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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发源于中原区域，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向周边播迁，在融合当地少数民族血缘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汉族族群。那么，在南方汉族族群中，中原文化占有多大的比例？他们实质上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这两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含混不清的。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这些问题。
近 20年来，海外学术界有人认为：南方汉族族群的血缘、文化都与北方汉族不同，他们其实不是汉族。这种观点逐步浸润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从民族学的基本方法去分析这类观点。
共同的地缘、血缘、语言和经济基础，是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但世人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总是将血缘摆在第一位。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起源都始于共同的血缘，他们通常具有共同的祖先，经过悠久的岁月演变，形成一个民族。不过，由这一方式起源的民族，大都是小民族，而大民族的形成，多是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核心，逐步融合其他民族，发展壮大，从而形成近代以来的大民族。例如近代的法兰西民族、英格兰民族、意大利民族等，他们的血缘都不是纯粹的，而是在共同地缘、共同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由不同语言、不同血缘的民众混血而成。所以，世界上各大民族，其实都没有纯粹的血缘，这是我们在研究南方汉族族群时必须掌握的一个要点，否则，容易在繁杂的史料中迷失自己。
就世界各大民族来说，汉族是较早形成共同体的主体民族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区域就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观、价值观的华夏族，而后在秦汉时期发展为以中原区域为根基的汉族。从汉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混血是汉民族的主要发展道路。汉民族起步的五帝时代，它的基本构成就是炎帝和黄帝为首的两大部落，据说他们分别来自西方和东方，相互间经过战争和谈判，最后通过通婚等方式，形成了一个民族，从而奠定了汉族发展的基础，可见，从血缘而论，汉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血的民族。
汉族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在周代。西周建立初期，周武王率西部各族联军推翻了商朝的统治，而后，周族挺进中原，建立了东部周族的根据地——洛邑。周族对中原统治的特色在于：他们将自己的族人分封于中原各个区域，并让他们与旧有的商族及本地人结合，建立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周族固然是贵族，但旧时代的商族往往也有较好的待遇，例如，孔子的祖先便是商族的后裔，他们仍是周代的贵族，具有一定特权。在周代诸侯国的基础上，各国多民族的血缘相融，形成了华夏族；华夏族中，有晋人、齐人、秦人等族群，他们的血统多元，通过婚姻等方式的血缘交融，逐渐敉平了血统差异；秦朝的统一，又在战国七雄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华夏族。随着朝代的更替，华夏族又被称为汉族。
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如吕振羽等人认为：周秦以来华夏族（汉族）的形成，除以中原华夏为其主体外，还融合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民族，各个民族进入汉族，带来了自己的文化特点，因而丰富了汉族文化。历史上最早提出“仁”的观念，是来自东夷的徐偃王，经过孔子等儒家的融会贯通，“仁”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就广义而言，各民族带来的独特文化，与华夏固有特点相互融合，往往成为地方性的文化特点。华夏族的特色在于：对这些地方性文化，不是刻意消除它，而是包容它。对华夏族而言，各地风俗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以“忠、孝、仁、义、礼、信、廉、耻”为核心的价值观。“八德”的要求，不分民族，不分血缘，它只是个人修行的标准。因而，孔子会对来自南蛮的延陵季子具有好感，称之为君子；而对鲁国那些乱权的政治家，孔子痛斥之，毫不留情。儒者的八德，奠定了中原及周边各民族交融的基点，也为周边各族进入汉族大家庭，大开方便之门。接受八德为核心价值观，只要不违背这一核心价值，各地不同的风俗，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进入汉族的各个族群也就有了保持自己独特文化的可能，当然，一些有违“八德”的文化，例如溺婴、弃老等恶俗，也会受到批判和改造。
总之，从中原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来看，中原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多民族在中原这块土地上混血交融，最后形成了汉族。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原文化，可将其定位为混合型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八德”，其表现形态多姿多彩，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研究中国历史，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在唐朝以前，中国南方长期是地广人稀，而中原人口密集，南北形成鲜明的对照。近年的考古证明：南方文明的产生，其实不比北方中原区域迟，因此，关于中国文明的产生，已经从“中原说”发展为“群星灿烂说”，这是对中原周边各区域早期文明的肯定。但在肯定中原周边文明产生相当早的同时，疑问随之而来，以南方区域来说，既然南方文明产生那么早，为什么其发展速度落后于中原区域，长期处在地广人稀的境地？我想这里有几个原因：
其一，北方政权对南方人口的掠夺。在研究中国移民趋势之时，人们讲得较多的是中原人口的南下，其实，在两汉时期还存在另一种趋势——南方人口的北上！例如，汉武帝平定东越之乱后，曾经两次将瓯越国和闽越国的人民北迁江淮一带，“闽越地遂墟”。汉末蜀国和吴国建立前后，其统治者都很注意从南方搜刮人口。诸葛亮在南中作战获胜后，将当地少数民族中的壮丁组成军队，调至成都附近。吴国为了补充军队，每每围攻南方的山越，迫使他们加入吴军。因吴国的军队与魏国在淮河一带对峙，这些山越人加入吴军后，大多被调至淮河前线作战，后在江淮一带定居。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军队大规模掳掠南方人口，是南方诸地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其二，南方气候不利于土著男性生长。古代南方被称为瘴疠之地，这是因为，南方气候潮湿，微生物生长速度快，各类病菌很多，许多人被感染而死。其中，南方男人的耐性不如女性，死亡率更高。《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多女而少男”，其原因在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战国时代成书的《周官·职方典》则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这种性别的自然构成，有利于北方男子在南方的发展。
其三，唐以前南方经济开发不如北方。秦汉时期，南方农业发展滞后，流行“火耕水耨”及“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农田产量较低。南方精耕农业是唐宋以后出现的。
其四，南方溺婴及贩卖阉童习俗的流行。“生子不举”是汉代已经出现的恶习，唐宋时期，这种习俗主要流行于南方诸地。唐以前南方经济落后，很难养活过多的人口。溺婴是迫不得己的，但它一旦成为一种习俗，就会延续很长时间。史载宋代南方闽浙赣区域一直到宋代还流行溺婴恶习。“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
“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
“建俗生子往往不举。”
这种溺婴习俗应是一种古老的南方文化，它的存在，是南方土著人口增长的桎梏。
古代南方另一种恶俗是贩卖阉童。唐代的宦官多为岭南和福建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流行贩卖阉童。在福建和广东、广西的官员，往往购取阉童贩至中原，卖给大姓人家为奴，其中一些人进入皇宫，成为宦官。所以，南方人口难以增长。如果说晋代闽中人口为 8600户，隋代闽中人口也只有12420户，唐末闽中人口为 7万多户，确实是地广人稀的地方。
由于中国南方人口长期较少，这就给北方人口南下留下了空间。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每一次战乱，都造成了中原人口大举南下的移民浪潮，中原移民与南方土著的混血，形成了南方各地的汉族族群。一般地说，南方汉族的男系血缘主要来自北方，女系血缘来自南方土著。不过，南方汉族血缘中的南北成分也是有变化的，江南一带，北方汉族血缘成分较高，岭南一带，北方汉族血缘成分略减，总之，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混血，即非纯粹的北方血缘，也不是纯粹的南方血缘，但是，北方汉族血缘的成分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南方汉族一直以中原血缘为骄傲的原因。
南方汉族可以分为多个族群，不仅有客家族群，其实还存在着闽南族群、赣语族群、粤语族群、荆楚族群和巴蜀族群等，形成多种族群共存的状况，应和南方土著民族及地理条件有关。
古代南方民族以其多样性闻名，从西部的巴人、蜀人到东南的越人、闽人，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其文化差异的产生，多与不同的地理背景有关。每一个长期生活于某个地理环境中的民族，都会产生适应地理条件的独特文化。汉族南下之后，与当地土著相结合，从血缘的交融到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南方文化。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客家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赣文化，等等。于是有一个问题产生：在这些区域文化中，是北方文化占据主流、还是南方文化占据主流？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字的属性往往决定了文化的性质。中国流行的汉字系统发源于中原区域，而后向四面八方传播，成为中国的主要文字系统。中国南方多数民族未曾形成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因此，当北方汉族大举南下时，来自中原的汉字系统也就成为南方各地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从文字而言，南方各地使用的文字来源于北方。从语言而论，就目前的语言学知识而言，南方七大方言系统都属于古代北方话的延伸，所以，汉族南方族群的语言文字起源于中原区域。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么，南方汉族中，古代中原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换一个角度研究区域文化。人的文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雅文化和民俗文化，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南方的区域文化，可知南方各族群的雅文化及民俗文化中，中原文化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
雅文化，主要是指思想领域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三教之中，儒教是发源于中原区域的一种文化潮流，也是汉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汉族南下江淮以南的区域，也将儒文化带到了南方各地。南方汉族不仅普遍接受儒学，而且发展和发扬了儒学的光荣传统。南宋之后，中国的文化中心从洛阳转到东南诸省，如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是儒学发达的地方，朱熹讲学之地闽北和群英荟萃的江南，都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至于南方中部的湖南、广东、广西诸省，也都是儒学兴盛区域，湖南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广东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儒学开宗立派的人物，南方的客家文化也是以传承儒学为骄傲，所以，从雅文化的层次而言，儒学在南方汉族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中国的道教也有南北不同的文化系统，既有北方系统的全真道，也有南方系统的正一道，这两大派道教相互抗衡，很难说谁更占优势。
总之，从雅文化层次来看，南方汉族中流行的儒学、佛教、道教，至少儒释二教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道教则是各有半边天下，事实上也是相互渗透。所以，可以说南方汉族各族群的雅文化，本质上是北方中原文化的延伸。
南方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则带有各自的特点。北方汉族南下之后，与南方少数民族相结合，在不同于北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故乡的民俗文化。以食物来说，北方的食物以小米和麦子为主，南方食物以稻米为主，北方人南下之后，逐渐以米食为主，由此产生的食文化也和家乡有很大不同。在这方面，南方汉族更多地接受南方民族的传统。例如，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这两项习俗一向流行于南方，吃粽子与南方稻米文化有关，而划龙舟则与南方传统的船文化有关。这两项习俗都不可能起源于北方。至于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各方面，中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大致形成南北不同的两大流派。也就是说，南方汉族的习俗与北方汉族的习俗是有不同的。而且，这些不同，往往来自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的渗透。人类学调查也表明：中国南方汉族习俗的许多内容，更同于南方少数民族，而不是类同于北方汉族。应当说，这是一个事实。
关键问题在于：该怎么看待这些不同？应当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容异性特强的民族，它在形成之初的中原时代，就融合了各地不同的民族，因而接收了各民族不同的民俗文化，对于各地不同的习俗，中国有句老话：“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是从周代就流传中国各地的谚语，也反映了中华文化混成性质的特点。对于各地习俗的不同，若非原则性问题，中国人从来是强调去适应它，而不是改造它。周朝的使者派出
轩使者到各地了解民俗风情，就是为了了解它，适应它，并采取相对的政策，以使自己的统治更加成功。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换个角度来说，汉族的风俗文化在各地虽有差异，但其核心还是儒家的仁义思想。儒教的特点是崇尚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又可简化为八个字：“忠、孝、仁、义、礼、信、廉、耻”，这就是儒家的“八德”了。它也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观，尽管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做到，但每个中国人都以做到“八德为荣”。儒家的八德，看起来是雅文化的内容，其实，它也通过戏剧、小说等形式渗透到民俗文化中去。当我们纪念端午节之时，心中不就有一个屈原忠诚于祖国的形象吗？当我们祭祀关帝、岳飞等神灵之时，难道不是为他们的仁义行为而感动吗？当我们为先人扫墓的时候，指导我们行为的是一个“孝”字，所以，尽管南方各地民俗有不同于北方的地方，其内在的实质，则有相同的部分。因而我们说，中国各地的风俗，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在差异中有相同的东西，或者说，表面的不同，实质却有相同的内容，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古老的中原文化在南方汉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南方汉族的血缘、文字、语言都与古代北方汉族有关；若将文化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层次，南方汉族的雅文化主要起源于中原，他们的民俗文化表面上与北方汉族有差异，但其内在的实质仍有同一性。这一不分南北、贯穿时空的同一性，即为儒家的“八德”：“忠、孝、仁、义、礼、信、廉、耻”，它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核心。汉民族发源于中原区域，在向四方传播的同时，融进了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因而产生了区域性民俗特点，但只要语言文字和儒家的仁义道德不变，汉族在各地的区域文化，仍然是汉文化的一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