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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福建汀州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当地民众移民赣南、浙南、粤东，或是租种田地，或是租山种蓝，制作靛青。形成了被称为客家的山地移民。这对南方客家系统的汉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闽浙赣三省边区中，赣南的土客籍问题历来引起注意。大致而言，明代中叶以后，来自福建汀州及广东梅州的流民不断涌入赣南，成为当地人的佃户。而后佃户经济实力增长，引起土著民众不满，当地土客籍斗争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当地士人写了很多文章，有的站在土著的立场，有的站在客户的立场，因此，相关史料保存下来较多。研究这些史料，对理解闽浙赣三省边区的租佃制度大有好处。
赣南的人口状况与外来客户流民。
对明代赣南人口的研究，已经有一些论文。大致而言，明代早期的赣南还被视为瘴烟蛮雨的区域，明初江西籍大学士杨士奇所说：“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抵其舍，而岩壑深邃，瘴烟雾，不习而冒之，辄病而死者常什七八。”
这些导致人们生病的瘴气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没有定论。人们猜测，它是几种与森林有关的流行病及瘟疫的组合。以疟疾而论，它是通过蚊虫传播的一种病，闽浙赣山区多雨潮热，蚊虫极多，在闽浙赣山区活动，蚊虫防不胜防。蚊虫给人们带来疟疾等热带病，导致体弱的人死亡。这是赣南山区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此外，自古以来，赣南山区流行溺婴习俗，这使当地人口在大灾后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此外，因人口减少，官府的赋税压在少数人身上，民众不得不逃亡。这在赣南表现得十分突出。“即以兴国一县论，逃绝户极多。”
海瑞说：“卑职自到任至今，县民每告称近日赋役日增，民多逃窜。雩都里分虽少，田广粮轻，里甲富实，户户齐足。本县犹以人各私己，将疑将信。及查户口，则名虽五十七里，实则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犹四十四里，今止三十四里。卑职到任后，极力招徕，今亦止得四十里。其间半里一分、二分、三分，里分尚多。通十排年计之，该五百七十人，今止有四百三十二人。其间有里长而全无甲首者，有有里首而止存一二户，户止一二人者。以故去县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星居，不及十余家。……人丁凋落，村里荒凉，岭内县分，似此盖绝少也。夫民庶无减于先年，而粮役增焉，犹不可也。乃今民数减前，秋粮徭役则增倍于昔。”
可见，在明代晚期，兴国等山区各县存在地多人少的情况。又如鲁士骥奉县令之命点查中田乡的人口。三年前“凡得甲一百六十有五，为户一千四百有奇。越三年，复申前命，仕骥更为编查，得甲一百五十有八，为户一千三百有奇。夫吾乡之民，安土而重迁，且比数年中风雨无愆，五谷时熟，非有饥馑流亡之患者也，而户口加少，若此，余尝闻之长老，数十年前，此地烟户稠密，二千有余。以今较之，则是所存犹未及三之二也。呜呼，奚以至是哉？深察其故，盖吾乡土瘠而狭，虽有能耕能种之人，而少可耕可种之地，民之生其间者，大都以佣力为生耳。数十年前，乡里风气朴实，衣服饮食，群安俭素。士农工贾，各勤其业。是以户多富厚之家，而佣力于其中者以生以息，亦自充然有余。自奢淫侈靡之习日甚，而向之所谓富者，十室九贫矣。于是，人虽有可佣之力，而少佣之家，又其甚者，向之出其食以佣人者，今欲求佣于人而不可得。盖富厚之子，席祖父庇荫，安坐而食筋骨柔脆，不任劳苦。一旦贫窘，唯有束手待毙而已。故就此三年中，以前册稽之多有单丁成户者，丁亡而户绝矣。即或既有室家，而贫无立锥之地，身亡而其妻再醮，则户绝矣。盖自富者贫，而贫者益贫也。此户口加少之故也。”
必须说明的是：汀州山民经常袭击江西，这是赣州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江西官员说：“今则异于是矣，春耕闽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赣建，翼然而虎，巨寇也。临瑞频年白昼飞刃于谯门，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怀印踰垣为得策，扬声袭抚，按垒近郊，游群之四出也，迎犒者室空，遁窜者屋燎，而昔之所谓为民防者，果安在哉。”
由此可见，明代江西东部诸县出现了人口日益减少的状况，许多田地无人种植，官府的税收无人缴纳。明代官员面对本地人口日益减少的状况，只有多方招徕逃户，并吸纳外地流民。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时，赣南的官员发现：很难招到本省人。兴国县令海瑞说：“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欲一调停行之也。兴国县山地全无耕垦，姑置勿计。其间地可田而未垦，及先年为田近日荒废，里里有之，兼山地耕植尚可万人。岁入所资七八万人。绰绰余裕也，访之南赣二府，大概类兴国。而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尽之使农，贸易不能尽之使商，比比游食他省。是一省民也，此有余地，彼有余民，目亲睹，身亲历，听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赣，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远去则声不相闻，追关势不相及。一佃南赣之田，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二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有由然矣。”
从海瑞这段记载中可知：因赣州人少地多赋重，很需要外来人口补充并分担赋税。凡有外地来的客户，本地人往往强令他们入籍，分担一些赋税。这一情况造成本省移民的困境，因为，他们从人口较多的吉安府或是南昌府逃到赣州租地，成为当地人口并负担一些赋税，但他们仍为本府官府追踪的对象，因为，他们逃离原乡，其原因不外是原乡赋税过重，他们逃离之后，原乡的赋税就没有着落了，所以当地官吏千方百计要将他们找回。这些逃到南安府、赣州府的江西移民，一旦被本府官吏找到，他们除了新的田租外，还要承担原乡的赋税，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于是，江西的移民更倾向于逃到寥廓的湖广省垦荒，与原乡彻底割断关系。这是赣南诸县本省移民较少的缘故。理解这一点，就可知道：为什么在明清时期会有大量来自闽粤的“客民”进入赣南。
明代的南赣无法招到本省的移民，只有容许外省移民前来垦殖。这就产生了赣南历史上著名的土客籍关系和租佃关系的矛盾。
与南赣相邻的福建汀州和广东梅州、韶州一带，历来是动荡不安的地区，早在宋元时期，闽赣粤交界处就有山盗出山掠夺周边区域，明以后这一习俗不变。明朝三百年，汀州山民出山掠夺，一直是官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朝廷为之设立南赣巡抚，仍然无法完全压制这些山民武装。万历李廷机给刘紫山所写的墓志记载：“命巡抚南赣汀韶等处，赣四省交，林莽菁深，故为盗薮，公至拊循以威信，盗不起而境内用戢。”
捉摸其用语口气，以山民不闹事为幸。由于汀州南部常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当地民众多到江西谋生。瑞金县：“至于人家臧获，常觅之汀广等处。甚且一人并妻子三四口买之，费至一二十金。初至勤劬，以得主欢。不一年，而拐掠以逃。无藉棍徒，诡来索骗，告害倾家。更有雇工人等，间有物故，即以人命图赖。若无至亲，乡人即冒至亲，经告官府，亦为大害。要雇工俱是闽广人，亦有乱起此辈，俱从贼伙，往往报仇主家。”
这条史料说得是瑞金大户往往到福建汀州或是广东收买奴仆，但因双方关系复杂，常常闹出事情。其实，汀州民众更愿意到赣南租田种植。佃户与主户的关系较为简单：佃户向主户缴纳商量好的赋税之后，佃主不干涉佃户的人身自由，双方关系则可能较为长久。据魏礼的记载，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年间，有许多闽佃进入宁都等地租田种地。
许多地主尽量以宽大的条件招揽佃户。“骨租皮租之分，始于田主宽贷佃户，欲令佃户岁获多谷，则己易于征租。故五十亩之田骨租从未有过五十石以外者，或四十五石、或四十石，谓之九收、八收，少至七收、六收，则佃人所获愈多。然田主所获既少，又输赋在其中。初不以为不均者，盖交纳骨租时，主佃皆恪守，丰歉两无加减之议。而佃人则有送河交斛送仓交斛之乡例也。故州属主佃控案较他处不分皮骨之田，微有不同。”
魏礼在这些文章中提到宁都一带租佃权的变化。宁都的租佃制度与赣南其他各县不同，宁都受福建习俗的影响，田租分成皮骨租。而后这一习俗传到赣南各地，“以故赣郡诸邑，多有田骨、田皮之号，田骨属掌田者，曰大买，田皮属耕田，曰小买。名号俨然齐驱，而田主与佃人稍有龃龉，则讼师之患作矣。”
如此看来，明末清初的赣南出现了土地权力的分化，原来完整的田地权力，分化为田面权和田骨权二层。田骨权属于地主，而田面权属于佃户，掌握田面权的佃户，可以将田地再次出租给其他佃户，收取租金。这种制度极有利于早期佃户，他们向赣南的本土地主获得土地，然后转租给家乡新来的佃户。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只是初期获利的一方，一旦佃农的田面权形成，他们的田地权利被佃户分走，从此，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土地，因而引起各种争议。但对佃户来说，他们不必负担国家的赋税，就免除了许多麻烦，虽说租税较重，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闽人大量进入赣南租地种粮。如雩都县：“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
宁都的情况类同。魏礼在给《与李邑侯书》中说到：“阳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因赣南的条件较好，许多闽佃在赣南长期居住，宁都“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赀。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赣南，在其他各县也有，如广信府的贵溪县：“圜圚村落之野，主客杂处其间。土著者什七，客寄者什三。”
江西的土著很少大地主，“豫章人众而地迫隘，即大家名田，不能逾百亩。”
他们对客户不能形成绝对的优势，这就给客户很大的发展空间。又如江西的玉山县：“玉土著者少，寓籍者多。一村一里，语言判别。”
其客民数量之多，已有反客为主之势，成为当地一大社会问题。又如顺治年间的瑞金县：“瑞金山邑，城如斗大，巨族市肆皆在城外，无他产值，惟树五谷。承平之时，家给人足。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土著之人，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
可见，随着闽佃的成功，而后小商人、手工业者及其他游民都到赣南谋生，这也给当地治安带来问题。瑞金县：“五方杂处，流寓半于土著，粟米尽为所耗。甚而相诱为奸，往往不可盘诘。故三十年来，多命盗狱。良民苦之。”
由于客民的流入，赣南人口逐渐增加，主佃矛盾日趋激化。如雩都县有人谈到闽佃问题：“雩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遂推其豪猾者，名为佃长，号召同辈。间有与田主构隙者，则佃长醵金助之。甚至公然以身当其冲。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踞抢。”
如其所说，因闽佃占有田面权，引起本地地主的很大不满。“瑞金山陬僻壤，田少山多，价值倍于他乡，仍亩田一石，除完正供之外，余剩无几。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五六，主弱佃强。每时平则结党称雄，岁歉则乘风鼓浪，竖旗抗租。彼享无税之田，此纳无地之赋。是以剜肉医疮，只得吞忍，起田自种。讵意一呼百诺，乌合蜂起，揭竿聚众，创立退脚之说，每亩勒银一肉不等，方肯还田。否则踞为己业，任彼更张。”
由于田面权的习俗，使佃客长期垄断田地使用权，所以，佃户往往致富，引起地主的不满。魏礼说过宁都乡下的风俗：
阳都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田则三两。田从上则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又有里长经催逐年工食之费、五年丁册、十年粮册之费；又有火耗、解费、耗米、水脚之费，而所收仅得佃户五分之一。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或契家还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然田主所以肯为此者，盖自明嘉隆万泰时，家给人足，素封者虽费重金，稍有赢余足矣。
由于利益分配不均，主佃之间的斗争激烈。明末清初，江西的石城有吴万乾率田兵起义，瑞金有何志源、沈士昌、张胜等人的起义，不久又有宁都温应宣应率客纲起事。
主弱佃强成为普遍现象。雩都县：“田有田骨、田皮，田皮属佃人，价时或高于田骨。而因藐视田主，掯租不还。还亦秕粟相半。少有水旱，即减分数。不知价之高者，因出息广，厚利皆归佃人。而田主仅得些须之租，官或不知，而以价之高下相衡，则刁佃风愈炽矣。”
可见，双方出现了摩擦。在土著看来，闽佃的势力太强，往往反客为主，压制了主户。如兴国县，“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国初兵燹，土旷人稀，流遗争集，闽广之侨户自为党类，势遂张。”
他们往往找机会压制客户，明万历年间，兴国人曹起周等五人，控告福建客户赵如瞻父子“蓄蛊致毒”，这一案引起全城轰动，万人聚观县令审案，此案几经反复，导致赵家的父亲死亡，而其子被驱回原籍。
这个案件反映了明代后期的土客籍矛盾。
分析赣南的土客籍矛盾其意义在于看到客户的力量，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佃户，由主户任意宰割，他们利用同乡关系相互联系，形成团体的力量，土著对他们有时无可奈何。在我们看来，主户与佃户力量上的平衡，它意味着明清时期的赣南山区有利于外来客户租地种山，从而发展种山经济。
汀州人在中国南方山区开发史上有独特的地位，这个州成立于唐代，境内多为高山峡谷，森林茂密，可耕地少，因而是福建境内开发最迟的区域之一。唐宋的汀州是一个畲民较多的地方。早在唐代末年，闽王审知用畲民钟翱为汀州刺史，宋末元代，汀州和漳州的畲民屡屡发动起义，成为元朝统治者极为头痛的问题。傅衣凌先生的《元代畲姓考》，对汀州的畲民有很详细的研究。畲民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不同，他们的经济以耕山为特点。随着畲族融入汀州汉族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汉族。明清的汀州人以到外地开发山地经济而闻名。他们携带蓝靛的种子，到各地租山种地。《宁德县志》说：“邑以种菁为业者，大抵皆汀人也。”
连江县：“兰淀……连旧所无，今汀郡人携种而来，深山穷谷，遍植之矣。”
清代的永安县：“靛，即靛青，出山厂中，汀州人制。”
《永安县志》评说当地的商贾：“靛青客，汀州人（采蓝亦汀州人）。”
当时汀州人种靛有独特的技术，例如明代中叶的《建昌府志》说：“蓝靛，近自汀得种种之，然终不似汀之宜染也。”
在与各地菁民的竞争中，汀州菁民因技术上的优势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汀州人可以到各地租山种靛。在闽浙赣山区，到处都是栽种蓝草的汀州人。
闽浙赣边山区是种靛业是最发达的行业之一，几乎县县都有。江西的新城县：“田之硗薄者种蓝，有大蓝、小蓝之别，或种木棉，妇女夏织苧葛，冬纺木棉，夜以继日，恒至鸡鸣。”
赣县：“惟耕山者种此，而赣尤多，岁可获利。”
明代天启年间的《赣州府志》记载：“城南人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汎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
兴国县：“靛，邑产除油、烟外，蓝利颇饶。”
种靛业中汀州上杭县人十分引人注目，他们不仅进入了闽北和闽东，还进入了浙江南部。浙南的遂昌、宣平、云和、常山、丽水等县的县志，都记载前来开山种靛者都是“闽人”，熊人霖说：“菁民者，一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
《上杭县志》也说：“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以枚数。”
浙南的《遂昌县志》云：“遂昌种蓝者多闽人。”
丽水县：“靛，俗呼靛青，闽人始来种之。俱在山，今渐种于田矣。”
开化县：“靛，近年邑中处处种之。”
景宁县：“靛，俗呼靛青，种传自闽人，今种者颇多。”
乐清县：“蓝靛，《府志》：温郡红花、靛青，颇利民用，实地之专产。”
分水县：“种靛多闽人。”
龙泉县：“工艺悉资外境，侨居十之五六。”
浙江的西安县：“深山中每植之。”
缙云县：“靛蓝，俗称靛青，性喜阴，山民资以为利。”
宣平县，顺治《宣平县志》云：“靛苧诸利，归之闽人。”
乾隆《宣平县志》云：“大抵宣山多田少，颇宜麻靛。闽人十居其七，利尽归焉。”
道光《宣平县志》云：“麻始于江右人，靛始于闽人，二省之居宣者十有其七，利尽归焉。”
浙江云和县：“赤石（四都）、桑岭（九都）之间，纯乎闽音。多福建汀州人侨居者。”
可见，汀州上杭人在山区种靛业中非常活跃，他们外流的数量不少，乃至在侨居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江西山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清代乾隆年间的赣州府：“深山荒谷，则粤闽侨居，蛮蜑之习有时而染。”
如赣县：“粤闽侨居，犷悍之习时染。”
又如“靛，俗呼靛青，闽人始来种之。今山民多取利焉。”
在汀州人的影响下，很多当地人也卷入种靛业。宣平县：“靛，蓝所出也。始则闽人种之于山，今宣民种皆在田。……银钱出色，惟此为最。”
道光年间的宣平县：“今土著亦效种靛，近又多种烟草。悉择腴田，冀获重利。”
《乐清县志》引述府志：“温郡红花、靛青，颇利民用，实地之专产。”
有一些人还进入闽北种靛，王应山说：“靛出山谷，种马蓝草为之。皆上府及温处流人所作。利布四方，谓福建青。”
明代的汀州人多是一边种植旱稻，一边种植蓝靛。旱稻的产量不高，而种植靛青需要较大的成本，一旦制成的靛青无法销售，汀州人的生活会陷入困境。不论在福建还是浙江，都发生过靛客起义的事件。福州府所属的永福县，种靛业规模颇大：“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客民黠而为党，辚轹土民，岁侵揭竿为变者，皆客民也。”
这段史料说明，当时有来自沿海及山区各地的农民进入永福县的山区种植蓝草，当地人称之为“菁”，据当地的县志，永福人口中，有二三成是客民。不过，明代的栽菁业很不稳定。菁农往往因破产而发动起义。嘉靖四十年，“漳人王凤以种菁失利，因聚众据二十八都为乱。不旬日，遂至数千人。监司发兵击贼，糗粮不足，百姓皆逃匿，独利洋人鄢俊散家财，持诣垒门给食，兵得无饥。”永福县的菁民起义延续了三年，最后才被刘巡抚平定。
在浙江南部明代失利的靛农经常发展为靛寇，遂昌县，“崇祯十一年，闽寇猝起。自金华犯遂昌。初闽人来浙东诸郡种麻靛者，布满山谷。久之，与土人为仇。州人丘凌霄父子与金华人陈海九有隙，勾海寇称兵作乱。”“崇祯十四年，靛贼出入罟网潭，为江山浦城界，守备葛邦熙追之不克，贼结巢于二十一都。”“十五年，闽寇在浙者将归福建，浦城县防守甚严，不得过。由是啸聚于遂之西乡茶园，而江西之永云、衢之江山并震。知县许启洪申请义乌升工部主事熊人霖、绍兴推官陈子龙来剿寇，大惧，半诣浦城降。余并降军前。”
熊人霖在处置浙东菁民起义一事时，写下了著名的《防菁议》，这是研究明清菁农生产关系的重要史料。
明清之际，美洲植物番薯和玉米传入中国，迄至清代中叶，南方山区已经普遍种植番薯和玉米。清代的汀州人一边开发山地，种植蓝靛等植物，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地里套种番薯、玉米，从而保证了食物来源，这样，这些汀州移民的生活渐趋稳定，南方山区靛农起义也少了。另外，汀州人经营的山地种植内容也有了变化，除了兰靛之外，他们更多地种植茶树、杉树、桐树等有经济价值的乔木。如赣州：“赣田少山多，向皆荒榛丛樾。近年闽人赁土耕锄，石邑下水颇多。初开垦时，桐子、茶子二树并植……冬则拾子、剖仁以榨油。三年茶树长茂，则伐桐树，以老不结子。”
汀州山民种植的经济树种收成之日，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很大变化。江西龙泉（遂川）县的种山者是很典型的一例：
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约以栽插杉苗，俟成林时，得价而均之。山主宁不乐从？佃者倚山搭寮，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家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此则主家自贻伊戚，无足惜也。然且粤闽之人，比户可封，生齿益繁，而相续流至者愈多，土著之民，荡产日久，又以溺女恶习相沿，男女数不相敌，贫家有四五子，而不能授二三室者，故丁口亦日衰。
故事中的遂川人以敌视的口气讲述外来客民在当地的发财故事。这些客民来自“粤闽”，应当就是祖源汀州的客家人。他们一无资本，二无土地，完全凭着吃苦耐劳的毅力，经过二十余年的奋斗，才从经济上翻了身。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本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汀州地狭人稠，从宋末元代开始便向周边各地移民。他们形成了租山种地的经营方式，每到一地，都能在十年至二十年内翻身。因此，汀州人在中国南部山区逐步扩张。迄今，福建之外，江西南部、广东北部、浙江南部，乃至广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山区都有许多汀州移民的后代，当今流行的称呼是“客家人”。明清时代南中国的许多变化都与他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