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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闽粤交界处的梅岭、南澳岛

漳州海上活动的热点除了九龙江下游的海沧、月港之外,还有诏安的梅岭。此地已经接近广东的潮州,与南澳岛遥遥相望。诏安与南澳的语言相通,民众相互往来,他们常常相互合作,共同进行海上活动。

一、漳州诏安梅岭及其周边的港口

梅岭位于漳州府东南的诏安县境内。诏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端,与广东潮州的饶平县为邻,并与潮州南澳岛隔海相望。梅岭处于诏安伸向海洋的玄钟半岛上,西部为诏安县的宫口港,东部为和东山岛共有的后港,后港在东山岛境内又称西浦港,后港(西浦港)三面陆地,一面向海,海口有城洲岛、西屿二岛挡住台湾海峡的风浪,是一个天然良港。此地的特点是地方僻远。

福建一省,惟漳州居极南,襟山带海,接壤岭表,民多倚险负固,蔑视宪纪。若诏安一县,则隶乎漳郡,而尽闽之分土焉者也。夫诏安,八闽之穷,而梅岭又诏安之穷,其地滨海,切邻走马溪、下湾二澳,由走马溪而南,则潮州之南澳山矣。盖闽广噤喉之冲,贼夷出没之所,视龙溪县之海沧,要害,而其民顽梗不法,则或过之。盖诏安去漳郡三日之程,而梅岭去县治四十余里,地僻则化益阻,化阻则俗益恶。贼船集泊每于走马溪、下湾者,则以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若天成一贼薮然,又有梅岭群恶以济之耳。

下为梅岭的地图:

图 2-6 清代地图上的诏安县海港,此图录自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六十年(1774-1835年)的《中华沿海形势全图》的局部,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249 页。

图 2-7 1983 年《福建地图册》上的东山县图,走马溪在左下角的西崎村。走马溪面临的西埔港位于诏安县与东山县之间,位置隐僻,港阔水深,是走私贸易的好地方。

从海上看梅岭一带的形势,东南为广东的南澳岛,西南为福建省著名的东山岛,东山岛的西南角,就是发生“走马溪事件”的东山岛岐下村。这一带地形复杂,港湾深邃,航道曲折,周边村民以打鱼为生。梅岭最大的港口宫口港,相传早在宋代就有商船出海。明朝官府鉴于此地为通向广东的要道,海寇频发,便在福建漳州的玄钟半岛宫口港设置了玄钟所,玄钟所和东山岛上的铜山所隔海相望,成为福建通向广东海路的要塞。在广东饶平境内的海湾,设有柘林寨,驻扎官兵。从广东的柘林寨到福建的县钟所和东山所,闽粤交界处的官军防线看似严密,实际上有个大漏洞,这就是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明初广东官府将南澳看成孤悬海外的小岛,出动官军将岛上居民迁返大陆,弃而不守。不料,此后的南澳岛成为海寇商人寄寓的地方。南澳岛的海寇商人来自潮州和漳州,漳州人中,又以梅岭人最多。这样,南澳的走私不能不影响到梅岭。

嘉靖年间,梅岭是与海沧、月港并列的私人海上贸易港口。梅岭和东山岛的走马溪环抱一个海湾。俞大猷说:“诸番自彭亨而上者,可数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敢去日本。自宁波而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此澳乃海寇必经之处。” 如俞大猷所说,嘉靖年间的梅岭、走马溪一带海湾,已经成为沟通南海、浙海及日本沿海的重要港湾,往来贸易的商船多要在此停泊汲水。当地民众给往来商船及海寇船只提供饮水、食物乃至商品,因而致富。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重以不才官吏,科索倍增,禁网疏阔,无怪其不相率而为盗也。” 官府很早就知道梅岭的大名了。朱纨在福建漳州、泉州推行保甲制度时说:“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府县各官,交口称便。” 实际上,梅岭人只是在家乡遵守官府的政令,私下仍然到海上谋生。梅岭是出产火长与水手的地方。“福建素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各海澳僻远,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海上生涯中发达。俞大猷说:“漳诏安之梅岭也,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之?历年官府竟莫之奈何。” 按,在 1982 年绘制的福建省诏安县地图上,尚可看到梅岭镇下辖的“林厝”“田厝”“下傅”等地名,说明自古以来,林、田、傅就是当地的大姓。梅岭这三大姓在明代的对外贸易及其他海上生涯中致富。俞大猷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后来出现在朱纨的奏折中:“贼船集泊每于走马溪、下湾者,则以此地两山壁立,风涛不惊,若天成一贼薮然,又有梅岭群恶以济之耳。如田,如林、如何、如傅、如苏等姓,延聚数里许,人户不下千余。凶顽积习,险狠成风,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先年引贼肆劫,合县生灵,受其荼毒,惨不可言。” 王忬说:“本臣访得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豪数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联络,遂贻东南莫大之害,断非从容文法,可以坐消。”

如上所说,明代中后期,番船经常到访梅岭。葡萄牙人很早就在这里活动。胡宗宪说:“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 走马溪,位于东山岛西南的岐下村。此地有一条小溪向北流入西浦港,与梅岭隔海相望。嘉靖二十六年(1547),葡萄牙人退出月港、海沧之后,仍然在这一带活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发生了“走马溪事件”。据说,梅岭人也曾卷入倭寇活动。俞大猷说:“漳州之梅岭,在诏安县地方。此地方之人,相尚为贼,或在海,或在山,为漳潮地班会之害,已数十年。一向议征,未有决策。近日贼道吴平回居其乡,其众益逞,此地不征,则闽广之患终不能息。” 俞大猷在“嘉靖二十六年五月内,督领海兵在于玄钟、蒲澳,战擒海寇贼首康老等大小船七十只,生擒八十余名,攻沉下水五百余名”。 可见玄钟澳一带海寇数量之多。

总的来说,因梅岭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许多大事在这里发生,从而影响了东亚的形势。

二、潮州饶平县的南澳岛港口

图 2-8 明代福建广东交界处海图, 当中岛屿为南澳岛。图的下方为福建诏安、东山岛一带的地图,其中看得到东山岛的走马溪、诏安城及玄钟所等地名。

如前所述,漳州诏安的梅岭与广东饶平县南澳隔海相望。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南澳山,(饶平)县西南二百里大海中,去福建玄钟澳口约三十余里。形如笔架,周二百余里。内三澳曰青,曰深,曰隆,即长沙海尾,延袤三百里,田地沃饶,几数千亩。洪武二十六年,居民为海倭侵扰,诏令内徙,遂墟其地。其山四面蔽风,大潭居中,可以藏舟。”

陈天资的《东里志》记载南澳:

南澳在东里南三十里许大海中,周围百余里,翔诩于潮、揭、海、饶之境,中分四澳。其最南曰南澳,东曰青澳,北曰深澳,西曰隆澳。南澳地广衍,然在外海,登岸处皆涉滥;青澳,自南澳东折,风波甚恶,是以二澳少有泊舟者。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劫掠。

南澳是广东海禁时期的弃岛,它成为广东对外走私贸易中心,与广东形势发展有关。明嘉靖年间,广东沿海有许多大户人家卷入对外贸易。嘉靖二年(1523),“广东之揭阳县大家井民郭朝卿,贩稻航海市漳泉,遭风漂流至其国(日本)。既还,得知海道,复贩货财私市矣。” 其后,潮州到日本的航路在嘉靖年间已有发展。黄佐在嘉靖四十年的《广东通志》中说:“东路惠潮一带,自柘林澳出海则东至倭奴国,故尤为濒海要害。漳州番舶北风过洋,必经此路。” 沿海的情况十分混乱。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广东任职的项乔说:

照得海道辽邈,做贼者势必有之。然未有势宦土豪肯合伙为贼者。或谓广东三五年来,有十数家甘心为之,然非自为之也。利巨富可以卒成,乃萃大盗为之渊薮耳。大盗甘纳税分赃,即与之立牌给票,曰某府某号船只,少不下五六十号,多至一家百余号者。假以卖货载盐,因而通番打劫、杀人取赎而无所忌。官府传闻而不敢信,巡哨官军亲见而不敢拿。以致贼势猖獗日甚,小民祸害日增,海上有天无日也久矣。

这应是广东东部及福建南部的情况。它表明沿海的一些大户人家利用其在官府的势力,给边海民众发牌号,让其在海上航行。明朝实行海禁,下海本是非法的,但在海禁松弛的时代,一些有势力的豪绅便通过庇护船户到海上航行,以获得利益。问题在于,这些航海人家有时做些非法的事,豪绅也得为其包庇,发展到后来,一些航海船户利用打劫致富,也得到豪绅的保护,这就形成很大的问题。一些不良少年到海上谋生,较好的走私贸易,最坏的驾船到外省抢劫,回家后与人分赃,导致广东沿海大乱。南澳岛位于福建广东之交,是广东海商海寇往来的著名海港:

闽广交界之所为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屿,有腊屿,有石狮头屿,有鸡母澳,有宰猪澳,有龙眼沙澳,有云盖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许朝光新旧城山屿,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辽阔,而又险可据。

潮郡十县,内包沃野,故为岭东奥区,惟是近山居者畚户蚕食其徼,道与江闽相入,则峒寇时出没焉。故险隘宜防重门之御,用遏海氛,故南澳为重镇。

如此险要之地本该驻军为好,明初,朝廷却将南澳列入迁岛名单,“南澳去玄钟澳口约三十余里,属广东饶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墟其地”。 关于南澳岛民众的迁离,《东里志》记载:

四澳旧有居民,国初属海阳,与黄隆、海山俱为信宁都地。洪武二十四年,居民顽梗,尽发充海门千户所军。因误粮饷,仍发回四澳渔耕。永乐间,倭夷越海劫掠,难以防御,将吴宗理等九十五户,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原田地五十三顷零抛荒,不许人耕,以绝祸根。原粮一百九十五石,派洒二都赔貱。后乃均分海、揭、潮共纳。

岛上有田地可以耕种,有港口可以停泊,明朝将其列为荒岛,并将岛上民众撤至内陆。但是,南澳一带的海洋历来是“闽广货舟所经,本地鱼盐所萃,颇有贸易之利。当风汛时月,每有番舶据海劫掠”。 迨至明代中叶,南澳岛已经成为海寇出没之地。彭韶于成化十八年(1482)的奏议中也提到闽粤交界处的走私贸易:“况南澳港泊界在闽广之交,私番船只寒往暑来,官军虽捕,未尝断绝。再若公行互市,后愈难禁,揆之大体,似有未便。” 理解这一背景,就可知道,早在成化年间,潮州沿海已经有私人海上贸易进行,《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十年(1484)十二月“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备倭都指挥佥事姚英、巡视海道按察副使赵弘、分巡佥事翁晏领官军捕之,生擒三十余人,斩首八十五级”。 这一事件官府只说是潮州府界,未明何地。从其停泊巨舟达三十三艘来看,它应当离官军驻扎地有一定距离,应是在潮州的南澳岛。

嘉靖初年,广州关闭市舶司,原有的海上贸易转向潮州和漳州。“市舶既废,番舶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终至,去以五月。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于是凶党构煽,私市益盛不可止。” 可见,这一时期的南澳已经成为南海国家在中国贸易的一个码头。郭春震的嘉靖《潮州府志·地理志》提道:“柘林澳,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 柘林澳位于大陆,面对南海港,暹罗商船会到柘林澳,自然也会到南澳。文献记载:“隆澳则番舶往来门户。” 南澳的贸易也吸引了日本的海商与海寇。嘉靖年间,广东的南澳岛成为海上武装及走私力量汇聚的地方。顾祖禹说:“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大为粤东患。” 乾隆时期编成的《一统志》也有类似记载:“嘉靖初,倭舶于此互市。既而倭数为寇沙屿,并移泊南澳建屋而居,为越东患三十年。” 《筹海图编》记载:

自甲申(嘉靖三年、1524 年)岁凶,双屿货壅……然倭人有贫有富,有淑有慝。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澳,至今未已。日本夷商惟以银置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希其抽税,买尖底船至外海贴造,而往渡之。

如上所述,嘉靖年间南澳港与双屿港一同兴起,成为日本商船贸易的一个地方。迄至嘉靖二十七年(1548)双屿港被朱纨捣毁后,日本商船更多地来到南澳港。一直到万历三年(1575)明军在南澳岛驻扎,嘉靖、隆庆日本商船经常出没于南澳岛。

南澳岛被开辟为商港,和潮州大户有关系。明代的潮州是广东仅次于广州的富裕地区,潮州人经商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嘉靖年间,在海外贸易利润的吸引下,许多潮州人卷入海上贸易。郭春震的《备倭》一文说,“备倭者,本以御倭寇也。近年倭鲜至,而闽粤人与其温绍人亡命者,率窜入海,遂肆猖獗,为滨海诸郡患。往者议发饷金、募海夫,比旧设军士已数倍,又不足,益以东莞乌船,号子弟兵,又数百。然而不能遏其冲以宁息者,岂尽谓官兵怯弱耶?其故有三,一曰窝藏,谓滨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辄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导,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隽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劫掠。此三患者,闽粤大略相等”。 这里所说的粤人,主要是潮州人。嘉靖年间,南澳成为对日本贸易的中心地,有时倭寇也来到此地。

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澳,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矣。

由于南澳是明朝的弃岛,明朝的法律管不到这里,在南澳贸易的商人都要想办法武装自卫。一些大海商手下有许多日本浪人,他们出动抢劫,便成了倭寇。《南澳志》云:

林国宪,饶平人,与其乡人沈门田浪广皆贼李大用之党。大用死,诸贼各纠党海上。沈门入倭回,与国宪掠浙江黄岩县。县人归罪徽人徐碧溪,拘其家属,国宪乃导碧溪至南澳。后碧溪为游击黑孟阳所擒,国宪亦逃入倭。

如其所云,最早攻占浙江台州黄岩县的竟然是来自南澳的倭寇!因此,当时的倭寇都将南澳当作大后方,倭寇在浙江、福建失败后,一路南下,其目的实是逃往南澳岛。嘉靖年间的南澳岛,有来自日本的商船,也有本属华人的商船往来于南澳及日本之间。《日本一鉴》说:“明年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而叶宗满勾引倭夷来市浙海。比惧(浙江)舟师,不敢停泊,往市广东之南澳。闽广倭患始生矣。” 按,叶宗满是王直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带盗商一体的一伙人南下南澳岛,更增加了当地的海寇实力。王直的另一个助手徐铨也常到南澳。

岁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徐铨等诱倭市南澳,复行日本,因风逆回泊柘林。都御史鲍象贤,先命东哨统兵官黑孟赐,统率舟师伺击之,徐铨入水而死,余皆就擒。

由于双屿港无法再贸易,漳潮商人便将日本商船引到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海澄县志》记载:“洪迪珍初止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夷泊南澳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 可见,当时对日本贸易由双屿转到了南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其时,南澳与潮州之间的商业发达,胡宗宪说:“漳潮乃滨海之地,广福人以四方客货预藏于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银置买,不似西洋人载货而来,换货而去也。故中国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澚,饰为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数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情无不知矣。” 《日本一鉴》又说:“明年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于时南澳倭夷,常乘小舟直抵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而胡宗宪又遣人至澳招认王宗道、李贵显。”

嘉靖三十七年(1558 ),“王宗道、李贵显自日本至浙海,惊见舟师,卒往南澳。”

海寇经常往来于南澳,使南澳从一个海商重地变成海寇窝。洪迪珍成为暴发户之后,引来过去在王直手下的残倭,“各依迪珍,往来南澳间”。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倭屯浯屿经年,乃前舟山寇随王直至岑港者也,至是开洋去,其毛海峰者复移众南澳,建屋而居。”

又且南澳自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岁前,皆海市者。戊午以后,乃为贼窝。而许朝光等,负固其间。倭寇闽广,则归此澳,掳得货财、人口,许朝光等则必预造大船,市与贼众,装载以归。劫得金银,与之伢市而去。

可见,潮州人许朝光为南澳的窝主,经营海寇与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南澳岛上的倭寇海寇越来越多,南澳成为多股倭寇的始发之地。

南澳在倭乱时期成为明朝与日本的贸易转运之地,有其原因。倭寇活动开始之后,浙江沿海十分混乱,海上走私更为盛行。有些内地商人大做不法的海上生意:“杭城(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造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讥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 然而,官府很快查到不法商家的行为,对不法商人进行打击,加上浙江方面的海禁越来越严,所以,浙江商人与海商的直接贸易渐渐停止。其后,福建的混乱更甚于浙江,直接去日本贸易也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对日本贸易转移到闽浙交界处的南澳岛了。

总之,嘉靖年间海外番船到东南沿海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用明代官员的话说:“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旧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舶所据,浸淫至于嘉靖二十七年以后,祸乃大发。论者谓东南之倭乱,闽实兆之也。” 如其所云,在朱纨入闽之前,福建沿海的港口到处都有番船出现。 eWTOoUTMoIL/INtoXqgZ9DgSnjyaz3vsRpb4kodUj/nzPUkYJpkPMPIUJ8395Q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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