂。当然，因高利贷者一向名声不好，有一些官员对他们带有天生的恶感，这是叶淮、叶汉在闽清遭逐的原因。但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官员马上遇到闽清民众无钱交赋的难题，最后只好向叶家人屈服，组织了一支乐队去欢迎叶家商人。
除了闽清外，尤溪也是他们放高利贷的地方。叶家有人在尤溪经营，娶于当地。叶向高在《家谱宗鉴传》一文里写道：
尤溪有林阿环者，妻池氏，名玉娘，生子乌弟。阿环死，时淮公以独子谋置贰，或言池氏宜子，遂纳焉，并携乌弟来。
按，闽清与福清同属福州府，但闽清县靠近内地，境内山环水绕，水稻种植发达。因此，不少福州人到闽清买田收租。每年秋收之后，来自闽清的溪船如过江之鲫，进入福州，给福州富人缴租。这是数百年来福州常见的现象。而福清叶氏则在闽清一带放高利贷，其经营方式独具一格。至于尤溪县，唐以前也是福州的属县，唐宋之际划给南剑州（延平府）。尤溪境内的溪流大都注入闽江，从尤溪运输粮食和山林产品到福州比较方便。但尤溪又是邓茂七起义发生的地方，民众富于反抗精神，与大户作对的人也多。例如，在尤溪放债的叶贽被抢劫：
娶于魏，魏贤而精女红，一苧布可当一金。魏之侄侃者，无赖尤甚，先后贷公钱多，犹不厌，纠海者四十二人围公宅，掠三千金，害公。
叶贽的妻子擅长纺织，所织苧布，一匹可值一两银子。叶贽取其为妻，看来是有算计的。但他想不到的是，妻族的后人却有一些无赖子，如魏侃者，不仅贷款不还，最后还与海盗勾结，攻袭叶家，杀死叶贽，夺得三千两白银。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被叶氏家族知道。叶贽之子叶汉“讼侃于官，拷掠死，而余党悉逃，不能得。侃子玄郎袭盗赀以贿结吾门”，后竟成巨富。
在这个故事之外，读者可以看到来自沿海的叶氏家族在闽清和尤溪放高利贷达百年之久。
明代前期叶氏家族的故事反映了沿海资本对内地的控制。
明代前期，富户在粮食市场上的投机十分普遍，如永乐时的政和县：“故其田甚少，土甚瘠，获甚薄，民甚穷。雨旸时若，则中户仅裕一年之食，下户犹待贸易以足之。不幸荒歉之臻，则上户之粟，或有仓箱之积者，非十倍其常价不出也。是以富民遇荒歉则益富，贫民遇荒歉不免于死亡矣。”
当时这些投机者、放贷者对农民的压力其实更胜于地主，王守仁在平定韩汀流域的民众反抗后说：“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垒算，或有贫难不能尝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垒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盗”
。这段记录表明：迄至明代中叶，东南区域的社会矛盾已经很激烈，商业资本的进入，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大商人地主的出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谋生方式与谋生机会。
2.经营土地的安溪巨商李森。李森，字俊茂，号朴庵，安溪感化里人。明末何乔远著《名山藏》一书，破例为富人立传，在其立传的明代六大富商中，其中之一是泉州安溪的李森。李森是清初名臣李光地的祖先，他的事迹在清代的《清一统志》和《福建通志》中，都有简单的记载。如《一统志》云：
李森，安溪人，慷慨好施。天顺中岁俭，出粟赈济，授漳州县巡检。
李森，安溪人，慷慨好施。遇岁俭，尝出粟二千石以赈，诏旌义民。尤溪寇掠泉界，森募死士，擒其酋长，安邑以宁。尚书金濂上其功，授漳州巡检。
关于李森事迹可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他曾经出粟两千石赈济百姓；其二，他被授予漳州巡检一职。李森以经商闻名。“席先世高赀，田数万亩，粟数万钟，计山百区，出数千万章，僮千指。及森之身，益尽力居积。”
根据这些资料，李家是兼营商业的大地主，拥有广阔的田地和山林，他卖出的木材以千万计，有上千名僮仆为其奔走。
李森的出名与平定流寇有关。明代中期，福建爆发了邓茂七起义和叶宗留起义，瞬间全省响应，主要来自尤溪和沙县的邓茂七部下横扫福建 20 多个府县，在历史上被称为“沙尤之寇”。这次大起义爆发之前，李森已经有预感，“念乡郡承平久，即萑苇不逞，曷应卒？即复戒家僮饬兵仗，习拳勇。乡落盗先后发，悉擒斩之。邓茂七贼反，其党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击之，生俘酋党百余人，招抚及夺回被虏亡算。宁阳侯陈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简。”
李森组织乡族武装，击败名震一时的流寇，还能俘获百余人，显示了一代巨商的财力和能力。据乾隆《安溪县志》的记载，李森所任漳州巡检，其真实职务是：漳州九龙岭巡检。李森因功得到宁阳侯陈懋、保定伯梁宝、刑部尚书金濂共同保举。但因九龙岭距安溪太远，在安溪老百姓要求下，李森获调附近的源口巡检。其后，永春、德化缺县令，福建按察司推荐李森代理。可见，李森在官场和民众中间，都有很好的声誉。
李森将自己拥有的万贯家资投入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他对自己的家乡族人很关心，“乃计岁入，捐粟千斛别窑之。凡亲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盗者，咸取给焉。他有缓急，随事赈赡，各极意去。”对公益事业投入更多。“郡太守欲修治堂，管库不给，以谓森，森慨然任之。无有简便，遂壮大观。则又佐修郡学，复治邑堂及学如本郡。一日过剑口渡，见行人病涉，森曰：‘兹延建汀邵四郡所取道也。’庀匠石，酾水为二十梁。工未就，有老人语森曰：‘盍塔诸’言已不见。森塔之。复建莆田江口桥，修郡中东岳行宫及玄妙观，创五帝殿寝，祀为檀越。复为本邑建龙津、凤池等二十五桥，清溪等宫、狮子等岩凡九所。复辇木浮海，助建福州芝山寺，前后费不赀，而李长者之名闻于闽中。天顺中，应诏出粟五千石赈济，又慕义输边三千石，朝旨旌为‘尚义’，锡文绮二。森诣阙进方物称谢，命运羊酒宴劳之。”
如其所记，李森所做公益事业的范围，从安溪到泉州、兴化军、福州、南平，而其所做公益的内容，有建设官邸、学校、桥梁、寺院、宫观，在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勇于为善的巨商。他在天顺年间先后捐出八千石稻米济灾，连皇帝也被他感动，不仅给其旌表，而且还将他召至北京，一个商人获此荣誉也是罕见的。尽管他家资巨万，有时也会有周转不灵的时候，不得已之时，他也会向其弟借钱。
一个商人地主，为了做好事而使家产凋零，李森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令人瞩目。
从李森的商业运作来看，他原本是一个山区商人，在经营山林产品中致富。他在山区和沿海都有投资，为福州、泉州所做的公益事业尤其显著。总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山区与沿海的共生关系。实际上，当时的山区已经成为沿海的外围了。这种情况同样出现于广东潮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