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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与明代前期最大的变化在于：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辟的环球贸易商道在东南亚的菲律宾相互联结，在东亚已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形成了环球贸易体系。这一背景下，原来在亚洲局部流行的商品大量进入欧洲，对商品来源国和商品消费国都发生了巨大影响。
大航海时代最大的影响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过程，也就是世界统一市场建立的过程。它的基础是商品交流的全球化。
世界上任何商品的生产，当其萌发的时候，都是区域性的产品，它的生产和销售，都有地域性。不过，在商品销售的竞争中，有一些商品衰落，另有一些商品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从而天生具有全球化的趋势。然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受制于市场和交通条件，因而无法无限扩张。尤其是在古代，因交通不发达，人类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行动，因而形成人类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区域性。在生产较为简单的中世纪，一个农民的多数消费品多在周边数十里的范围内实现。他们在农田中获得粮食，在周边山林中获得燃料，在草地上获得家畜，在河流中捕捉鱼类，或许只有盐巴要从外地运来，专门的农具要到附近的市镇上购取。市镇的范围便是他的经济边界。对该市镇管辖的内的民众来说，他们的市镇就是一个经济的小板块。
商品扩张的天性使多个板块联合起来，形成较为大型的经济板块。反映到政治，则是形成较为较大的政治板块。中国的春秋时代，每一个诸侯国就是一个小板块，它的占地，大约是今天一个县的范围，由几个或十几个乡组成。春秋晚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推出了一些较大的国家，例如齐国、晋国、楚国、吴国、越国。战国时期诸国的兼并，最终由秦国统一天下，黄河流域的经济板块因而形成。
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向长江流域及周边的扩张，汉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北到长城外围南到珠江及南海部分区域的统一市场板块。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形成以长江为运输主干的商品销售网络，元代，这一网络又因为运河的建成而扩大。面向海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区也向海洋开拓。一旦进入海洋，中国经济板块更密切地与海外世界发生关系。于是，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的互动更为重要了。
印度经济板块也有一个向南、向东的发展过程。印度文明最早发源于印度河流域，而后向恒河流域扩张。恒河与长江有许多共同点，它拥有许多支流，拥有富庶的大片土地，恒河水系将这些区域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印度的基本经济区。这一经济区进一步扩张，将印度半岛沿海港口纳入管辖之下，于是有了向海外扩张的要求。事实上印度人很早就将东南亚当作自身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爪哇、占城印度文化的传播，印度经济圈实际上扩大到东南亚岛屿国家。
阿拉伯波斯经济圈与中国印度不同。它没有中国的长江、印度的恒河一样的大河，事实上，阿拉伯波斯经济圈至少可分为四个经济小圈，例如，以尼罗河网络为基础的埃及，以两河流域网络为基础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安纳利高原为基础的土耳其，还有在波斯高原上的伊朗。问题在于，这四大经济圈之间，有太多的沙漠荒原，将阿拉伯波斯世界隔离开来，因此，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使其在经济领域无法与中国、印度相比。不过，由于这个世界的四大经济中心之间历来有着商业联系，荒凉的道路上培养出吃苦耐劳的商人，因而，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历来闻名于世界，他们早在唐代就从丝绸之路来到印度、南海经商。唐宋之际，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商船还访问了中国与朝鲜等东亚国家。国际学术界有人认为，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掌握在阿拉伯波斯商人手里。宋元时期中国商人在海上的经营，其实是沿袭伊斯兰商人的海上商道航行，并有所发展。
然而，从板块经济来说，商人的中介是次要的，本质上是中国经济板块与印度经济板块的相互吸引碰撞，造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其他一切地区的小型板块都是围绕着中国印度板块的互动而展开。
全球化建立在世界各大经济板块互动的统一。它的前提是世界各大文明区域统一市场的建立，例如中国板块、印度板块、阿拉伯波斯板块，而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是由各大区域市场板块相互碰撞联通形成的。东方区域市场板块的形成较早，中国板块、东南亚板块、印度板块、波斯板块、阿拉伯板块，在唐宋时期已经很成熟。这些板块之间的联系，便形成了丝绸之路。欧洲板块形成较迟。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洲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五百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发生，东方的财富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为了得到东方的新奇物品，他们加大生产，发展商业。地中海及波罗的海周边港口城市兴起，各国之间海上及陆上交通的发展，使欧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板块。
欧洲经济板块的崛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类世界的金银矿大都集中于欧洲，或在欧洲的周边，这使欧洲国家拥有大量的金银。当中国平民还在用铜板的时候，欧洲人已经在大量使用金币和银币。与其相对应的是：中世纪的欧洲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他们用木制的碗杯盛葡萄酒，食用烘干的面包，以动物毛皮制衣服。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人乐于用手中的金银购买东方的瓷器、香料、丝绸、白糖、棉布等各种商品。我在第一卷已经做出一个论断：由于欧洲人手中掌握较多的金银，欧洲物价高昂，他们手中的金银只有用到东方才能实现最高价值。所以，欧洲人必然趋向东方，以实现手中金银货币的价值。从板块理论来说，欧洲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市场，它的消费量几乎是不受限制地扩张。所以说，这个市场直接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在明代中叶，中国与印度、东南亚、西亚世界互动产生的经济效应已经疲软，而接纳欧洲世界之后，马上产生了巨大的环球贸易。总之，这个新近崛起的经济板块拥有强大的动能，欧洲内部的互动，促成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德国的崛起，这些国家的互动，又将动能传向非洲、亚洲乃至美洲，于是，环球贸易体系初步形成。
但是，不要忘记，以欧洲为核心环球体系的形成，是建立在已有板块互动基础上的。中国板块、东南亚板块、印度板块早已联系在一起。因此，葡萄牙人进入东方世界后，才能沿着已有的商业网络深入亚洲每一个角落。他们追寻的东南亚香料，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早就使用的商品。另外，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当葡萄牙人进入东方的时代，世界级的经济大国还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白糖，印度生产的棉布，加上东南亚的香料，才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宗商品。欧洲人来到东亚的几条船只，一时无法影响亚洲经济大局。事实上，在大航海早期，日本银矿的开发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更大。早期来到东亚的欧洲诸国，都在介入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中得到发展的动能。均衡地看待亚洲与欧洲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变化的本质。
将全球化理解成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的互动，那么，在中世纪末期，亚洲的国际贸易线路已经形成。亚洲各板块的互动，形成了向非洲与欧洲发展的张力。受到来自远东经济张力的影响，欧洲也产生了向亚洲发展的动力，然而，真正引导这一动力趋向亚洲的介力，却是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的运作。
由于人类知识的相互交流，各个民族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一个群雄并起交争的平台，有的民族发展得更快些，有的民族相对落后，决定于他们对早期全球化的应对。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期，领先世界的无疑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的后期，中国、印度已经被欧洲超越。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命运一直受到关注。
大航海时代的核心是贸易问题。谁能在世界贸易物流中占据较大的比重，并在世界金融领域体现这一成就，谁就能领先世界。对晚明中国贸易史的研究很早就展开了，我在第一卷已经有大概的论述，不过，晚明外贸史涉及面广，而且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项目，中外学术界留下许多成果，我的学术概述挂一漏万，也可能漏了不少著作吧，甚至漏了重要著作。在这里要向大家道歉，并在具体论述中补充。此外要说的是，由于这一领域以往成果较多，多数史料已经面世，本卷中我更多的是展示史料使用的不同角度和轻重的掌握，新史料不会太多。事实上，有些段落是在综述以往的成果，折中里得出我的观点。至于我的立足点，其一是从东方的角度来看环球贸易体系初成时代的东亚贸易——以往该领域的著作大都是以欧洲的角度来看大航海时代世界的发展，我觉得改变一个角度或许会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从而给中国及东亚在这一体系里寻找合适的位置。其二，与传统从高往下看的对外贸易史不同，我坚持的是用底层的视野观察晚明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是对傅衣凌先生方法的坚持和探索。其三，我尝试从环球贸易体系的高度来看明代外贸的细节，阐明一些被忽略细节的重大意义。立足点不同，看传统史料或许会有新的体会吧。
晚明外贸史在学术界有特殊的地位。近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一个观点：中国的近代化其实开始于晚明以来的社会转型，在这一时代，中国工商业发展，城市化大步前进，进出口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变化也引起文化领域的反映，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导致平民的泰州学派出现，李贽、林兆恩之类的异端在民间有很大影响，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伟大的世俗小说定本，艺术领域出现了个性张扬的吴门画派，将音乐和数学结合的十三律引起世界关注，至于中国的丝绸、磁器、白糖都成为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商品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传统欧洲学者的解释是：欧洲人来到东方，搅动了东方百世不变的死水，因而引起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但是，观察当时的社会，东方拥有比西方更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整个大航海时代，是西方人在向东方学习，他们疯狂地采购从未见过的东方商品，模仿东方的艺术，仿制东方商品，甚至学习东方世俗至上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是东方带给西方的文化因子引起欧洲的巨变。在大航海时代前期，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更大。欧洲人走向世界，是一个类似当今亚洲西化趋势的东方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西方社会对东方的影响，毕竟，环球贸易体系是由欧洲人的航海实践而建立的。所以说，那个时代各国走出孤立，相互影响，才是这一时代的特点。
晚明是整个世界巨变的时代，因为，这是大航海时代开始显示出效应的时代。在大航海时代的前期，郑和的远航将中国海周边国家与印度洋周边国家联系在一起，由郑和大批量带到印度洋的香料与中国商品，引起欧洲人的羡慕，因而有了向东方发展的欲望。而后，葡萄牙人向东探险，开辟了欧洲到印度的直接航道；西班牙人向西航行，开辟欧洲到美洲的直接航道，加上麦哲伦从海峡穿越美洲大陆，建立美洲通向东南亚的航线，整个世界已经连在一起，环球贸易体系初步建立。从此，世界各大文明共同体不再是孤独地自行其是，而是利益相连，相互抗衡，相互影响。
世界统一市场是竞争激烈的角斗场，有的国家胜多败少，有的国家败多胜少，胜的国家发展较快，败的国家可能落伍。世界市场最大的特点是“拉平”各国之间的经济距离，每样新鲜的发明，都会通过市场传到世界市场所涉及的每一个角落。一个国家的爱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爱好，引起世界性的模仿浪潮，在这浪潮之中，后进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学习赶上这方面最先进的国家。所以，在世界市场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地位会是永久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中。进入世界市场的最发达国家，很快会成为所有国家追赶的标杆，不论这个国家有多先进，若是没有相应的进步，迟早会被赶超。而那些落后的国家，若能在世界市场上经营成功，也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实际上，在环球贸易时代，最失败的是那些被市场抛弃的国家，因为，他们无从了解国际市场的变化，更谈不上赶超。总之，环球贸易体系的形成，将世界所有国家都推上一个竞争的平台，使所有的国家面临两种选择：或是胜利，或是失败。
因此，不要轻率地说是欧洲国家给僵化的中国带来变化，也不要自大地认为，中国给欧洲的恩惠如何了不起。事实上，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体系初创的时候，任何人对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都不太明白，他们大都是被动地卷入统一市场的洪流中，有的被抛到浪尖，有的被压到浪底，只有那些应对得当的国家，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取得最好的效果。
所以，大航海时代不是哪个国家和地区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变化，而是各区域被卷入世界市场后，自然产生了物理碰撞和化学反应，从而引起世界力量的重组，各地区在相互竞争中发展。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总的来说，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各地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导致人类爱好的趋同化，各地区民众为了得到远方的商品，走出家门去采购，这就形成了环球贸易。在环球贸易中，那些文化与物质文明发达的国家，会引导落后国家前进，并从中获得一定的物资利益。所以，这一时代的变化是双方互动的。国际市场还有另外一面，它是一个竞争极为激烈的商品战场，各类商品的竞争，决定了各个生产国的经济地位，各国地位由此被决定。
世界贸易不是明代晚期才有的，为什么明代晚期中国和世界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仅限于亚非国家，西起非洲东海岸，东至中国濒临的南海。而环球贸易体系初建之时，整个欧洲、美洲都卷入世界市场。原来以亚洲为主的小循环贸易，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循环贸易，这给环球贸易线路上诸国的刺激更大了，仅以中国而言，对外贸易上升到一个新的级别。
就明朝而言，大航海时代环球贸易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明朝所处的环境，明朝的商品有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海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引致中国工商业大发展。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最后导致明代社会的升华。这是晚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然而，明代中国的发展也有先天不足之处。以金融制度来说，从宋朝到明朝，中国经历了从纸币到白银时代的变化。这一变化对中国国际贸易十分不利，因为，在宋元明初的纸币时代，中国的金银大量流出，成为国际市场上金银储备的洼地。郑和远航停止，与中国缺乏金银有一定关系。相对而言，欧洲国家一向盛产金银，流通领域人均金银货币占有量远高于中国。当欧洲市场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时，欧洲虽然拥有较多的金银，但经济仍然落后于东方。环球贸易体系形成之后，在以金银为货币的国际市场上，欧洲金银储备高，使欧洲获得特殊的地位。葡萄牙人发现，在东方使用白银，可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大量物资，因此，葡萄牙人有动力将欧洲的白银带到东方贸易。郑和时代的中国却不是这样，因白银流出太多，最终自动结束了官营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中国民间的私商虽然进行获利的对外贸易，然而，因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力量无法整合，在对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贸易之时，华商常常居于不利地位。所以，华商在东南亚的地位动摇了。不过，由于华商掌握着葡萄牙人最想得到的丝绸和瓷器、白糖等商品，迫使欧洲国家以较为平和的态度对待华商。这是晚明前期华商在海外世界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晚明也是亚洲东部三大贸易圈鼎立的时代。我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三大贸易圈是中国贸易圈、环南海贸易圈和环北中国海贸易圈。中国贸易圈或说中国经济圈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环南海贸易圈的形成至少是在唐代。在明朝以前，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主要是中国贸易圈和环南海贸易圈之间的贸易，并且向印度洋延伸。其时，东北亚的朝鲜、日本、琉球虽然与中国之间有贸易，但其贸易量不大，影响也小。迄至晚明发生两大变化：其一，如前所述，环南海贸易圈成为环球贸易体系的一环，中国在环南海贸易圈的活动使之进入环球贸易体系。其二，因白银矿山的开采，东北亚日本崛起，形成一个贸易大国。由于高速发展的日本需要各类中国商品，而中国需要白银，因此，中国与日本之间出现大规模的商品流动，这一贸易影响了东亚的朝鲜、琉球并导致中国北部沿海经济的活跃，因而，东北亚出现了环北中国海贸易圈。这样，亚洲东部就出现了三大贸易圈鼎立的局面。而这三大贸易圈的重叠区域即为台湾海峡，换句话说，环台湾海峡区域成为东部亚洲三大贸易圈运转的枢纽，它带动三大贸易圈运转，也随着三大贸易圈的波动而动荡。它是亚洲的焦点，也是亚洲的风暴眼，更为重要的是，由台湾海峡西岸出发的华商成为运作中国海域贸易主要商人，他们与两大海洋贸易圈各种商人的对话，是两大海洋贸易圈海洋商业的主线。
在近代早期，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商品是香料、棉布、丝绸、磁器、蔗糖等商品。
香料是早期国际贸易中最畅销的商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食品用香料，例如胡椒、丁香、肉豆蔻，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很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食用香料在中国也有很好的销路。在中国的北方及潮湿的地区，食用辛辣食物很早就成为一种习惯，他们最早是吃生姜、花椒之类的食品，发现海外的胡椒之后，胡椒就成了最好的辛辣食物添加剂。明代文献告诉我们，当时国内市场上，胡椒的价格是花椒的八倍！胡椒虽是添加剂，但中国人口众多，每个家庭都消费一些胡椒，总量十分可观。胡椒另一个特点是不怕虫蛀，可以久藏，成为当时的富人喜欢的藏品。唐朝的宰相元载家藏七百石胡椒，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贪腐案例。一直到明代，富豪仍然保持这一习惯，家藏上千石胡椒的案例不少见。明代的一石可容 150 市斤，以 2000 市斤折合一吨而计，一吨相当于 13.33 石，一千石就是 75 吨。正德中，官府籍没佞臣钱宁“胡椒千五百石”
即 112.5 吨！可见，钱宁是一个家藏上百吨胡椒的富豪，这一事例表明当时中国人消费的胡椒是可观的。
中国人喜欢胡椒的习惯逐渐传染到中国的北方，唐代的文献表明，当时的北方人喜欢用胡椒来炮制肉类食品。胡椒辛辣呛人，涂上胡椒粉的牛肉、羊肉让蛀虫畏惧，却是人的好食品，因此，北方游牧民族有使用胡椒加工肉类的习惯。唐宋元时期，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征西南亚洲及欧洲，也将这些习惯带给了欧洲人。欧洲许多民族都是由游牧人转化而来的食肉民族，很快传染了这类习惯。这样，欧洲人也爱上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食用香料。在这三种香料中，胡椒较为普及，丁香和肉豆蔻被视为高级香料，通常只贵族使用。当时丝绸之路的枢纽位于地中海的东方，欧洲人主要是在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购取来自东方的香料等商品，它如阿拉伯人控制的亚历山大港，也是香料贸易的重要口岸。1453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全面控制了地中海东岸的城市，香料价格进一步上涨，欧洲人便在思考怎样绕过阿拉伯人的地盘，直接在东方购取香料。于是有了葡萄牙人探险东方的冒险。“为了基督和香料！”这是葡萄牙人向东方发展的口号。研究香料贸易要注意的一点是：让欧洲人激动不安的香料，很早以前也在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如我在第一卷揭示的：郑和下西洋的沿线国家港口，都以出产香料闻名，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东方的香料出口，这是刺激欧洲人东进的重要原因。
郑和远航停止后，私人海上贸易继起，通过接力的方式将东南亚的香料送到欧洲。迄至 15 世纪末叶，欧洲每年进口的丁香约 75 吨，肉豆蔻为 37 吨。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之后，直接到香料群岛采购丁香和肉豆蔻，从 1513 年至 16 世纪的 30 年代，葡人每年转运 30 吨的丁香和 10 吨的肉豆蔻到里斯本，从而主宰了欧洲香料市场。比之丁香和肉豆蔻，胡椒是更加大众化的香料，欧洲商人大量采购胡椒，使远东胡椒产量大增。1600 年前后，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爪哇一共出产了 4500 多吨胡椒，仅万丹一平常年间就有 2000 吨。
欧洲消费的胡椒等香料渐渐超过中国。明末，东南亚运到中国的胡椒约 2000 吨，运到欧洲的香料达 6000 吨。
按，据中国的农书，明代末年中国的南方地区已经可以种植和生产胡椒，所以不要进口那么多的南洋香料。有些年份欧洲进口的香料达 6500 吨，约值 25 吨白银，
也就是近80 万两白银。
继香料之后，蔗糖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蔗糖原产于东南亚、中国及印度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很难分辨是哪个地区最早出现甘蔗。中国早在汉代就有甘蔗的记载，唐代初年，在李世民的主导之下，从印度输入了制糖术，宋代，中国南方省份已经能够生产半流质的蔗糖。元代，一些来自古埃及的商人给中国带来了在蔗糖汁中加入树灰的方法，从此，福建与广东的蔗糖生产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大量的固体红糖、白砂糖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商品。
明清时代，欧洲人曾从中国进口白糖，不过，在美洲蔗糖生产发展起来后，中国白糖就很少向欧洲出口了。
欧洲人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了解了蔗糖，在食物相当单调的欧洲，这种新奇的调味品很快受到大家的喜爱。从此，来自东方的蔗糖源源不断地进欧洲市场。只是由于阿拉伯商人垄断了东方商品贸易，欧洲人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来，在地中海活动的阿拉伯人将制糖术带入塞浦路斯、克里特、马耳他、西西里等地中海岛屿种植，而葡萄牙人又将制糖术带到大西洋的岛屿，导致大西洋中部岛屿的开发，例如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圣多美岛都成为蔗糖生产地。这些岛屿还生产地中海著名的葡萄酒。1500 年，葡萄牙人抵达美洲的巴西，很快将甘蔗种植传到美洲；后来，荷兰人又将甘蔗种植传播到加勒比海诸岛，使之成为美洲的经济支柱之一。其时，欧洲人的甘蔗种植园流行奴隶制，为了发展美洲的甘蔗种植园，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的商船从非洲购取黑人运到美洲出售，供各大种植园采购奴隶，所以说，美洲种植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以加勒比海诸岛而言，当地人多在殖民者带来的瘟疫中死去，由殖民者贩来的黑奴随着种植园遍布每一个角落，少数白人是统治者。种植园有巨大的风力磨，可以压榨甘蔗，奴隶又将甘蔗熬成褐糖，褐糖被运到欧洲等地深加工。种植园的种蔗、伐蔗、榨糖、熬糖都须耗费巨大的劳动，所以要使用廉价的奴隶劳动。除了蔗糖种植园以外，英国人又在北美发展棉花种植园，同样需要大量的奴隶，而这些奴隶只能来自非洲。大西洋上因而形成了三角贸易，欧洲人的船只从欧洲出发时，带足了玻璃珠、枪炮、棉布等商品，将其运到非洲之后，换取黑奴，再运到美洲，出售黑奴之后，购取美洲的蔗糖、烟草、棉花运回欧洲。这一三角贸易循环互动，使欧洲、美洲的经济活跃起来。可以说，大西洋在 18 世纪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与甘蔗园的开辟，关系极大。
蔗糖在东方也是重要的商品，主要产自中国的福建、广东以及东南亚的暹罗、占城、柬埔寨以及爪哇。据安东尼·瑞德的研究，东南亚的炼糖厂是在中国榨糖法传入当地后大发展，
其时约为明清之际。此前东方国际市场上的蔗糖大都来自中国。在 16 世纪后期，来自中国的蔗糖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中国自元代开始生产白色的蔗糖，这种看上去雪白的糖品，外观好，纯度高，很快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荷兰人占据台湾时期，每年都要从福建沿海采购大量的白糖及红糖，转销欧洲和日本。晚明闽广糖品进入国际市场。郑芝龙在澳门时，他的舅舅派他到日本做生意。“至天启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
其中白糖排在首位。葡萄牙大船到日本，砂糖是其所载商品之一。有一艘葡萄牙大船上所载白糖约 60-70 担，买价每担 1.5 两，在日本售卖达 3 两，甚至 4.5 两，但日本人不习惯使用白糖，他们宁可要红糖。红糖在澳门的买价是 0.4-0.6 两，在日本每担可卖 4-6 两，这是一种赢利最大的商品，故这艘船载运 150-200 担。
[1]
大致而言，欧洲人喜欢白糖，日本人更喜欢红糖。17 世纪荷兰人传到东方的消息是：欧洲的白糖市场从 1200 担增至 6400 担，再到 8000 担、12000 担。
不过，17 世纪末，欧洲的蔗糖市场也吸纳了来自东南亚的大量蔗糖，而中国出产的糖反而不太显著。
茶叶。中国茶叶是最独特的饮料，它有消食化油的作用，是中国人离不开的健康饮料，尤其适合食肉民族饮用。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的茶叶就引起游牧民族的喜欢，历代中国政权都在边境设立茶马交易所，以中国的茶叶交换游牧人的马匹，所以，茶叶很早就是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然而，茶叶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却比较迟，在很长的时间里，东南亚及印度诸国都没有消费茶叶的习惯，日本人虽然喝茶，但他们很早就引进了中国制茶法，自产自销，不需要进口中国茶。所以说，清代以前，中国没有向海路输出大量的茶叶！这是必须注意的，也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地方。近代中国茶叶出口大涨，是因为英国等欧洲国家喜欢上了中国茶，而英国从大量进口中国茶，是 17 世纪后期开始的。所以说，清以前中国茶叶未曾由海路大批量出口。当然，这里还有些问题未解决，例如，英国人爱上中国茶，是由葡萄牙公主嫁到英国开始的，但葡萄牙人何时开始饮用中国茶？未见记载。中国的海路茶叶出口始于清代初年，虽然其时以荷兰人、葡萄牙人饮用中国茶为主，但英国人很快赶了上来。18 世纪的英国形成饮用下午茶的习俗，并在红茶中加入白糖，这种让中国人奇怪的饮茶方式使英国人消费大量的茶叶。17 世纪英国的咖啡馆（茶馆），流行喝加糖的红茶和咖啡，由于咖啡十分难得，所以，主要喝茶。这种习俗又随着英国人称霸世界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其时，茶叶贸易对象主要是英语国家，从英国到美国，再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整个 18 世纪，茶叶贸易约占世界贸易的百分之十，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之一。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在饮用茶叶的咖啡馆里，英国出现了最早的“王家学会”，它是最早的科学家组织，牛顿曾任会长。也出现过英国银行，劳埃德保险公司原来也是伦敦的一家咖啡馆。美国革命始于波士顿倾茶事件，鸦片战争的幕后，茶叶比鸦片的重要性更大。茶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棉布。棉布最早出现于印度，而后传向东南亚和中国。明朝开国者朱元璋大力提倡棉花种植，这使中国从一个以蚕桑为主的国家变成以棉纺织业闻名的国度。明代前期，中国和印度都是棉织业大国，郑和下西洋之时，马欢等人详细调查了印度各地的棉布生产，说明当时中国也进口印度棉布。关于棉纺织业，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近来，在欧美学术界，乔吉奥·列略（Giorgio Riello）研究棉业的专著《棉的全球史》引起大家的注意。乔吉奥认为，从 15 世纪到 18 世纪，印度和中国的棉业在世界上是占统治地位的，其中又以印度棉业对欧洲及东南亚的影响巨大。
印度主要棉布产地为：北方的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东北的孟加拉邦和印度东南的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其中以孟加拉的产品最为精致。印度棉布在欧洲畅销的原因在于：它的品种花色较多，当时印度人掌握最好的印染技术，印度出产的棉布具有靓丽的色彩和图案，这是欧洲人做不出来的。
棉布是东南亚和东北亚进口最多的商品。1602 年，英国人抢劫了一艘从科罗曼德罗前往马六甲的葡萄牙货船，船上载有价值30 万克鲁扎多
的货物，主要是布匹。安东尼估计：“马六甲每年从印度进口棉布的价值总额达 46 万枚克鲁扎多，几乎相当于 20 吨白银。”
当时的马六甲是东南亚的主要枢纽港，运到这里的棉布，会被前来贸易的商船载运到各地。对欧洲列国来说，16 世纪末，香料贸易的高额利润开始衰减，葡萄牙人渐渐将兴趣转向纺织品。他们将大量的丝绸、棉布运到欧洲销售。不过，欧洲及东南亚的棉布主要来自印度。当时国际市场上有一种中国出产的坎甘布（cangan），是一种粗棉布。其销售量比不上印度棉布。乔吉奥认为：全球化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印度棉布在非洲和东南亚的销售是支持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据。
明清时代虽有出产于江南的棉布畅销于东南亚市场，但其数量不能与印度相比。这是为什么？中国的生产力可见证于茶叶、丝绸、磁器的生产，为什么在棉布方面完全不能与印度相比？我对这个问题思考良久，后来想到，这是审美观决定的。明清江南的梭布是全国最畅销的商品，但是，江南人喜欢淡雅，这使他们生产出来的棉布少有复杂的花色，多数梭布都被染成青色和蓝色，虽说部分南京布有“紫花布”之名，看来也是单色的品种。葡萄牙人谈及中国风俗：“绝大多数中国人穿黑色的棉布衣裳。”
西班牙人指出：中国人运到菲律宾的长袍，多为黑色和蓝色。
印度人的爱好者与中国人不同，他们喜欢红、黄、蓝等鲜艳的色彩。古代的印度植物生长茂盛，山岭、田野都被绿色统治，只有鲜艳的颜色才能体现个人的存在。至于中国人的哲学是融入大自然，古代的江南水乡“春来江水绿如蓝”，绿色和蓝色无处不在，而深邃的江水幽幽发青，所以，江南人选择蓝色与青色为自己的常服。应当说，印度人审美观更有国际性，他们印出的各种花色棉布受到多数民民族喜欢，尤其是东南亚民众，他们的文化和环境与印度相似度很高。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印度的棉布会更受欢迎，中国棉布虽然也有一定的销路，但总体上比不了印度。我在第一卷中对郑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分析，可以证明，早在明代前期，印度的棉布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其时中国的棉布虽有出口，数量不大。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不同决定的。晚明的国际市场上，最畅销的商品一开始是东南亚的香料，后来就是印度棉布了。中国的丝绸和磁器只能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由于棉布是人类在粮食之外消费最多的商品，围绕棉布的商业运作对大国的崛起有重要作用。英国人对棉布，从喜欢、进口到自行生产，迨至将棉纺织业当作基础工业，象征着工业发展重心的变化。英国人最终发明了工厂制度，生产出来的棉布比印度更为便宜，美国的棉花在英国工厂织成布匹，再返销印度，将印度棉纺织手工业彻底打垮，这是近代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变化。
中国丝绸的命运和棉纺织业不同。丝绸是一种较费人工的行业。它的原料产生，要经过种桑、摘叶、养蚕、吐丝、缫丝等多道工序，而棉花只要种植、摘采两道工序，所以，棉纺织业一出现，就对丝织业形成打击。唐宋时代中国人的衣料以丝绸和苎麻为主，普通人家是夏穿苧布，冬着丝绵，春秋以粗绸为衣，丝绸对百姓而言十分普通。元明之际，棉纺织业从福建、广东向中原挺进，经朱元璋的推广，棉纺织业很快取代丝绸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衣料，相形之下，中国传统丝织业迅速萎缩，明代中叶，只有江南区域才有发达的丝织业。如第一卷所述，明代前期，印度、伊朗等国都有发达的丝织业，实际上，同时期欧洲意大利、法国的丝织业也很发达，因此，江南丝织业的市场有限。但是，江南丝织业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湖丝。江南蚕农有养蚕的一些秘诀，他们养出的蚕，比较肥胖，吐出的丝粗而光滑，强度和弹性都很好，受到天下各地丝织业的欢迎。据正德年间的《漳州府志》记载，漳州人早在明代前期就从浙江进口湖丝，后将其带入国际市场，大受欢迎。当时的欧洲人可以不喜欢中国的丝绸，但对中国的湖丝爱不释手，有了中国的生丝，他们才可能织出更为高级的绸缎。湖丝另一个特点是无法移植。外国人一直想学中国湖丝的生产方法，其实，中国各地的官员也都想引进湖州的蚕丝业，然而，江南的蚕离开本乡水土，不消几代就会变得瘦弱，吐出的丝与当地蚕种差不多，所以，江南的湖丝外地无法引种。这样，从明代到清代，各国只能进口中国的湖丝，而无法取代中国的丝织业。晚明出口价值最早的商品也是湖丝，一担湖丝明代中叶价值高的 60 两白银，由于它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很快涨到一担120 两白银，贵的时候，每担加价数十两也很难买到。
和棉纺织品不同，中国的丝绸世界花团锦簇，丰富多彩，是比棉布更为高级的衣料。丝绸比之棉布，第一个特点是亮丽，同样的商品染上颜料，丝绸更为闪亮，棉布较为暗淡，所以，各国民众都喜欢用丝绸来体现华贵；丝绸另一个特点是滑爽而不吸水，不会因汗湿而粘在身上，是夏天最好的衣料。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喜欢丝绸，只是消费能力有大小，普通民众只好以棉布为常服，而丝绸常被定义为贵族的服装。因此，丝绸的国际市场一直是稳定的，尤其是湖丝，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收入。从美洲驶来的西班牙船，回程时装载的湖丝和绸缎约为全船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商品根本无法与之比较。
中国的丝绸是海外最畅销的商品，在海外占有广大的市场。何乔远说：“吴越之人，利莫大于湖丝，而夷人所欲，亦莫大于此。夷人所工者，织罽作绒，而不得湖丝，而无所得下手，其湖丝已成之货，若绫、罗、、缎之类，则彼之錾以为花为鳞，服之以为观美。”
这种情况，不论在欧洲、美洲还是日本，都是存在的。
日本市场的开拓。明代是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由于日本盛产金银而缺乏中国丝绸，在日本市场上，中国丝绸的销路很好，“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筹海图编》记载日本喜欢的中国商品：“丝，所以为织绢苎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苎，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直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丝绵，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布，用为常服，无绵花故也。绵紬，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锦绣，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红线，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日本商人只好到东南亚市场购买中国丝绸。徐光启指出：“自时厥后，倭自知衅重，无由得言贡市。我边海亦真实戒严，无敢通倭者；即有之，亦渺小商贩，不足给其国用。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之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去闽稍倍之。吕宋者，在闽之南，路迂回远矣；而市物又少，价时时腾贵，湖丝有每斤价至五两者，其人未能一日忘我贡市也”。
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从事日本市场上的中国丝绸贸易。一艘到日本的葡萄牙大船“载运了白生丝 500-600 担，广州购买到澳门是 80 两，到日本售卖是 145-150 两；各色丝绢和丝线共 400-500 担，优质的色绢买价是 140 两，在日本售价是 370 两，有时高达400 两；各种绸缎 1700-2000 匹，在广东采购价是每匹 1. 1-14 两，在日本售价是2.5-3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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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汉昇说：“葡船把自广州收购的丝货，经澳门运往日本出售，其中光是生丝，在十六、十七世纪间的五十余年内，少时约为一千五、六百担，多时约达三千担……在十六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日本出产的银子约有一半输出国外，而输出的大部分都由澳门葡人运走。自1599 年至1637 年，三十八年间，葡船自长崎输出银 58000 箱（每箱一千两），或 58000000 两。这许多自日运往澳门的银子，大部分都转运入中国，用来购买输日丝货及其他货物，和当时澳门葡人日常生活的消费品”。
欧美市场的开拓。明代的中国丝绸享誉世界，不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都十分旺盛。以生丝生产来说，西方国家早在中世纪便引进了中国的蚕桑，西班牙、法国与意大利的生丝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但是，在价格革命发生之后，欧洲物价飞涨，生丝变得十分昂贵，一个投资者在西欧市场上组织生产生丝，远不如从中国购进更为合算。所以，中国的生丝成为欧洲市场上最畅销的商品之一。1515 年在葡萄牙船队服役的一个意大利人说：“这个国家盛产各种白色细蚕丝，每一坎塔罗（那不勒斯重量单位，约相当一百磅）价值三十克鲁扎多；十六匹一捆的优质锦缎，每匹价值五百里尔，折合四百克鲁扎多；缎子、花缎以及每盎司售价为半个达卡或不到半达卡的麝香。各种各样的珍珠极多，还有各种帽子。因此，从中国运到此地（马六甲），这些货物可获利三十倍。”
何乔远评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到彼，亦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
学者们研究荷兰人撰写的《巴达维亚城日记》后指出：台湾荷兰人主要经营丝绸、瓷器、砂糖等重要商品，其贸易对象是日本、波斯与欧洲。一百斤生丝在台湾收购的价格是荷兰币 200 里尔，在日本可售 424 里尔，利润达 100％！
而马尼拉市场生丝的价格也很高。“马尼拉的丝价每担 240 两，比大员至少贵 100 两”。
因此，在当时国际市场上，丝绸是最好的贸易商品。
荷兰人对中国丝绸的追求也是十分疯狂的。他们占领台湾以后，为了得到中国商品，采取给福建商人预付定金的方式来采购。“我们的人冒险预付给一名中国商贾约40000 里耳，但我们信得过他，因为该人在此之前已为我们购到250 担丝（当时也是预付给他）。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恐怕不会获得这么多的丝货，因为普通商人运到大员的货物仍无明显增长”。
早期与荷兰人贸易的厦门商人是许心素，1621 年，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人在其报告中提道：“在前面的报告中已经述及，我们在等待den Haen从大员运来生丝 200 担，但因风暴而迟迟未到，致使许心素的帆船被迫在漳州湾滞留 3 个月，此时我们已将资金预付给他。公司在大员的人为此甚感不安，决定派Erasmus和den Haen两船前往漳州打探许诺的 200 担生丝出于何故仍未运至大员。”荷兰船到达厦门外海停于烈屿，“许心素派一条帆船运来 200 担生丝交给我们的人，他们又预付他可购 70 担的资金，价格为每担 137 两。他不久即交货 65 担。我们还与另一商人订货，并预付银两给他，又获得 10 担。我们的那时共购得 275 担，计划南风季初送往日本，如能多购入，也将一同运去”。
很显然，这种先付订金的贸易方式，绝对是有利于福建商人的。荷兰人后来抱怨：“只有得到一个许心素，他使我们信托到 100000 里尔给他，却仅仅只有六个月，看到他运货回来，然后就随他的意思，不照市价支付了；然后就是一官（即郑芝龙），他满口答应，要让一两个商人来跟我们交易（他自己也因而获利），但他们运来的货物都只够我们资金四分之一的交易量，剩的资金，都得年年毫无收获地积存下来，造成我们的主人很大的损失”。
磁器。古人的磁器一词包括瓷器和陶器。重庆地名“磁器口”是最著名的。近几十年来，许多人以“瓷器”取代“磁器”，以为瓷器是磁器的简写，这是不对的。因为，“瓷器”与“磁器”二词的文化内涵不同。“磁器”不仅包括“瓷器”，还包括陶器。中国的瓷器天下闻名，是海上丝绸之路畅销的商品。近年学者研究中国的外销磁器，以瓷器为主。实际上，除了瓷器之外，中国的陶器出口也很多，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很喜欢中国出产的水瓮大缸，可以用之装载大米、酒和水，是家庭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品。事实上，陶器的输出不亚于瓷器，所以，此处就用“磁器”一词了。晋江的磁灶是我国陶器生产要地，此地生产的水瓮常见于东南亚国家，销量巨大。广东的佛山在明代的名气不如清代，但其陶器和瓷器生产也是很大的。
瓷器在很多地方都能生产，明代最大的变化是制瓷重点转到南方。宋代北方有定窑等名窑，但是，明代北方还有扬名世界的名窑吗？基本不见了。明清时代，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石湾窑出名的时代，这都是南方的名窑。而且，这些名窑的生产，大都与国际贸易有关。
明代中前期，又是龙泉窑向景德镇窑转化的时期，青绿色的龙泉瓷逐步退出瓷器市场，而蓝白色的景德镇青花瓷逐渐成为主流。白底蓝花的瓷器见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港口。不过，从各地沉船发现的器物而言，晚明沉船发现最多的不是景德镇瓷器，而是生产于漳州的“克拉克瓷”，这种瓷器又被称为“汕头器”。早期可能是潮州商人将这种瓷器介绍给世界，所以有了“汕头器”之名，实际上，潮州本身的瓷器生产不多，潮商运出的瓷器多数来自漳州的平和、南靖二县。漳州瓷器的又一名字是“交趾瓷”，明末有许多来自越南港口的商船输出大量的瓷器，所以，这些瓷器被人们称之为“交趾瓷”，后来考古发现，这些瓷器实际上来自漳州平和、南靖县诸窑。它应是由漳州商人带到越南，再由越南运到日本，从而绕过明朝对日本的禁令。
漳州的平和、南靖二县位于闽粤二省交界处的山区，此地“天高皇帝远”，官府管制力量较薄。嘉靖年间，漳州沿海的月港和诏安的走马溪是对外走私中心，对瓷器的需求量很大。然而，那时景德镇的瓷器产量不大，在外贸上占有先机地位的漳州瓷窑便展开了景德镇瓷仿制品的生产。那时葡萄牙船只可以开到月港和诏安采购中国瓷器，而“克拉克船”是葡萄牙人用得最多的船舶，所以，由葡萄牙人运到欧洲的瓷器就被称为“克拉克瓷”了。它的正名应是漳州瓷。在广东南澳港发现的晚明“南澳一号”沉船，满载漳州瓷器。
漳州瓷是由平和县、南靖县的民窑生产的。这一带生产的蓝白瓷质量明显不如景德镇瓷，漳州民窑的白瓷不如景德镇窑产品纯净，多数情况下带一点灰色。灰白色成为主色调。此外，最关键的是白瓷面上的蓝色。景德镇的蓝色颜料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是进口货，绘制的蓝色显得纯净，而漳州瓷的蓝色，来自闽南本土。在厦门附近的金门岛，有一种名为“碗青”的矿物，可用于瓷器绘色。漳州窑的蓝色应是以这种碗青为原料，但其色调也带一点灰色，整个器物不如景德镇瓷靓丽。不过，漳州瓷器原料便宜，生产数量大，出口数量也大。“南海一号”等海底沉船表明，晚明漳州瓷的出口数量远超景德镇瓷。一直要到清代初年，真品景德镇瓷才在中国出口中占领先地位。
福建另一个仿制景德镇瓷的中心是泉州的德化窑。德化县的白瓷一向有名，釉色纯净而温润，就连素瓷上绘制的蓝色也很好，似乎不亚于景德镇瓷。然而，除了少数器物外，多数德化窑的青花瓷水平不如景德镇瓷。其实德化瓷以素瓷闻名，在国际市场上有“象牙白”“猪油白”之称。和景德镇瓷多为日用器皿不同，德化白瓷多用以塑造人物，畅销国内市场的仙佛像多为德化瓷。在国际市场，德化生产的观音像被日本天主教徒视为圣母像，广受欢迎，所以，出口量也不少。德化瓷中，最为著名的是何朝宗的作品，他塑造的观音像慈祥、生动、美丽，像一位品性高雅的母亲，被誉为神品。德化窑生产很多民间用品，明代德化窑顺着闽江水系向下游发展，在闽清、长乐等县新增了许多民窑，这些民窑生产的碗碟数量极大，品相粗糙，中国普通老百姓多使用这类器皿。
欧洲瓷器市场的开辟。在东方的瓷器抵达欧洲之前，欧洲普通人的食用器皿还处在木碗陶杯时代。高级贵族虽然可用金银器皿，但是，欧洲一旦发生战争，君主可以征收各个贵族的金银器制造货币，或是购买武器。因此，欧洲贵族所藏金银器多不能长久。这一文化背景下，欧洲人爱上了中国的瓷器。欧洲的瓷器热始于 15 世纪后半期。1461 年埃及苏丹将数件明代青花瓷器送给威尼斯人之后，欧洲贵族很快爱上了来自东方晶莹剔透的器皿。迄至 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国王开始将来自东方的瓷器当作礼品送给欧洲各个国王，久而久之，王室内的爱好影响了民间。16-17 世纪，欧洲人建立了与东方市场的直接关系，中国瓷器成为他们采购的主要商品之一，其中，江西景德镇瓷器颇受欢迎，何乔远说：“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而江西之瓷器……皆所嗜好。”
有关景德镇瓷器欧洲市场上的销售，研究文章是很多的，葡萄牙人于 1515 年就向景德镇市场订制一批瓷器，16 世纪前半叶，葡萄牙里斯本和尼德兰安特卫普的城市里，已经有专卖瓷器的商店。1603 年，“荷兰人捕获一艘驶往里斯本的大帆船，船上装载着 1200 捆中国生丝和大约 20 万件明代瓷器”。阿雷兹的《葡萄牙和陶瓷》一文说：“早在 16 世纪30 年代，每年大约有 4 万至 6 万件中国瓷器从亚洲运到里斯本，到了 40 年代，据说里斯本的上层人物已身着中国丝服、品尝着中国茶，按照葡萄图式专门订购明朝瓷器了。”
其时，葡萄牙的医院里病人常用中国盘子用餐，而在巴西的葡萄牙人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明瓷。16 世纪 80 年代，里斯本的某条街上就有六家以上专门出售中国瓷器的商店。
葡萄牙人喜欢瓷器的习俗慢慢传到欧洲各地。据统计，在 1657 年以前的 50年内，英国、荷兰、法国共向欧洲贩卖了 300 万件中国瓷器。又如《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该公司于 1602 年至 1682 年的 80 年内，共从中国运走了1600 万件瓷器。除了欧洲国家之外，东南亚国家也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当地制瓷业不发达，所用瓷器、陶器，多数来自中国。它如日本对中国磁器的需求量颇大，“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尤为彼国所重”。
中国普通的瓷器也有外销市场。例如在日本，中国瓷器大受欢迎。“在广州购买时价格参差不齐，到日本至少可卖 2 至 3 倍的价钱。”有一艘到日本的葡萄牙船上载有“瓷器约 2000 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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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国际市场上最畅销的商品首先是香料，而后是棉布、丝绸、磁器、白糖。中国其他日用品杂货、食品，都在海外有一定市场。“夫日本、新罗、百济国于东海，而民物阜丰，金银羡积。好吾闽浙糖果、青衣、麻葛、丝罗、段匹、广州材药、铜锅、铁铫。”
月港输出中国的丝绸、瓷器、蔗糖，并由海外输入白银和各类商品。“梯航所贡，明珠、大贝、翠羽、文犀。”
茶叶贸易兴起于清代，是 1840 年以前出口最大的商品。这些商品畅销于国际市场，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个特征。也可以说，是这些商品的交流重塑了世界。东南亚因香料最早成为国际贸易的热点区域，体现于郑和舰队及葡萄牙人、荷兰人相继对爪哇等地的经营；中国是丝绸、磁器、白糖、茶叶的主要产地，从而成为欧洲国家商人主要经营目标；印度人的棉布则是国际市场上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英国人为夺取印度棉布的市场，发展出了纺织业的大工厂，正是起源于纺织业的新式工厂制度改变了世界。
[1]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pp. 179 －181.转引自：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160 页；又引自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 333 页。
[2]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pp. 179 －181.转引自：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第 160 页；又引自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 333 页。
[3]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pp. 179 －181.转引自：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 年，第160 页；又引自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 3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