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闽粤交界处的梅岭、南澳岛

漳州海上活动的热点除了九龙江下游的海沧、月港之外，还有诏安的梅岭。此地已经接近广东的潮州，与南澳岛遥遥相望。诏安与南澳的语言相通，民众相互往来，他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进行海上活动。

一、漳州诏安梅岭及其周边的港口

梅岭位于漳州府东南的诏安县境内。诏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端，与广东潮州的饶平县为邻，并与潮州南澳岛隔海相望。梅岭处于诏安伸向海洋的玄钟半岛上，西部为诏安县的宫口港，东部为和东山岛共有的后港，后港在东山岛境内又称西浦港，后港（西浦港）三面陆地，一面向海，海口有城洲岛、西屿二岛挡住台湾海峡的风浪，是一个天然良港。此地的特点是地方僻远。

福建一省，惟漳州居极南，襟山带海，接壤岭表，民多倚险负固，蔑视宪纪。若诏安一县，则隶乎漳郡，而尽闽之分土焉者也。夫诏安，八闽之穷，而梅岭又诏安之穷，其地滨海，切邻走马溪、下湾二澳，由走马溪而南，则潮州之南澳山矣。盖闽广噤喉之冲，贼夷出没之所，视龙溪县之海沧，要害，而其民顽梗不法，则或过之。盖诏安去漳郡三日之程，而梅岭去县治四十余里，地僻则化益阻，化阻则俗益恶。贼船集泊每于走马溪、下湾者，则以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若天成一贼薮然，又有梅岭群恶以济之耳。

下为梅岭的地图：

从海上看梅岭一带的形势，东南为广东的南澳岛，西南为福建省著名的东山岛，东山岛的西南角，就是发生“走马溪事件”的东山岛岐下村。这一带地形复杂，港湾深邃，航道曲折，周边村民以打鱼为生。梅岭最大的港口宫口港，相传早在宋代就有商船出海。明朝官府鉴于此地为通向广东的要道，海寇频发，便在福建漳州的玄钟半岛宫口港设置了玄钟所，玄钟所和东山岛上的铜山所隔海相望，成为福建通向广东海路的要塞。在广东饶平境内的海湾，设有柘林寨，驻扎官兵。从广东的柘林寨到福建的县钟所和东山所，闽粤交界处的官军防线看似严密，实际上有个大漏洞，这就是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明初广东官府将南澳看成孤悬海外的小岛，出动官军将岛上居民迁返大陆，弃而不守。不料，此后的南澳岛成为海寇商人寄寓的地方。南澳岛的海寇商人来自潮州和漳州，漳州人中，又以梅岭人最多。这样，南澳的走私不能不影响到梅岭。

嘉靖年间，梅岭是与海沧、月港并列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梅岭和东山岛的走马溪环抱一个海湾。俞大猷说：“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敢去日本。自宁波而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此澳乃海寇必经之处。” 如俞大猷所说，嘉靖年间的梅岭、走马溪一带海湾，已经成为沟通南海、浙海及日本沿海的重要港湾，往来贸易的商船多要在此停泊汲水。当地民众给往来商船及海寇船只提供饮水、食物乃至商品，因而致富。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重以不才官吏，科索倍增，禁网疏阔，无怪其不相率而为盗也。” 官府很早就知道梅岭的大名了。朱纨在福建漳州、泉州推行保甲制度时说：“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府县各官，交口称便。” 实际上，梅岭人只是在家乡遵守官府的政令，私下仍然到海上谋生。梅岭是出产火长与水手的地方。“福建素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各海澳僻远，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海上生涯中发达。俞大猷说：“漳诏安之梅岭也，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之？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 按，在 1982 年绘制的福建省诏安县地图上，尚可看到梅岭镇下辖的“林厝”“田厝”“下傅”等地名，说明自古以来，林、田、傅就是当地的大姓。梅岭这三大姓在明代的对外贸易及其他海上生涯中致富。俞大猷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后来出现在朱纨的奏折中：“贼船集泊每于走马溪、下湾者，则以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若天成一贼薮然，又有梅岭群恶以济之耳。如田，如林、如何、如傅、如苏等姓，延聚数里许，人户不下千余。凶顽积习，险狠成风，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先年引贼肆劫，合县生灵，受其荼毒，惨不可言。” 王忬说：“本臣访得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豪数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联络，遂贻东南莫大之害，断非从容文法，可以坐消。”

如上所说，明代中后期，番船经常到访梅岭。葡萄牙人很早就在这里活动。胡宗宪说：“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 走马溪，位于东山岛西南的岐下村。此地有一条小溪向北流入西浦港，与梅岭隔海相望。嘉靖二十六年（1547），葡萄牙人退出月港、海沧之后，仍然在这一带活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发生了“走马溪事件”。据说，梅岭人也曾卷入倭寇活动。俞大猷说：“漳州之梅岭，在诏安县地方。此地方之人，相尚为贼，或在海，或在山，为漳潮地班会之害，已数十年。一向议征，未有决策。近日贼道吴平回居其乡，其众益逞，此地不征，则闽广之患终不能息。” 俞大猷在“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内，督领海兵在于玄钟、蒲澳，战擒海寇贼首康老等大小船七十只，生擒八十余名，攻沉下水五百余名”。 可见玄钟澳一带海寇数量之多。

总的来说，因梅岭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许多大事在这里发生，从而影响了东亚的形势。

二、潮州饶平县的南澳岛港口

如前所述，漳州诏安的梅岭与广东饶平县南澳隔海相望。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南澳山，（饶平）县西南二百里大海中，去福建玄钟澳口约三十余里。形如笔架，周二百余里。内三澳曰青，曰深，曰隆，即长沙海尾，延袤三百里，田地沃饶，几数千亩。洪武二十六年，居民为海倭侵扰，诏令内徙，遂墟其地。其山四面蔽风，大潭居中，可以藏舟。”

陈天资的《东里志》记载南澳：

南澳在东里南三十里许大海中，周围百余里，翔诩于潮、揭、海、饶之境，中分四澳。其最南曰南澳，东曰青澳，北曰深澳，西曰隆澳。南澳地广衍，然在外海，登岸处皆涉滥；青澳，自南澳东折，风波甚恶，是以二澳少有泊舟者。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劫掠。

南澳是广东海禁时期的弃岛，它成为广东对外走私贸易中心，与广东形势发展有关。明嘉靖年间，广东沿海有许多大户人家卷入对外贸易。嘉靖二年（1523），“广东之揭阳县大家井民郭朝卿，贩稻航海市漳泉，遭风漂流至其国（日本）。既还，得知海道，复贩货财私市矣。” 其后，潮州到日本的航路在嘉靖年间已有发展。黄佐在嘉靖四十年的《广东通志》中说：“东路惠潮一带，自柘林澳出海则东至倭奴国，故尤为濒海要害。漳州番舶北风过洋，必经此路。” 沿海的情况十分混乱。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广东任职的项乔说：

照得海道辽邈，做贼者势必有之。然未有势宦土豪肯合伙为贼者。或谓广东三五年来，有十数家甘心为之，然非自为之也。利巨富可以卒成，乃萃大盗为之渊薮耳。大盗甘纳税分赃，即与之立牌给票，曰某府某号船只，少不下五六十号，多至一家百余号者。假以卖货载盐，因而通番打劫、杀人取赎而无所忌。官府传闻而不敢信，巡哨官军亲见而不敢拿。以致贼势猖獗日甚，小民祸害日增，海上有天无日也久矣。

这应是广东东部及福建南部的情况。它表明沿海的一些大户人家利用其在官府的势力，给边海民众发牌号，让其在海上航行。明朝实行海禁，下海本是非法的，但在海禁松弛的时代，一些有势力的豪绅便通过庇护船户到海上航行，以获得利益。问题在于，这些航海人家有时做些非法的事，豪绅也得为其包庇，发展到后来，一些航海船户利用打劫致富，也得到豪绅的保护，这就形成很大的问题。一些不良少年到海上谋生，较好的走私贸易，最坏的驾船到外省抢劫，回家后与人分赃，导致广东沿海大乱。南澳岛位于福建广东之交，是广东海商海寇往来的著名海港：

闽广交界之所为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屿，有腊屿，有石狮头屿，有鸡母澳，有宰猪澳，有龙眼沙澳，有云盖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许朝光新旧城山屿，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辽阔，而又险可据。

潮郡十县，内包沃野，故为岭东奥区，惟是近山居者畚户蚕食其徼，道与江闽相入，则峒寇时出没焉。故险隘宜防重门之御，用遏海氛，故南澳为重镇。

如此险要之地本该驻军为好，明初，朝廷却将南澳列入迁岛名单，“南澳去玄钟澳口约三十余里，属广东饶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墟其地”。 关于南澳岛民众的迁离，《东里志》记载：

四澳旧有居民，国初属海阳，与黄隆、海山俱为信宁都地。洪武二十四年，居民顽梗，尽发充海门千户所军。因误粮饷，仍发回四澳渔耕。永乐间，倭夷越海劫掠，难以防御，将吴宗理等九十五户，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原田地五十三顷零抛荒，不许人耕，以绝祸根。原粮一百九十五石，派洒二都赔貱。后乃均分海、揭、潮共纳。

岛上有田地可以耕种，有港口可以停泊，明朝将其列为荒岛，并将岛上民众撤至内陆。但是，南澳一带的海洋历来是“闽广货舟所经，本地鱼盐所萃，颇有贸易之利。当风汛时月，每有番舶据海劫掠”。 迨至明代中叶，南澳岛已经成为海寇出没之地。彭韶于成化十八年（1482）的奏议中也提到闽粤交界处的走私贸易：“况南澳港泊界在闽广之交，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尝断绝。再若公行互市，后愈难禁，揆之大体，似有未便。” 理解这一背景，就可知道，早在成化年间，潮州沿海已经有私人海上贸易进行，《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备倭都指挥佥事姚英、巡视海道按察副使赵弘、分巡佥事翁晏领官军捕之，生擒三十余人，斩首八十五级”。 这一事件官府只说是潮州府界，未明何地。从其停泊巨舟达三十三艘来看，它应当离官军驻扎地有一定距离，应是在潮州的南澳岛。

嘉靖初年，广州关闭市舶司，原有的海上贸易转向潮州和漳州。“市舶既废，番舶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终至，去以五月。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于是凶党构煽，私市益盛不可止。” 可见，这一时期的南澳已经成为南海国家在中国贸易的一个码头。郭春震的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提道：“柘林澳，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 柘林澳位于大陆，面对南海港，暹罗商船会到柘林澳，自然也会到南澳。文献记载：“隆澳则番舶往来门户。” 南澳的贸易也吸引了日本的海商与海寇。嘉靖年间，广东的南澳岛成为海上武装及走私力量汇聚的地方。顾祖禹说：“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大为粤东患。” 乾隆时期编成的《一统志》也有类似记载：“嘉靖初，倭舶于此互市。既而倭数为寇沙屿，并移泊南澳建屋而居，为越东患三十年。” 《筹海图编》记载：

自甲申（嘉靖三年、1524 年）岁凶，双屿货壅……然倭人有贫有富，有淑有慝。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澳，至今未已。日本夷商惟以银置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希其抽税，买尖底船至外海贴造，而往渡之。

如上所述，嘉靖年间南澳港与双屿港一同兴起，成为日本商船贸易的一个地方。迄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被朱纨捣毁后，日本商船更多地来到南澳港。一直到万历三年（1575）明军在南澳岛驻扎，嘉靖、隆庆日本商船经常出没于南澳岛。

南澳岛被开辟为商港，和潮州大户有关系。明代的潮州是广东仅次于广州的富裕地区，潮州人经商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嘉靖年间，在海外贸易利润的吸引下，许多潮州人卷入海上贸易。郭春震的《备倭》一文说，“备倭者，本以御倭寇也。近年倭鲜至，而闽粤人与其温绍人亡命者，率窜入海，遂肆猖獗，为滨海诸郡患。往者议发饷金、募海夫，比旧设军士已数倍，又不足，益以东莞乌船，号子弟兵，又数百。然而不能遏其冲以宁息者，岂尽谓官兵怯弱耶？其故有三，一曰窝藏，谓滨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辄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导，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隽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劫掠。此三患者，闽粤大略相等”。 这里所说的粤人，主要是潮州人。嘉靖年间，南澳成为对日本贸易的中心地，有时倭寇也来到此地。

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矣。

由于南澳是明朝的弃岛，明朝的法律管不到这里，在南澳贸易的商人都要想办法武装自卫。一些大海商手下有许多日本浪人，他们出动抢劫，便成了倭寇。《南澳志》云：

林国宪，饶平人，与其乡人沈门田浪广皆贼李大用之党。大用死，诸贼各纠党海上。沈门入倭回，与国宪掠浙江黄岩县。县人归罪徽人徐碧溪，拘其家属，国宪乃导碧溪至南澳。后碧溪为游击黑孟阳所擒，国宪亦逃入倭。

如其所云，最早攻占浙江台州黄岩县的竟然是来自南澳的倭寇！因此，当时的倭寇都将南澳当作大后方，倭寇在浙江、福建失败后，一路南下，其目的实是逃往南澳岛。嘉靖年间的南澳岛，有来自日本的商船，也有本属华人的商船往来于南澳及日本之间。《日本一鉴》说：“明年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而叶宗满勾引倭夷来市浙海。比惧（浙江）舟师，不敢停泊，往市广东之南澳。闽广倭患始生矣。” 按，叶宗满是王直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带盗商一体的一伙人南下南澳岛，更增加了当地的海寇实力。王直的另一个助手徐铨也常到南澳。

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徐铨等诱倭市南澳，复行日本，因风逆回泊柘林。都御史鲍象贤，先命东哨统兵官黑孟赐，统率舟师伺击之，徐铨入水而死，余皆就擒。

由于双屿港无法再贸易，漳潮商人便将日本商船引到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海澄县志》记载：“洪迪珍初止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夷泊南澳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 可见，当时对日本贸易由双屿转到了南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其时，南澳与潮州之间的商业发达，胡宗宪说：“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澚，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矣。” 《日本一鉴》又说：“明年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于时南澳倭夷，常乘小舟直抵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而胡宗宪又遣人至澳招认王宗道、李贵显。”

嘉靖三十七年（1558 ），“王宗道、李贵显自日本至浙海，惊见舟师，卒往南澳。”

海寇经常往来于南澳，使南澳从一个海商重地变成海寇窝。洪迪珍成为暴发户之后，引来过去在王直手下的残倭，“各依迪珍，往来南澳间”。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倭屯浯屿经年，乃前舟山寇随王直至岑港者也，至是开洋去，其毛海峰者复移众南澳，建屋而居。”

又且南澳自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岁前，皆海市者。戊午以后，乃为贼窝。而许朝光等，负固其间。倭寇闽广，则归此澳，掳得货财、人口，许朝光等则必预造大船，市与贼众，装载以归。劫得金银，与之伢市而去。

可见，潮州人许朝光为南澳的窝主，经营海寇与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南澳岛上的倭寇海寇越来越多，南澳成为多股倭寇的始发之地。

南澳在倭乱时期成为明朝与日本的贸易转运之地，有其原因。倭寇活动开始之后，浙江沿海十分混乱，海上走私更为盛行。有些内地商人大做不法的海上生意：“杭城（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造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讥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 然而，官府很快查到不法商家的行为，对不法商人进行打击，加上浙江方面的海禁越来越严，所以，浙江商人与海商的直接贸易渐渐停止。其后，福建的混乱更甚于浙江，直接去日本贸易也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对日本贸易转移到闽浙交界处的南澳岛了。

总之，嘉靖年间海外番船到东南沿海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用明代官员的话说：“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旧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舶所据，浸淫至于嘉靖二十七年以后，祸乃大发。论者谓东南之倭乱，闽实兆之也。” 如其所云，在朱纨入闽之前，福建沿海的港口到处都有番船出现。 6ZKWAgINl92EjbGyl/UruxYhlEPSIJwwHRFoLPWYRSPkB6y5ZcquTgXYypQoXx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