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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是早期环球贸易体系的主要建立者之一，当然，他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他们在东亚海域的活动更多地借助于闽粤海商。嘉靖初年，葡萄牙人在广东受挫，此后，闽南商人将其带到福建沿海的月港、海沧，葡萄牙人在东亚的贸易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葡萄牙位于欧洲西南角的伊比利亚半岛，东邻西班牙，南望非洲，隔大西洋与美洲相望。葡萄牙的本土仅9.2 万平方公里，近年人口约900 万，但在葡萄牙人远航的时候，该国人口仅 150 万上下。葡萄牙在欧洲是一个中等国家。但是，葡萄牙在航海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该国东面是地中海，南面和西面是大西洋，就航路而言，葡萄牙是地中海航路的终点，又是大西洋航路的起点。如果说欧洲的近代史是从中世纪的地中海走向近代大西洋的历史，那么，葡萄牙正是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由葡萄牙承担欧洲近代史开端的重任，再合适也不过了。
欧洲的近代史，是向海洋发展的历史。葡萄牙位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交通的枢纽，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在那个时代，来自西非马里国的地中海黄金引起欧洲国家普遍的兴趣。于是，葡萄牙人产生了南下寻找西非黄金的动力。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领导下，葡萄牙人航抵西非的几内亚海岸，在那里建立城堡为据点，采购黄金和黑奴，获得很大的利润。葡萄牙人的成功对欧洲航海事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笔黄金，葡萄牙就缺乏继续向前探航的资金。如果葡萄牙人在几内亚采购黄金失败，也不会引发欧洲人探航海外的兴趣。结果是，葡萄牙人的成功影响了整个欧洲，从此向外寻找黄金成为欧洲人探航世界的主动力。在葡萄牙人抵达几内亚后的数十年内，欧洲在探航东方航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1492 年，热那亚人哥伦布率西班牙船队发现美洲；1497 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来到印度市场；在他们的鼓励下，欧洲各国冒险家再接再厉。1521 年，葡萄牙籍的麦哲伦率西班牙船队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环球贸易体系初步建立。其中最重要的航线分别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掌握。西班牙人跨越大西洋，在美洲建立殖民地，而后穿越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这是麦哲伦的航线。不过，因这条航路过于艰难，西班牙人一直到 16 世纪下半叶才将这条航路常态化。在此之前，欧洲与东亚国家的联系主要由葡萄牙人承担。葡萄牙人从里斯本南下大西洋，于 1498 年绕过好望角，同年抵达印度的加里库特（Cclicut），1510 年占据印度西岸中部的城市——果阿（Goa），1511 年攻占马六甲（Ma lacca，即《明史》中的满剌加）。为了巩固对大洋的控制，葡萄牙人在亚速群岛、几内亚、开普敦、印度果阿、马六甲等地建立基地，然后进入南海，并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抵达广州沿海，
叩响中国的大门。总之，葡萄牙人在郑和时代已经沿着西非海岸线南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探险，终于抵达印度，而后来到中国，这时已经是明代中叶了。
葡萄牙是最早和中国接触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先遣人员于明武宗正德年间抵达中国，了解情报之后，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护送国王使者皮来资前往中国。它由安德拉德（Ferm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抵达广州之后，皮来资等人到北京进贡，葡萄牙舰队留存广州贸易。
那时候的中国在葡萄牙人的印象中如何呢？20 世纪葡萄牙历史学家雅依梅·科尔特桑在《葡萄牙的发现》一书中说：“中国的政治组织极不相同。在中国，欧洲人看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超过了西方。在当时，中国都市的巨大发展是建立在史无前例的极其繁荣的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基础上的。”“在太平时期，工艺，特别是实用艺术和手工业又繁荣起来，明朝是中国的陶瓷制造术、家具和小摆设生产的鼎盛时期。瓷器、漆雕、青铜雕、玉器和各种珐琅制品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中国人发展得很快，具有理性和讲求实际，有文化并爱好科学，在文学的艺术领域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具有凝聚力和懂得自己是伟大的，这就是葡萄牙人在占领马六甲后即将要见到的人民。”
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彼此之间不够了解以及传统的不同，葡萄牙与明朝之间发生了误解和冲突。
正德年间的广东，正是市舶司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广东市舶司的任务是接待来自西洋各国的使臣。汪鋐说：“东南地控夷邦，而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贡献，道经于东莞。”
这段话表明：其时经常向中国进贡的南洋国家仅有四个，即暹罗、占城、爪哇、浡泥，此外，位于中国东部的琉球是从福州港向明朝进贡的。以往，朝廷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这给明朝带来财政负担。经过多年的变革，广东市舶司的官员终于让朝廷认识到：海外各国派来的使者，多为福建等地的逃民，他们将进贡看成一桩生意，明朝对他们，不如采取以生意对生意的对策，收些税，让他们进行贸易，这是双方都方便的事。于是，明朝在正德年间实行了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其实质是放弃海禁，允许中国商民与海外国家贸易。就在这一时期，不少商人经广东市舶司出海贸易，而海外商人也可到广东市舶司纳税贸易，这是明朝政策的巨大调整。
葡萄牙人能到广州贸易，与广东市舶司新政策是有关的。“至正德十二年，有西北极边强番素未通于中国名曰佛朗机者，驾船而南，驱逐满刺加国王，窃据其国。假托进贡，突至东莞，直趍省城。布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
由于明朝已经厌倦了海外使团，因此不接待明朝礼部典籍上未记载的国家使团。葡萄牙人瞒天过海，自称是满剌加国的使者，取得一个不错的开头。但为时不久，遭到真正满剌加使者的揭发。满剌加使者因与明朝廷的传统关系，要求明朝严惩冒充者。明朝官员中也有为满剌加国鸣不平的。然而，此时的明朝也有许多问题，北方蒙古族骑兵经常越过长城，袭击长城一线的村寨。倘若蒙古骑兵大举南下，北京就会受到威胁。当时的明朝全力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根本无心干预南方夷人之间的冲突。因此，尽管有些明朝大臣为满剌加人呼吁，仍然没有着落。而葡萄牙人身边的一个华人翻译，因缘际会，引起正德皇帝的注意，成为皇帝的宠臣。这也给葡萄牙人带来机会。
因广东官府允许葡萄牙人组织了一个使团到北京进贡，其翻译“火者亚三”在接近正德皇帝时得到信任，时常陪侍于皇帝身边。关于火者亚三的身份，很早就引起了注意。熊明遇说：
有火者亚三本中国人，性黠慧，亡命彼国，久至南京。时武宗南巡，因江彬谒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见典属国，长揖不拜，诈称满剌加国使人，朝见欲位诸番上。主事梁焯讯得其诈状，笞之，颇不慹服。……亚三在京师，与回回写亦虎仙俱怙江彬势，行悖乱。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并亚三、虎仙尽诛论适。
关于这个神秘的火者亚三，明代张本斯的《五湖漫闻》
中有个故事：
东山傅永纪，正德初商游广东，泛海被溺，获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岛。岛惟迭石，遍无纤草。所服之衣，啮吞殆尽。度不能存，呼天泣曰：“居于山饥必至死，附于木或可得生。”乃复附木出没波涛，七曰至海滨，见一渔翁张网独立，乃拜，书询为某处。渔翁书示曰：“佛郎机国。”永纪又书曰：“我夏人也，覆舟随波至此，赖君可以生乎？”渔翁遂允，为馆谷。久之，意气弥笃，以女妻之。永纪善为纸竹扇，一扇鬻金钱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佛郎机国王召见，授以爵。正德末年，佛郎机太子以永纪为通事，进刀剑于华夏。武宗礼遇优渥，永纪遂勿复去。嘉靖初，罪其私通．乃致之瘐死，时年四十八。
这位名为傅永纪的太湖洞庭山人，事迹类似给葡萄牙人做翻译的“火者阿三”，但是，两人是否一个人，还不很明确。
由于“火者阿三”经常与正德皇帝相处，葡萄牙人从中获得许多好处，最明显的是，广东官员不太敢管在广州贸易的葡萄牙人。这对葡萄牙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熊明遇说：
我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余人入贡乞封。……其舶蕃有徒，维广州澳口求市，布政吴廷举闻于朝。议以为非故事，格不行。远退泊东莞南，盖屋树栅而居。恃火铳以自固，复阴出买食小儿。广之恶少年竞掠小儿趋之。一儿售金钱厚倍，所食无算。居二三年不去。……又满剌加诉佛郎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言：佛郎机大酋悖乱弑主，其贡使掠食小儿，惨虐无道，当诛。所兴盖屋工匠及阑出财物者，以私通外裔坐。
按，明代的许多文献都说刚到中国的佛郎机人购食小儿，从而在广州引起了一股掠卖儿童的歪风。这可能是葡萄牙人从事人口买卖引申夸张的故事。葡萄牙人在世界各地掠卖人口，这是事实，但要说其吃人，未必真有其事。然而，葡萄牙人买卖人口也触犯了明朝的法律。明朝虽然也存在着人口买卖，但受到官府严厉的控制，私掠小儿更是大罪。葡萄牙人在广州这样的口岸干这类事，难怪要引起非议了。最后遭到官府驱逐，也是应该的。不过，因火者亚三受到皇帝的重视，在正德年间，一时没有人敢干涉葡萄牙人在广州的行为。这让葡萄牙人定居广州出海口东莞数年。
在广州的葡萄牙人欣喜地发现，这是一个宏大的市场：
中国的大宗货物为素丝及各色丝绸。有各色缎子，锦缎，塔夫绸及其他布匹。较稀疏的丝绸他们称之为纱，其色彩繁多。盛产珍珠，其状不一，多为畸形，但亦有圆大者。我以为，生丝为中国最大路货，因为他们将丝列为货物之首。麝香以粉末或囊计算，其质地约不亚于勃固的产品。药用樟脑产量极大。还有铅、明矾、硝石、硫磺、铜、铁及大黄，其物价极其低廉。……锡铜合金杯子、铸铁锅、盆、浅盆应有尽有。珍宝盒、扇子、针，各式各样。种类繁多，做工精美。这些是上等货。白铁类制品稀少。输入葡萄牙的物品有：铜手镯、黄金、白银。锦缎不多见，纱繁多。瓷器无须赘述。
庞大的中国市场让葡萄牙人欣喜若狂。有些葡萄牙人甚至认为，只要有中国的生意，其他各国的生意都可以舍弃。其后，葡萄牙人将贸易重点放到中国。
葡萄牙人从印度一路向东亚行进时，便开始调查中国的物产及中国人的性格。他们认为：“中国居民善于经商”，“不善征战，长于经商”。一些葡萄牙人主张征服中国：“我们觉得中国物品确实出自一美好、富裕之地。满剌加总督欲制服中国并不需要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力气，因为他们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常去那里的人们及船长说，率数十大船攻克满剌加的印度总督，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拿下中国沿海之地。”
葡萄牙人存在这种想法，难怪他们在广东的行为很出格了。“正德年间，佛朗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狼虎之心叵测。”
这些罪名中，除了“烹食婴儿”让人无法相信外，其他都是真的。当时葡萄牙人热衷于人口买卖，每到一个地方，便掳掠人口，这也是真的。此外，他们居然想在广州附近设置一个堡寨，与广东官府分庭抗礼！广东官民对葡萄牙人这些做法无法接受。“迩来番舶，以利煦驱，在我帛分，固为琐尾，维广多事，迎备鼙鼓，狡虏频来，恐生不轨。济以奸民，秉心蝮虺，东家掠男，西家诱女，父母悲号，怨声凄楚。”
按照广东官府的说法，佛朗机人（即葡萄牙人）在广东喜欢炫耀武力，欺凌官府及其他国家的使者，让广东官员恨得直咬牙。不过，因明武宗身边有人替佛朗机人说话，而且，葡萄牙人手中的“佛朗机”火力强大，广东官员不敢贸然出手，一直忍耐着。
按，“佛朗机”即是明朝官员对葡萄牙人的称呼，也是对葡萄牙人手中火器的称呼。“佛朗机”又可分为两种，其一为步兵用的燧发枪，其二为铜铸大炮。明朝官员对这两种武器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火器本是中国人的发明，宋元之际，军队中已经大量使用火器。明代永乐皇帝在北京的卫戍部队中，有一支专门使用火器的神机营。但火器在东方和西方的命运不同。自蒙古西征之后，东方的火器就传到了西方，当年的欧洲诸侯之间战事频繁，为了加强自身军队的实力，他们研制改进火器，使之成为军队的基本装备。明朝的神机营则将火器当作绝密武器，严格控制这类武器的信息。由于控制过严，明中叶的军队，反而很少使用这类武器。它的制作技术也没有发展。一直到明代中叶，广东官员看到葡萄牙人的这类武器，才想起明代初年，中国也有相应的火器。那么，明代中国与欧洲武器差距在哪里？我心中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待看到民间使用的三眼铳，才明白二者的差异。三眼铳是明军使用的基本武器。它有三个铳管，装满火药后可以依次发射。用以对抗蒙古骑兵，有时会取得很大的战果。三眼铳的缺点是枪管太短，每支铳管约长 0.25 米，火药出膛后，很快分散，所以射程较短，适用于近战。而葡萄牙人手中的火绳枪，都有较长的枪管，长约 1 米至 1.2 米。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知道：火药在枪膛内，有个加速过程，越长的枪，射程越远，葡萄牙人的火绳枪可以轰击 100 米以外的目标，由于设置了简单的瞄准器，优秀的战士可以一枪击中百米以外的敌人。这种火绳枪比之明朝传统的鸟铳实在先进太多。除了火绳枪之外，葡萄牙人的火炮也很先进。他们用青铜铸成的火炮，炮筒较厚，炮管较长，在优秀炮手的操纵下，可以击中数里之外的目标。因此，葡萄牙火枪与火炮确实震动了广东官员。广东官员看到佛朗机的威力之后，不动声色，暗中劝导一些葡萄牙人归化中国。也有人说，这些归化人其实是广东人：
适白沙巡检何儒闯知彼中有广人杨三、戴明者，亡命其国久，尽谙铸铳制药之法，遂阴部勒我人酒米为名，渐与杨三、戴明通谕之向化。设重定约夜遁归。鋐即令如式铸造。用以取捷。
广东官员仿制佛郎机，使明朝官军很快有了类似葡萄牙人的火器，也就完成了对葡萄牙殖民者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
其时，朝廷之上，由于嘉靖皇帝继任，对葡萄牙人的政策也发生变化。邱道隆便主张反击葡萄牙人：
臣以为满剌加之难在所当拯，佛郎机之恶，绝不可长也。然此特举其事理之粗迹耳。若其隐忧伏伺，陛下固得而知之乎？臣尝备员广东顺德县知县，审知本夷桀悍狡诈，习于战争，自屯门航海而来，戈矛剑戟，铳炮弹射，精而且备。当时同事如暹罗等国诸夷见之，垂首丧气。莫敢谁何。今之来交通者，无他，实以并吞势强，爰及中国。欲聚货财与得土地。志固不在小也。故今稍泊屯门，收藏拐诱子女，招纳亡命盗贼，擅立抽分事例。肆无忌惮。其在此者复闻听信奸人拨置，欲讨广东属地，建屋以居。使此计得行，将来久住延蔓，招集无赖，不轨之谋，蓄而不发，则今日与之地者，乃自决外内之防。扰中国之渐，诚非细故也。况今天下根本空虚，四方灾异叠见。内治不足衅端易启。若复纳无底强夷，授之以土，是内有攻心之疾，外益寒邪之侵，躯命殆不自免。岂但谓驱虎狼入鸡犬之域，而畜产受其伤耶？伏望陛下遏萌杜渐，下令廷臣集议，将佛郎机夷人明示顺逆，卻其贡献，驱之南归，果能还满剌加封国恪守本土，许其将来朝贡，一体封赏。脱使执迷不悛，吞并如故，虽外夷不烦中国兵力，亦必檄召诸夷，共声讨其罪而讨之。墟其巢穴而后已。庶几天朝大义既明，后患自绝，满剌加得雪其耻，佛郎机之强不义者，无所容于天地间矣。
嘉靖皇帝很快同意了广东官员反击佛郎机人的建议。“继而勘系逆番，诛其首恶加必丹末、火者亚三等，以杜绝边衅。此海南诸番通贡之大概也。”
汪鋐回忆事件前后：
臣先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适有强番佛朗机驾船在海为患。其船用夹板，长十丈、阔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正德十六年正月，内臣访据东莞县白沙巡检司巡检何儒，称其上年因委抽分曾到佛朗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审知伊等年久投在佛朗机国，备知造船、铸铳及置火药之法。臣即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期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臣，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试验，果效。后臣举兵驱逐佛朗机，赖用此铳取捷，杀灭无遗，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比与杨三等所造，体制皆同。
嘉靖二年（1523），在广东香山县西草湾海战中，广东水师以仿制的佛郎机攻击葡萄牙人。《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年（1523）三月，“佛朗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锐利兵，劫掠满剌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岭巡按御史涂敬以闻，都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
此处是明朝官府的记载，与事实或有少许出入，但广东水师确实取得重创葡萄牙舰队的战果，从而迫使葡萄牙人离开广东海面。
西草湾事件后，从嘉靖二年（1523）开始，广东方面厉行海禁。嘉靖《广东通志》评论：“佛郎机国，前此朝贡莫之与。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东莞县界，守臣通其朝贡。厥后猖狡为恶，乃逐出之。今不复来云。”
然而，由佛郎机国引发的海禁影响了广东的贸易。“市舶既废，番舶无所容，乃之南澳互市。期四月终至，去以五月。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于是凶党构煽，私市益盛不可止。”
按，此处所言之“南澳”，即为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这是一个类似金门岛、东山岛的大岛，岛上有田地可以耕种，有港口可以停泊，明初将其列为荒岛，将岛上民众撤至内陆。迨至明代中叶，该岛已经成为海寇出没之地。
在南澳进行走私贸易的，还有福建漳州诏安走马溪一带的商人。此地历来有番舶停泊，葡萄牙人到了南澳，自然会到走马溪一带。另外一个与葡萄牙人贸易的港口，就是龙溪县九龙江入海口的海沧了。当时的海沧和月港也是中外贸易的一个中心。广东方面禁绝葡萄牙人贸易之后，“安南、满剌加诸番舶，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尽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
南澳港和月港的私人海上贸易兴盛，使广州的对外贸易转到闽粤交界处，广东的官员很快为此事后悔，可是，事情一旦成案，就很难扳回。广东官员重开海禁的努力受到其他官员的抑制。嘉靖九年（1530）十月辛酉给事中王希文言：“至正德年间，佛郎机匿名混进，流毒省城，副使汪鋐并力驱逐，仅乃绝之。今未逾数年，抚按以折俸缺货，遂议开复。祖宗数年难沮之虏，幸尔扫除，守臣百战克成之功，一朝尽弃，不无可惜。”
在朝廷舆论的压力下，广东不得不执行海禁。
据郑永常的研究，广州海口容许前来的番船贸易，至迟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就开始了。从那时到正德十五年（1520），已经有 35 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珠江口附近的湾澳是在有秩序的、活络的、和谐的环境中发展着”，一直到葡萄牙人出现才发生变化。
应当说，正德至嘉靖初年，如果没有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胡闹，朝廷不会兴起新一波的海禁。欧洲殖民者的粗鲁动作，让中外贸易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对东亚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在那个国家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若欧洲殖民者采取比较和平的通商方式会不会更好些？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的干扰，正德年间明朝的开放政策延续下去，广州很快会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可惜，经欧洲殖民者一番捣乱，朝廷内部的保守派找到机会反扑，在广东沿海重新实行海禁。虽说广州口岸到了万历年间一度很开放，但是，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在广州胡闹的阴影一直影响着明朝的官府，所以，晚明总体政策还是海禁。广州对外开放也受到很多制约。晚明的中国，本应更加开放的。如果联想到嘉靖倭乱因海禁而起，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
至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是在欧洲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向来是靠战斗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养成了一切以实力说话的原则和习惯。在广州，他们遇到的广东官员似乎有些迷惘，广东水师的战力也不敢让人恭维。这一切，使他们觉得，为了得到更多，应当炫耀武力，震慑对手，从而攫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不了解广东的开放是暂时的，在有海禁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十分脆弱，只要稍许震动，就会导致明朝走海禁的回头路。总之，这是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初来乍到的葡萄牙殖民者，对东方的政治礼节不通，就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将一切都搞乱了。
如果分析葡萄牙人与中国交往的 400 年历史，会发现在多数时间内，葡萄牙人对明清官府是十分谨慎和老到的。他们成为明朝官府的“麻烦”，也就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那么一小段，但就是这么一小段初始印象，一直留在中国的史籍中。凡是谈到葡萄牙人，明清官员总会提到这么一段。对葡萄牙人而言，这段历史的代价是巨大的。
当然，嘉靖年间海禁的重兴，更该批评的是明朝中枢的官员。他们无法分辨北方的强敌以及南方实力有限的外来对手，对于在草原上横行数百年的游牧骑兵，谨慎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畏惧一切外来的国家。另外，他们缺乏关于外贸的财政知识，也不想在这方面有所进步，遇到问题，总想回到明初的制度。实际上，葡萄牙人到中国贸易，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如果正德年间的制度能够延续下去，广东可以建立一套类似宋元的市舶司体制，对外贸易就可正常举行。至于有些海外国家捣乱，其实只要组织一支数千人的常备水师便可将其击败。明朝能够迅速仿制葡萄牙人手中的佛郎机，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冶金技术是领先的，而且中国的矿产开采也远胜于其他国家，只要明朝愿意，可以迅速生产几百门火炮、几万支燧发枪，但是，当时的明朝官府，仅仅是仿制葡萄牙的武器，甚至是仿制葡萄牙的船只。朝廷官员从来未能认识自己手中的力量。明朝保守的海洋政策，排斥一切外来之客，从而使这些本来只想与中国贸易的国家，因无法贸易而闹事，反而成为中国东南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