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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原为百越民族居住的地方，自秦汉以来，中原的汉族不断南下两广，逐渐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然而，一直到宋元明时期，广东的人口不算太多。尤其是沿海区域，许多田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福建早在南宋就出现了人口过剩的局面，因闽粤之间海路通畅，来自福建沿海的移民不断深入岭南各地，尤其在广东沿海区域发展较快，形成了大面积的闽南语人口。
南宋福建人口大增，这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南北宋之交，塞北游牧民族南下侵扰中原，南宋这一朝代基本上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南宋所辖各路里，福建路是少数不受战乱影响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福建尚称风景秀丽、物产丰美之地，“山水明秀，二桥如画，茶笋连山，称妙天下”“多奇卉珍树，四山之李花极目，其土风、物产之美，又宦游者之所乐也”
。在这一背景下，北方士大夫与流民继续入闽，滞留于福建各地。如邹诚到建州后，钟情当地清丽的山水，“因卜居焉，遂世为建州人。”
宋朝廷在建炎年间曾发现：“士大夫避难入福建者，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检为名，拘留行李，又不听去”
。朝廷为此特地下令地方官不准为难他们。庄季裕的《鸡肋篇》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载而之者，谓之反淮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
从福建所辖户口看，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福建路人口为：1390566户，2808851口
，就户数而言，比北宋崇宁年间增长 31％，其中大部分应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其次，南宋建立后，深感疆土日蹙，唯有增加人口才能增强国力。绍兴五年（1135年），宋朝对地方官实行以人口为主的考核方法，在官员上任时，将当地人口多少登记在册，离任时由吏部核定人口增长数，以确定政绩。因此，南宋福建官员在施政时都很注意禁止溺婴的习俗，增加当地人口。再次，南宋后期，随着战事的不利，中国北方与西部人口都向东南方向迁徙，造成福建人口在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下仍在增长。《仙游志》云：“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
以下为南宋福建全路人口数：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福建路人口为1390566户，2808851口；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福建路人口总数为1686615户，3489618口
；
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路人口总数为1599214户，3230578口
；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路户口为1704186户，3553079口
。
比较这几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福建路人口数增长很快，宝庆元年比之绍兴三十二年，仅过了 63年，人口却增长了 31万多户、74万多口。这说明南宋中期，外地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福建，造成福建人口骤增。梁方仲先生曾计算过南北宋各路的人口密度，其结论是：北宋崇宁元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1人，其时福建为 16人，南宋嘉定十六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4人，而福建为 25.4人
，可见，如果说北宋时福建人口密度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数，到南宋就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正如廖刚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其中，沿海的兴化军最为典型。
兴化军成立于宋代初年，而其设置的原因，应是当地在进入宋朝之初爆发了林居裔起义，宋朝在平定林居裔暴动之后，设立于兴化军这一军事化的行政机构，以便加强对当地的统治。不过，兴化军成立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了兴化军的户口，为 33707户，迄至北宋后期，《元丰九域志》记载兴化军的人口为 55237户，北宋末年为《宋史·地理志》记载的 63157户。
150年间，兴化军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南宋兴化军的发展更为惊人。《八闽通志》记载南宋初兴化军人口为 64887户，148647人，南宋李俊甫的《莆阳纪事》记载，南宋中叶的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兴化军人口为主户 44376户，107887口，客户为 27987户，70897口
，共为主客户72363户，178784口。这一数字和北宋末崇宁年间相比，增长了 14.6％，即 9206户；和宋初相比增长了 114.7％，即 38658户。宋代兴化军仅三个县，平均每县约为 60000人。其时福建是国内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南宋嘉定十六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4人，而福建为 25.4人
，可见，南宋福建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宋代的兴化军是福建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北宋时期在福建省排第一位，南宋时期仅次于邵武军，排第二位。
就莆仙二县来说，南宋人口绝对数的增加，更使当地经济感到空前的压力。尽管莆田有木兰陂工程，但是，到了南宋中期，莆田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而且，南宋时期福建沿海区域所缺粮食，多来自广东。一位姓刘的官员还乡时，“莆亦大旱，手为救荒十余事，率乡人行之。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饥。”
倘若没有南风，广舟无法到福建沿海，许多地方会出现饥荒。如兴化军的莆田，“莆之水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
来自广东的粮食有多少，会影响福建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例如，兴化军的粮价多操纵于远赴广东的粮商，以故，当地建立平粜仓后，民众高兴地说：“异时富家南舡，迭操谷价低昂之柄，以制吾侪之命。今公为民积谷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劝，鄙者愧，南舡亦不得而擅龙断之利矣。”
其实，兴化纵设常平仓，也不能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福建人想尽一切办法，“闽陬地力尽，种艺被山谷。”
正如廖刚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福建过剩人口往往转入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
梁克家说福州之俗，“能执技以上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李吕《澹轩集》记载了一个术士：“周公系出某，少落魄，不事家人作业，持其术曰三命、五命，翱翔江河，涉二浙，走巴蜀，间一归闽粤，其足迹所逮几半天下，行万里而未厌也。”
这是南宋福建人口外流的内在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勤劳的福建民众只有向外移民，而粮食富裕的广东沿海区域对闽人的吸引力最大。例如当代广东已成为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但在清以前，广东长期是中国较落后的省份。宋统一岭南之初，得二广户口为：170263户，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稀少的区域之一；其后，二广人口缓慢增长，宋绍兴年间，广南东路户口为：513711户、784774口；元代为 443906户、775638人。
广南东路（即广东）在南宋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5人。《宋史·地理志》评价广南东路：“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
因此，它的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相邻的闽赣等省。如许应龙所说：“闽浙之邦，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潮（州）之为郡，土旷人稀，地有遗利。”
这种状况有利于外地人到广东谋生。如钦州（今属广西），“钦边郡也。其民性愚，而生计拙。百工之事，下至陶圬衣履，一无能解。四方之人，各以业术郡聚而食其力。山林川泽，其利无穷，不能取用。民用所资，转仰于外至之商贾。”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许多人口来到两广。
“惟是广东环十有三郡，负山并海，而緑林之聚，北与章贡相呼吸，四民之集，东与闽甄相控引。风帆浪舶，出没乎汪洋浩渺之间者，其程次遐迩，又孰得而计之。”
这就是说，福建等地民众从海路到广东，他们在广东很成功。“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
如广东的钦州“钦民有五种……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
广东的恩州，“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
刘克庄的“城南诗”咏广州：“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
据赵汝适的《诸蕃志》，在琼州的万安军有闽人，其来由是：“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福建人口向岭南等地的流动，造成了广东沿海的闽语区。福清人陈藻路过海丰时吟道：“梅花结子已红青，归路犹愁一月程。忽听儿音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
钦州有“谢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
与福建相邻的潮州，福建人更多。“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
“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
广东的雷州是另一个闽语区。此地“地滨炎海，多平田沃壤，有海道可通闽浙。”宋代的《图经》说：“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官语则可对州县官言；客语则平日相与言也；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
其中的所谓“客语”，便是指当地流行的闽南话。宋代崖州也有“客人”，“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里。又有多银村、永宁乡，俱在州治东一百里。习尚多与迈人同，惟语言是客话，略与潮州相似。”
又如琼州，“语有数种，州城惟正语。村落乡音有数种：一曰东语，又名客语，似闽音。”
以上都证明宋代闽人大量移民广东。
福建移民的到来，对当地的开发有重要意义。“遂溪风俗视海康尤朴，其田野腴而旷农囗于耕，商獠猥杂，性多轻悍，自文明书院建于宋，士始知学。巨族多建祠堂，合祭。新妇谒祠，子姓毕集，有尊祖聚族之义。”
又如徐闻县：“徐闻族尚朴侈不齐，城中冠服，大类中州，子弟竞于学，有邹鲁风。”
《琼台志·风俗》引用古志《方舆志》：“赵宋以来，闽越、江、广之人，仕、商流寓于此者，子孙多能收家谱是征。”
可见，福建人将重视文化及聚族而居的风气传到了当地。又如雷州：“雷地僻，滨于海，俗尚朴野，宋时为名贤迁謪之乡，声名文物多所濡染。”
我在研究宋元广东妈祖信仰及移民史时发现，宋元时期岭南滨海的一些区域有不少来自福建的移民，下以香山县和潮州府为例。
香山县的福建移民。
广东香山县是孙中山的故乡，今更名为中山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侧，占地辽阔。一直到明代，香山的人口仍然稀少：“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
明初香山尚且如此，宋元时期的香山就可想而知了。这就给外地人开发香山提供了条件。从五代以来，即有闽人移居香山县境内的记载。迄至南宋之后，福建沿海人民大量移民广东，成为广东汉族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闽文化因素传到广东。据嘉靖《香山县志》第八卷的记载，五代时期即有福州籍和尚圆明禅师来到香山，宋末又有晋江人洪天骥在香山县做官。这一僧一官皆为当地闽人中的杰出人物。此外，宋代闽人移居该县的很多，有的成为当地巨族。以下是《香山县乡土志》的记载：
谷都南湖郑族。谷都始迁祖菊叟，于宋仁宗朝自福建兴化府浔阳（仙游）县入粤，任惠州路通判。家于都之榕树埔，徙桥头。子姓分支乌石、平岚、南屏、雍陌，丁口约万余人。
仁良都南湖郑族。莲塘始迁祖芑，宋以状元官广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县徙香山，卜居莲塘。……分居城内东里、深巷、厚兴街、基边、张溪、东了、库涌、柏山、沙溪等处。丁口约七千余。
良都长洲黄族，始迁祖献，字文宪，先世闽之福州人，避乱徙新宁潮境乡，凡八传至献。宋理宗朝宝祐进士。景定三年官行人，册封安南国王陈日煊。归舟遭风漂泊至香山。复命后，遂卜居长洲。所娶平南林氏女为继室。生子佑孙广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处。丁口万余人。
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始祖师曾，官保昌县丞，遂家南雄。子南洲，宋宝祐乡举，初徙香城，孙参军添，献粟饷宋军，从端宗至冈州，御敌殉难。遗孤宸英，生子四，曰元生、梁生、洪生、忠生。其后分支城南麻洲马头街，治东节尾、新村、白庙，城西长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长环、尖涌、寮后、北台，磨刀等处，丁口七千余人。徙马澳洪简者， 亦成巨族云。
最近看到民国时期的《香山县志续编》，其中还可补充数例：
四字都的林屋边林族，“始祖孟七，宋理宗年间由福建莆田县迁来，现历二十代，丁口约四百余人。”
香山下恭镇的翠微郭族，“原籍福建兴化莆田县始祖，宗显至六世企山祖始迁翠微。现历二十四代，丁口四百余人。企山次子分居淇澳。”
“石门王族，始祖泰亨历仕元以功赠中书平章政事。本莆田著族，因避漳州之乱，挈家避地广州。自元至正五年徙居香山石门，生四子。至六世始支分石庵、石溪两房，迄今已历二十四代，丁口二千余人。”
由此可见，宋代迁入香山的移民中，多有闽人。而且他们日后在香山发展很快。清代香山县以刘、黄、郑三大姓最为著名，丁口之多，为全县之最。以故，清代香山民间有“刘、黄、郑，杀人不用尝”的说法。三姓皆为宋代迁入的古姓，然而三大姓中闽籍占其二，其中郑姓来自仙游和莆田，黄姓来自福州，另一来自莆田的大姓是高姓。可见，香山县不仅有闽文化的因素，而且莆田人在香山县的数量不少。他们的到来，当然会加强当地闽文化的因素。当地最早的妈祖庙建于宋代。刊于嘉靖二十六年邓迁修、黄佐纂的《香山县志》第八卷的《杂志·杂考》内有以下记载：“其尚鬼则天妃宫创自唐时，元丰堂在大榄都者，创自宋初。自余私造皆未建县而先创者，今皆毁，尽教谕颜阶之功也。”这条史料对当地出现妈祖庙的时间记载也过于早了。故老回忆家乡往事，时代有错是不奇怪的。但是，不过，将这座庙宇的始创时间定于宋代，大致不会错。又据道光《香山县志》第一卷的《建置志·坛庙》：该县的“月山古庙，在黄角山，宋咸淳间建，祀天后”。咸淳为公元 1265—1274年，时为南宋末年，可见，宋代香山县已经有了两座妈祖庙。
《潮州府志》与潮汕的福建人。
广东的潮汕区域是闽南话流行之地，潮汕人走遍天下，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东南亚著名的潮汕财团，大多祖籍潮州。在国内各地，也能看到潮汕人的成就。不过，从潮汕发展史来看，当地来自福建的大族也不少。
郑徽，字种德，莆田人。宣和四年举福建乡试第一，官广东三泊漕货泉都运使。南渡播迁，偕子诚来潮，卜隆井都神山而家焉，即为潮阳人。居恒以礼教训人，至于周睦里党，赈单寒尤力施弗倦。隆井滨海，水咸不可食，徽相视地脉凿泉二十四处，人咸赖之。曾孙开先官侍讲。
黄詹，原籍莆田，建炎进士，任潮州判官。后知军州事。莅治有专用，秩满乐潮阳山水之胜，因家焉。子教广州学谕。
魏廷弼，字景瑞，莆田人。宁宗壬午举人，癸未进士……嘉熙元年擢知潮州军事，有惠政，民爱之，因入籍潮阳，再迁澄海蓬州富砂乡。
丘成满，字力充，号善川。闽之莆田人。登咸淳四年戊辰进士，官翰林承旨为陈边务，忤权贵，谪宣议大夫潮州安置。时边事孔亟，公帑空虚，因潮城西北荒旷，无主地，奸人多啸聚，乃筑寮于蓝坑、林妈坡、凤铺、双门坑、石溪、黄岗埔，集流民给牛种，开辟草莱，输租纳税以助边。军民称便，地方得宁。又讲学凤山，明孝悌忠信之义，乡里化之。遂家海阳，名其居为长美里。
郑佐龙，字云海，潮阳人。系出莆田。自曾祖朝奉郎升，宋季宦游入潮，因家焉。佐龙秀颖不凡，邑侯陈公独伟之。试以诗文，大喜。遂留学，字以女。
陈憺，号开峰，原籍莆田。宋进士，官侍读，任潮州刺史，有清政。秩满，士庶攀留，遂家于招收都，为潮阳人。
方骥之，莆田人。淳熙间授潮阳尉，迁本县丞。持躬廉洁有善政。……一子，家贫，不能归闽。占籍惠来，祀乡贤。今惠来方氏其后云。”
方瑶，“始居闽之浦（莆）邑，世有显爵。瑶为诸生，富著作声华甲流辈。金人入中国，守义不就试，偕昆弟徙于潮阳。瑶独羡洪阳形势，谓诸峰巑岏，四水环汇，卜吉无逾于此。爰即厚屿而家焉。即今普宁方氏始祖也。
黄经德，字腾茂，莆田乡贡。尝知程乡县事。性慈祥，多善政。后调潮阳，方莅任，以病解组。因家于直浦都之夏林。”
海阳大姓林氏的祖先自闽迁入。“林从周……七世祖自南安徙居潮州，宗族盘互，为海阳著姓。”
王大宝，字符龟。其先居温陵，徙潮。以舎选试礼部，建炎戊申登龙飞榜第二名。
以上香山县和潮州的史料足以证明：福建沿海不少家族于宋元时期移民广东，他们在当地扎根，成为闽语人口的基础。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潮汕人属于闽南语系，但他们的口音明显带有莆田话的特点，这与历史上大量莆田人迁居潮州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