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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称七闽，原为闽越人活动与生存的地方。自晋唐以来，中原汉族不断南下，并与闽越人后裔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汉族的一个分支——福建人，福建人对广东、台湾诸省的移民，构成了南方汉民族的主源，而闽粤人对东南亚的再移民，又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成的基础。由此可知，对福建人的研究是对南方汉族研究重要的一环。本书主要从文化衍变的角度探讨闽越人与中原移民结合并形成福建人的过程。它所揭示的一些规律，对南方汉人来源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近代最早具有现代史学观念的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组亦都不类。今之闽人率不自承为土著，谓皆五代时从王审知来，故有‘八姓从王’之口碑。闽人多来自中原，吾侪亦承认；但经与土人杂婚之结果，乃成今日之闽人。”可见，梁启超早就看出福建人起源的两重性。其后，著名的人类学专家林惠祥教授就这一问题写了两篇论文，其一为《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发表于 1938年新加坡的《星洲半月刊》，其二是《福建民族之由来》，发表于 1947年第 1期的《福建生活》；1957年，林惠祥教授在 1938年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材料，将其修订为《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发表于 1958年的《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期。以上两篇论文都收入了《林惠祥人类学杂著》。
林惠祥先生在这两篇论文中，从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比较了中原汉人、福建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同异，提出马来人与古越族在体质上相似，在文化上亦有相似之处，例如：断发、文身、黑齿、短须、跣足、拜蛇、巢居都是从福建到东南亚共同的习俗，而其语言也有相通之处。
就林惠祥先生研究的成果来看，虽说现代福建人主要是北方移民与本土越人的融合，但在事实上，现代福建人的体质特征更类似于马来人，较多地保留了古代越人的体质特征。
于是，问题因此产生了：闽越人是怎样转化为福建人，从而成为汉族的一支？笔者认为：闽越人汉化的进程始于汉晋时期，在五代时期基本完成。闽越人向往中原文化是其汉化的基本动力，北方移民血缘的注入，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完成。
闽越人历史及其第一次北迁。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贵族的祖先为春秋时期的勾践，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所灭，越国之民散处于东南滨海区域，其中一支来到闽中，后人称之为闽越。秦始皇灭六国，秦军南下，在闽地设闽中郡。其后，闽越酋长无诸率族人参加了反秦大起义，并佐汉灭楚，受封为闽越王。闽越国存在 92年，汉武帝时期，闽越与瓯越发生冲突，东瓯王无力抵抗，率其族人降于汉朝，《史记》记载：“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
其后，闽越王穷兵黩武，终于引起汉朝的反击，汉军大举南下闽越，闽越人投降，“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其时，中国文明中心主要中原地区，江淮地区尚处于边缘地带，所以，汉朝需要将边远区域的闽越人安置于此地，以发展江淮地区。从发展农业的角度而言，江淮地区的条件远胜于闽中山地，因此，北迁的闽越人不再返还。西汉后期，闽中默默无闻，仅设置一个冶县管理。
孙吴时期闽人的第二次北迁。东汉末年，孙策经营南方，闽中是其出兵的地方之一。在孙吴统治时期，闽中增设了建安、汉兴、建平、南平等四县，人口稍有增多。汉末闽地反抗孙吴的越人，往往有数万户之多。不过，孙吴对闽中的统治，其主要目的还是搜刮人口与劳力，一方面是补充军队，一方面是开发江南。孙吴大将贺齐多次出兵闽地，在击败越人之后，将其男子编入军队，带到江南一带屯垦作战，这使闽中再次流失许多人口。
东晋末年闽人的第三次外迁。东晋末年，东南沿海暴发了孙恩、卢循起义。孙恩以船为家，频频袭击东南沿海、沿江城镇。失败后余众推卢循为统领，“元兴元年正月，卢循自称征虏将军，领孙恩余众，略有永嘉、晋安之地。”
卢循在晋安郡（今福建沿海）有一年之久。元兴二年正月，刘裕入晋安郡，“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史吴隐之，自摄州事，号平南将军，遣使献贡。”
卢循在晋安前后一年，沿海船民纷纷加入卢循之众。因此，直到宋代《三山志》仍将福建沿海的疍民称为“卢循之余”，说明卢循在福建影响之深。其后，卢循从海上入广州，北上湘江、赣江，分二路攻打晋朝的城镇，最后一直打到建业城下，几乎夺取了东晋政权。卢循南下广东也带去了不少福建民众。据史册的记载，“晋义熙五年，卢循自广州下，泊船江西，众多疫死。”
此外，卢循在攻打建业及与刘裕的交兵中，卢循部众也大量伤亡。所以说，卢循与东晋朝廷交战时期，福建的人口也大量减少。
由于福建人口的流失，长期以来，闽中人口稀少，是南方最落后的区域之一。西晋福建设立了两个郡，然而，无论是建安郡还是晋安郡，人口都不多，据《晋书·地理志》的统计，两郡各有 4300户，也就是说，当时全闽不过 8600户人家，平均每县只有几百户人家。《宋书·州郡志》载建安郡：“领县七，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晋安郡：“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由此可知，南朝闽中人口比起晋代更少一些，由晋代的 8600户减至 5885户。这种状况一直到隋代也没有多大变化。据《隋书》地理志，当时闽中仅设一郡四县，共有 12420户人家。其时闽中的人口不仅远逊于北方，而且远逊于周边地区，无论是浙江还是岭南、江西，其人口都比闽中多。
不过，自从晋人南下江淮区域之后，江淮人口有较大增长，统治者不再需要从闽中之类的边远地区搜罗人口补充江淮。相反的是，统治者开始注重闽中人口的补充。隋朝从琉球等外岛搜刮的人口，便被安置于闽中。关于此事，与隋朝的海师有关。其时，从中原到闽中沿海多走水路，隋朝在征服闽中过程中建立了一支海师，这支海师巡逻于台湾海峡，有人发现了远方有一大片陆地，即是名为流求的台湾。大业三年，隋朝的使者来到当地，双方来往数年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二月乙巳，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
其时，福建人口稀少，掳掠来的台湾人口，应是补充福建地区。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福庐山……又三十里为化南、化北二里，隋时掠琉球五千户居此。化里，则皇朝大学士叶向高之乡。”
可见，当时隋军从台湾掳掠而来的人口，主要在福清等地定居。至于隋朝究竟从台湾掳得多少人口，《隋书》各章的记载不一，东夷传说是数千人，而上引隋炀帝纪谓 17000多人，而《闽书》则说有五千多户，倘若一户有五口人，总数便有 25000人。三个数字中，若取其折中的数字，即有 17000多人。隋代闽中仅设四县，朝廷所掌握的户数不过 12420户，因此，从台湾引来 17000余人，增加了福建人口的数量，它也说明早期闽人的血缘多为越人与东夷人。
从两汉到六朝，迄至隋朝，闽中人口稀少，这给中原汉族南下奠定了基础。
自汉武帝迁闽越人于江淮之后，闽中人口一直很少。西晋统一南方之初的太康年间，闽中建安郡和晋安郡两郡的人口不过 8600户。其后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而北方胡族纷纷起兵。永嘉五年（311年）匈奴贵族刘渊派兵攻克洛阳，屠杀西晋贵族及平民数万人，北方大乱。中原人士纷纷南下。张籍的《永嘉行》咏道：“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持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旙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惊旷土，无人领兵来顾主。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其中，有一些北方汉人进入闽中。宋初《太平寰宇记》在“福州”与“泉州”条下，都有晋人南迁入闽的记载。如“泉州”条云：“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
近年的晋江考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南安境内的晋江两岸，有不少地方都发现晋人的墓葬。在福建的文献中，很早就有了相关记载。朱维幹教授引述唐代林蕴的《林氏族谱序》：“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
五代时期闽人詹琲有一首《忆昔吟》：“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濒洒泪，渴骥每思泉。”
除了詹氏之外，其他姓氏也有不少是从永嘉时期入闽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二》云：“《闽中记》十卷，陈氏曰：‘唐林谞撰。本朝庆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谞，郡人，养高不仕，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如其所云，唐代林谞著《闽中记》时，原文作“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北宋的林世程续写《闽中记》仍然保持这种说法。但到了南宋时期，福建文献就将四姓增加为八姓，如《三山志·版籍类一》云：“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如闽者八族。”邓肃的《栟榈集》也说：“晋永嘉中有八姓入闽者，何其一也。”
可见，福建史籍中应是先有“四姓入闽”的传说，而后有些人发现永嘉时入闽的不止四姓，便将其发展为“八姓入闽”之说。
大致说来，永嘉士族南迁入闽，是在唐宋之际即有的传说。对这一传说，福建史学界分为两种意见，有些人认为这一记载是可靠的，但朱维幹教授在《福建史稿》中，提出不同意见和质疑。他认为：其一，永嘉年间，是否有中州人民入闽值得怀疑，因为东晋为安置北方“侨民”而在南方建立的侨县、侨州，没有一个是在闽中；其二，即使有八姓入闽，也绝不是高门望族，而是所谓“寒族”。
朱维幹教授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东晋时期，江浙一带尚为初步开发区，人口稀少，因此，这一时代南下的人口，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一带。与江南相比，福建地处海隅，境内多山，可耕田少，加上交通极为不便，南迁人口主要居住于江南，而不是进入闽中，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据史书的记载，这一时期福建人口相当稀少，西晋闽中全境不过 8600户，而到了南朝宋时期，反而下降到 5885户，这一统计数据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从中无论如何看不出永嘉年间北方人口大举进入闽中的痕迹。但是，要说两晋北人入闽完全是虚构的，看来也不成立。因为考古表明：福建在晋以后的确有外来人口。以泉州境内的考古来说，汉代的墓葬迄今尚未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当地人口稀少，所以，留下的墓葬亦少，至今未见。但是，泉州境内却发现了许多东西晋与南朝的墓葬，墓葬方式与器物风格“与江南地区六朝墓完全相同”
，这如果不能说明中原汉族入闽的话，至少可以说明：江南民众在这一时期入闽。其中有一墓中发现一颗铜铸的“部曲将印”，说明其主人生前为部曲将，这是一个八品官，担任这一官职，也许不是贵族，但至少是一有身份的人。从文献记载来看，南朝“侯景之乱”时，确实有一些三吴地区的人民避入闽中等地。《陈书》记载：天嘉六年（565年）陈朝皇帝三月乙未的诏书：“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侯景之乱是发生于梁太清元年（548年）的事件，其时降梁的东魏大将侯景勾结戍守长江的萧正德，渡江进攻建康（南京），次年攻破台城，繁华的建康被焚掠一空，梁武帝被困饿死。接着，侯景领军横行三吴，烧杀掠抢。后来侯景在建康称帝。侯景军所到之处屠城洗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当时割据闽中的陈宝应载粮食去会稽一带贸易，带回许多江南人口。史书载陈宝应因此实力大增，可见当时流入闽中的江南人口之多。经过 17年的动乱，当陈朝击败陈宝应后，下此诏书，即是为了让这一批因灾难而被迫进入闽中的人口回到家乡。
林、黄、陈、郑四姓在福建占有重要地位，以下分析各大姓入闽之始。
福建林氏族谱有林禄于永嘉时期入闽的传说。明代大儒宋濂为林彦写墓志铭：“府君讳邦福，字彦，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后，辟地林山，因以地为氏。子孙分居清河，至汉太子太傅尊迁济南，晋太傅礼永康间又迁下邳。永嘉之乱，合浦太守禄又迁闽之温陵，自是闽中多林氏。”
以上林禄入闽的传说散见于林氏家谱。它表明林氏的祖先在晋朝已经迁居江淮一带，当永嘉之乱时，又进入闽中。
不过，林氏家族关于其祖先入闽的传说也有一些以讹传讹的成分。例如，现代的林氏家谱多说林禄入闽后为晋安郡太守，葬于泉州。但闽中方志上的晋安郡太守中，没有林禄之名。考梁潜的记载，林禄原为岭南的合浦郡太守，后改任晋安郡。所谓“改任”，不一定是担任太守，也有可能是其他职务吧。此外，关于林禄何时入闽，宋代史籍也有另一种说法，黄震的《黄氏日抄》说：“其后林禄从晋元帝渡江，遂为江南人。禄十一世孙孝宝守泉州又为闽人。”
如其所云，林禄子孙是在十一世林孝宝时才进入闽中。不过，福建史册上同样找不到林孝宝任职泉州的记载。虽然林禄何时入闽，史册上有不同记载，但林氏于永嘉时入闽，却是一个久远的传说，元儒吴海为林泉生撰写的墓志铭：“公讳泉生，字清原。其先济南人。永嘉之乱，有曰披者，避地来居于莆，是时莆属清源。”
总之，有关林氏入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朝时期，林氏在闽中发展很好，明代梁潜的《林氏族谱序》说：“禄自散骑中常侍合浦浦郡太守改晋安，因家焉。至唐，林氏在晋安者尤盛。髙士廉等承诏定正天下氏族，凡九十八家。林氏首称于晋安。所谓林、黄、陈、郑是也。其后族益繁散，处旁郡，多林氏。盖皆禄之后。”
唐代林氏最出名的是莆田的“九牧林”。明代丘浚写到：“八闽著姓，以林氏为第一。林氏尤著于莆中，莆中之林，首称阙下，盖自晋永嘉之乱，八姓入闽，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并仕，著名当代。”
陈氏入闽始于晋永嘉时的传说亦见于陈氏的族谱。朱熹为南宋名臣陈俊卿写的行状：“公讳俊卿，字应求。其先世盖出颍川。晋永嘉之乱，太尉广陵郡公，准之孙西中郎将逵，南迁泉江，始为闽人。其居莆田者，历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孙真，二十二世孙峤、沆，始班班见于碑碣。然世远不可得而说矣。”
杨万里为陈俊卿所写墓志铭亦有同样说法：“其先颍川人，永嘉之乱，太尉广陵郡公准之孙西中郎将逵南迁泉江，历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孙真二十二世孙峤、沆，始居莆田。”
这是陈氏最早由永嘉年间入闽的传说。
郑氏于永嘉年间入闽的传说可见唐代欧阳詹《有唐君子郑公墓志铭》一文：“其先宅荥阳。永嘉之迁，远祖自江上更徙于闽，今为清源晋江人。”
总体而言，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民众大举南迁，虽说他们大都安置在长江南北的“侨郡”与“侨县”，但也有一部分人进入闽中，在福建沿海及闽西北居住。他们的到来，增加了闽中汉族的成分，同时也加快了闽中汉越民族的交融。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进入闽中的各姓，未必是北方大族，更多是江南一带的平头百姓。其次，他们的数量并不太多，因为直到隋朝统一闽中，建安郡四县的人口仅 12420户。可见，“永嘉之乱，八姓入闽”，并未造成闽中人口的大增，它是意义仅是增强了闽中的汉文化因素。
唐代的《开元录》谈到福州时有这样一段话：“闽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
这是说，福州林黄等五姓是“蛇种”，而“蛇种”正是“说文解字”对“闽”一字的解释。可见，迄至唐代，仍然有人认为闽人是古代闽越人的后裔！林、黄、陈、郑历来是福建的四大姓，《开元录》所说的闽中五姓，应当包括这四大姓。但是，前引《三山志》，称闽中“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八姓皆从中原南迁。那么，林、黄、陈、郑等福州大姓究竟是什么地方人？我认为，实际上，这八姓中，可能只有部分是从北方南迁的，而其中多数，应为越人后裔。闽中大姓，在六朝时期也有人提及。《陈书·陈宝应传》言及陈宝应“世为闽中四姓”
，陈宝应反叛时，陈朝对他大肆声讨，其檄文曰：“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
可见，在陈霸先看来，陈宝应这一闽中四大姓之一的首领，实为“渠帅”。
“渠帅”是当时的中原贵族对少数民族首领带有侮辱性的称呼，陈宝应被称为渠帅，说明他确实是越人子孙，而在陈朝之前，闽地的渠帅一直很活跃。例如《梁书》云：“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莫敢犯者。”
闽人首领陈宝应的盟友——在江西一带反陈的土豪首领周迪及其部下也被称为“渠帅”。
此外，隋初江南反隋军首领高智慧的部下，也被称为“渠帅”。
从六朝时期闽中多为渠帅掌权这一事来看，当时闽中多为越人子孙，否则，他们不可能控制闽中。
以上史料证明了六朝时期越人的血缘在福建长期延续，其主要家族有林、黄、陈诸姓。福建民谣有“林陈半天下，黄郑满地走”之说，这是说，林、黄、陈、郑诸姓是福建大姓，其中林陈就占了一半以上人口，黄姓与郑姓的数量也无法数清。就此来看，这说明林惠祥教授认为现代闽人中有相当比例的古越人血缘，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族是一个血缘相当复杂的民族，以华夏族为主体，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许多民族。吕振羽等老先生认为：夏、苗、越、夷是汉族四大来源之一。越人生活于东南滨海区域，北至山东半岛，南至北部湾，都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他们融入汉族有先有后，也有一部分越族形成了独立民族，如壮族等民族。因此，我们仅仅证明福建人中有越人血缘，其实并没有为以往的知识增加些什么，我们想要弄懂的是：闽中越人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汉化？六朝时期的闽中越人汉化达到什么程度？
六朝时期的社会习俗，重视门阀制度更胜于民族差异。这一时代人们重视的是门第与文化传承，那些从汉朝以来显赫的世家，被认为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在政治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因此，这些家族被视为世家大族。在江南地区，王、谢、顾、陆四姓被视为大姓，其他各姓皆有品次。其时，山越人分布于长江南北的许多地区，汉朝对他们的统治较为宽松。但在吴国时期，朝廷屡次派军队到山区搜索山越人，迫使他们下山，吴国将俘获的山越人编入军队，带到江淮带屯田、打战，这一政策的长期执行，便将山越人压迫为社会最底层的部曲。由于这一原因，六朝时期对山越人的歧视是相当严重的。在这一风气之下，闽中的越人也受到歧视。不过，除了越人之外，普通的汉人家庭，同样受到世家大族的歧视，因此，这一歧视主要不是民族歧视，而是门第歧视。由于汉人的下层群众与越人一起受压迫，所以，共同的命运将他们逐渐联系在一起，反而促成了六朝时期的南方民族大融合。从总体趋势而言，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门第制度盛行，但其最后结果却是出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下层民众同生死、共命运而造成的。
在南方地区，门阀制度最盛行的是东晋时代。东晋灭亡之后，门阀制度便遭受重大打击。例如，南方四姓中，由于王姓大臣多次在晋末发动叛乱，在政治上的影响大不如以前。谢氏虽然未受太大打击，但它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也逐渐消失。随着寒族刘裕创立宋朝，一批新贵成为朝廷中的实际掌权者，传统的世家大姓只能获得一些荣誉性职务，或是中下层职务。刘宋灭亡后，萧齐、萧梁取而代之，其开创者都是军事首脑。他们所用之人，也多为军官，因此，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使世家大姓遭受重挫。最后，岭南豪族陈霸先取得政权。陈霸先的祖先据说是江南的平民，而后流落岭南，在岭南成长为豪族。在他统治时代，南方世家大族大多早已衰落。因此，陈霸先掌权，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统治阶层，没落的世家大姓受到冷淡。其时陈霸先为了争取闽中土豪陈宝应的支持，与陈宝应通谱，陈宝应家族因而被接纳为皇族。这一事例明：当时南方的民族界限其实十分淡薄，虽然整个中国还存在着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但在实际上，南方汉人与山越人之间，已经没有很明显的民族差异。陈宝应与陈霸先家族通谱，说明东晋的门阀制度已经彻底崩溃，人们对传统的门阀等级制度已经不太感兴趣，否则陈霸先无论如何都不会与“低贱的”闽中陈氏通谱。因此，这一事件也表明闽中越人融入汉族的过程，它说明闽中陈氏已经被纳入汉族的一部分，闽中其他姓氏的闽越人自然与陈氏取得相同的地位。以后，虽说陈霸先在陈宝应叛乱时，又发檄文大骂陈宝应是“卉服支孽”，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总之，闽越人自汉武帝平闽越之后，便开始了融入汉族的过程，自两晋及南朝的教化以来，闽越族的主流实际上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部分。
必须说明的是：陈宝应与陈霸先通谱，只能说明福建发达区域土著与汉族的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山区，还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土著民族，他们直到唐代尚被视为“蛮獠”，因此，多数闽中土著与汉族完全融合，尚要等到唐代中叶。
唐朝建立后，改变了隋朝的苛政，朝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彻底放弃隋朝从民众身上刮取钱财的指导思想。即使不得已要增加赋税，唐朝也注意到区域的差异。对于南方人口稀少的区域，唐朝的赋税一向较少，纵然有加税，也很少在南方区域打主意。唐朝一代，福建的土贡不过是生姜、鲨鱼皮之类的东西，都是福建的土特产。唐朝赋税的压力，主要是由中原地区所承担的。唐朝在南方地区所求的是教化，朝廷在这里传播儒学，改变当地的社会习俗，使之融入汉族大家庭，而朝廷的这一政策，也改变了南方民族对朝廷的看法。许多福建山峒的民众都感到：倘若从自由的状态进入唐朝的管理之下，对本地的开发利大于弊，于是，一个又一个山峒的豪强，率领其民众，主动投靠唐朝在福建的官府，以下探讨唐代福建几个有代表性的州县建立。
宁化县的建立。宁化在隋末名为黄连，隋末天下大乱，当地人巫罗俊割据黄连，在李子通的管辖范围内。唐武德四年，李子通败死后，“时天下初定，黄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贞观三年，罗俊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定税。朝廷嘉之，因授罗俊一职，令归剪荒以自效。而罗俊所辟荒界，东至桐头岭，西至站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乾封间乃改黄连为镇。罗俊没五十余年，为开元十三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时潮、漳、建俱属泉州）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升黄连镇为县。……天宝元年，更黄连镇曰宁化县”
。汀州建立后，宁化是其重镇之一。
古田县的建立。古田县原为流民散居的山峒，开元年间，“都督李亚邱在郡，洞之大姓刘强、林溢、林希辈相与归顺，遂奏置古田县，在双溪之汇，屏山之南”
。据《三山志》第三卷的记载，李亚邱派杨参军至古田，检得民户一千余家。
尤溪县与永泰县的建立。尤溪县在唐初也号称山洞，“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賨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开元二十二年，经略使唐修忠以书风其民，酋长高伏以千户附，始娖娖臣中国。二十九年，即其地县之，隶福州。”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永泰县的设置也与山洞之民内附有关，唐永泰二年（766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
上述宁化、古田、尤溪、永泰等县的山峒之民，应当都是古越族的后裔，或是其他少数民族。但是，他们都在唐代接受了朝廷的统治，从而促进了当地民众的汉化过程。
漳州的设立则是另一种方式。《八闽通志》第 86卷的“漳州府”部分记载：“隋末盗贼蜂起，自刘武周而下四十有九处。太宗渐次芟夷，独闽广间犹有余孽。嗣圣元年，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又有梁感者为之羽翼。朝廷遣玉钤卫大将军梁郡公李孝逸提兵三十万众以破之。而梁感之徒尚在也。陈元光父子奉命讨贼，兴建营屯，扫除凶丑，方数千里间无桴鼓之警。又为之立郡县，置社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捐命陨躯而后已”
。
据此，岭南一带入唐之后仍然动荡不安，直到陈元光平定岭南陈谦的造反，建立漳州，岭南才逐渐平定下来。漳州位于岭南与福建交界处，漳州的治安，同样也会影响到福建，所以，漳州的建立，对福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立，是该区域民众汉化的开始。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汀州的建立。不过，漳汀二州土著的汉化更为曲折。从后世的史料来看，漳州与汀州在宋元时期都是畲族较多的区域，他们融入汉族要比闽越人更迟一些。闽越人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福州与建州，上述宁化、古田、尤溪、永泰等县即是属于福、建二州的。
福建沿海生活着被史家称为“游艇子”的疍人。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在唐代初年，他们应是一支自成系统的武装。据《三山志·兵防类一·诸厢禁军》的记载，唐朝在唐高祖李渊时，设置了“越福十二州招讨海贼使”，可见，当时的海上问题让唐朝困惑。不过，《太平寰宇记》第 102卷泉州条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凌、细凌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以上记载表明唐朝统一闽中之后四年，游艇子归纳于朝廷辖下，贞观年间更成为朝廷的纳税户，这对唐朝海上治安是有利的。
唐代前期福建的发展体现于州县的建立。在南朝时期，福建已经有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这就是闽北的建安郡，闽东的晋安郡，闽南的南安郡，隋代将三郡并为一郡，名为闽州，后又改为建安郡。唐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三郡并立的建制，而后又成立了漳州与汀州，于是，福建有了五个州郡，即福州（又名长乐郡）、建州（建安郡）、泉州（清源郡）、漳州（漳浦郡）、汀州（临汀郡），新县的设立也很突出，盛唐时期，福建已经有 25个县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这是“福建”之名首次见于历史。福建的人口，从政府掌握的数字看，也在盛唐时期达到高峰，开元年间，福建五州共有 109311户 ，比之隋代，增加了几倍。唐代人口的增长，一是由于和平的局势下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因为唐朝对福建的统治从点到面，许多山峒民族原来不属于任何政权管辖，此时逐步进入了朝廷的管理之下，因此，官方统计的福建人口总数大有增长。
唐中叶以后，安史之乱发生，北方进入藩镇割据的 200年动乱时期。宋代文学家杨亿为杨徽之写的行状云：“公之先，华阴人，永嘉之乱，流寓江表，占籍上饶郡。凡十余世。唐上元中，刘展叛涣，吴会骚然。公之六代祖遂举族避地于建安吴兴，因为著姓。”
又如他为朋友彭氏撰写墓志铭，说到“至君之七代祖，始占籍建安。”
杨亿为宋初之人，他朋友的七代祖先，应为唐中叶时入闽。杨亿的记载说明唐代中叶有杨、彭诸姓进入浦城。其他各县亦有类似的例子：
宋仕唐，字世卿，遂安人，元和中进士，任建阳丞，公廉有守，遇事通晓，爱邑山水风俗，病革，嘱其妻曰：我有遗爱在民，即不讳，可聚族于此。后子孙遂世居焉。
唐末五代，北方大乱，唐政权风雨飘摇，中原各藩镇混战不已。无法在北方定居的中原民众大举南下，掀起了历史上罕见的移民大潮。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辗转来到闽中。《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入闽时“有众数万”，后一数字约略反映了光寿移民总量。晚唐时期福建人口稀少，元和年间闽中仅七万多户，而后又在黄巢大屠杀中有所减少，约在五万户上下。而王绪率众入闽，即达数万人，若以一户五口为计，唐末光寿移民约占福建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改变了福建人口的构成。其后，王潮、王审知兄弟建立了威武军政权。王审知的后人又建立了闽国。这一时代，南方共有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方的汉国，史称五代十国。闽国作为南方九国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来自北方的移民王氏家族掌权。王氏昆仲在福州和泉州都设有招贤院，招揽北方士人。“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傅懿，及郑璘、郑戬等”，皆是招贤院的座上客。王审知供给他们生活用品，使他们平安地度过余生。
因此，北方士人称赞王审知——“诚莫诚于我公”
，这是很高的评价。民国《莆田县志》说：“王氏据闽……建昭贤之馆，浮光士族多依之。”
王氏对待移民的态度，导致移民更多地进入闽中。
从居民的民族属性来看，唐代也是福建的一个转折时期。福建是以闽越人的居住区进入北方汉人视野的。两汉六朝时期，闽人逐步汉化，但民族隔阂存在。直到唐代的《开元录》，还说福州与建州之民的林黄二姓，多为“蛇种”，“蛇种”是对闽越人的贬称。《尤溪县志》说：“唐以前民率岩居谷汲，怙賨险蠕选，观望不内属，中国宾之。”
这条史料也说明尤溪县在唐以前以少数民族居多。由于以上原因，唐代前期，福建还被视为蛮荒地带。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福建人口从隋代的 12420户逐步增长到 10万多户，再到宋朝统一时的 46万户，人口数量骤增。导致福建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应是北方人口的南下。当代对闽人的DNA测试也表明，闽人的男性血统多来自北方，而女性血统多来自南方。这一情况应是在唐末五代奠定的。换句话说，新福建人的形成大致在唐末五代。他们兼有南北血统，已经成为汉族的一个分支。迄至固始人王审知在闽中掌权，闽中兴起以籍贯固始为骄傲的风气。迄至宋代，不论是林姓、黄姓还是陈姓，还是其他姓氏，几乎所有的闽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北方迁来的。对这一事实，许多学者都指出其中就有不少冒充的成分。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它的辨认，最为重要的不是血缘的真实关系，而是文化的认同。既然这一时代的闽人都认为自己是北方移民的后裔，那就表明他们完全混同于汉族。因此，就文化实质而言，宋代闽人的主体已经是汉人，而从闽越人到汉族的文化认同的变化，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唐五代。
福建原为闽越文化区域，古代闽越人对儒学是相当陌生的。两晋以来，北方士族南下闽疆，其中虽有长材秀士，但因畏惧北方战乱频仍，很少有出仕的。因此，福建在北方人看来，属于文化落后的蒙昧区域，唐代士大夫对闽人的评价是“机巧剽轻”
、“怙强喜乱”“信巫好鬼”，文化层次不高。 虽说这些评语明显有偏见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闽中风俗的一个侧面。迨至唐代前期，在中原士大夫的眼里，福建仍被视为边陲蛮荒地区。唐代科举制大行，然而，驯至唐中叶，福建进士及第的仅为薛令之一人。
福建文化的落后自不待言。
公元 755年，“安史之乱”发生，中原地区陷入一场巨大的战乱之中，八年后，战争平息，可是，中原和平稳定的局面却再也没有恢复。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少，富饶的北方落入割据的军阀之手，国家收入已有80%—90％来自江南，这便使南方的地位日益提高。对唐朝来说，怎样巩固和开发南方，是刻不容缓的问题。福建作为唐中央直辖的少数区域，很自然受到重视。从社会条件来说，这一时期也很有利于福建的发展，北方的战乱迫使大批北方民众移民南下，于是，在官府的组织参预下，福建掀起了大规模的开发浪潮。
比经济开发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开发。闽人“信巫鬼，重淫祀”是自汉朝以来即有的文化特点。他们对儒学不感兴趣，对鬼神却非常信仰，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巫觋向鬼神求教，乃至有病不吃药，请巫觋献祭祷神，至死不悔。唐朝政府力图改变南方的这种习俗。张文琮于唐永徽年间任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俾民祭春秋二社，除去淫祀，安靖而有惠政。”
在这方面尽力的官员往往得到提升，“林披，初为临汀曹掾。郡多山鬼，披著《无鬼论》，刺史樊冕表为临汀令，廉使李承昭奏授临汀别驾，知州事。”
当然，比打击“淫祀”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儒学。唐中叶至五代，在福建形成了浓厚的提倡儒学的风气，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陈岩，建州刺史李频都是重视儒学的人。这里尤其要点出李椅、常衮二人，他们对开发福建儒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李椅与常衮。李椅为唐朝宗室，大历年间任福建观察使。任内大建福州学，“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栋宇，盛其俎豆。俎豆既备，乃以五经训民，考校必精，弦诵必时。于是，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竟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
由此可知，李椅任福建观察使的三年内，福建儒学面貌大变。李椅之后，建中元年（780年）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欧阳修《新唐书·常衮传》记载：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主客均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为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
唐代闽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北方人视为“闽蛮”，而常衮却以前宰相的身份与福建士人平等论交，这使闽人真正感到儒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原则的价值。其次，由于常衮的推荐，闽士欧阳詹等人“渐声腾于江淮，达于京师”
。唐代，一个文士要出名，得到重臣欣赏是必备的条件，由于此故，李白、杜甫等名士都得周旋于豪门，而且常吃闭门羹。他们为此而辛酸的悲歌，载于诗史，大家都很熟悉的。从这一大背景看来，得到前宰相常衮的推荐是相当不容易的，而常衮对闽士的破格待遇，显然与唐政权扶植南方的大前提有关。由于常衮在朝廷有相当的影响，闽士日益受到重视，欧阳詹、林藻、陈通方、周匡业等人相继中举，给闽人极大的冲击，其中，泉州欧阳詹与韩愈同榜中进士，成为享誉国内的名人。人们由此认识到可以通过儒学出人头地，乃至光宗耀祖，于是，大家纷纷教子读书，形成一种风气。中晚唐时期，福建沿海一带习儒成风，独孤及称赞福建“比户业儒，俊造如林”
，考中科举的人也不少，迄至晚唐，福建已有数十人中举。唐末黄璞作《闽川名士传》，收入五十余位闽中名士，虽说此书现已失传，但从所存个别传记来看，当时闽人中才士不少。例如：欧阳詹，福建晋江人，号行周，贞元八年进士，与韩愈同榜，排名在韩愈之前。他参与复兴古文的运动，以散文、诗歌闻名于世。韩愈称赞他的散文“深切、回复、明辨”，具有独特的风格。他是福建第一个得到著名文学家赞赏的人
。
陈陶，福建剑浦（今南平）人。他以《誓扫匈奴》一诗闻名天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首《七绝》后二句，被称为唐代出塞诗中最出色的一联，甚至是唐诗中最出色的一联。陈陶的实力于此可见。总之，晚唐福建儒学已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闽国人物中，对福建儒学贡献最大的要数王审知兄弟，后人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王氏据有全闽，虽不知书，一时浮光士族与之俱南。其后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凡唐宋（原文如此）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闽之风声，与上国争列。”
其中评价大抵允当，王潮任威武军节度使之后设置“四门义学”
。按照唐朝的制度，“四门学”相当于中等程度的儒学学校，招收学生限于六七品级以下的官宦子弟，中央所设的四门学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学生，其中教授、博士六人，助教、直讲若干，按照“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分科。“四门义学”不见于官方史籍，可能是王潮发明的学校。按照中国的传统，“义学”是不收学费的学校，王潮设立这种学校，显然是为了更多地吸收来自贫穷家庭的人才，这突破了“四门学”专收官宦子弟的传统，立意甚嘉。
王审邽在泉州“以道义为自任，开学育才”，很注意发展地方教育，“童蒙诱掖，学校兴举”
，后人评价他“泉南文物之盛，公之功居多焉”
。
王审知接任福建威武军节度使之后，继承了王潮的政策，于兢的《琅琊王德政碑》写道：“常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敬让，幼已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
他接纳翁承赞的建议，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正式设立“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
，他对儒士十分优待，“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诲，设厨馔以供给。”
梁克家云：“忠懿王奉身俭约，至蹑敝屣，聚书建学，以养闽士之秀者。”
时当大乱之后，文献散佚，“鲁壁之遗编莫求，周陵之坠简宁存？”王审知“亟命访寻，精于缮写”，“次第签题，森罗卷轴”
，修缮了大量的儒学文献典籍，以供给儒生学习。
王审知下属的一些官员对儒学也表现出极大热情：陈洪济“初令同安，继令晋江，皆兴学教士，为王氏循吏之冠”
。又如建州刺史王延禀，“喜文学，与诸儒议论”，他在建州辖区内大力提倡儒学，后人感恩，为其立庙祭祀
。剑州在五代以前人才寥落晨星，“五季间，有号‘唐五经’者始教授其徒，人知向学。”
浦城县令杨澄“博通文史，为乡党所称”，他在浦城提倡儒学，“弦歌之化，流于桑梓”，他的儿子杨徽之，“始在童卯，卓然不群，结发从师，刻苦为学”
，成为民众的表率。可见，在闽国时期，重视儒学是一群体行为。
王审知礼贤下士，喜欢招揽人才。在唐末战乱中，许多学者颠沛流离，无处安身，闻悉闽国招贤，纷纷来福建避难，“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候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承休、弘文馆直学士杨赞图、王倜、集贤殿校理归傅懿，及郑璘、郑戬等”，皆是招贤院的座上客。王审知供给他们生活用品，他们的到来，无疑提高了闽人的文化水平
。以盛产文士的莆田而言，宋代有人说：“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
可见，福建文化水准的提高，与北方高素质的移民入闽有很大的关系。
五代时期，福建人才更胜于唐代中期。除了从北方进入福建的韩偓、崔道融之外，产于福建的才华之士有黄滔、徐寅、翁承赞等人，南唐统治福建以后，闽地的江为、郑文宝、杨徽之等人，都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总之，五代时期福建是公认的文化发达之地。当时的中国文化，是南胜于北的时代。在南部诸国中，南唐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其次是蜀国；排在第三位的是闽国。他如吴越、南汉诸国，其文化比闽国要差一大截。而南唐的文化成就，其中也有闽士的一份功劳。
唐五代时期是福建发展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福建在中原人眼里是一个边远的蛮荒地带，但在五代之后，福建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这一转折中，闽人的历史也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福建是一个闽越人较多的地区，虽说闽越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吸收了汉族的许多文化特点，但在那一时期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汉族的一部分还有些疑点。但到了五代时期，闽越人与南下汉族相互融合，福建的林黄陈郑四大姓都认为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
不过，在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闽越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是因为，福建毕竟是一个闽越人的区域，尽管闽越人在唐末五代基本汉化，成为新一代的福建人，但在其文化传统中，不能不保留许多闽越文化的孑遗。
第一，从福建人的体质而言，主要是北方人与闽越人的混血。中国的北方人身材高大，南方人身材较瘦矮，这是我们熟知的体质区别。古代的闽越人是典型的南方人，他们身材瘦小，较像今天的马来人种。而自北方人南下福建以后，形成新一代的福建人，他们要比南方马来人种要高一些，但其高度又比不上北方人，呈现一种中间的过渡形态，这种状况一直保持至今。这表明福建人并非纯粹的北方人，或者说是纯粹的闽越人，他们是典型的混血人种。我们说过，直到唐代前期，福建还有许多峒瑶之民，他们原来不受任何政权管辖，直到唐代前期，看到朝廷的政策有利于自身族群的发展，才接受了朝廷的统治。不过，一旦受朝廷管辖，他们便加快了汉化过程，迄至唐末五代，除了南方少数地区外，在闽越土著与北方移民之间，已经很难看出二者的区别，闽国末期发生了连续多年的内战，但这些内战，主要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它反映了权力分配的矛盾，在其统治力量因内战而削弱的时候，却未发生因土著与移民的矛盾而引起的冲突，这说明在福州、建州、泉州三大城市的核心区域，土著与移民之间并无特别的矛盾，这一事实反映了移民与土著的同化。不过，土著居民是融入汉民族而不是消失了，因此，闽人的体质不能不反映出他们的体质特点，这是福建人在体质方面与北方人有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二，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的水稻文化。在隋唐时期，中国北方的粮食种植以小米、麦子、高粱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水稻在福建的种植，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昙石山文化，当时的闽人已经种植水稻。其后，闽人的水稻种植作为一种传统传播下来。水稻的产量高，而且适应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因此，北方民众南下后，也以水稻种植为主。水稻是南方农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北方民众一旦接受了水稻，也就接受了一系列的相关农业文化。他们为了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必须围垦沼泽，筑陂蓄水，育种插秧，中耕除草，收割打谷，筑碓舂米，从而展开了他们原来不熟悉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于他们以水稻为主食，他们也必须接受南方人有关稻米的制作技术。他们摘叶裹棕，酿米作酒，捣米作糍，完全接受了南方人的稻作文化。必须说明的是：这类稻作文化在南方许多地方都流行，在福建也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他们相互之间沟通、交流，从而形成共通的稻作文化，所以，稻作文化并非唯有闽越人才有，但新福建人所继承的稻作文化，当然是以闽越人为主的。
第三，新的福建人继承了南方旧有习俗传统。以划龙舟这一习俗而言，流传于南方许多地区，但在北方不太流行。这是由于：划龙船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它的产生，人们曾经将其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有人以为：屈原投江后，当地民众划船去找屈原的尸首，因而形成了划龙舟的习俗。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在东南亚国家十分流行，当地各民族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他们流行这一习俗不可能是从中国传去的。从这一点看，划龙舟习俗的产生不应是从屈原开始，而是南方一种普遍的习俗。它应与南方人对龙的崇拜有关。在唐五代之际，新的福建人形成之后，划龙舟也成为他们的传统之一，这是南方习俗的影响。其次，以埋葬习俗而言，中国北方人流行的习俗是入土为安，棺葬是最流行的习俗。但自唐宋以来，福建民间一直存在着洗骨葬的习俗，这种葬俗的特点是：将死人入葬后数年，待尸体化解，便将葬地挖开，将死人的尸骨拣出，经焚烧之后，将骨头装入瓷罐中重新埋葬。这种习俗不见于北方，甚至南方其他省份也不多见，但这种葬俗在福建十分流行。据凌纯声的考证，东南亚一带也流行这一习俗，说明它是一种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后来影响了福建人。
第四，信巫好鬼，多淫祀。古代闽越人信巫好祀，这是从汉代即有记载的文化传统。《汉书》记载闽粤国灭亡以后，粤巫进入汉宫，汉武帝宠信粤巫，让他们用鸡卜的方式卜卦，汉武帝扩建甘泉宫，据说也是受粤巫的影响。可见，闽越人好巫术，在当时即十分有名。唐宋以来，福建人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中，有一些是产生于唐五代时期的，诸如古田的临水夫人，莆田的湄洲神女，闽北的马仙姑，她们的生前，都是乡村女巫。在福建人中流行这样一种习俗：有病不求医而是拜佛求神。他们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曾经不小心触犯了某种精灵，只要将这种精灵驱逐，便能治好病。因此，他们生病不是看医生，而是拜菩萨。这种习俗造就了巫师这一行业。因为，闽人拜神，多是由巫师作中介，巫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沟通人与冥界、神界，从而得到神明的宽恕。这种习俗应是闽越文化遗存，因为，它与北方人淡于宗教的文化精神是不同的。北方人更重视人生，对神明抱有一种若即若离、似信非信的态度，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是这种态度最典型的表示。他们并不否定神明，但对神明又不是十分相信，因此，唐宋以来福建人“信巫好鬼，多淫祀”的习俗，是从闽越人当中继承的。
总之，唐宋以后形成的新一代福建人，他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体，一方面有北方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有闽越文化传统。大致说来，福建人的雅文化是属于北方文化传统，如语言、儒学、佛学等；但福建人的俗文化，如风俗习惯与民间信仰，多有南方文化传统，南北文化交织，形成了新一代的福建文化。从此以后，福建人不再作为闽越人而闻名于世，而是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汉族的一个分支。
汉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地的少数民族，从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民族的发展特点是容异性，她从来是以宽宏的气度容纳向往自己文化的各种民族，而且容许各地的人都有其文化特点。闽越人在其与汉族相处的一千多年中，从被汉文化所吸引，到加入汉民族，最终成为以中原文化继承者为骄傲的汉族正统捍卫者，但在实际上，他们又保留了许多原有的文化传统，这种新福建人或新江浙人、新湖南人、新广东人、新江西人的形成，壮大了汉族，也使汉族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发展自己，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和许多消逝的古老民族相比，汉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其中的文化财富值得我们去总结、发扬。
岭南原为百越民族居住的地方，自秦汉以来，中原的汉族不断南下两广，逐渐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然而，一直到宋元明时期，广东的人口不算太多。尤其是沿海区域，许多田地无人耕种。与此同时，福建早在南宋就出现了人口过剩的局面，因闽粤之间海路通畅，来自福建沿海的移民不断深入岭南各地，尤其在广东沿海区域发展较快，形成了大面积的闽南语人口。
南宋福建人口大增，这与北方移民南下有关。南北宋之交，塞北游牧民族南下侵扰中原，南宋这一朝代基本上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南宋所辖各路里，福建路是少数不受战乱影响的地区。而且，当时的福建尚称风景秀丽、物产丰美之地，“山水明秀，二桥如画，茶笋连山，称妙天下”“多奇卉珍树，四山之李花极目，其土风、物产之美，又宦游者之所乐也”
。在这一背景下，北方士大夫与流民继续入闽，滞留于福建各地。如邹诚到建州后，钟情当地清丽的山水，“因卜居焉，遂世为建州人。”
宋朝廷在建炎年间曾发现：“士大夫避难入福建者，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检为名，拘留行李，又不听去”
。朝廷为此特地下令地方官不准为难他们。庄季裕的《鸡肋篇》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载而之者，谓之反淮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
从福建所辖户口看，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福建路人口为：1390566户，2808851口
，就户数而言，比北宋崇宁年间增长 31％，其中大部分应是南迁的北方移民。其次，南宋建立后，深感疆土日蹙，唯有增加人口才能增强国力。绍兴五年（1135年），宋朝对地方官实行以人口为主的考核方法，在官员上任时，将当地人口多少登记在册，离任时由吏部核定人口增长数，以确定政绩。因此，南宋福建官员在施政时都很注意禁止溺婴的习俗，增加当地人口。再次，南宋后期，随着战事的不利，中国北方与西部人口都向东南方向迁徙，造成福建人口在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下仍在增长。《仙游志》云：“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
以下为南宋福建全路人口数：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福建路人口为1390566户，2808851口；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福建路人口总数为1686615户，3489618口
；
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路人口总数为1599214户，3230578口
；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路户口为1704186户，3553079口
。
比较这几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福建路人口数增长很快，宝庆元年比之绍兴三十二年，仅过了 63年，人口却增长了 31万多户、74万多口。这说明南宋中期，外地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福建，造成福建人口骤增。梁方仲先生曾计算过南北宋各路的人口密度，其结论是：北宋崇宁元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1人，其时福建为 16人，南宋嘉定十六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4人，而福建为 25.4人
，可见，如果说北宋时福建人口密度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数，到南宋就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正如廖刚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其中，沿海的兴化军最为典型。
兴化军成立于宋代初年，而其设置的原因，应是当地在进入宋朝之初爆发了林居裔起义，宋朝在平定林居裔暴动之后，设立于兴化军这一军事化的行政机构，以便加强对当地的统治。不过，兴化军成立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记》记载了兴化军的户口，为 33707户，迄至北宋后期，《元丰九域志》记载兴化军的人口为 55237户，北宋末年为《宋史·地理志》记载的 63157户。
150年间，兴化军的人口已经翻了一番。南宋兴化军的发展更为惊人。《八闽通志》记载南宋初兴化军人口为 64887户，148647人，南宋李俊甫的《莆阳纪事》记载，南宋中叶的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兴化军人口为主户 44376户，107887口，客户为 27987户，70897口
，共为主客户72363户，178784口。这一数字和北宋末崇宁年间相比，增长了 14.6％，即 9206户；和宋初相比增长了 114.7％，即 38658户。宋代兴化军仅三个县，平均每县约为 60000人。其时福建是国内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南宋嘉定十六年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4人，而福建为 25.4人
，可见，南宋福建人口密度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宋代的兴化军是福建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北宋时期在福建省排第一位，南宋时期仅次于邵武军，排第二位。
就莆仙二县来说，南宋人口绝对数的增加，更使当地经济感到空前的压力。尽管莆田有木兰陂工程，但是，到了南宋中期，莆田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而且，南宋时期福建沿海区域所缺粮食，多来自广东。一位姓刘的官员还乡时，“莆亦大旱，手为救荒十余事，率乡人行之。招潮惠米商……四集城下，郡以不饥。”
倘若没有南风，广舟无法到福建沿海，许多地方会出现饥荒。如兴化军的莆田，“莆之水市，朔风弥旬，南舟不至，神为反风，人免艰食。”
来自广东的粮食有多少，会影响福建市场上的粮食供应，例如，兴化军的粮价多操纵于远赴广东的粮商，以故，当地建立平粜仓后，民众高兴地说：“异时富家南舡，迭操谷价低昂之柄，以制吾侪之命。今公为民积谷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劝，鄙者愧，南舡亦不得而擅龙断之利矣。”
其实，兴化纵设常平仓，也不能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为了养活众多的人口，福建人想尽一切办法，“闽陬地力尽，种艺被山谷。”
正如廖刚说：“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
福建过剩人口往往转入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惟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阛阓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夫人少，则求进易，人多，则求进难。少而易，循常禄，可以自奋。多而难，非有大过人之功，莫获进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释言技艺者多，惟闽人为巧。何则？多且难使然也。多之中不竞易而竞难，难之中不竞拙而竞巧，不巧求而获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获者也。故闽人之凡为技艺者，多擅权门通肆以游，凡为道释者，擅名山大地以居，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
梁克家说福州之俗，“能执技以上游四方者，亦各植其身”
。李吕《澹轩集》记载了一个术士：“周公系出某，少落魄，不事家人作业，持其术曰三命、五命，翱翔江河，涉二浙，走巴蜀，间一归闽粤，其足迹所逮几半天下，行万里而未厌也。”
这是南宋福建人口外流的内在原因。
在这一背景下，勤劳的福建民众只有向外移民，而粮食富裕的广东沿海区域对闽人的吸引力最大。例如当代广东已成为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但在清以前，广东长期是中国较落后的省份。宋统一岭南之初，得二广户口为：170263户，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稀少的区域之一；其后，二广人口缓慢增长，宋绍兴年间，广南东路户口为：513711户、784774口；元代为 443906户、775638人。
广南东路（即广东）在南宋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5人。《宋史·地理志》评价广南东路：“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
因此，它的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相邻的闽赣等省。如许应龙所说：“闽浙之邦，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潮（州）之为郡，土旷人稀，地有遗利。”
这种状况有利于外地人到广东谋生。如钦州（今属广西），“钦边郡也。其民性愚，而生计拙。百工之事，下至陶圬衣履，一无能解。四方之人，各以业术郡聚而食其力。山林川泽，其利无穷，不能取用。民用所资，转仰于外至之商贾。”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许多人口来到两广。
“惟是广东环十有三郡，负山并海，而緑林之聚，北与章贡相呼吸，四民之集，东与闽甄相控引。风帆浪舶，出没乎汪洋浩渺之间者，其程次遐迩，又孰得而计之。”
这就是说，福建等地民众从海路到广东，他们在广东很成功。“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闽人奋空拳过岭者，往往致富。”
如广东的钦州“钦民有五种……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
广东的恩州，“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
刘克庄的“城南诗”咏广州：“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
据赵汝适的《诸蕃志》，在琼州的万安军有闽人，其来由是：“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入黎地耕种之”。福建人口向岭南等地的流动，造成了广东沿海的闽语区。福清人陈藻路过海丰时吟道：“梅花结子已红青，归路犹愁一月程。忽听儿音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
钦州有“谢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
与福建相邻的潮州，福建人更多。“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
“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
广东的雷州是另一个闽语区。此地“地滨炎海，多平田沃壤，有海道可通闽浙。”宋代的《图经》说：“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官语则可对州县官言；客语则平日相与言也；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
其中的所谓“客语”，便是指当地流行的闽南话。宋代崖州也有“客人”，“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里。又有多银村、永宁乡，俱在州治东一百里。习尚多与迈人同，惟语言是客话，略与潮州相似。”
又如琼州，“语有数种，州城惟正语。村落乡音有数种：一曰东语，又名客语，似闽音。”
以上都证明宋代闽人大量移民广东。
福建移民的到来，对当地的开发有重要意义。“遂溪风俗视海康尤朴，其田野腴而旷农囗于耕，商獠猥杂，性多轻悍，自文明书院建于宋，士始知学。巨族多建祠堂，合祭。新妇谒祠，子姓毕集，有尊祖聚族之义。”
又如徐闻县：“徐闻族尚朴侈不齐，城中冠服，大类中州，子弟竞于学，有邹鲁风。”
《琼台志·风俗》引用古志《方舆志》：“赵宋以来，闽越、江、广之人，仕、商流寓于此者，子孙多能收家谱是征。”
可见，福建人将重视文化及聚族而居的风气传到了当地。又如雷州：“雷地僻，滨于海，俗尚朴野，宋时为名贤迁謪之乡，声名文物多所濡染。”
我在研究宋元广东妈祖信仰及移民史时发现，宋元时期岭南滨海的一些区域有不少来自福建的移民，下以香山县和潮州府为例。
香山县的福建移民。
广东香山县是孙中山的故乡，今更名为中山县。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侧，占地辽阔。一直到明代，香山的人口仍然稀少：“土旷人稀，生理鲜少，家无百金，取给山海田园。”
明初香山尚且如此，宋元时期的香山就可想而知了。这就给外地人开发香山提供了条件。从五代以来，即有闽人移居香山县境内的记载。迄至南宋之后，福建沿海人民大量移民广东，成为广东汉族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闽文化因素传到广东。据嘉靖《香山县志》第八卷的记载，五代时期即有福州籍和尚圆明禅师来到香山，宋末又有晋江人洪天骥在香山县做官。这一僧一官皆为当地闽人中的杰出人物。此外，宋代闽人移居该县的很多，有的成为当地巨族。以下是《香山县乡土志》的记载：
谷都南湖郑族。谷都始迁祖菊叟，于宋仁宗朝自福建兴化府浔阳（仙游）县入粤，任惠州路通判。家于都之榕树埔，徙桥头。子姓分支乌石、平岚、南屏、雍陌，丁口约万余人。
仁良都南湖郑族。莲塘始迁祖芑，宋以状元官广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县徙香山，卜居莲塘。……分居城内东里、深巷、厚兴街、基边、张溪、东了、库涌、柏山、沙溪等处。丁口约七千余。
良都长洲黄族，始迁祖献，字文宪，先世闽之福州人，避乱徙新宁潮境乡，凡八传至献。宋理宗朝宝祐进士。景定三年官行人，册封安南国王陈日煊。归舟遭风漂泊至香山。复命后，遂卜居长洲。所娶平南林氏女为继室。生子佑孙广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处。丁口万余人。
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始祖师曾，官保昌县丞，遂家南雄。子南洲，宋宝祐乡举，初徙香城，孙参军添，献粟饷宋军，从端宗至冈州，御敌殉难。遗孤宸英，生子四，曰元生、梁生、洪生、忠生。其后分支城南麻洲马头街，治东节尾、新村、白庙，城西长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长环、尖涌、寮后、北台，磨刀等处，丁口七千余人。徙马澳洪简者， 亦成巨族云。
最近看到民国时期的《香山县志续编》，其中还可补充数例：
四字都的林屋边林族，“始祖孟七，宋理宗年间由福建莆田县迁来，现历二十代，丁口约四百余人。”
香山下恭镇的翠微郭族，“原籍福建兴化莆田县始祖，宗显至六世企山祖始迁翠微。现历二十四代，丁口四百余人。企山次子分居淇澳。”
“石门王族，始祖泰亨历仕元以功赠中书平章政事。本莆田著族，因避漳州之乱，挈家避地广州。自元至正五年徙居香山石门，生四子。至六世始支分石庵、石溪两房，迄今已历二十四代，丁口二千余人。”
由此可见，宋代迁入香山的移民中，多有闽人。而且他们日后在香山发展很快。清代香山县以刘、黄、郑三大姓最为著名，丁口之多，为全县之最。以故，清代香山民间有“刘、黄、郑，杀人不用尝”的说法。三姓皆为宋代迁入的古姓，然而三大姓中闽籍占其二，其中郑姓来自仙游和莆田，黄姓来自福州，另一来自莆田的大姓是高姓。可见，香山县不仅有闽文化的因素，而且莆田人在香山县的数量不少。他们的到来，当然会加强当地闽文化的因素。当地最早的妈祖庙建于宋代。刊于嘉靖二十六年邓迁修、黄佐纂的《香山县志》第八卷的《杂志·杂考》内有以下记载：“其尚鬼则天妃宫创自唐时，元丰堂在大榄都者，创自宋初。自余私造皆未建县而先创者，今皆毁，尽教谕颜阶之功也。”这条史料对当地出现妈祖庙的时间记载也过于早了。故老回忆家乡往事，时代有错是不奇怪的。但是，不过，将这座庙宇的始创时间定于宋代，大致不会错。又据道光《香山县志》第一卷的《建置志·坛庙》：该县的“月山古庙，在黄角山，宋咸淳间建，祀天后”。咸淳为公元 1265—1274年，时为南宋末年，可见，宋代香山县已经有了两座妈祖庙。
《潮州府志》与潮汕的福建人。
广东的潮汕区域是闽南话流行之地，潮汕人走遍天下，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东南亚著名的潮汕财团，大多祖籍潮州。在国内各地，也能看到潮汕人的成就。不过，从潮汕发展史来看，当地来自福建的大族也不少。
郑徽，字种德，莆田人。宣和四年举福建乡试第一，官广东三泊漕货泉都运使。南渡播迁，偕子诚来潮，卜隆井都神山而家焉，即为潮阳人。居恒以礼教训人，至于周睦里党，赈单寒尤力施弗倦。隆井滨海，水咸不可食，徽相视地脉凿泉二十四处，人咸赖之。曾孙开先官侍讲。
黄詹，原籍莆田，建炎进士，任潮州判官。后知军州事。莅治有专用，秩满乐潮阳山水之胜，因家焉。子教广州学谕。
魏廷弼，字景瑞，莆田人。宁宗壬午举人，癸未进士……嘉熙元年擢知潮州军事，有惠政，民爱之，因入籍潮阳，再迁澄海蓬州富砂乡。
丘成满，字力充，号善川。闽之莆田人。登咸淳四年戊辰进士，官翰林承旨为陈边务，忤权贵，谪宣议大夫潮州安置。时边事孔亟，公帑空虚，因潮城西北荒旷，无主地，奸人多啸聚，乃筑寮于蓝坑、林妈坡、凤铺、双门坑、石溪、黄岗埔，集流民给牛种，开辟草莱，输租纳税以助边。军民称便，地方得宁。又讲学凤山，明孝悌忠信之义，乡里化之。遂家海阳，名其居为长美里。
郑佐龙，字云海，潮阳人。系出莆田。自曾祖朝奉郎升，宋季宦游入潮，因家焉。佐龙秀颖不凡，邑侯陈公独伟之。试以诗文，大喜。遂留学，字以女。
陈憺，号开峰，原籍莆田。宋进士，官侍读，任潮州刺史，有清政。秩满，士庶攀留，遂家于招收都，为潮阳人。
方骥之，莆田人。淳熙间授潮阳尉，迁本县丞。持躬廉洁有善政。……一子，家贫，不能归闽。占籍惠来，祀乡贤。今惠来方氏其后云。”
方瑶，“始居闽之浦（莆）邑，世有显爵。瑶为诸生，富著作声华甲流辈。金人入中国，守义不就试，偕昆弟徙于潮阳。瑶独羡洪阳形势，谓诸峰巑岏，四水环汇，卜吉无逾于此。爰即厚屿而家焉。即今普宁方氏始祖也。
黄经德，字腾茂，莆田乡贡。尝知程乡县事。性慈祥，多善政。后调潮阳，方莅任，以病解组。因家于直浦都之夏林。”
海阳大姓林氏的祖先自闽迁入。“林从周……七世祖自南安徙居潮州，宗族盘互，为海阳著姓。”
王大宝，字符龟。其先居温陵，徙潮。以舎选试礼部，建炎戊申登龙飞榜第二名。
以上香山县和潮州的史料足以证明：福建沿海不少家族于宋元时期移民广东，他们在当地扎根，成为闽语人口的基础。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潮汕人属于闽南语系，但他们的口音明显带有莆田话的特点，这与历史上大量莆田人迁居潮州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