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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改变了东部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由于历史和时代新因素，华商仍然在东亚各个港口保持巨大的影响。
大航海时代环球国际贸易体系初成，欧洲在南海区域的殖民地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体系上，中国商品输往欧洲、东南亚和东北亚，甚至是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可以说，这些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海港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欧洲人的殖民也给南海周边区域带来许多问题。
（一）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与东南亚
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最大的发展是欧洲和美洲卷入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发展起来的美洲经济主要是欧洲移民的产物，所以，最重要的变量是欧洲人进入海上丝绸之路。
近五百年来，欧洲是世界上发展变化最大的区域，也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大的变量。为什么欧洲会起这么大作用？由于传统史学的影响，人们几乎将欧洲在近代的特殊作用当作历史的前提，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但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认为除了制度以外，欧洲的优势在于它的自然矿产，欧洲是金银矿最丰富的地区，很早就流行金币和银币，因而很早就出现了地租的货币化。过去人们以为地租货币化主要体现于社会的进步，我觉得，这一变化更依赖于金银矿产的拥有量，欧洲拥有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金银数量，所以可以较早实行货币地租。
由于欧洲拥有较多的金银，这使其在海上贸易中拥有天然的优势，这是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国际通用货币是金银，只要拥有金子和银子，可以上世界上任何地方买到想要的东西。于是，拥有较多金银的欧洲只要进入世界共同市场，就自然取得了经济优势。另外，这些金银也驱动欧洲人到世界上去。这是因为，由于欧洲的金银比其他国家多，将这些金银留在欧洲，会使欧洲的物价高涨，事实上，中世纪末期欧洲的物价要比印度、中国高很多，同样的金银，在印度和中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所以，金融状况迫使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让自己手中的金银实现最大的价值。形象地说，如果将近代初期的欧洲人比作一个财主，拥有许多金银。将这些金银全面藏在家里，这些金银就是石头，或者说，它只会造成欧洲物价的上升。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将三分之一的金银继续藏在家里，三分之一留在欧洲流通，另外三分之一用到世界上金银价值最高的地方去。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实现手中金银的价值，才会使留在手中的金银有更高的价值。这是欧洲人驱向世界的经济动力。看明白这一点，我们会对欧洲人的世界性活动有新的看法：传统说法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到世界各地是为了寻找金银，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使命是花掉手中的金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欧洲金银最大的价值。此外，这也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实行他们探航世界的梦想。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拥有较多的金银，这些金银成为欧洲人有力的财政储备。这一条件其他国家不具备。郑和远航的最终结束，是因为中国拥有白银数量有限，每次下西洋，都使中国花费数十万两白银，持续的白银流出使郑和下西洋活动无法持续。因此，它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停止。这是我在本书第一卷得出的结论。欧洲人则不一样，他们本身有巨量的金银储备，而后发现了非洲的金矿和美洲的银矿，在欧洲人的殖民活动中，巨额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充实了欧洲的金银储备。因此，欧洲人有条件进行艰难的环球贸易，不论这种贸易要花费多少金银，他们比世界上所有的人更有条件实行这类贸易。
如果以为欧洲人探险世界主要靠金银，那是不够的。欧洲人最大的优势还是坚实的社会组织，这是由严密的法律制度确立的。这种法律制度保证了近代初期的欧洲各国民众都有一定的地位，因而能够共同面对莫测的海外世界。
欧洲人在东南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东南亚是个多雨的区域，东南亚各国，通常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每逢雨季，天空难见晴天，下个不停的细雨连绵数月。这种季节，最适宜细菌生长，各种瘟病流行。来自其他地区的人要适应这种气候，会有个过程。荷兰人及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都是来自较为干燥的西欧，荷兰国的纬度较高，冬天气候寒冷，他们要适应东南亚气候，十分困难。因此，来到东南亚的欧洲人，平均寿命只有几年，尽管荷兰人隔几年就向殖民地运去上千士兵，但几年后，这些士兵就会病死一大半，荷兰人在殖民地的数量无法增加，这使他们对当地如鱼在水的华人十分忌妒。明清之际东南亚的华人多来自福建、广东二省，这两个省在中国也属于多雨的地区，古称瘴疠之地，唐宋时期，到福建、广东的中国北方人死亡率很高。不过，经过数百年适应之后，由北方迁来的居民渐渐适应了当地气候。他们能够在福建和广东生活，自然可以适应气候类似的东南亚。与之相比，发源于干燥气候带的欧洲人一时无法适应东南亚多雨气候，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因为，两种不同气候中，生存智慧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说，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有两大优势：其一，拥有较多的金银储备，在金银成为国际通用货币的时代，拥有较多金银的欧洲商人自然具有财力优势。其二，欧洲的社会组织紧密，这使欧洲人的军队具有较大的战力，可以击败其他各大洲的武装。在远东，欧洲人的武力优势使其可以少数人统治人数更多被殖民国家。此外，欧洲人在东南亚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不适应东南亚的气候，死亡率较高！他们在人口增长方面比不上华人和当地土著，指出这一点，最好的比较对象是美洲。欧洲人到美洲之后，给美洲带去了旧大陆的病菌和病毒，导致美洲土著大量死亡。其后，欧洲人为了发展生产，从非洲引入黑人为种植园奴隶。于是，由欧洲人、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的新美洲人在新大陆占统治地位。比之欧洲人在美洲成功的发展，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失败很显著，在东南亚潮湿气候中不断死去的是欧洲人，而不是他们的对手亚洲人，这是欧洲人最终退出东南亚的原因。
在东南亚，华人与欧洲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当欧洲殖民地刚建立的时代，各个欧洲殖民地都欢迎华人前去工作，事实上，这些城市多数工商业，都是由华人承担的。华人是东南亚城市的主要建设者。然而，随着欧洲人在东南亚统治的巩固，欧洲人对华人的看法也发生变化。他们日益感到华人数量增长带来的压力，很希望减少华人的数量，却无法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这一目标。于是，双方冲突增加。华人对暴政的反抗，给予殖民者镇压的借口，多次屠杀华人的惨案发生，华人在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
（二）大航海时代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的欧洲国家
近代初期，欧洲出现了民族共同体国家，最早对外殖民的葡萄牙人就是这类民族国家。由葡萄牙国王率领全国民众共同向海外发展。为了适应葡萄牙人的海外发展，以葡萄牙王室为核心，葡萄牙成立了卡雷拉印度公司（ Carreira da India）
它不发行股票，由葡萄牙王室控制。葡萄牙到东方的商人、水手、船长，实际上都是这个公司的雇员。葡萄牙人的东方经营相当灵活，国王将某条航线的专利权出售给王室信任的商人，他们的经营会给王室上缴利润的大部分。这个制度的缺点是留给民众的利润空间太少，因此，葡萄牙人殖民的后期，民众无心为国王打仗，在战争中，更多的是自行谋取利益。17 世纪初，荷兰人出现于东方之后，葡萄牙人甚至无法组织一支相当的力量反击，只好听任荷兰人宰割。葡萄牙人的所谓海上霸权很快消逝。17 世纪以后，葡萄牙人的成功不是在东亚，而是在南美洲的巴西。这个域外国家使用葡萄牙语，使葡萄牙语在世界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西的反馈，也使葡萄牙国家人口与经济有了大发展。
西班牙是葡萄牙的邻国，在葡萄牙人探险世界之时，西班牙人也开始雇佣葡萄牙水师的人才向外发展。于是，曾在葡萄牙活动多年的意大利人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舰队成功地环绕世界，并在远东的菲律宾及印尼东部一带与葡萄牙人接触，于是环球贸易体系建立。当此之际，伊比利亚半岛的人瓜分了世界市场。西班牙人最得意之事是在美洲发现了诸多的银矿，尤其是秘鲁的波多西银矿成为世界白银生产中心。西方学者认为，从 1543 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开始的四百多年来，以波多西为核心的美洲银矿出产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白银！欧洲人拥有数量如此巨大的白银，因而形成了世界第一的金融优势。因此，如果说白银时代是以中国、印度的白银货币为核心的话，不要忘记，这些白银最大部分来自西班牙人控制的美洲！这是欧洲国家对世界的优势所在。
虽说西班牙人因控制美洲大部分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但西班牙人在经营上并非成功，这是因为西班牙人在战略上犯了多个错误。其一，为了维护信仰的纯洁，西班牙人通过火刑等可怕的刑法，将“异教徒”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驱逐出境。当时的西班牙工商业多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经营，驱逐异教徒，使西班牙的工商业从此荒废，得罪犹太人，又使西班牙人每次行动只好向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贷款，因此，西班牙人在美洲所获得的利润，大都流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手中。自身工业并未发展起来。其二，西班牙人在欧洲的争霸战争中，先后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作战，耗费了大量金钱，埋下了衰落的因子。总的来说，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到手的金银虽多，大都为西欧国家做了嫁衣裳，本身的发展有限。当然，拉丁美洲人口最终以西班牙语为主要语言，应是西班牙人殖民的最大成果。
荷兰人是在 17 世纪初抵达东方，先在爪哇岛贸易，而后向中国的台湾等地发展，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荷兰殖民的最大特点是成立东印度公司（VOC）。该公司成立于 1602 年 3 月，迄至 1799 年解散。荷兰人在东方的成功，与这个公司有很大关系。16 世纪的尼德兰位于多条大河的下游，所以，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先后成为欧洲的贸易枢纽。16 世纪的安特卫普是大西洋的贸易中心，来自美洲的商品多由安特卫普转运欧洲。一名意大利历史学家说：“去一趟安特卫普的交易所，就能听到世界各地的语言。”
17 世纪，安特卫普的地位逐渐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荷兰经济中心阿姆斯特丹港，该港是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它的股票可向全欧洲出售，也就是说，它可以从全欧洲吸取资本。由于荷兰人的海外事业是欧洲人最羡慕的行业，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处于不断上涨的趋势。纵然东印度公司十年才分红一次，但股票的不断上升，使其吸收了大量的资金。近几十年来，欧洲学者研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发现这个公司存在的两百年里，从未赢利过。然而，这个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一直被欧洲人视为优质股票，引得全欧洲的人纷纷购买，所以，荷兰人的殖民扩张从来不缺乏资金。总之，荷兰人能向海外发展，与其利用了全欧洲的资金有关。荷兰纵横世界的两百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海外派出 1772 艘船，约 100 万欧洲人搭乘 4789 次航班的船舶前赴亚洲。总派出船只数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倍以上。
荷兰制度的另一优势是全民平等，这是其胜于葡萄牙、西班牙的地方。在葡西二国，社会秩序是永恒的，王室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平民发展有其不可见的天花板。荷兰人实行平等制度，原则上，每个人的发展前景都是一样的。因此，所有的平民都以荷兰为骄傲，愿意为国家而战。总之，公司制度是欧洲胜过其他国家的重要优势。
如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做欧洲与印度、中国之间的生意，荷兰人更注意亚洲各口岸之间的贸易。1712 年至 1713 年之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区间贸易达 1430 万荷兰盾，而其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仅为 1560 万荷兰盾。
当时纺织品贸易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荷兰人运往欧洲的货品中，棉织品约占 27％，在亚洲的区间贸易中，印度纺织品占 23％。
英国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EEIC）成立于 1600 年 12 月，比荷兰东印度公司还要早。初建时仅仅 125 位商人，7.2 万金镑的资金。很难想象，就这么一个公司在历史上竟发挥那么大的作用，这与该公司的制度改革有关。1657 年克伦威尔改革了东印度公司的结构，现代意义的股份公司开始流行。这类公司擅长资本运作，它主要是在东方贸易中发展自己。在印度是设法控制棉布贸易，在中国是控制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最终用印度的鸦片平衡了向中国输出的白银数量。1801 年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 万英镑的动产，销售额达760 万英镑！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
大致来说，自 17 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打破伊比利亚人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后，许多欧洲国家渐次卷入东方贸易。丹麦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16 年，法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于是 1664 年，1698 年，法国又成立专门的中国公司。众多欧洲公司在亚洲的经营，其实表明欧洲人控制了亚洲诸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从而掌握了商业优势。欧洲诸国渐从学习东方、模仿东方，发展到超越东方，这都与欧洲人控制世界贸易有关。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所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原版于 1993 年。这是一部东南亚历史的权威性著作，也是一部以东南亚海岛国家为中心线索的东南亚历史。
作者安东尼·瑞德服膺年鉴学派，着重研究平民的生活，该书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东南亚的历史脉络。作者学习布罗代尔的写法，从结构、局势、事件三层历史时间来重构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历史。基本上，第一卷“季风下的土地”，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地理、物质和社会结构，第二卷研究中时段的局势和短时段的事件。
我认为可以将安东尼·瑞德看作是欧美学者自省的著作。在二战以前，欧美学界标准观点是欧美国家怎样给东南亚国家带去变化，使其走出停滞，开始了近代化发展。二战以后，随着反殖民运动在东南亚的胜利，本地民众抛弃宗主国的决绝性，欧美学界开始反省东南亚的历史，他们开始关注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发展力量和线索，欧美著作开始将东南亚诸国民众当作东南亚的主人来描述他们的历史。“曾几何时，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甚嚣尘上，认为东南亚社会专制盛行，历史静止不变，经济自给自足，但贸易时代的史料则证明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安东尼·瑞德以东南亚海岛诸国为主线，第一部着重探讨东南亚诸国的地理、人口、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情况，第二卷从整体上论述贸易在这些国家的地位的发展大势。他认为东南亚诸国以香料为核心的贸易在 1400 年开始起飞，
1570 年至1630 年为鼎盛时期。1400 年前后东南亚香料贸易的起飞，显然与郑和七下西洋的贸易有关，而1570 年至1630 年，从事东南亚香料贸易的主要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后来，荷兰人成为香料贸易的主体。不过，17 世纪以后国际市场上香料的价格下降，国际资本撤离。虽然荷兰人控制了香料贸易，但香料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已经不太重要了。中国本是东南亚香料的主要消费者，晚明中国人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试种胡椒成功，不再大量进口胡椒，这是导致东南亚胡椒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管中窥豹，可知晚明与东南亚诸国联系之深。
安东尼·瑞德将东南亚国家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由今天的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诸岛形成的海岛国家；另一部分是由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组成的中南半岛国家。马来西亚是一个横跨海岛和中南半岛的国家，安东尼·瑞德将其列入海岛国家系列。这些国家中，中南半岛上的缅甸、暹罗、越南都是相当强大的佛教国家，夹在暹罗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这些国家在 18 世纪以前大都是独立的。海岛国家是当时香料贸易的重点国，因而也成了欧洲殖民国家着重侵略的国家。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和帝汶建立了殖民地，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群岛也有殖民地，而荷兰人在东亚最早的殖民地是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来还从葡萄牙人手里抢到了马六甲。不过，海岛国家也有长期独立自主的政权，例如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和巴赛是穆斯林的国土，爪哇的万丹、淡目和隔海相望的望加锡，也是独立政权。在这些国家中，靠近印度洋的一些港市，华人较少而穆斯林商人有很大的势力，实际上，不少当地的华人为了经营方便都改宗伊斯兰教。而南海周边的许多港市，都有华人在发展，组成了华商的商业网络。
当历史学家都以东南亚自身力量为发展线索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就是在以东南亚自身力量为主线时，会忽略外来力量的影响，或者说，会将一些东南亚内部的部分力量看成是外来的，从而忽略东南亚的本质。什么是东南亚文化的本质？那就是它的开放性。东南亚文化是开放性最强的一种文化，他们从来不排斥域外文化，这世界上不论是哪一种文化，都可以自由地在东南亚传播，诸如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源于中东的伊斯兰教，来自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源于欧洲的天主教、基督教，都在东南亚的土地上得到发展的机会。东南亚民众天性宽容，他们包容这一切宗教，而且从来不为宗教问题困扰。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对理解东南亚的历史大有帮助，由于东南亚的开放，各地商人都到东南亚谋生。安东尼·瑞德在说到东南亚城市时说：“除了这些本地妇女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们拥有市场以外的经商权。一些富商大贾，尤其是中国人、西亚人和欧洲人，住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外国人居住区，获准在他们的住所出售货物。在很多城市，每当中国商船驶入港口时，唐人街就变成了市场，城里的人们纷纷涌向那里，购买工具和小件商品，顺便大吃大喝一通。当然，这种在市场以外经商的权利需要花钱购买，但这些外国大商人总是能以最优惠的价格取得这些权利。”
在这些外来商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闽粤二省民众构成的华人商团。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东南亚老城市的核心，大都有一个唐人街，不论是新加坡、吉隆坡、西贡、曼谷、雅加达、马尼拉，这些城市的城区都是从唐人街周边发展起来的。全城华人的数量占一定比例。这一事实说明华人是东南亚城市的奠基者，城市化的主力军。
为什么华人会在东南亚城市化过程中起这么重要的作用？翻开地图就知道：中国的闽粤二省也是南海周边区域。实际上，闽粤二省的港口还是东南亚交通运转的枢纽，由闽粤二省出发的商船可以到达东南亚任何一个港口，闽粤二省民众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商业联系，往往超过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商贸关系。中国商人很早就在南海港市建立自己的贸易据点，并且成为东南亚经济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来自福建、广东（主要是潮州）的商人已经成为东南亚经济运转的动力之一，由于他们的作用，中国经济和东南亚完全契合，彼此互通有无，并且相互促进。以学术语言来说，明代环南海经济圈和环中国经济圈相互契合，加上环东北亚经济圈的融入，形成了更大的东亚经济圈。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明代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点。由此来看，个别欧美著作有一个弱点：忽略了东南亚华侨经济的作用。在早期欧洲学者看来，在欧洲人抵达东南亚之前，东南亚的历史就是当地土著人的历史，欧洲人在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之后，东南亚就是当地土著与殖民者互动的历史，这都把历史简单化了。
也许有人会问：闽粤二省不是中国经济圈的一部分吗？是的。闽粤二省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人口结构方面，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它还是东南亚经济的一部分。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打破传统的国别史的分野，而将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看成一个整体，这个环南海经济体与中国经济体相互重叠、相互楔入。并非现代如此，而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时代就是这样了。经历元代和明代前期的变化，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安东尼·瑞德写到东南亚的历史，大量使用伯希和翻译的郑和史料：《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这三部书所反映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大家都是清楚的。因此，闽粤二省民众对东南亚不是外来者，他们是环南海贸易圈的组成部分，是东南亚的历史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去看，就会觉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这本书对华人在东南亚作用的记载偏少，令人遗憾。尽管如此，《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 年》对东南亚史的贡献还是很大的，首先，它是欧洲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的综合成就。自葡萄牙人于 16 世纪初进入东南亚以来，欧洲人朴实的风格使他们记录下旅行各地的见闻，从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数十年的史学生涯，使安东尼·瑞德遍览欧洲先行者在东南亚的第一手资料，即使欧洲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人们公认，在这方面安东尼·瑞德做得最好。因此，阅览该书，我们可以通过近代初期欧洲人的目光了解东南亚的史实。相较而言，中国同时代的记载过于精炼，精炼到只用几句话描述一个时代，在让我们佩服他们高度精准概括的同时，也让我们有一些遗憾：他们为什么不记载得更详细一些？解决这个遗憾就是看欧洲人同时代的游记，一桩桩事件的前前后后，欧洲人会用日记的形式全部记下他们的所知和感受，史料价值极高。其次，安东尼·瑞德的整体史观使其具有罕见的开阔视野。例如，中国学者研究东南亚史，往往会忽略印度与东南亚的联系，瑞德继承英国学者的传统，非常重视印度棉布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其实，印度棉布是东南亚最畅销的商品，它像中国的磁器那样普及，价值要比磁器更高，它没有中国的丝绸美丽，但是，它的平民性可使其进入每一个家庭。欧洲人的贸易还将棉花带给欧洲、美洲诸国。欧洲人在欧洲试种棉花失败后，将其移植美国南部，却获得极大成功，棉花种植成为美国南部最强大的行业。而英国人在其本土，发展了规模宏大的棉织业。由于棉布的普适性，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当时的大西洋商人将英国的棉布运到非洲出售，换取黑奴和黄金，然后将黑奴贩卖到美国，卖给蔗糖及棉花种植业主，再将美洲的棉花和蔗糖运到欧洲，这种三角贸易每一轮，都使商人发财。渐渐地，大西洋两岸三大洲之间的三角贸易使欧洲与美洲富裕起来，早在 18 世纪，大西洋贸易值就是亚洲国际贸易的三倍。世界贸易中心转到大西洋之后，欧洲和北美的发展速度就超过了东亚，积年累月，世界经济中心渐渐转到北大西洋两岸。中国从世界经济中心渐成世界经济的次中心。所以说，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并非始于 1840 年，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只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实际上，清代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才是真正的转折点。乾隆前期，亦即 18 世纪中叶，中国经济还很强大，但乾隆后期，中国经济已经比不上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了，美国因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在迅速上升，逐渐接近最发达国家。
不过，我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命运决定的。其实，任何时候，中国都有反追的机会。回到明代晚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欧洲人的东来，一开始是有利于华商的。东南亚是一个宗教关系十分复杂的区域，基督教传到东方之后，和当地的伊斯兰教发生碰撞。伊斯兰教从印度传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沿海港口，而后向印度尼西亚的腹地前进。荷兰人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后，占领了许多港口城市，于是，伊斯兰教领袖率其部众退往内陆山区。荷兰人面对空无一人的港口手足无措，幸亏有华人前来填补空白，荷兰人才稳定了当地的经济。这种状况同样发生于西班牙人占领的马尼拉和葡萄牙人占领的马六甲港。这些基础港稳定后，欧洲殖民者才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在当地贸易的华人十分灵活，他们不仅可以和荷兰殖民者合作，也能深入山区向当地穆斯林采购各类商品。因此，华人的到来，成为东南亚各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润滑剂。荷兰历史学家回顾印度尼西亚城市崛起的历史，不得不承认：当地城市是由荷兰人与华人共建的。事实上，东南亚的现代城市，大都起源于欧洲人的殖民时代，而这些城市的起源，都与华人的贸易有关。
晚明东南亚经济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东南亚是中国商品的传统市场及特殊消费品来源地。东南亚国家历来喜欢中国的丝绸、瓷器、铁锅及各种小手工业商品，东南亚城镇出现后，这些城市消费和各类小手工业商品，大都来自中国。中国出产的柑橘、蜜饯等食品，也成为东南亚各城市的小吃。随着人口的增加，东南亚消费的中国商品数量稳定增长，这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东南亚各地也向中国输出各类商品，除了香料之外，东南占城国的奇楠香，暹罗国的苏木，印度尼西亚的红木，都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中国与东南亚的商品交换，是促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第二，东南亚是联结中国与印度两大国的枢纽。自古以来，中国与印度是两大经济体，中印的经济体量历来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古代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印度两国商品的输送，中国的丝绸、磁器、铁锅，印度的棉布、珠宝都是丝绸之路上最畅销的商品。东南亚诸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郑和下西洋之时，郑和船队是经过这些港口到印度洋贸易，郑和下西洋结束以后，中国商品仍然销售于这些港口，经过商人的接力销售于印度洋诸港，东南亚诸港仍然是必经之地。中国要发展对印度等国的贸易，不能离开东南亚。
第三，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城市是环球贸易体系上的重要一环，西班牙人占领的马尼拉是西班牙商人在东方的据点，他们往来于美洲与菲律宾之间，运来美洲的白银，运走中国的丝绸、瓷器。可以说，马尼拉到美洲的航线，联结了半个世界。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及马六甲的港口，则是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据点。葡萄牙在印度占有果阿等城市，在非洲有多个殖民地，葡萄牙商船从澳门出发西行，先到马六甲，然后进入印度洋，停靠于印度西岸的果阿。这里是北印度洋贸易的中心，即有来自波斯、阿拉伯的商船，也有许多船只驶向阿丹、忽鲁谟斯等港口。这些港口与欧洲地中海港口之间常有商队往来。葡萄牙人占据的这些据点，使亚洲与非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常态化。这条航线也能为中国带来许多白银。
荷兰人在 17 世纪初抵达亚洲的爪哇，在爪哇东部的港口万丹进行贸易，而后占领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从爪哇出发，荷兰人将其殖民地发展到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并占领了香料群岛。荷兰人的到来，打破伊比利亚葡西两国对环球贸易航线的垄断。富有航海才华的荷兰人发现了从爪哇直达好望角的直达航线，于是，他们不再绕行马六甲海峡，而是从爪哇的巴达维亚向西南航行，绕过好望角之后，再北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这条航线的建立，使东南亚对欧洲的贸易更加容易，更加直接。至于英国人，对开辟世界航线也有卓越的贡献。英国著名海寇德雷克发现了麦哲伦海峡之南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航道，从这里绕过美洲大陆较为方便。这条航线公开后，西班牙人就无法垄断美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英国人在亚洲的据点开辟较迟，但占领了马来亚、印度东部的重要港口，成为对华贸易最积极的国家。总之，东南亚诸港是中国商人介入世界贸易的重要转运站。
对华人而言，经济上的问题在于：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东南亚经济的起色不大。传统的香料贸易，在中国和欧洲南部发展胡椒等商品生产之后，已经萎缩。东南亚城市的发展有限，无法消费大量的中国商品。因此，这一时代的中国虽然每年能从东南亚获得数百万两的白银，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体量的增大，这一数量的白银相形见绌。此外，中国对日本外贸也陷入停滞，因此，就亚洲经济循环而言，这一时段处于停滞阶段。直到 19 世纪，东南亚经济才进入大发展的阶段。
元明之际，东北亚的贸易枢纽是在宁波与太仓港。而东北亚的主要贸易线路是从宁波、太仓至北方的登州、天津卫及辽东的港口，这条海路，实际上是中国的国内沿海航线。虽说一度有八万人的水师从事这一贸易，但在大运河修成之后，明朝的海运停止，加上海禁的施行，从江南至北方的海上运输因而衰落。至于元明之际一度兴盛的江南至朝鲜半岛的海上贸易，也因为明朝的首都迁到北京，而朝鲜人就近进贡，由海路改为陆路，这样，从朝鲜到中国江南的海上运输也歇停了。大致而言，海运的风险较高，当时人认为，能走陆路，会保险很多。以朝鲜的进贡来说，当明朝定都南京时，朝鲜人一度从汉城南下，从海路抵达长江口。后来感觉到海路的艰险，改由朝鲜南渡山东的登州，而后由陆路进抵南京。再后永乐帝迁都北京，虽说从朝鲜到天津有水路，而朝鲜人还是选择了陆路，由汉城北上，渡过鸭绿江，再由辽西入关，趋向北京。
以上两条海路，即中国北方沿海运输线和朝鲜到江南的海上运输线的停歇，使东北亚的海上活动大大降低。明中叶以前，东北亚海上常来常往的，仅剩下江南城市宁波到日本九州的贸易线，日本国每隔十年向明朝进贡一次，这条线的利用水平不高。
（一）琉球国在东亚枢纽地位的变化
明代前期，东北亚诸国海上的枢纽不再是实行海禁制度的中国江南港口，而是琉球国。琉球是东海上的一个群岛之国，境内散布着许多小岛，号称三十六岛。主岛仅仅 1208 平方公里。在唐宋时期，琉球尚为一个罕见人烟的海外离岛，宋末建国。明初因向明朝进贡，文化经济大发展。朝鲜的《海行总载》一书评琉球：“国在南海中。国俗，地窄人多，以海舶行商为业。西通南蛮、中国，东通日本我国。日本、南蛮商舶，亦集其都海浦。国人为置酒肆浦边互市。”
文中的南蛮是指南海诸国，当时暹罗等国家都有海船到琉球贸易，日本、朝鲜的船只也常来访问。同时，琉球商船也到东南亚国家经商。琉球县立博物馆所藏一个明代前期尚泰久时期的铜钟，上刻有：“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可见，琉球为此十分自豪。这样，琉球实际上成为东北亚的海上贸易中心。
不过，琉球贸易的规模不大，从其向明朝进贡的船只数量来看，大约每年两艘吧。当时东北亚的时间流动是缓慢的，贸易船只可用每十年有多少只来计算，其贸易量不论对东亚哪个国家，都不具备重要意义，或许琉球是个例外。
晚明中国对日本贸易兴起之初，琉球仍然是东北亚的贸易中心，因为，早期华商对日本的贸易大多是由琉球的那霸港转运。然而，贸易量大增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漳州船帮首脑陈贵所率船队在琉球遇到“潮阳海船二十一只、稍水一千三百名”，“彼此争利，互相杀伤”。
可见，双方船队都有很大规模，加起来应到了四十只船，约三千名水手。由明朝来的数千名水手在琉球港口的械斗，给当地人的伤害之大，可以想象。这一事件可能吓坏了琉球当局，便将闹事的人全部交给明朝。当时明朝对海禁犯人判刑极重，这一事件发生后，可想而知，琉球不再成为东亚贸易的枢纽。它不能为不是自己国家消费的商品付出太多的代价。以后去日本贸易的商船不再绕行琉球，而是直接赴日本了。
嘉靖后期，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兴起。中国商人从福建、广东和浙江的港口直驶日本的九州。其中，福建商人渡日有两条线路，一条经历台湾（小琉球）、琉球群岛北上日本的九州，一条是从宁波东渡，横跨东海直到九州岛。不久，因为琉球港口容量太小，漳潮商人不再走琉球线路，而是走宁波渡海的线路，他们先是渡海东进，到达台湾的港口，而后直接北上宁波的双屿港，再从双屿港补充商品和淡水，东渡日本九州。这样，宁波双屿港就成了东北亚贸易的枢纽。整个晚明，闽粤海商渡日本，多数情况下是从宁波一带的海面出发，早期葡萄牙人也是如此，他们跟着漳州商人来到宁波双屿港，而后东渡九州的平户等港口。后来，他们对航路越来越熟悉了。葡萄牙人离开澳门之后，会来到宁波海面附近，并不靠岸，直接东渡日本。这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实际上的贸易轴线还是从宁波到九州平户和长崎。在中国方面，还可延长到闽南港口和澳门，在日本，从九州到日本本土的大阪、东京，自有其贸易线路。在这一条主要的贸易线路上，葡萄牙每年会有两条大船北上，最早这些船载重只有二三百吨，而后逐步增长，明代后期达到一艘船就有一千两百多吨。而中国的商船经历了嘉靖年间的兴盛，到隆庆、万历前期的衰退，再到明末数十年的重兴，明末每年赴日本的商船也达到每年四十艘的规模，如果说每艘船平均两百吨，四十艘船就到八千吨左右。可见，当时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贸易的商船，已经达到一万吨以上的规模。这一贸易量显然是其他贸易线路无法比较的。由于海禁的影响，明代晚期，中国北方航道的贸易线路刚刚兴起，中国与朝鲜之间，仍然以陆路贸易为主，从朝鲜西海岸到中国山东的港口，虽然存在海上贸易，其贸易不易估计，但以朝鲜的消费水平，不会太多，无法与中日贸易相比。至于琉球，对明朝的进贡已经降到两年一艘的水平。由于东北亚的海上贸易兴盛，琉球人不再远航东南亚，而是坐等来自闽粤的商船。由于日本资金的介入，他们更多地是想从福州港得到丝绸等中国商品，所以，这已经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分支线。总之，晚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构成东北亚贸易的主线，其他各条贸易路线都受到这一主线的影响。在中国与日本的轴线基础上，建立了东亚贸易的网络。
晚明与朝鲜的海上贸易展开较迟。其时，朝鲜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都是经汉城、平壤到丹东、山海关、北京的陆路进行的，朝鲜遵奉明朝的命令，一直严格执行海禁，所以，海上贸易虽有，但不太盛行。一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派军队到朝鲜作战，陆军与水师一起出动，海路运送粮饷的优势渐被发现，而海上贸易随之兴起。不过，晚明渤海及黄海一带的中朝贸易，大都发生于山东省、辽东与朝鲜半岛之间。朝鲜商船很少南下，东北亚贸易主要还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
（二）晚明日本经济的崛起
如果有一个国家，不久以前还以经济落后闻名于世，不稍几十年，这个国家突然成为世界有名的富国，那么，人们一定会怀疑：这个国家是不是发现了银山、金山？是的，16 世纪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位于大陆之东的群岛上。地处海隅，发展落后，一直到唐宋时期，日本才引起大陆国家的注意。这时的日本羡慕大陆文明，喜欢大陆的一切物质，日本人所用货币即为唐宋二朝代铸造的铜钱。那时日本的商船到中国，总是以黄金及其他商品换取中国铜钱，整船整船地载回日本。一直到元代及明前期，日本人仍然保留这一习惯，因此有人说，宋元明时代中国一直缺乏铜钱，是由日本等海外国家造成的。总之，当时的日本无力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明朝建立后，派船只到所知世界各港口，劝他们到中国进贡。经过一番波折后，明朝定制：日本贡船每隔十年到中国进贡一次。为了表彰日本的使者不畏艰险到中国进贡，明朝给予日本的利润很高。所以，日本国进贡相当积极，有时为了争夺进贡权大打出手。日本商人为了保持进贡的利润，会压制西南一带的诸侯，要求他们尽量不要骚扰中国。这也是明代中期倭寇一度减少的原因。
明代中叶，有一些日本矿工潜入中国，学习中国的炼银技术。回到日本后，经过多番试验，日本炼银术逐渐成熟，可以大量开采银矿。而日本的银山确实很多，大量开发之后，巨额白银涌到市场上，引起日本物价狂涨。来到日本贸易的漳州商人和葡萄牙商人发现：日本的白银价格很便宜，便以带来的中国商品换取白银带回中国，获利数倍，于是引发了中国与日本贸易的高潮。中葡商人给日本带去丝绸、瓷器、蔗糖、草席等各种日用品，都可以在日本卖出高价。而中国市场上，白银已经成为货币，将日本的白银带到中国购物，可获得数倍的利润。一来一去，很多商人就此发了大财。晚明中国与日本的商品大交换就此展开。此后不仅中国商人从事中日贸易，东部亚洲诸国，凡有能力的国家，大都介入中日贸易。诸如暹罗及来自欧洲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商人，都从事中日贸易。总之，当时的中日贸易就是环球贸易体系上的一个热点，簇拥世界各地的商人，可以说，晚明中日贸易是带动世界贸易体系运作的一股重要力量。
世界经济的发展犹如一波接着一波的浪潮。晚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即为世界贸易体系初成时代的重要浪潮，它的影响不只是让中国、日本经济大增长，还带动了世界经济的成长。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即使没有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参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这波商品贸易浪潮也是会出现的。所以说，就晚明东亚贸易的实质而言，不是欧洲国家给东方带来巨变，而是欧洲国家参与东方市场的贸易而获得巨额利润，从而发展了自己。这是我对滨下武志先生理论的承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