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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靖时期中国私人海上贸易港口来看，其时对外走私贸易较盛的港口有三处，其一为漳州府龙溪县滨海区域的月港、海沧；其二为广东福建交界处的潮州南澳港，以及漳州梅岭港之间的海域；其三为浙江宁波府外海的双屿港。三大港区的私人海上贸易都与漳潮境内的海上力量有关。自从元明之际开始，漳潮就有反官府的海上力量，官府的海禁在这里无法执行，明代中叶，漳潮的海洋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他们的海洋活动从漳潮二府逐步向外扩展，影响了福建省的泉州、福清、宁德，以及浙江省的宁波府。可见，嘉靖年间的私人海上贸易最为关键的是漳州和潮州，这股浪潮正是从闽粤边境漫延到浙江双屿港及其他地区。因此，有必要探讨嘉靖年间漳潮民众下海发展的经济原因和动能。
以下分漳州和潮州两部分研究他们下海谋生的经济原因。
漳州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因。如前所述，早在明代前期，漳州就形成了到海外贸易的习俗，这与他们的经济有关。漳州的地形不利于内陆贸易的展开，要发展，只有到海上谋生。迄至明嘉靖年间，这种情况并无变化。过去制约漳州本地经济的一些因素，仍然是他们困惑的原因。
从环境来说，漳州负山面海，除了九龙江之外，漳州沿海的其他河流大都在一个县的区域内，流域面积狭小，因此，漳州区域的山海交换规模较小。“漳浦东南滨海、西北负山，附海者鱼盐，居山者耕牧，川陵险窄，舟车不通。其民或负薪米至海，以易鱼盐。或持鱼盐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为相通。山间之民数日食无盐则病，必商人领票肩盐入山行卖，势不能家给人足，匪惟深山之民，终岁无盐，而商病矣。海滨之民，一日不卖盐则饥。”
可见，漳浦人若将活动范围局限于本地，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再如云霄镇：“照得云霄地方，负山四塞，只有一线水路通海。往居其间者，十家九无半亩之田，只惟薪樵渔捕，负贩贸易，朝种暮收，聊以糊口而已。至于盐、布、绵、苧等货则皆来自他方，肩担手挟，间关而至。非有辇输装载，如通都市镇行头者比也。”
由于这一原因，漳州人无法安分地在本地谋生，他们必须寻找更为广阔的市场，才能获得发展。有的记载表明：一旦遇上灾荒，当地老百姓就流离失所，如洪朝选说：“今之漳泉贫民挈家入山趋食，无虑数百家，不待移而自移矣。若闻贫民入山者，自行发舍以居，夜则入宿，昼则易衣行乞，或佣人割禾，或佣人工作，或采蕨根采柯子……病者殆半，及其扶携归家，或毙于道路，或抵家一二日即死，甚可悯也。”
这种背景下，老百姓铤而走险也是很自然的。龚用卿说：“或曰漳滨海，僻壤也，地瘠民贫，艰于治生，故乐于商贩，趋货财什一之利，蹈不测之渊，回易于蛮夷之境。岂其所得已哉，盖无以聊图所以为生业之计者，实其势之不得已者也。”
大致说来，明代初年，漳州沿海海运基本断绝，所以，外地米无法运进漳州，当地民众的生活特别艰难；明代中叶，广东惠潮米开始运入漳州，同时这条海运线也成了漳州的生命线。董应举说：“福建治乱根乎漳泉，漳泉饥则盗贼众，盗贼众则福建乱，此必然之势也。”
这都是明代后期官吏们的总结，但也说明了明代前期漳州人民反抗的原因。
在朝鲜的文献中，保存着一段漳州人为何航海的自述。《朝鲜中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有一条同安船到日本做生意，不料漂到朝鲜。这条船上载有 150 余人。其中为首的是高贤、李章等人。按其文献介绍，李章为泉州同安人。
不过，当时航海是非法的，被朝鲜俘虏的漳州人都不敢报出真名，怕连累家人。因此，自称“李章”的人，其真实意思可能是“姓李的漳州人”。当时李章自称经纪，可用笔墨与朝鲜官员交谈。他在交涉中留下了两篇文字，叙说海商的心声：
章僻处遐陬，生居同安，人民稠密，寸土如寸金之贵，家室悬罄，炊甑有旧染之尘。兼以往年十月大旱，越春夏不雨，田坼龟文，野草自焚，饥饿辗转于沟壑，流殍乞丐于道旁。有父子不相顾者矣，有妻子离散者矣。菽水之欢，其能几何！无奈买卖造船，经商于外国，营求微利，庶一家朝夕之欢。
今臣章僻处中华，虽沐文风之鼓舞，家居瘠土，每遇凶岁之饥荒，门赋式微，形影相吊。父年七十有五，命悬朝夕。母亲先已辞世，情事未申。儿子瓜瓜而待哺，室家切切而无依。欲佣雇而将菽水欢，所投无处，从父命而求外国之利，不忌艰难，于纪律固有亏，在人情而无愧。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天之道也，臣复何憾焉。
这两段文字很感人，说明此人文笔不错。即使如此，李章为了生活，还是投入海上冒险，几乎葬身于海难。
为生活所迫而去海外贸易，在漳州是普遍现象。龚用卿说：“或曰：漳滨海，僻壤也，地瘠民贫，艰于治生，故乐于商贩，趋货财什一之利，蹈不测之渊，回易于蛮夷之境。岂其所得已哉，盖无以聊图所以为生业之计者，实其势不得已者也。”
在福建做过官的张时彻在嘉靖年间给福建官员的信中说：“海滨之民，不业他技，生则习游善汩，贫者操寻丈之艇，出没波涛，逐鱼盐什一之利，其富者腰重镪操奇赢，学弄文身雕题之舌，把臂出肺腑，博市象犀、珠贝、玳瑁、文罽诸珍异可贵之物，以弋厚息。率能奸阑出入，埋挟往来，比其狎也，宫于近岛，纠盘日伙，而客主之势异矣。益又诱之攻剽，日治巨舰利器，乘风驾涛，瞬息而驰千里。烽未及燃而贼已饱噬扬帆矣。哨守督备之官，又甘其熏心之货，而阴弛讥捕之禁，彭湖、月港之间，其可问乎？”
这些史料说明，他人无法抑止漳州人的对外贸易。
漳州的地理形势和地方经济也很有利于海上商业。其一，漳州有发达的造船业。明初的漳州处于经济大发展的前夜，境内群山起伏，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古代造船业的主要原料是木材，明代的漳州是东南三大产木中心。陈全之写于嘉靖年间的《蓬窗日录》说：“汀州及江西诸府产杉出湓口，徽产杉出饶河口，漳州产杉由海达浙东。”
其时漳州能向浙东输出木材，表明当地盛产杉木，而杉木是造船业的基本原料，这表明漳州发展造船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事实上，漳州制造的海沧船和草撇船都被明军选为基本战船。其二，漳州海湾众多，而且都是深水良港，漳州沿海地形复杂，有利于海上走私贸易。朱纨于嘉靖二十六（1547）年闰九月说：“访得漳州等府，龙溪等县，沿海月港等地方，无处不造船下海，无船不登岸行劫，外通番夷，内藉巨室，勾引接济，积习成风。”
吕旻写道：“海澄，旧月港也。为龙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堑，回环如偃月，万室攒罗，列隧百重，自昔号为巨镇。顾其地滨海，潮汐吐纳，夷艘鳞集。游业奇民，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少抵牾，辄按剑相视，剽悍成俗。莫可禁遏。”
潮州人下海贸易的原因与漳州人有所不同。潮州是一个平原较多的区域，当地农业发达，是个余粮区。“其小民则尽力农亩，其次则为工为贾，其妇女则勤于织纺。”
当地农工商都很发达。潮州与漳州共同的地方是本地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潮俗，民多力耕，余逐什一，至山海阻处，劲悍难治，女工蚕桑，组织。近山之妇多樵，滨海者兼拾海错以糊口，土薄民贫，其大较也”。
潮人在本地很难大发展。以同属广东省的广州来说，广州是珠江流域最大的城市，珠江上游各地的商人都会到广州贸易，因此，广州的“坐商”相当发达，在广州开一家店，就可以和来自四方的商人贸易。潮州所在地虽然有韩江可以做交通枢纽，但是，韩江流域面积有限，上游礁石众多，船舶通过困难。当时只能用名为“三板”的小船贸易。然而，潮州面临的海洋却是东亚贸易必经之地，有许多往来于东亚的船只路过当地。事实上，潮州人很早就参加东亚的海上贸易，他们乘船顺着季风向南航行，只需几个星期，就可抵达东南亚的许多港口。因此，自明朝开国以来，潮州的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发达，经常有来自东南亚的船舶到当地贸易，而潮州人也会到东南亚贸易。所以，潮州人参加海上贸易，更多的是被海洋利润吸引。因为本地经济没有太大的出路，他们只有向海上发展。事实上，嘉靖年间的广东沿海相当混乱，桂萼的《广东图序》说：
广东古百粤地，盖五岭之外，号为乐土，由雄连可以向荆吴，由惠潮可以制闽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形胜亦寓焉。滨海一带，岛夷之国数十，虽时时出没，要其志在贸易，非盗边也。然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体不勤，惟务剽掠，有力则私通番船（记名通番，因而行劫海上），无事则挺身为盗，桴鼓之警，弥满山谷，凡以良民困于征求，通山之禁久弛，教治不修，而大征数举之过也。……况地产珠池，番物骈集，本民用所兴，而内使数来采办，民反病之。故外负富饶之名，而内实贫困者，广东是也。
以上史料反映了明代潮州民风剽悍。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承认：“其阻山濒海而居者，性尤劲悍。出入则佩刀剑，挟弩矢。耕渔之暇，辄习击刺，或时肆劫掠，相雦杀。”“其曰蛋户者，以舟而居，不事耕稼，惟业捕鱼，卖以供食。”
可见，明代潮州沿海民众天然是海上武装力量。《南澳志》云：“终明之世，漳潮无宁宇，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
明代嘉靖年间，潮州与漳州之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这是因为，漳州沿海粮食不能自给，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从潮州购进粮食。因此，常有些潮州船舶从事漳州到潮州之间的贸易。
潮州发展海上贸易的良好条件是：潮州外海有一个名为南澳的岛屿，南澳岛约有一个县的面积，良田数百顷，明朝却置于无用之地。明代初年，明朝将岛民全都迁到大陆。于是，南澳成为走私贸易极盛的区域。后人评南澳：“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澳内田地不下千顷。盘错溪山，土膏水暖，可以屯。商民贸易，内多奇货。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不能外南澳。”
潮州和来自漳州梅岭地区的商人，都在南澳贸易。不过，到了后来，南澳渐渐成为海寇的驻地：
呜呼，自许朝光、吴平、曾一本啸聚亡命之徒，鼓枻扬帆于海上，与山寇相为犄角，狼狈为奸，缓则肆之以劫掠，急则遁之以南澳为巢穴焉。夫南澳，天之所以资漳潮也。而弃以与贼，遂使内寇外夺，蟠结胶固，斯民日罹于水火，锋镝之中，流毒数十年而不止。呜呼，其可哀也。
可见，南澳港后来成为广东海寇的驻地，也是潮州动乱的重要策源地。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海上商团之间也有帮派之分。大致而言，潮州的南澳海商与漳州诏安的海商是一个团体，月港及海沧的海商是另外一个团体，二者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嘉靖二十一年（1542），潮州商人与漳州商人在琉球械斗，后被琉球人捕捉，送给明朝官府。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沧商人李光头等人从漳州外海的浯屿退到梅岭的走马溪海域活动，被当地人揭发，后被明朝官军俘虏，全部斩杀。双方结仇日益深刻，相互斗争，日趋激烈。
嘉靖年间的海洋活动以漳州人、潮州人最为重要。在他们的影响下，福建省、浙江省的滨海区域，都有许多人卷入海上贸易。
受漳州人影响最深的当然是泉州人。泉州在宋元时代是海上贸易最兴盛的地区，然而，泉州是一个受官府影响很大的区域，由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泉州在明代前期的海上走私活动较为罕见。嘉靖年间，漳州人的海上走私活动逐渐涉及泉州海域。嘉靖十年（1531）六月癸亥：“初晋江县巡检张隆为海贼劫杀，捕之未获。会漳州民陈大渊等二十六人，以买米至舟中，有防盗器械，为捕盗者所诬。狱已成，淹禁死者六人。”
这一事件后，晋江一带的海上事件越来越多。《泉州府志》说：“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狼机诸国，通易货物，海道不靖。”
泉州离漳州最近，又有贸易传统，他们卷入海上贸易是必然的。嘉靖年间有人说：“大抵兴泉漳以海为襟，民习犷悍，而月港、海沧、诏安、漳浦、同安、福清等县，则为溟渤要害。”
这条史料便提到了泉州的同安县。晋江的安海很快成为海上走私的要点之一。黄堪的《海患呈》说：“本年（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
其后，晋江沿海下海贸易的人也多了起来。“时泉漳沿海之地，往日本者如入朝市，勾引出没，夷虏纵横。”
朱纨说：“今日通番接济之奸豪，在温州尚少，在漳泉为多。漳泉之奸豪绝，则番夷不来，而温宁一带，亦可少息。”
可见，他们将“漳泉奸豪”当作浙江海面通番贸易的原因之一。朱纨又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凡一乡防御之法，皆不得施。今一方士民徒为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髓。”
有人以夸大的语气说：“漳泉大艘旧通番市者不下千余。”
对这一情况，朝廷也是了解的，“圣谕所谓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军民，肆行残害，甚则潜从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读感发，仰知天高，听毕，明见万里之外矣”。
按，泉州的安海是一个有航海传统的市镇，早在宋代，安海民众就在从事海上贸易，明代的海禁，使他们无法下海。明代前期的海上私人贸易中，很难看到安海人的名字。但是，从嘉靖二十四年漳州人将海上贸易引到安海开始，安海人越来越多地卷入海上贸易，并成为其中的一支主力军。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重以不才官吏，科索倍增，禁网疏阔，无怪其不相率而为盗也。”
在王忬看来，泉州安海的走私贸易可以和漳州另外两大港口相比了。
明代漳州人的航海是有名的。张燮曾说：“盖闽以南为海国，而漳最剧。以海为生者，大半皆漳人云。”
姜宝的《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一文说：“闻漳之滨海人，利商舶，轻远游，其出也，每多赍而后返，故人以多赍而返也。”
“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姜宝又说：“福建之漳州，为郡滨海，我东南频年有海夷之患，疑漳之海滨人实左右之。”
《明世宗实录》记载：“龙溪嵩屿（位于海沧附近）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势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故专设捕盗馆。宜令本馆置籍刻符，民有出海货卖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使去有所由，归有所止。”
可见，海沧月港人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这都说明漳州人在明代是公认的海上水手。
漳州的航海人家大都是疍民。对于明代福建的海上人家，顾祖禹摘录前人的话：
客曰：闽固不足为中国患乎？曰：昔东晋时有孙恩者，出没海岛，为闽浙患。恩死，其党卢循继之。循灭，余种悉遁入闽。今泉州（隋唐之际指福州，亦福建代称。作者注）夷户有曰泉郎者，亦曰游艇子，厥类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船之式头属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招诱凶徒，渐成暴乱。嘉靖中倭夷蹂躏之祸，此辈所致也。然其流毒，亦于闽浙为甚。
可见，当时卷入海上贸易的主要是福建沿海的水上人家，其中又以漳州最盛，泉州次之。
我们知道：明朝的海禁是十分严厉的，在这一背景下，为何漳泉的走私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漳泉经济对工商业依赖性较大，但闽南的地形又造成内陆市场的有限，这就迫使漳州、泉州民众进行走私贸易。明清漳泉人继承了水上人家的传统文化，惯于海上航行。平时，他们在沿海捕鱼，生活十分艰苦。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涉足海上贸易。嘉靖年间，他们不顾朝廷的禁令，到东北亚、东南亚去贸易，而大陆沿海，不论是江南、浙江还是广东，都有他们的踪迹。总之，闽南人是东亚的海上马车夫，凡有海水的地方，都有闽南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