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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环球贸易体系的初成，使中国生产的丝绸、磁器、蔗糖等商品可向欧洲和美洲地区的国家出售，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对中国外贸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其变化也是有阶段性的，一步一步攀上最高点，并有盛衰变化。
一、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对外交通港口。在第一卷里我提出一个观点：明代的海商最早发源于闽粤交界处的漳州、潮州，他们在明代前期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本卷论述的是：明代晚期，漳潮一带的海商发展壮大，从闽粤边隅向江浙发展，从而使明代的海上贸易从闽粤二省扩张到江浙一带。其时，东南海疆重点港区有三个：其一，漳州龙溪县的海沧和月港；其二，广东潮州的南澳岛和漳州诏安县境梅岭；其三，浙江的双屿港。这些重要港口中，属于漳州的有三个，属于潮州和宁波的各一个，可见，漳州在其中占有的地位最重要。浙江双屿港的对外贸易，最早是漳潮人北上造成的，他们最早是做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上贸易，后来，渐有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来到当地贸易，于是，双屿港渐渐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私商港口。这三大港区在嘉靖年间的东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从日本到暹罗、爪哇国际航线的中枢港口。事实上，嘉靖年间从日本到泰国爪哇的商业网络，正是漳潮人开创的。尽管葡萄牙人已经抵达远东，此时漳潮人在远东国际贸易中居于核心地位。
二、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的贸易和冲突。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来到广东贸易。迄至嘉靖年间，葡萄牙在广州失败后，一度退据马六甲，后在漳潮商人的带领下，来到南澳、月港、双屿等闽浙港口贸易。关于葡萄牙人重新到中国港口贸易的时间，学术界有争议。按照葡萄牙文的资料，葡萄牙人自从嘉靖元年退回马六甲港之后，有数年不到中国贸易。所以，当时在东南沿海贸易的“夷船”，其主人未必是葡萄牙人。嘉靖年间葡萄牙人重返中国港口之后，早期贸易的重点是漳州月港。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他们的贸易重点转向双屿港。葡萄牙人在贸易之余，屡有抢劫之类的勾当，这使明朝官府着力驱逐葡萄牙人，因而引发了双屿港被封事件和走马溪战斗。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明朝的政策摇摆于海禁与通商之间，关键时期的犹豫错过了避免倭寇活动浪潮的最佳机会。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走马溪事件后，葡萄牙人的活动重点再次回到广东沿海。总之，虽说葡萄牙人促进了东南诸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但也引发明朝的海禁，导致中国海上私人贸易趋向严厉。
三、中葡商人与日本市场的开拓。嘉靖年间，日本因引进中国以铅置换银的“灰吹法”，银矿开采获得巨大突破，一时白银充斥市场。早在嘉靖初年就有漳潮商人到日本贸易。当日本进入白银时代后，漳州人掀起一般去日本贸易的热潮，引起轰动的反应。其时，葡萄牙人搭乘漳州人船只到了日本，从而继漳州人之后，成为经营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主力。这一时期，在日本市场上，华商与葡萄牙商人平分天下，甚至更盛于葡萄牙人。后因倭寇问题，明朝严禁华商去日本贸易，葡萄牙人乘机垄断日本市场，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主要获利者。中日贸易是环球贸易体系初成时代第一个贸易浪潮，中国和日本都在贸易中获得发展。由于日本在嘉靖初年的经济较为落后，并在白银流出和中国商品输入中获得较大的发展，日本学者历来重视这一时期（日本战国前期）的经济大发展。不过，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葡萄牙人的贸易给日本带来变化。但从中国与日本经济互动来看，本质上是中国对日本白银的需求导致日本的大发展。而葡萄牙人居间贸易反而是次要的。
四、中国与葡萄牙的亚洲贸易比较。明代中叶，位于欧洲西南的葡萄牙开始探航通往亚洲的海路。他们被西非的黄金吸引，渐次探航非洲西南岸的贸易点，终于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逐次建立了欧洲人在东方的贸易网络。和郑和远航相比，葡萄牙人的航海成本很高，坏血病导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死亡，伤亡率大大超过郑和舰队。葡萄牙人能够坚持远航，与欧洲本土丰富的金矿、银矿有关。在世界迈进近代之初，欧洲人均占有金银数量要高于中国。金币、银币流行于欧洲各国，这使欧洲能较早实现租税货币化，展开城市化进程。对欧洲来说更为有利的是：拥有众多金矿的非洲近在咫尺，探险非洲，不需多少路，就可以得到非洲的巨额黄金。此外欧洲本土的银矿开采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白银开采如此之多，使欧洲金银比价达到一比十六这样惊人的水平！在郑和时代，印度洋金银比价是一比五上下，因此，只要将欧洲的白银拿到印度使用，就可得到丰厚的利润。事实上，欧洲拥有大量白银迫使欧洲人向东方发展，只有在那里，他们的白银才能实现较高的价值。对欧洲人而言，恰好这个世界以金银为基本货币，而欧洲人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多的金银！对世界而言，既然选定了金银为基本货币，就只好接受欧洲拥有更多的金银这一事实。葡萄牙人能够在伤亡巨大的背景下不断向海外派出远航船只，与欧洲人掌握大量黄金有关。扩而言之，近代欧洲发展较快，与其黄金储备惊人有关。与其相比，中国历代的黄金、白银储备总是损失于游牧民族南下的战争中，当中国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感到资金的缺乏。纸币的流行是一个补充，但对明朝而言，纸币无法进入（或是很少进入）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只有金银是硬通货。这是中国的不利之处。不过，中国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中国商人在外贸市场上换取大量的白银，这是晚明中国经济上升的重要原因。
五、嘉靖年间的海禁及倭寇问题。嘉靖年间，以漳州人为主的华商纷纷到日本贸易，他们带去大量的中国商品，携归中国市场最缺乏的白银，中日贸易大发展。不过，当时赴日本贸易的商船相互竞争十分厉害，为了保护商船的安全，他们结成帮派，一个帮派往往有数十条船至上百条船，为首的商人财富惊人，又聘请了许多日本浪人为保镖。这些保镖在保送往来商人之余，每每抢劫浙江沿海的村庄，这是沿海民众惊呼“倭寇”来了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胡作非为使贸易对象望而却步，因此，海商在浙江沿海已经无法做生意。在这一背景下，海商的活动从贸易转向登陆抢劫为主。发展到后来，这些商帮的首脑，干脆指挥部众打劫那些还不起欠债的商人豪绅。即使这些豪绅躲进大镇、县城，他们仍然前去打劫、讨债。海商们发现：抢劫比做生意来钱快。因此，这些商帮摇身一变为倭寇首脑，他们以日本浪人为先锋，组织海寇抢劫沿海村镇，攻克了许多城镇，放肆抢劫平民财富。这就是嘉靖年间“大倭寇”的由来。实际上，嘉靖年间倭寇的主体是中国沿海的海寇，而其首领亦商亦盗，大都是某个商帮的首脑。在特殊的背景下，他们大都转化为“倭寇”。
大规模的倭寇活动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黄岩县被攻克，据说与王直有很大关系。“徽人王直号五峰者，始为倭经纪，后统率往浙破黄岩尚书黄馆家，以报私欲。遂至宁绍苏松大掠焚杀甚惨。”
这些海寇轻而易举地攻克黄岩县，使他们贪欲大增，江南最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到处都有倭寇活动。嘉靖三十六年（1557），在大倭寇首领王直被杀后，倭寇活动的重点转向福建，并开始进入广东。一直到嘉靖末年，官军才肃清了福建境内的倭寇活动。大股倭寇退入广东境内。闽浙两省能够平定倭寇，主要原因是闽浙水师重建和力量的加强。
六、月港通商与闽商的对外贸易。经历嘉靖年间的倭寇活动之后，闽浙粤三省对海上贸易的政策不同。浙江省位于倭寇入侵首当其冲的地位，采取严禁对外贸易的政策，从此一度活跃于海上的江浙商人退出海洋。广东省采取允许外商进入澳门、广州贸易的策略，但严禁广东人到海外贸易。这一政策除了在潮州受到抵制外，在其他地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因而抑制了广府海商的发展。福建省于隆庆年间允许商人经月港到海外经商，但禁止外商到月港贸易。三省政策的调整，使月港商人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到海外贸易的商人集团，虽说对日本贸易是绝对禁止的，但东南亚的市场海阔天空。于是，漳泉一带的商人乘着大船航行到东南亚各国，进行商品买卖。其时，因潮州一带治安混乱，潮州人不断移民海外谋生，所以，潮州海商集团仍有发展。总的来说，江浙海商的退出，广府商人受到压制，这使闽南人（漳州、泉州、潮州三府之人）成为垄断海洋贸易的中国海商。从晚明到清代，闽南人一直是中国最有势力的海商集团，他们的基础是这一时代奠定的。
月港通商是福建的一个“土政策”，因此，不能说明代后期月港通商之后，明代海禁就解除了，更谈不上开放。事实上，一直到明末，明朝的海禁都没有正式解除。就连月港也不时受到恢复海禁的威胁。总之，有明一代，海禁都是沿海民众头上的紧箍咒，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在闽南一带实行。
七、晚明澳门的对外贸易。澳门原为东南亚国家船舶在广州海口进行私下贸易的一个私港，嘉靖后期，葡萄牙人进入澳门贸易，逐渐反客为主，成为澳门港的主要使用者。明代后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根据地发展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葡萄牙商人每年会向日本发去一二条商船，送去中国商品，购进日本的白银。众所周知，嘉靖后期是“嘉靖大倭寇”时期，猖獗的倭寇活动使东南许多港口凋敝不堪，贸易停顿。这一背景下，葡萄牙人介入的对日本贸易成为中国与日本贸易的主要线路，在很长时间内占据中日贸易的大部分。除了中日贸易之外，葡萄牙人还发展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传统东南亚贸易也有人经营，这样，澳门成为环中国海最重要的枢纽港之一。明代后期，月港与澳门并列为中国对外贸易两大港口，又各有特点。月港是允许中国商人出海的唯一港口，澳门在多数时间内是允许外商进入的唯一港口。月澳两港又各有禁忌，月港不许外商进入，广东官府不允许中国商人从澳门出海，两港不同的制度里仍然有海禁的幽灵在回荡。不过，由于被允许出海的中国商人不多，晚明的澳门仍然是福建商人最活跃的地方，他们在澳门搭建了石头的天妃宫，投资多种行业，并且成为葡萄牙人的翻译。郑芝龙早年就是在澳门学习葡萄牙语的。其时南海周边的港口，大都有福建商人在活动，澳门也不例外。
八、晚明闽商与西班牙人的贸易。西班牙人聘用葡萄牙籍的麦哲伦进行环海贸易，于 1521 年从美洲抵达远东，从此开始了西班牙人殖民远东的历史。不过，西班牙人一直到 50 年后才在菲律宾的马尼拉站住脚。1571 年马尼拉开港后，来自美洲的西班牙大船载来出自美洲的白银，月港商人输往马尼拉的有各式中国商品。中国的丝绸产品很快吸引了美洲民众，中式女装在墨西哥等地流行，其时，开往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所载商品，有 95％的价值属于中国丝绸。美洲贸易的开展，是白银进入中国的又一条路，也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一条路。那时，马尼拉还是环南海贸易的又一个中心，与澳门并立。不过，因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有矛盾，马尼拉与澳门的贸易只在 17 世纪前期形成了一定规模。多数情况下，是月港的商人为马尼拉带去各种商品。马尼拉与东南亚诸港之间也有贸易，但其贸易量远不及与中国的贸易。明代末期，因宗教的关系，日本关闭了天主教国家的贸易，沉重打击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此外，荷兰人来到远东之后，开始封锁马尼拉港口、吞并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等地的据点，西葡两国在远东的势力下降。其后，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关系好转，开始共同面对东亚的巨变，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直接贸易有所发展。不过，1640 年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革命传到东方之后，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就基本断绝了。彼时，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的数量也开始下降。
九、晚明华商与南海港市的贸易。晚明南海周边欧洲人的殖民地十分突出，但是，欧洲人的殖民史不能取代东南亚诸国自身的发展历史。事实上，16 世纪欧洲人在东南亚还只能控制个别港口，周边大面积区域都属于东南亚民众自建的政权管理。在东南亚经济整体发展的背景下，这些非欧洲人管理区域的发展也值得注意。以明代漳州人所说的“东洋”来说，它主要指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东部岛屿。这些岛屿中，苏禄一向有名，早在明代前期就与明朝有来往，以出产珍珠闻名。“美洛居”指的是欧洲人眼中的摩鹿加群岛，这是一个香料之岛，有许多中国商人在当地贸易。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为了争夺该岛的霸权长期作战，后来由荷兰人控制。爪哇岛也是重要的香料产地，晚明以爪哇岛为中心的贸易一直很兴盛。爪哇岛最重要的港口是爪哇西部的万丹港，荷兰人来到当地后，建立了从爪哇向西南航行，绕过南非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航线，东南亚与欧洲的直接贸易从此大发展，超越了 16 世纪葡萄牙人时代的水平。荷兰人后在巴达维亚建立殖民地，因当地人口随着领袖退入内地，巴达维亚港的开发，大都靠华商的经营。然而，当华人增长到一定数量后，荷兰人畏惧华人力量过于强大，冲突多次发生，许多华人家庭遭到血洗，华人在荷属印度的发展遭到限制。暹罗、柬埔寨、越南诸国，在明代晚期还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一直保持贸易关系，当地商船常到广州、澳门贸易，从月港和南澳港出发的福建商人也常到这些国家贸易。万历初年，海寇林道乾南下柬埔寨和暹罗的边境地区，引发了明朝官府与两国之间的交涉往来，这些交往显示了明朝在当地的强大影响。
十、晚明中日直接贸易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在嘉靖年间。其时有许多华商到日本贸易，后因倭寇活动发生，明朝严禁商人到日本贸易，于是，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处于低潮。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主要由澳门的葡萄牙人代理。晚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后，明朝对日本的海禁逐渐松弛，由福建去日本的商船越来越多，再后出现来自江浙的商船。中日直接贸易兴盛，大量白银由日本平户、长崎等城市输入福建的漳州、泉州，再转运到江南等城市，刺激了中国东南经济的发展。日本经济因而活跃起来，重要城市扩张，江户开始成为大城市。在中国方面，城市化从闽粤沿海扩大到内地。江浙城市发展成就最大。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日本已经是世界上位居前列的国家。
展望这一时期环球贸易体系上的国家，中国与日本构成东亚的发展极，它的发展力量逐渐超过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印度次大陆是另一个属于亚洲的发展极。亚洲之外，欧洲西部的发展日益加快，美洲北部的发展主要体现于墨西哥、秘鲁与加勒比海地区。加勒比地区的重要性在于：诸岛有旺盛的蔗糖生产，用工业产品换取欧洲的各类生活用品。但是，在 1699 年以前，美洲的整体人口不过数百万，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口有限，因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限。驱动世界发展的，主要是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南亚的印度，欧洲的西部，也就是说，支撑当时国际贸易体系的主要是东北亚、南亚、西欧，这三大板块的碰撞和运动，决定了世界贸易的潮流。而这三大板块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不同，在环球贸易初成时代，最重要的是东亚板块，其中中日贸易又是东亚最重要的成长极。从这里掀起的波浪往往影响到世界贸易带的旋转。
然而，世界贸易重心一直在旋转。在中国的丝绸、磁器之后，印度棉布引起全世界的兴趣，17 世纪中期南亚渐渐取代东亚成为世界贸易重点，再后，西欧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以上不论哪一个时代，海上霸权都掌握在欧洲人手中。由于欧洲诸国控制了海上交通，因此，他们能够介入世界上最有利的贸易，并诱导利润流入欧洲，促使欧洲国家的发展。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来说，这是 16 世纪世界上最有利的贸易之一，但从中得到最多的，可能不是中国与日本两国，而是葡萄牙。就像西班牙人和葡萄牙在美洲掌控了美洲的财富一样，整个美洲的利润都流入了欧洲。进入 17 世纪，荷兰人掌握了印度尼西亚，英国人和葡萄牙人掌握了印度的主要海港，西班牙和葡萄牙掌控了美洲，而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逐渐衰退，这样，世界大部分有利的国际贸易都被欧洲掌握，这使世界贸易的主要利润流入欧洲。总之，海上霸权可以引导世界贸易利润的流向，因而大航海时代以来环球贸易的利润主要流入西欧。在这一背景下，西欧渐渐超越了东亚和南亚，迅速成长。而世界贸易的重心渐次从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转到西欧。明白这一情况，就可理解大航海以来，为什么东方停滞、西方发展？这是因为，在西欧诸国控制世界主要贸易的背景下，世界贸易的主要利润流入欧洲，因此，欧洲国家持续获得发展，而东方国家由于主要利润的外流，自身的财富积累放慢，其发展速度当然放慢了。从这个角度看，李约瑟之问其实不难解释，东方国家的停滞原因在于大航海时代的主要利润都流到欧洲去了。
大航海时代开启二三百年后，世界贸易的主要利润渐渐流入英国。在这一基础上，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改变了世界。换个角度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前提是世界贸易的主要利润都流入英国，使英国较早完成了原始积累的缘故。也可以说东方国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做出了贡献。工业革命发生后又影响了世界，欧洲发生的变化如同一波接一波的浪潮传到世界各地，驱动世界各地发生相应的变化——就像二百年前中国带给世界的变化一样。
东北亚贸易圈的兴起，以及传统中国经济圈及东南亚贸易圈的发展，使东部亚洲构成了三大贸易圈，即中国经济圈、东北亚贸易圈、东南亚贸易圈，这三大贸易圈重合处，即为台湾海峡区域。我们可以将晚明的环台湾海峡区域看成是联结三大贸易圈的链条，它将三大贸易圈联系在一起，共同驱动东部亚洲的发展。我们不能说小小的台湾海峡区域带动了三大贸易圈的发展，但在东部亚洲贸易兴起的晚明，我们确实看到福建南部商人和潮州商人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按照传统到南海诸港贸易，将来自欧洲的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乃至荷兰、英国商人带到中国贸易圈，从而完成了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他们还是东北亚贸易圈的探索者，以勇敢的探险活动开拓了日本市场，从而建立了中国与日本贸易的轴心，进而带动东北亚经济的起飞。总之，在大航海时代，台海西岸的商人不是被动的时代感受体，一定要外来的刺激才开始随风而舞；他们是真实的历史创造者，是追逐时代的弄潮儿，因而能够在大航海时代获得较大的发展。他们的活动，将台湾海峡变成东亚的三大贸易圈运转的枢纽，对延续东南亚的传统贸易、对开拓东北亚的贸易轴线，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更大的贡献是在统治者放弃的前提下，积极串联大陆与海洋的贸易，从而使中国大陆没有失去这个时代的海洋因素，获得经济大发展。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因素。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主要是亚洲诸国之间的贸易，明代中叶，欧洲人的远航打通了世界贸易通道，不过，早期的环球贸易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垄断，发展规模有限。迄至 17 世纪初年荷兰及英国进入东方，世界贸易才有可观的发展。在环球贸易初成的时代，世界经济构成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如果说以香料、丝绸、瓷器、蔗糖为主的东部亚洲商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使东部亚洲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那么，其中的主轴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它是当时世界上商品流最大的国际贸易，东亚国家商人及欧洲商人都在参加这一贸易过程中分得部分利润，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向更高的级别发展。事实上，初创时资本量很低的欧洲商人集团，例如葡萄牙、西班牙经营的国王开办的公司，又如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在东方贸易中赚取大量的利润，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东方贸易中，欧洲国家介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都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一角度讲，说中日贸易为环球贸易体系初成时代国际贸易的主动力也是对的。晚明的中日贸易由中国、日本商人联手打造，葡萄牙人是后来的参与者。不过，由于倭寇问题，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受到限制，这使葡萄牙人的中介贸易得以发展，并获得多数利润。在那个时代，欧洲人逐渐控制了东亚的主要贸易线路，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至于在东南亚活跃的闽粤商人集团，将在欧洲人控制的区域里受到考验。
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在鸟瞰晚明世界贸易大势之后，让我们从具体的细节演述晚明东部亚洲渐进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