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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意海外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沿海港市汇集大量人口，因而有了向海外发展的动力和经济来源。明代从福州到潮州的沿海一线即为人口较多的区域。它的出现有广阔的历史地理背景。
中国经济中心自唐宋之际向南转移
，南宋之后，中国东南的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安徽省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其中又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最有名。从长江入海口到珠江入海口散布的城市有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汕头、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等著名城市，在台湾海峡的对岸，还有台北、台南、高雄等重镇。观察中国明清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些地方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大多数积极意义的变化首先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然后向中国内地扩张，最终席卷全国，从而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将从中国长江口到珠江口的海岸线称之为“黄金海岸”，这里是中国的精华所在。
如果说黄金海岸城市群的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那么，探索黄金海岸城市群的成长历史就是很有必要的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初始研究后我发现：尽管今日中国的发动机主要来自长江三角洲的上海、苏州、南京、杭州构成的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州、香港、澳门、深圳、东莞城市群，但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城镇化进程不是从长江或是珠江出海口开始，而是从黄金海岸的中段开始。这个中间阶段，即是由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潮州诸城构成的台湾海峡西岸！
台湾海峡西岸城市能够成为黄金海岸线城镇化的滥觞，是因为台湾海峡在东亚历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台湾海峡是沟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枢纽，在明朝它还是中国与海外联系的主要口岸。我将明代的东亚分成三大贸易圈，其一，东南亚贸易圈，又可称之为环南海贸易圈，它由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组成；其二，东北亚贸易圈，也可称之为环北中国海贸易圈；其三是中国贸易圈。
环南海贸易圈。今日南海周边有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越南诸国和中国的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海南、香港、澳门。如果按明清时代的政区划分，中国沿海的港市大都属于福建和广东二省。这里要强调的是：我将中国濒临南海的省市都纳入南海贸易圈，这是布罗代尔和滨下武志打破国家体系划分贸易圈的办法。传统观念多将中国与东南亚分别讨论，但从贸易关系而言，中国南方的广东与福建两省从来就是南海贸易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南方的广州、澳门、香港、福州、泉州、厦门等城市，一直是在南海贸易中成长的。而东南亚诸国港市的发展，几乎离不开福建人和广东人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明清时代环南海贸易圈港市之间的商船贸易，主要依赖季风。南海区域的季风很特殊，秋冬时节主要刮东北风，春夏季节主要刮西南风，风向决定了南海诸港中最有利于贸易的港口位于东南和西南两端，也就是闽粤的泉州、月港、广州和越南的占城、爪哇的雅加达以及马来亚的马六甲诸港，南北来回的贸易风会将南下北上的港口送到目的地港口。反之，横越南海的帆船航行十分困难，例如，要从越南的西贡航行到马尼拉，总是在与不利的风向作斗争，所以，历史上横穿南海的贸易反而不盛。由于季风的关系，闽粤的港口成为东南亚诸港运作的枢纽。由福建厦门出发的帆船，根据季风的不同，稍加调节，可以航行到东至菲律宾，西至占城，南至爪哇、文莱的任何港口，当季风转向之后，这些船只又可顺风返回厦门。加上中国的手工业历来领先于东南亚国家，所以，在历史上，闽粤商人成为环南海诸港市之间贸易的中介，他们穿梭于东南亚诸港之间，由他们带去中国的商品成为东南亚诸国不可缺少的日用品，东南亚诸港的香料等商品，也由他们运销亚洲各地。这样看来，福建与广东从来就是东南亚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将其分开。事实上，我引入南海贸易圈的概念，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将福建与广东两省及其以后分出的省份及城市当作环南海贸易圈的一个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闽粤二省的港市是环南海贸易圈运转的枢纽。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读懂南海的历史。
环南海贸易圈是历史最悠久的贸易圈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就有贸易往来。唐宋时期，环南海贸易相当兴盛。环南海区域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世纪时期中国与印度、西亚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南海诸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后，南海周边港市还成为中国与欧洲、美洲诸国贸易的中介城市，可以说，它是世界贸易的重要枢纽，自古以来就具有重大意义。
在环南海贸易圈之外，还有两大重要贸易圈，即环北中国海贸易圈和环中国贸易圈，三大贸易圈构成东亚贸易体系。
环北中国海贸易圈。它的现今地理单位是：朝鲜、韩国、日本、琉球群岛和中国中北部的福建、台湾、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辽东诸省市。环北海贸易圈的轴心是上海、宁波、长崎、东京，历史上的中国与日本贸易是这一贸易圈的主要内容，中国山东与韩国及朝鲜的贸易也曾兴盛一时，中国南北诸港之间的贸易，也可看成为东北亚贸易圈的重要贸易线路。
环中国贸易圈由整个中国组成，包括中国内陆，也包括中国沿海一线的省市。它和环北海贸易圈及环南海贸易圈有所交叉，相互覆盖。在这方面要说的是，划分贸易圈切忌将其切成互相断裂的几块，要允许重复。事实上，重复往往是精华所在，因为，在两个以上贸易圈都起重要作用的，大都位于枢纽地带。我认为，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看，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往往是位于枢纽之位的港市。例如，历史上位于地中海枢纽的威尼斯，位于欧洲交通枢纽的荷兰，位于大西洋枢纽的伦敦，位于中国出海口的上海和香港，以及今天位于东西交通枢纽的新加坡。台湾海峡的重要性在于：它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交通的枢纽，在明代还是中国与海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在大航海时代的贸易带之上，它也有重要地位。
从东亚的贸易史来看，环中国贸易圈曾经只限于中国北方的黄淮区域，它与东北亚的朝鲜、日本的海上交通并不兴盛。汉晋时代，黄淮贸易圈与南海的来往主要通过内陆的江河水路，沿海一线的贸易不多。唐宋以后，汉文化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构建了以长江运河为枢纽的贸易网络。于是，黄淮经济圈发展成黄河、长江经济圈，也可称之为中国内陆经济圈。中国内陆经济圈的特点是水运，尤其是长江水运。长江贯穿中国东部与西部，拥有众多水流丰沛的支流，而且，这些河流大都可以航行，长江干流加上支流，因而形成了贯通南中国的水运网络。秦始皇为了向岭南运兵，修筑了联通湘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灵渠。这一策略为历代统治者仿效。为了加强长江流域与北方的联系，历代王朝又修建了大运河，将北方的海河、黄河、淮河纳入统一的运河体系，加上南方的长江和珠江，从而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水运网络。隋唐时期的运河通向河南腹地，造就了汴梁这一大城市；元明运河位置偏东，它的修成，造就了临清、济南、天津等北方城市，同时，它也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的水运网络是世界罕见的，以长江和运河为交通干线，联通了中国东部主要经济发达区。中世纪中国经济的发达，与这一广大的商业网络有关，它开拓了一个数千万至上亿人的广大市场，从而保证了中国商品经济的长期繁荣。与中国相比，西欧的内部多被崇山与河流分割，多瑙河之类的国际河流，只能贯穿少数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陆路往来，主要靠马车而不是船舶。马车的运载量远逊船舶，这导致国家之间商品人员往来受到限制，这也许是西欧无法形成较大国家的原因吧。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阿拉伯世界各条河流分立，印度虽有恒河、印度河，二河之间却没有运河，两河流域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最终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立。长江和运河为主干的河流网络，是中国大一统的基础。
由于沿海交通的存在，中国内陆贸易圈在唐宋时期向东南沿海发展，逐渐将东南沿海城市和海南、台湾等岛屿纳入中国贸易圈。宋元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东移，沿海城市和运河城市、长江下游城市都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并对海外产生极大的影响。于是，环南海贸易日益兴盛，与环中国贸易的关系逐步加深。而东北亚崛起，也和中国东南区域的发展有关。东亚早期的海上贸易是南胜于北，北方的沿海贸易一向存在，但利用率不高。汉唐时期中国的海外财富主要来自南海国家。不过，唐宋时期，中国海岸线上的南北贸易兴起，来自福建、浙江的商船经常北上山东、辽东的海港。这些商人向海外国家发展，便形成了东北亚的国际贸易，宋代福建商人向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发展，将高丽、日本纳入环北中国海贸易圈。其中，福建商人与高丽的贸易十分突出。此外，更为兴盛的是南北商品交流，福建商人带着从南海获得的商品到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贸易，给中国的沿海港市增添了一股积极力量。然而，由于当时的高丽和日本可进入海上贸易的商品不是太多，环北中国海的贸易不如环南海贸易兴盛。迨至明代中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成为举世瞩目的贸易热点，各国商人争相参与这一贸易。从此以后，中国与日本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其经济力量更大于南海周边国家。
明中叶之后东北亚的兴起，使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过去，中国贸易圈与南海贸易圈占据了东亚主要贸易内容，现在，由于环北中国海贸易圈的发展，东亚经济已经是三足鼎立。三大贸易圈之间的往来十分重要，中国的宁波和日本的长崎，都有到访的南海商船。台湾海峡独特地位在于：它恰好位于东亚三大贸易圈的中间，生长于此地的福建商人和广东潮州商人是中国海商的主要力量，自古以来，他们的商船航行于环中国海域的多数港口。时至明代中叶，东亚海上贸易的繁荣恰似给闽粤商人的赠礼，重要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此地，这给台湾海峡周边港市带来繁荣。这是明中叶以后台湾海峡西岸城镇化兴起的东亚背景。
明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革，是明代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大发展的基础。
明代前期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它的社会变革速度更胜其他地方。唐宋以来的许多制度在明代前期出现了变化，这对明代海峡西岸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这些变革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贡徭制的崩溃、佃农经营权的获得以及商业资本进入农业。这里首先讨论前两个问题。
明朝建立后，朝廷加强了对农村的统治，从鱼鳞册、黄册制度到里长制，这些制度的实行，将东南区域的农民纳入朝廷的直接管理之下，朱元璋凭着这一制度的实行，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物资来源，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在朱元璋实行的制度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贡徭制在其总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明朝每年在田赋方面的收入约为 2700 万石（粮食）、贯（钱）、两（丝绵），这比唐宋时代差了很多。北宋重视工商业，朝廷最高收入达到过一亿多贯石两，也就是说，明朝国家的正式收入不到宋朝鼎盛时期的三分之一。然而，明朝每年要办的事却比宋朝要多得多，朱元璋讨伐北元的战争进行了数十年，财政开支浩大。那么他是怎么解决财政问题的？其一，朱元璋通过发行不兑换的大明钞，从中获得极大的利润。但这一制度的实行，最终导致钞制的崩溃，明代中叶，朝廷已经不可能从钞制改革中获得财政收入；其二，朱元璋通过贡徭制搜刮民间的财富。今人翻阅明代的方志，在其赋税这一章中，都会发现它载有密密麻麻的进贡品，这些进贡品并非专给宫廷使用，而主要是军用物资，例如箭杆一千枝、翎毛一万个等等。这些进贡品的生产，多是调发民夫进行。当时人的观念是：不论朝廷需要什么，都调发农民进行生产，其产品进贡朝廷。在福建影响较大的有官营织染局，官营造船厂，御茶园。而朝廷无论要建设什么项目，也是调发农民从事徭役，在这一基础上，明朝廷才可能以有限的财力办了许多事。贡徭制的实行，反映官府对农民人身的占有，朝廷有了这一权力，便可任意向农民索取需要的物资，调发农民进行徭役，从而获得大量的物资。这是明朝田赋收入不多而能坚持长期战争的原因。
朱元璋急于求治，明代初年，重大徭役项目很多。在闽潮境内，洪武二十年有调发民役大建沿海堡寨的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倭寇的入侵给东南一带的治安造成严重问题，朱元璋为了平定倭寇，下决心在沿海驻扎一支军队，并大建水师。于是，闽潮沿海三丁抽一，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防海大军，分别由各地卫所统帅。有了军队，还要船只，朱元璋造海船也是大手笔，洪武五年八月甲申，朱元璋下诏：“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
。同年十一月癸亥，又下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斗争，倭寇尚未平定，朱元璋最终下决心在沿海港口大建堡寨，驻扎水师，建立一条海上长城。在实行贡徭制的前提下，朱元璋一声令下，福建方面调发大量民工进行建设，仅用不多的时间，福建从北到南，便出现了镇海卫、平海卫、永宁卫等几十座寨所。我们翻阅现存的卫所志与方志，可知这些卫所的寨堡大都建于洪武二十年。仰望崇武城、小埕寨等明代卫所城的遗迹，每每让人兴叹：在一年中建立如此规模的寨堡，一时要调动多少人力？福建人民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明代贡徭制的力量让人震惊。
朱元璋的继承者中，建文帝时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因此，建文时期的赋役也是相当繁重的
。明成祖朱棣也是一位有宏伟气魄的皇帝，他派遣郑和下西洋，为此调发福建民众大建战船，并派遣福建卫所军一万多人与南京卫所军一起下西洋。在此期间，他多次北征蒙元，南征安南。连绵不断的军事行动耗尽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相当部分是靠贡徭制支持的。朱棣死后，三杨执政，在江西杨士奇、福建杨荣等的倡导下，最终停止了安南之役，天下从此休养生息，明朝进入了太平时期。
但是，后继的皇帝继续利用贡徭制为其服务。当时的官府不论需要什么物资，都通过贡徭制向民众调发。他们需要白银，便调发闽浙等地的民众开采银矿；宫廷要喝茶，便在武夷山设立御茶园，调发当地茶农生产茶叶。广大手工业者与农民，都受到贡徭制的约束。在这一背景下，其实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的商品生产。在中国古代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中，人们多看到小农制的出现，使农民早在秦汉时期就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而较少注意到：唐宋以来日益加强的官营手工业制度，使手工业者与农民都受到了相当的人身约束。尤其是手工业者，他们的身份是不可变的，子孙世代中，都得有一人继承这一行业，随时必须应征官府的调遣。《漳浦县志》追忆：“明初定闽中，令民以户口自实，户目凡七，曰军，曰盐，曰匠，曰弓兵，曰铺兵，曰医，令其各以本等名色占籍。十年核老幼生死而更造之，曰大造。丁多者开析立户，民父母存若亡，或兄弟分居，赘婿、乞养子归宗，另爨之类，皆得别籍。惟军匠户不许。盖虑其借分异为规避也。”
明代中叶福建徭役之重是各部县志、府志共同的苦经，《政和县志》的作者车鸣时曾说：“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役民不过三日，今不啻数倍矣。”
又如漳平县，“漳平粮里稀微……供王赋者与法同，而给杂役者较之地方，不知倍蓰。十百均平之法，县司难一一以守，天下通弊也。”
明代福建的工匠常被调发到南京做事，每年路上往来就要三四个月。诸多工匠，有的三年一轮，有的两年一轮，甚至有一年一轮的。这对工匠是相当大的压力。其时工匠出行，由于开支浩大，其徒弟都得资助。“潘翁者，市井民，为长乐木工师。每行，众工助之。得直赢，则曰：此吾力作得之者，以归子妇。其众助者散之族亲。曰：‘利岂可专也。’”
明代前期的工匠多有逃亡者。有时官府不得不赦免他们。“灾伤处所住坐及轮班匠失班者，自弘治二年七月为始，请容令自首。住坐者送原衙门收充，轮班者免其罚役。上从其议。”
于是，一些省份提出工匠向官府缴纳银两，便可免除匠役。浙江和福建同属南京工部，成化十一年四月，浙江提出征银的改革办法：“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夏寅奏，近议班匠令按月出银六钱解部，甚为便益。后因各匠违限年久，罚班数多，不能办纳，愈加迟误，遂令仍解本身。今杭州等府人匠欲得仍旧解银，其言未为不可，但今人匠四年一班，比之先年一年一班，已减去其四之三，遇有急用，不免雇人，其工食之费，每人一日原拟解部数目止是二分，今增至六分，出办似乎太重，依二分徵解未免少轻，合定为三分，一月该银九钱，照数验收造册解部。中间若有谙晓本艺，自愿应当者，亦从其便。其江西、湖广、福建三处该隶南京工部者，亦宜照此例行。从之。”
实行班匠纳银制度后，工匠的人身就自由了。民间工匠摆脱旧的徭役制度，便可以自行发展，这使许多城市的手工业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以贡徭制为基础的官营企业，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以采矿场而言，明代福建的矿场多是征纳农民为劳动力，甚至所用器械也从民间征发。这是农民十分沉重的负担。明代中叶，闽北爆发了叶宗留为首的矿工起义，这场起义和邓茂七起义相互配合，一度攻占福建数十个县，后在官军镇压下失败。邓茂七、叶宗留起义之后，福建的官营采矿业逐步荒废。这一现象有普遍性，迄至明代中叶，福建官府的采矿场、织染局、御茶园等许多官营手工业都废弃了。
这一趋势在明代具有普遍性。
总之，明代中叶福建输出外省的商品中，有不少来自官营手工业，但这些官营手工业无不处在消亡的过程中。与此相伴，相关的民营手工业发展起来，构成了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力。从总体而言，明代中叶福建与外省的商品交换规模并不太大，但民间工商业已经兴起，为明代后期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租佃制度在宋代已经相当盛行，不过，宋代的地主对佃农有相当的控制权，一般地说，佃农没有自主的田地经营权。元明以来，闽潮等地出现了地主城居化的趋势。正统十四年建阳县民言：“本县盐粮市民折钞，乡民纳米，缘乡民多耕市民田土，收成还租之余，仅足食用，盐粮不能办纳”
。此条史料表明：建阳县的地主多居于城市，而其田地在乡下。福建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山多田少，田散布于城外的乡村，少则十几里路，多则几十里路。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主佃关系便很难维持了。对传统的乡居地主来说，佃户是其收入的来源，也是重要的投资对象。他们在春天将粮种与耕牛出借佃农，秋天收成时折收粮食。佃农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他们也要相应减租，或是借钱。这一种主佃关系形成后，往往会使佃户对主人形成依附关系，佃户在农闲时要为主人做活打工，而主人也可役使他们做各种事情。但是，一旦地主迁往城市，这种关系便瓦解了。城居地主对几十里外的农田经营情况根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在收成的时候收回自己的定额租。而城居地主根本不了解农民的苦疾，只懂得剥削民众，连永乐年间的政县官员说：“甚矣，贫民之须恤也。夫贫民者，去年一人之食，今年二人之所种也，今年二人之食，明年四人之所种也。何以知之，彼指青苗而求借于富民也，及其秋成，则必倍而偿之。夫故曰：一人之食，二人之所种也。二人之食，四人之所种也。是以贫民终岁勤劳而与富民营其财利，尚不无饥寒也。富民犹且奴视之，伤哉，贫乎！为民父母者，富民之民皆吾子也。吾不能均齐之。而又纵强以凌弱，是诚何心哉？”
在这一背景下，佃农便力图争取进一步的田地控制权，以减少城居地主的压迫。邓茂七起义事件，其起因是冬牲的缴纳与挑粮脚力费。在当地农民看来，过去的地主在乡村，他们挑担送租到地主家，付出不多。而后来的地主，都居住于城市，让他们挑担到城市交租，数十里的山路使他们付出成本大增，所以，他们会提出：地租让地主自己来挑运。这一争议的实质，在于佃农与地主对田地控制权的争夺。这一争议最终引起了大规模的邓茂七起义，这一起义席卷福建多数地区，它与广东境内的黄萧养起义相互呼应，震动了东南。邓茂七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佃农与地主的斗争却连绵不断，构成福建等东南区域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如傅衣凌先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所揭示，明代福建因租佃矛盾发生的斗争是非常普遍的。我认为：这类斗争最终导致佃农拥有较大的田地经营权。在邓茂七、叶宗留起义中，闽中的地主受打击很大，例如：“永乐中，建安有岩叟先生李公，名埜，字士林、庄毅。质信之行，乡人式之。慎保俭逊之训，子弟服之。正统间，沙尤盗起，民避而奔山。遂相攘略。恶少聚谋，将犯髙山。公居邻境，往叱之，曰：‘汝欲得米，何乃蹈死’！指囷示振，谕以典宪，恶少散去。又请诸有司抚而平之。有盗窃其廪，公止左右勿追，豪雠嗾其奴杀公之驴，乃馈以驴肩。贫者负息不责，得陶人昧甓直数万，不与争。疾革，语其子，勿作佛事，第焚逋劵于乎，岂孔氏所谓造次颠沛，必于是者乎。”
这位李埜绅士，原来是很富有的。但在大乱之中，他的粮仓“捐给”暴动的民众，某位欠其“数万”的制陶商人也不付账了，他不敢讨要。实际上，他处于破产边缘了。在大乱中被杀的绅士更是不可胜数。漳州的林京，为参政林瑜之子，在龙岩家中。邓茂七农民军杀至龙岩时，他先是想法守龙岩城，“力不能敌，偕其子绶间道走郡城请援。”后被农民军截获，被杀。与其同时死于邓茂七之乱的，还有王玄弼、庄伯和、唐孟元等人。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明中叶何乔新说：“八闽自沙尤之变以来，民桀骜，下凌上，贱犯贵，相师成风。”
这也就是说，邓茂七起义之后，明代的租佃关系发生变化，不是地主欺侮佃农，而是佃农欺侮地主了。实际上，这只能说明地主和佃户的斗争激化。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多数地方大土地制难以发展，而佃农的土地经营权越来越大。他们拥有这一权力之后，便有权决定在地里种什么庄稼，可以决定种一季还是二季，由于佃农在福建农民中所占比例较大，佃农获得经营权，从而加强了明中叶小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
总之，明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出现较大的改革，拥有田面权佃农的出现、自由工匠的产生、商业资本进入农村，都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在这些背景下，明代前期东南沿海的城镇化进程有明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