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嘉靖前期的月港与海沧

福建的漳州及广东的潮州，自明初以来，一直有海寇商人在活动。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漳州海寇及海商已经形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他们主要来自九龙江出海口以海沧为中心的漳州五澳以及诏安的梅岭、走马溪。这是我在第八章论证的一个观点。嘉靖年间，漳州人对东亚海上商业网络生产巨大的影响。

一、明代嘉靖年间的漳州“五澳”

漳州是福建最接近广东的一个府州。明代有人评论漳州：“一水清流，列峰秀出，控引番禺，襟喉岭表”。 “自正德以后，月港豪民多造巨舰向外洋交易。久之，诱寇内讧，法不能止。”

嘉靖初年，漳州在中国海上商业网络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郑善夫说：“漳州南祍海，又控岛夷，实维雄邦。” 张时泰说：“漳于闽为新邑，以其绾毂大海，岛屿之所环错，朝夕舳舻之所出入，闽南咽喉，称要地焉。” 但是，要管理好漳州的港口，却是不容易的。“漳州山海地方接壤广潮，系盗贼出没渊薮。”

明代前期，活跃在东亚各个港口的华商，有许多人出自漳州“五澳”区域。“龙溪，漳首邑，其地负山而襟海……海居之不逞者，或挟舟楫，犯风涛，交通岛夷。甚者为盗贼，流毒四方。故漳州称难治莫龙溪者也。” 龙溪位于九龙江的下游，该地河流曲折，港湾甚多，成为海上事件多发地区。

九龙江是福建南部的一条河流，其主要流域在漳州府境内。流域内最大的城市是漳州。漳州上游，九龙江水道分为二支，即西溪和北溪。西溪上源为船场溪，船场溪发源于平和县与南靖县的山区，下游进入漳州平原，溪畔即为漳州府城。平和、南靖的各类物产，都可以通过水路运到漳州。九龙江的又一上源北溪直上漳平、龙岩二县，此处水流急湍，只能通行小船。月港在漳州下游。漳州的商船从漳州城外的码头出发，顺水五十里路程，即可以到达月港。而北溪上游漳平所在位置，已是延平府、汀州府的分水岭，在九龙江的上源翻过大山，即可进入闽江流域与汀江流域。因此，在九龙江的上游，翻越漳平县的分水岭，有一条商道可通闽北山区的闽江流域商道。嘉靖《漳平县志》记载：“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 可见，这是一条走私月港番货的商路。当年月港所需物资，多从九龙江上游运来，其中包括造船所需的木材等商品。

九龙江的下游水道复杂，岛屿众多。此处位于泉州与漳州的交界之处，历史上被称为厦门湾或是漳州湾，拥有金门、厦门等岛屿。从厦门海口看九龙江出海口诸岛，北部是属于泉州的金门、烈屿、大担、二担诸岛，内侧是厦门岛和鼓浪屿。鼓浪屿以西的海沧，明清时期则属于漳州，现代划给厦门市。九龙江的南岸全部属于漳州，江中及海口的岛屿，属于漳州的是浯屿、海门岛，海门岛与北岸的海沧隔海相望，此间迤西的一系列岛屿都属于漳州管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海沧和月港。《粤闽巡视纪略》论述这一带港口时说：“其支海之北，则为桥尾、嵩屿、长屿、海沧、许林头诸境，濠门巡检司在焉。即所割龙溪一二三都之地也。今皆在界外。支海之尾，分南北流，南流循邑治，而东北流历白石、青礁、石美，自北岸东出，合于南海。” 九龙江上的岛屿，除了最外面的海门岛、圭屿（又名鸡屿）之外，还有“许茂、乌礁、紫泥三洲，星列迤逦而东”。许茂的上游，即为今龙海驻地石码港。这些地区在明代曾被称为“五澳”。

龙溪下海民众最多的区域是“五澳”。此地河海交汇，地形复杂，港湾甚多，因而有“五澳”之称。其实，可以停泊大船的港湾远不止“五澳”。

最早的五澳是指“海沧、月港、长屿、沙阪、崧屿”等五个港口。嘉靖九年（1530），在漳州的官员言及沿海港口：“佥以龙溪月港、海沧、沙阪、崧屿、长屿……东际大海、南密诸番，仓卒有变，请计台府，动经旬月。逮至扑灭，流毒已深。” 这段文字除了指出这些港口与海外各地都有联系外，还说出这一时期的“五澳”，是指围绕着海沧镇的周边港口。因而明朝人有时以“海沧”一词统称五澳诸港。

五澳人剽悍善战，他们不是当水兵，就是当海寇，至少也是出外贸易的海商。因此，明代官员觉得，要管好漳州，首先要管好这“五澳”的水上人家。但是，由于当时的海上生涯有许多机会，五澳人乐于下海冒险，其中有不少人发财回家，因而引起周边各村镇民众的羡慕。周边民众不是像官府要求的那样与五澳人保持距离，而是逐渐卷入五澳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五澳所概述的村镇越来越多。例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备倭都指挥黎秀：“既而复上议曰：近署安边馆事，谂知违禁通番大船之详。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 其中提到了月港之外的七个港湾，除了海沧、嵩屿、长屿是原有的“五澳”之外，失去了沙阪、崧屿，增加了渐尾、石马、许林、白石等四个地名。其中消失的地名如沙阪、崧屿，都是海沧的近邻村庄，它应是随着海沧镇的扩大，成为海沧的一部分，因而不需要再出现。在增加的四个村镇中，据光绪三年（1877）《漳州府志》所附海澄县图，“许林头墩”在海沧的西面，“石马”今为龙海所在地，明初原名锦江，嘉靖年间当地人筑造了一座石砌码头，因而以“石码”之闻名于世。这些史料说明：加入海寇队伍的村落，在向九龙江内地港湾发展。再后，诸如许茂、乌礁、紫泥也成为海沧五澳的一部分。清初的《粤闽巡视纪略》总结：“其支海之北，则为桥尾、嵩屿、长屿、海沧、许林头诸境，濠门巡检司在焉。即所割龙溪一二三都之地也。”如其所说，仅在九龙江下游以北的五澳港口就有五六个了。九龙江下游以南的港口是月港，还有其上游的石码港。九龙江上的岛屿，则有海门岛、圭屿（又名鸡屿），以及“许茂、乌礁、紫泥三洲，星列迤逦而东”。算起来，所谓“五澳”，嘉靖后期共有十五六个港口。

二、嘉靖年间赫赫有名的“海沧打手”

五澳的民风强悍，明代水师的水兵大都出于海沧五澳及广东东莞。“海上舟师猛敢者，福建漳、泉、龙溪县沿海月港地方，及广东东莞县南头千户所，归德、福永地方。” 简单地说，漳州五澳民风强悍，历来以参加军队为荣，在当时号称“海沧打手”。明代前期朝廷在南方作战，每每从海沧调发民间武装。例如，王守仁与宁王交战时，曾想调漳州海沧之兵，“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选募海沧打手一万名，动支官库，不拘何项银两，从厚给与衣装、行粮，各备锋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书兵备佥事”。 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戊子，因安南出现了政变，明朝策划出兵干涉，尚书毛伯温调集四方之兵，其中即有“福建漳泉等处海兵”。 这一事件中，同安人林希元皆力主战，在他的记载中，也要调发漳州的海兵。漳州五澳人历来以参加军队为荣。有许多人为国牺牲。例如，“嘉靖十二年，山寇躏蹂漳泉之交，官兵讨捕不能制。（海沧）沙坂人周玉质以民兵接战，斩馘数多，贼为退舍。玉质贾勇穷追，死之。” 明代前期朝廷在南方作战，每每从海沧调发民间武装。漳州海沧人尤其擅长水战，他们的海沧船、草撇船后来都成为明代水师的主力船型。

不过，随着海沧五澳人口的增长，明军有限的机会无法容纳他们，其中有些人从事海上走私，甚至当海寇，所谓的“海沧盗”也来自此地。林希元在《上巡按弭盗书》中说：“夫海沧盗所以相寻不已者，招抚启之也。自官府招抚之策行，海沧寇盗更相仿效，遂不可止。今日之林益成，即前日之李昭卒、李益进、马宗实辈也。夫李周贤者亦见：吾往时之跋扈，既卒苟免，今日之林益成又得宽宥。吾弟之罪，未至于益成，吾力足以鼓乱，而又过之。吾再观兵，官府必复惮。而我释此其所以敢为叛乱，轻兴趣而不顾也。今不大加创惩、大肆诛灭，不足以折奸雄之心。” 以上表明，自明中叶以来，明朝官府多次招抚海寇当兵，其中不少海沧人。所以，嘉靖初年的重臣桂萼在其《福建图叙》一文中论福建形势：“滨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贡，不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兴（通番海贼，不时出没）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 嘉靖年间陈全之说：“而我民盗海者，漳则为甚。” 这说明五澳人是中国东南海寇的主力。对明朝而言，怎样使用漳州五澳人是个问题。

朱纨就任浙闽巡抚之后，俞大猷向他建议在安边馆（在海沧）驻扎一支水师，船只要用福清的大福船，而水师士兵应招海沧一带的人。“盖漳沿海之民惯于水战，足以制福兴泉三府之海寇也。” 茅坤也很看重福建的福清水兵和漳州龙溪水兵：“福州及漳州兵当故勒习水战矣。闻其内多从海寇行奸利者，故习海寇所斗，于诸兵中为最。” 实际上，五澳民众的理想就是在水师当兵，吃官粮，然而，情况不利时，海沧人也会下海洋为商为盗。当时有人说：“月港、海沧之民啸聚而附焉，而诸峒不逞之徒又角起而为之翼，是与闽为敌者，半闽人也。” 明朝不适当的海洋政策使之沦为海寇，这是一个悲剧。

以后的论述还将证明：明代的海沧兵实际上是东亚水上最强的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水师可以击败环中国海区域任何武装，即使是倭寇，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不过，他们没有出路时，也可能当海寇，以抢劫为生。明代海上的治乱，其实取决于海沧兵的态度，当他们为明朝而战之时，明朝的水师可以轻松击败任何来犯者，即使是荷兰、日本的水上力量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如果朝廷政策不对，他们也会发动海上暴动，变成反政府力量。嘉靖年间横行中国东南的倭寇，便与他们有关。

三、嘉靖年间发自闽粤边界的海寇

明代前期福建与广东交界处的海寇活动一向是局部性的。他们的活动主要在漳潮海面，未能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明朝官府往往忽略这些海寇。然而，到了嘉靖年间，漳潮的海寇问题越来越严重。俞大猷曾说：“潮州于数年之前，苦遭漳州白艚贼船之害。” 嘉靖初，进犯闽南的海寇颇多。嘉靖二年（1523）四月壬申，巡按福建监御史王以旗等言，“盗起广东，转入漳泉，势甚猖獗”。 嘉靖四年（1525）五月丙寅，“兵部言福建流贼新大总等起自广东饶平，杀劫兴泉漳三府，杀掠甚众。” 在双屿港横行一时的阮思盻即为潮州海寇。对漳潮地区来说，海寇活动往往与海商活动相伴而行。海寇击败明朝水师之后，海商就不受海禁的影响，可以自由活动了。此外，海寇的存在，也证明海商活动的盛行，否则，没有海商，海寇“何以为生”？

在明代中叶，从陆上到闽粤各地抢劫的强盗多为广东潮州人，有“粤盗”之称。而从海路北上抢劫的，则多冒名为“漳寇”。桂萼《福建图叙》：“海物互市，妖孽荐兴（通番海贼，不时出没）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 其实，“漳寇”中有不少是潮州人，所谓“漳寇”，其实就是闽粤海寇的简称罢了，实际上不光是漳州人。海寇在嘉靖年间已经形成一大威胁，何乔远说：“闽中成（化）、弘（治）以前，山寇多而海寇少，正（德）、嘉（靖）以来，山寇少而海寇多。” 浙江的钱薇说“海故有漳州贼、崇明贼”以及倭贼，为了平定这些海寇，浙江才设置了巡抚。 董应举说：“福建治乱根乎漳泉，漳泉饥则盗贼众，盗贼众则福建乱，此必然之势也。” 这都是明代后期官吏们的总结，但也说明了明代前期漳州人民反抗的原因。总之，明代的海禁政策使漳州赖以生存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使漳州人的生活日益艰难。由于生活所迫，自明朝开国实行海禁政策以来，无法忍受专制统治的漳州民众不断起事造反，使漳州成为朝廷一直头痛的“治安之癌”。

嘉靖年间，海寇活动盛行于闽粤漳潮之间，渐渐向漳州以北的区域发展。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月间，漳州海面上的海寇有“海船百余只，贼党数千人，登岸行劫。”嘉靖二十六（1547）年二月，漳州诏安沿海有“贼船八十余只”。 他们经常在海战中压倒明朝官军。“贼船番船，则兵利甲坚，乘虚驭风，如拥铁船而来；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其不攻劫水寨卫所，巡司者亦幸矣，官军窜首不暇。” 漳寇也常袭击泉州府，郑普的《平寇碑记》说：“海巨寇曰阮其宝、四师老、林剪毛者十八种，为患于闽、浙、交、广间二十余年。嘉靖某年四月，掠同安小嶝屿。被执者二百余人，小嶝遂墟。旋掠东石，围攻深沪，而惠安属地则一岁三四至，民遭残毒，视北虏尤甚。” 泉州惠安人张岳在“与福建按院何古林”的信中提道：“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寒舍聚族海滨，力不能迁，因循以待祸。” 从文意看，张岳家遭到漳寇的袭击。福建按察使何古林认为张岳住在海滨，很危险，因此劝他搬迁，但被张岳谢绝。又据林希元所说，闽粤海寇“一日杀小登屿民一百七十余，前后焚烧深沪居民数百家，杀死数百人，焚张都宪之家，杀其叔父，虏其子女，劫其财物，此海寇之患也”。 其中的张都宪家，应是指张岳之家。漳州沿海的一些地方因当强盗而富裕起来，王忬说：“迩来漳泉等处奸民，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 《泉州府志》说：“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狼机诸国，通易货物，海道不靖。” 泉州离漳州最近，很快被卷入到海上生涯中去。“至如福建滨海之民，多有惯充捕盗，屡次通番，究其机智胆勇，反过于贼，即今或问罪见监，或带案逃避。”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戊寅，王忬为与海寇作战的水师开出赏格：“擒斩漳寇、海寇，为从者赏银三两，次剧贼五两，船主渠魁二十两，酋首为众所服者五十两，其夺获贼艘大者五两，中者二两，小者一两。”

以上事实表明，嘉靖年间明代闽粤边境的海寇已经十分活跃，他们发展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在嘉靖初年已经形成很大的势力。

四、海沧的安边馆和海道副使

海沧混乱的状况引起了当地士绅的忧虑，他们很早就建议在海沧或是月港建县管理。“切念闽中八郡，而漳州为遐陬，漳州八邑，而月港为边隅。论生聚，则蜂房栉篦，而货贝聚集，闽南之奥区也。论俗尚，则民顽好斗，而衽革轻生，盗贼之渊薮也。盖地接岛夷，民习操舟，通番倡乱，贻患地方者，已非一曰矣。嘉靖初年，居民苦之，赴诉于官，请设县治。监司府县，徒为一切之计，只于海沧地面设置安边馆，以八府通判轮管其事。” 在漳州士绅们的要求下，明朝终于在海沧设立安边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月港尚无官府的高级机构。

“安边馆，在海澄县东北二十里海沧澳，明嘉靖九年置，委通判驻守。” 安边馆设置后，当地治安有所好转。俞大猷曾说：“漳龙溪县之海沧地方，旧即今之梅岭（梅岭为出海寇的地方）。后因设安边馆以镇之，而民遂就理。” 但也有人说，虽有安边馆之设，并未解决当地的问题。仇俊卿说：“漳州海沧之人，悍谲尤甚，素号难驯。嘉靖年间始置安边馆，轮委通判一员治之，半年一更，上下皆无固心。无益于地方海防之助。” 过了不久，情况更为糟糕。当地人说：“只于海沧地面，设置安边馆，以八府通判轮管其事。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草野之民，莫不疚心疾首。” 安边馆之责是禁止当地非法的海外贸易，但因海沧人在海外贸易中赚取许多钱，所以，他们反对官府的政令。这些人中，也有许多是当地的绅士，他们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终于改变了安边馆官员的想法。而安边馆的官员们，也乘机与民为市，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这就使官府的海禁之令无法执行，当地治安，更为混乱。嘉靖二十八（1549）年，朱纨说：“盖福建多贤之乡，廷论素所倚重，而滨海不理之口，流言亦能动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迁就为自全计，虽有巡按御史除奸革弊，然巡历不过一年，交代则成故纸。盖威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 他们共同反对明朝的海禁政策。闽浙巡视朱纨承认：“但以海为家之徒，安居城郭，既无剥床之灾，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往往倡为樵采渔猎之说，动称小民失利，或虞激变，鼓惑群听，加以浮诞之词，虽贤者深信不疑矣。” 可见，漳州沿海区域十分难以管理。

后来，俞大猷向官府建议：将海道副使设于漳州海沧，“此亦须巡海道长驻漳州，方能令出远行。否则，缓不济事矣。其兵船必发于漳者，盖漳沿海之民惯于水战，足以制福兴泉三府之海寇也”。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海道副使长驻漳州，在漳州有了衙门。另外，让漳州五澳人继续当兵，这是俞大猷的釜底抽薪之策。但是，这支水师到浙江后，最终被浙江方面遣散。海沧本地的走私越来越厉害了。备倭都指挥黎秀“既而复上议曰：近署安边馆事，谂知违禁通番大船之详。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 可见，海沧的状况仍然不能乐观。

与海沧设安边馆相对，月港设置了靖海馆。“靖海馆，今海澄县治。其地旧名月港，自唐宋以来为海滨大聚落。元时尝置巡司。明正德中土民私造巨舶航海，与诸番贸易。嘉靖中遂诱佛郎机夷内入浯屿。二十七年巡海道柯乔议设县治于月港。三十年于月港置靖海馆，以通判往来巡缉。未几，倭贼入寇，累出月港。奸民乘机构逆结巢盘踞，殆同化外。”

明朝曾想以在海沧设置社学的方式改变当地民众的习性。朱淛说：

海沧，清漳奥区也。岛屿鲸鲵，劻勷弗靖，旧设安边馆，择列郡守臣有风力者居之，以弹压镇服。去岁丁酉（嘉靖十六年、1537 年）冬，揭阳唐侯奉檄来守兹土，慎修厥职，惠绥威慑，边事弭宁。乃谋立社学，以滋培善化，一变海俗。请于宪臣摄海道南海曾公、奉敕巡海道余公。佥曰：可。乃相安边迤东盘石之上废址一坵，负麓面江，气势爽闿，规立学舍，中为讲堂，后为燕室。斋舍旁列廊庑环绕，凡若干楹。萃子弟之秀者，为延师儒，使朝夕讲肄于其中。侯时一到，躬为课，督以相其成。既乃价许生宝、王生一奇、江生一澜、林生逢春，诣淛山中，请记其事。夫风声气习，五方靡齐，而转移运化之机，为师帅者则诚有责焉。耳逖闻海沧僻左，髦士得游于郡邑之学者，无几人。科目久荒，弦诵绝响。童孺之所见闻，无非风帆浪楫，跳踯陆梁，震撼击撞之事。其俗尚武，骁悍狞犷，喜乱好争，骜然有车辚驷铁之意。兹非其习固然与？夫果毅勇敢，适道之资，而慷慨激烈，沟壑丧元之夫，君子有取焉。海沧之俗，木强气决，无颓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端养其蒙，使之降心俛首日周旋于衣冠俎豆之间。沉酣于礼义揖逊之化。渐渍日久，淳风可回。出其余勇，固将迁善徙义，为直道而行之。民异时次第名扬，亦当有所树立以闻于世。兹地故宋时有苏廷仪、颜幾圣诸先正，彬彬辈出，其立朝大节，垂诸汗青，文献可考也。后生私淑又安知无若人耶？此唐侯嘉惠后学之意，诸生执业于是其可以重勉矣夫。

然而，设置安边馆及开展文化教育一时都没能起作用。“备倭都指挥黎秀独谓不然”，上议于巡按御史金公豪曰：

日本倭夷先年内犯，朝廷屡下备倭之诏，及委重臣以督海防，是以海洋义安。今承平日久，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向尝缉绝，今复启衅。若不预行究治，恐祸患日深。卒难禁制也。既而复上议曰：近署安边馆事，谂知违禁通番大船之详，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本职欲行禁治，恐澳甲势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祸，乞行府县巡捕官亲诣各澳密行，擒治。船只应烧毁者，烧毁，应留用者留用，庶顽民知警，而通番之风少息矣。议上，秀遂大为漳泉耆民捕盗怨谤。致劾免官。后十余年，倭患大炽，沿海数千里生灵靡不荼毒，人始服黎远览，而惜其冤抑。

黎秀这段话，使其受到攻击，后被撤职，转回家乡，在浙江水师任职。但黎秀的这段话是很有价值的。他不仅证明漳州海寇大多出于九龙江流域，而且还证明他们是倭寇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明代漳州的“海沧打手”是影响中国海洋史的重要力量。王阳明曾调用过海沧打手，林希元曾设想招募海沧打手平定安南，他说：“安南之役，予募兵漳泉，君（俞大猷）以金门千户从事，发谋吐虑，动契予心。方与同升，适予蹉跌，愿莫之遂。” 俞大猷组建福建水师，海沧打手是主力。不过，在大量海沧人成为福建、广东水师的同时，部分过剩人口也出外做海寇，或是经商。在明朝，下海经商是违法的，因此，他们经常与官府发生冲突。《明史》记载有些水师遇到海寇时不肯出力，因为，这些海寇都是他们同乡。

由于嘉靖时期海沧、月港等地的五澳人是海上最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们在海上能够为所欲为。虽然海沧有安边馆之设，但也管不了他们。一些腐败的官员收些钱，听之任之了。因此，嘉靖年间的“海沧五澳”民众，经常到海外贸易，甚至是做海寇。总之，他们是影响东亚海上形势的重要力量。

五、嘉靖前期月港、海沧的海上贸易

嘉靖年间，尽管朝廷重新颁布了海禁之令，民间的通番贸易仍然十分流行。官府认为应当加重处理。嘉靖三年（1524）四月壬寅，御史王以旂上奏：

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宜严定律例，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结番夷，互市称贷，绍财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内外军民例；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律；各论罪。怙恶不悛者，并徙其家。第前所引例已足尽法，徒家太重，请勿连坐。仍通行浙江广东，一体榜谕。从之。

以上是以福建为例立法禁止海上贸易。而福建参与私人海上贸易最多的是漳州人。漳州人中，又以龙溪人和诏安人为多。其中龙溪人多来自海沧、月港周边地区。其时，中国造船业以福建为盛，明代中叶的福建造船业，以漳州最为突出。当时的福建漳州生态很好，大片原始森林覆盖着漳州沿海的港湾，如漳浦县：“北去郡，南由南沼入潮，各二百里。林菁深蔚，瘴海外浮，故多盗。” 当地人瞒着官府伐木造船，要比其他地区更为容易。事实上，倭寇时期的“海船悉自中国成造。漳木贱，故多出自漳人”。 而漳州的造船中心则在九龙江下游的月港、海沧一带，商人九龙江上游各地生产的木材运到下游出售，月港人得以发展造船业。因此，如果说明代初东南沿海到处都存在着海上走私贸易，而后却渐渐向漳州一带集中，与漳州造船业发达是有密切关系的。明代海寇多出于漳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

漳州港口的地理中心港实为海沧和月港。由于嘉靖年间官府设安边馆于海沧，当地私人海上贸易中心逐渐转向月港。明代中叶的月港是一个良港。“漳之南山麓所延，水势所趋，至龙溪县之八都、九都而会海。其地之形，水萦之如月然，故为月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顾其地滨海际无涯，风涛出没无常，识者忧之。” 月港有对外贸易传统，从明初到明代中叶，月港人的对外贸易一直未断。“于是饶心计者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萧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驰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挡车之臂。然鼓枻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竟鹜争驰，直是繁华地界。然事杂易淆，物膻多觊，酿隙构戾，职此之由。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盻逢辰，容致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矣。成宏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以上这段文字出自崇祯五年（1632）的《海澄县志》，主要是叙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以来月港的风俗。实际上，最符合这段描写的，应当是嘉靖前期的月港。月港因对外贸易而富裕。朱纨说：

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善斗、出则喜劫，如佛郎机、日本诸夷，阮其宝、李大用诸贼首，苟可以利用，则窝于其家。

月港本地的商业十分繁荣。嘉靖《龙溪县志》记载月港“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 陈全之在嘉靖十九年（1540）至嘉靖三十年（1551）期间撰写《蓬窗日录》的时候，“漳之龙溪县海沧、月港者，夷货毕集，人烟数万”。 嘉靖年间有人说：“大抵兴泉漳以海为襟，民习犷悍，而月港、海沧、诏安、漳浦、同安、福清等县，则为溟渤要害。”

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史料，在这条史料中，月港、海沧和诏安、漳浦、同安、福清四县并列，被当作县级单位，实际上，当时的月港及海沧都未设县。月港于晚明隆庆年间改为海澄县，海沧日后逐渐沦落，成为海澄的边缘港。可是，它在明代中叶一度被当作县级城镇。明朝后设海澄县于月港，是有道理的。

在厦门港之外口、九龙江的入海口，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其名为“浯屿”，它原是明朝卫所军队驻扎之处。“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控大小峘屿之险，内绝海门、月港之奸，最为要害。今迁入厦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 以上记载表明，浯屿水寨内迁厦门后，浯屿被海寇占据，成为走私贸易发生的地方。

关于浯屿岛的水师是什么时候内迁的，有的人以为是成化年间，也有人说是正统年间。“正统初年，侍郎焦宏，以其孤悬海中，乃徙……浯屿于嘉禾。” 《漳州府志》：“浯屿，在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备倭水寨置于此，后迁嘉禾。” 此处所说的嘉禾即为厦门岛。从古地图看，迁来的浯屿水寨设于厦门岛南端，即今胡里山炮台与厦门大学白城、上弦场一带。今厦门大学历史系所在大楼的背后山坡，尚有水寨遗址。站在水寨的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太武山一带的水路。所以，建寨于此处，仍可遥控月港到浯屿的海路。但海沧人走私多在夜间，他们沿着南漳州太武山的北麓悄悄地航行，厦门岛上的水师无法管制。而且，浯屿弃守之后，岛上的设施被海寇们利用，浯屿反而成为走私船及海寇船补给的地方。胡宗宪说：“又浯屿水寨，旧址向在海洋之冲，可以据险，寇不敢近。今乃移近数十里，在于中左所地方，与高浦所止隔一潮。致月港、松屿无复门关之限，任其交通。其旧浯屿乃为寇之窠穴。” 海寇横行的地方，治安肯定不好。徽商许本善“将服贾，资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利百倍。舟薄浯屿，群盗悉掠之。” 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后，葡萄牙人的船队退出海沧等地，浯屿成为葡萄牙人主要活动区域，常有过境的外来商船，甚至是海寇船。

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葡萄牙人迁出海沧之后，月港、海沧等地商人的活动重点，从月港转到了浯屿。嘉靖年间著名的海商海寇洪迪珍便是以浯屿为根据地，经营海上走私贸易。 8rGUTjAgUAqhAxvRXEljMRq6LwDdFaXPea4D10njjvAi0+k54GAzeebZrzmZN+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