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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尽管最终得以平息而保住了李唐江山，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如安、史乱后，其余部盘踞在河北，形成“河北三镇，从此成为唐王朝统治区内的国中之国，形成半独立状态。一直到唐亡，这个局面，无所改观”
。岑仲勉先生在其所著的《隋唐史》中对此做了详细说明：“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中间一度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复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五十余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余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当然，中央政府也不断地对藩镇割据势力予以征讨，一度取得很大的胜利，甚至有所谓的“元和中兴”之称，但由于积弊难改，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加之宦官专政、朋党相争等等，李唐王朝不可避免地由衰落走向了灭亡。在这个过程中，士人们作了大量的反思，涉及到经济、政治、科举、文化等各个领域，有些想法还得以付诸实施，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永贞革新”。这些反思、措施以及改革，对后人来说，都是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实施的“两税法”、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儒学的复兴，更值得我们注意。
正如林继中所指出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认为，两税法与科举制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内藤湖南认为‘两税法’使‘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解放’，而科举制使士子从有利于士族门阀的九品中正选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则是今人的共识。这两种‘解放’就好比建筑工程上的前期工作‘三通一平’，使北宋在此基础上顺利地完成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建构”
，随着“两税法”和“科举制”的不断完善，赵宋以来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得以最终确立，在时代风貌和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其中突出的两点就是：庶族地主完全取代门阀士族而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高涨，对老百姓人身控制的松弛而代之以思想统治的加强。而这个过程，从中唐以来就已经开始。
李唐立朝，“在政治上迅速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和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在经济上继承和完善了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半徭役性的租庸调制；在军事上继承和发展了府兵制。”
这种较为完整的统治体系，极大地推进了社会发展，一度造就“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可喜局面，但这种体系并非十全十美，其中某一方面的不足或松动，必然会连带引起其他方面的变化。从经济制度来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等原因，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正如王仲荦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官僚、地主、僧侣等在永业、赐田、借荒、置牧等名义之下，分割去无数肥沃的国家土地，以致政府掌握的土地陷于枯竭状态；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受田人数日益增多，应受田数额大大增加，更加使得均田的给受发生严重不足的情况”
，而这种均田给受严重不足的事实则标志着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其实，早在唐玄宗时代就已初见端倪，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唐玄宗时代的均田令的不真实性，在以上揭示的欠田文书中，完全暴露无遗”
。均田制的破坏，不仅导致了在其基础上建立的府兵制的瓦解，“由节度使召募的职业军队，取代了由朝廷征调的亦农亦兵的府兵，成为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导致了天宝以后边帅势力的膨胀，进而发展为军阀作乱和藩镇割据”
，而且在赋税方面也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以人丁为本”（《新唐书·食货志》）的租庸调制必然地被两税法所取代。诚如岑仲勉先生所说，“租庸调与均田相辅而行，均田制坏，租庸调不能独存”
，加之长期以来尤其是安史乱后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病，《旧唐书·杨炎传》即对此有详细记载：“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
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公元 756 年）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这就使得赋税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于是，时任宰相的杨炎于大历十四年（779）上疏改革税法，提出以“两税法”来取代租庸调制，主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一建议得到了唐德宗的采纳，建中元年（880）就正式颁布推行，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从租庸调制转为两税法，这一变革是深刻的，因为它标志着赋税制度开始由税人走向税地、税财物，正如王仲荦先生所指出的：“唐前期是‘以丁夫为本’来征收租庸调的……而两税法中的户税，则是根据资产户等来征税的，所谓‘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至如两税法中的地税，按亩征粟，更是土地多者则纳粟多，土地少者则纳粟少。”
而这种转变的最终确立，意味着统治者对广大民众人身控制的极大松弛，随之而来的，即是在政治体制上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
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禁锢。可以说，宋明以来在政治体制上的集权，诸如为巩固皇权而分散宰相的权力、构建政府部门相互牵制的体系、实行监察百官的察举制度等等，以及思想领域以理学一统天下，严于天理人欲之辨、强化忠君观念等等，这些都是与人身控制的松弛密切相关的。
就科举制而言，它是隋唐以来所采取的且影响深远的选拔制度。所谓科举，即设科取士，包括常科和制举，常科又可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然其要者，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
就这两科来说，“进士起初仅试策，后来也试帖经，但所重在文赋。明经也试策，但主要是帖经”
；而且，有史料记载表明，人们逐渐形成重进士而轻明经的风气
。陈寅恪先生认为此种风气的形成与门族有关，也造成了新旧阶级地位的更替：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并不必有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弃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结合门族、党派等对此观点作了充分发挥，并一再指出：“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深沉转变之概状矣。”
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尽管还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但从历史事实来看，科举制无疑是有利于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贫寒士人的，正所谓“前代选举之权，操之郡县，士有可举之材，而郡县不之及，士固无如之何，今则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夫苟怀牒自列，州县即不得不试之；试之，即不得不于其中举出若干人。是就一人言之，怀才者不必获信，而合凡自列者而言之，则终必有若干人获举；而为州县所私而不能应试者，州县亦无从私之；是遏选举者之徇私，而俾怀才者克自致也”
，而且随着科举制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三百年来，科甲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好及第恶登科》），士人们更是争相应科入考，因而唐太宗可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摭言·述进士上篇》），其大致情形也略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代自安史乱后，其宰相大抵为以文学进身之人。此新兴阶级之崛起，乃武则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间逐渐转移消灭宇文泰以来胡汉六镇民族旧统治阶级之结果。若取《新唐书·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与《列传》所载其人之家世籍贯及出身等互相参证，于此三百年间外廷士大夫阶级废兴转移之大势尤易明瞭”
，对庶族势力逐渐取代门阀士族而登上历史舞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走向。随着贫寒庶族逐渐加入到统治阶层，给封建统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又顺应了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危机的刺激，士风一度高涨，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到为弘扬孔孟儒道而“虽灭死万万无恨”的韩愈，再到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及“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白居易，都彰显了士人励精图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尽管终唐一朝，这种精神风貌由于现实政治局势的日益不堪等原因而未能一贯延续下去，即便是力倡讽喻之作的白居易，在后期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中也多表现出追求自我闲适的面貌，但到了宋人那儿，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无疑是对它最有力的接续和回应。从这个角度而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承袭隋代而来的科举制度在唐代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且直接促成了庶族的崛起，但其弊端也在所难免，并逐渐暴露无遗。就作为常选主要科目的明经和进士而言，明经主要是帖经，专务记诵而不求大义主旨；进士则偏重诗赋，讲求声律、对偶等形式而不重关乎治道的内容，
诚如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所颁敕令所言：“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也就在这条敕令中，已有见于科举制的弊端而提出了改革的措施，即“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者，通与及第”
。但效果并不明显，明经仍重在考察士子对经书及注疏的记诵功夫，而进士考帖经也因为有所谓的“赎帖”
而不了了之。如此设科取士，势必造成士人徒记章句而不通大义，唯务文才而不崇德行，不仅不利于选拔适用的人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了教育的衰败、师道的不尊、学风的浇薄，竟无从培养适用的人才了。就参加科举的人员而言，可分为由各级学校选送的生徒和投牒自举的乡贡。从学校这面讲，长期以来讲授的主要是经学而不是文学：“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新唐书·选举志》），这种教育自然不能适应社会上重视以文学为鹄的的进士科考的风气。另外，高宗、则天以来，多重文吏而薄于儒术，不吝官爵而广加封赏，博士、助教等尚且仅有学官之名而无儒雅之实，所教之生徒也多不以经学为意而希冀侥幸，如《旧唐书·儒学传》记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
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由是，学校教育日趋衰落，到了安史乱后，甚至出现“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
的局面。而与学校紧密联系、互为盛衰的乡贡，则随着学校教育的衰落而日趋兴盛：“学校有名无实；而不论其为由乡贡，由学校，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欲得官必求速化，务声华、事奔竞之术正多，何必坐学？此则学校之所以日衰，乡贡之所以日盛。”
韩愈所言“今之举子，不本于乡，不序于庠，一朝而群至于有司”（《进士策问十三首》其六），即是对乡贡投牒自举、士人自学应考的生动反映。学校教育的衰落，也势必导致师道的不尊，学风的浇薄
，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指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可复知矣”，可以说是对当时士人耻学于师、师道不传的真实揭露，而其《进学解》一文，则通过设问的形式表达了对士人不勤于学问、不修于德行这一不良风气的有力反讽，亦如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所云：“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艺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
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
其实，科举制本身的一些弊端以及由之引起的一系列相关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安史之乱以来的社会现实，更加促使人们去思考导致叛乱的原因以及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对于科举制度的思考、批判、改革，也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查考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上至君王诏令，下至百官奏疏、士人策论，对于科举制的有关问题都作了思考，诸如刘峣、杨绾、赵匡、柳冕、权德舆、元稹等人，对于文风浮艳、德行不修、不通儒术、不达政事等弊端都有分析，杨绾甚至偏激地要求废除进士、明经等科举制度，反对投牒自举而主张依古察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仅在思考科举弊端的同时拿出了建议，更在实践中加以改革，如赵赞、权德舆、李德裕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德裕的改革，动作比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傅璇琮曾对此作了专门研究，指出李德裕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进士体试诗赋；二是罢宰相阅榜；三是禁止进士及第与知举者有进一步的密切联系；四是禁止曲江大会；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尽管人们对科举制的问题思考得不够全面，“有些问题，在唐人的议论中根本没有接触到，如因公荐而引起的通关节、托人情而因缘为奸，贵门势要之家的把持举选权，宦官、藩镇等之干预考试，等等”
，改革也不够彻底，且未能长期延续，但这些思考和改革，无疑是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对科举制的批评中，对儒道不举、士风浇薄的强调是十分突出的，如柳冕《与权德舆书》以为：“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
，即在宣扬儒道，布施廉耻；而元稹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制科的对策中也主张改革科举以期“儒术之道兴，而经纬之文盛”
；至于提出废除科举制的杨绾，更是从敦实人物、化成天下的角度出发的：“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旧唐书·杨绾传》）应该指出，这种对儒术、士风的高度重视，既是对科举弊端思考的产物，也是随着人身控制松弛后迫切需要强化思想控制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人们的思考，不是停留于科举制度的本身，而是力求寻找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良策；要求人才不仅能通晓事务，更应有敦厚的品行；不是仅仅强调选拔人才，而是更加重视培养人才。因而，要求振兴儒术、敦实士风，成为士人们一致的呼喊，不仅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的思考和改革中，也体现于与之相关的教育制度上；不仅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反思，更引发了整个思想领域的重整。而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即由之拉开序幕。
唐代自李渊建国以来，即实行了三教并举的政策，不仅确立儒家学术为立国指导思想，尊儒崇经，施行仁政，又大力推崇佛、道两教，以为辅弼，甚至使得佛教超越儒、道而成为一代之学术主潮。从历史实际来看，“三教争衡”是唐代学术思潮的重要特点，儒、释、道三者互相争斗、排斥，又彼此吸收、融合，这一现象是贯穿始终的，大致说来，在唐朝前期是以冲突为主，后期则逐渐趋于融合。在“三教争衡”的大环境下，儒学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中衰再到振兴、转型的过程。如果要考察儒学中衰的原因，大致与科举、教育中存在的弊端、儒释道三者之争衡等有关；而儒学复兴运动，也是由此而展开的，其表现也主要集中在科举、教育及思想文化领域，不仅有实践的意义，也有理论的辨析；不仅针对儒家经学，也影响了文学。关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成就或者说安史乱后儒者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张跃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
第一，开创儒学以经驳传的风气。从春秋学派到韩愈、柳宗元，都力求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否定汉人传注的经典性，注重直接从先秦儒学中领会封建宗法的基本精神，寻找思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他们还利用先秦儒学有较大的发挥余地的特点，通过重新解释儒学的早期经典，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形成新的学风。第二，以批判的武器推翻了汉代以来官方经学的理论基石天命神学世界观，使旧的经学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为建立新的宇宙观清除了一个主要障碍。第三，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深入讨论了儒释道三教关系。排斥异端和统和三教两种观点，既对立又统一，使儒家学者一方面能坚持儒家的立场，抵制佛教和道教的过大影响，不致为其所俘虏；另一方面，又可使他们从佛教和道教思想中吸取营养，为发展儒学找到方便的思考途径。第四，适应中国哲学向心性论发展的趋势，吸收佛教的心性理论，在新的水平上探讨了人性问题，推进了儒家性情学说的发展。
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抓住了儒学复兴运动的重点的。复兴儒学，既要回应外部的挑战，诸如佛道的争辩、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等等，又要整和自身的资源以扬长避短乃至重建体系，以上四个方面都可算是很好的说明。由于儒学主要以经学为依托，经学既是一种统治学说又是一种经典阐释学，既可以“我注六经”，也同样可以“六经注我”，而且自古以来形成的依经立义的传统，都使得儒学复兴的各个方面也体现在经学领域，可以看作是经学的“新风”，而相应地使得文学领域也产生了新变。所以，我们认为，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既是儒学复兴下的产物，也可看作是儒学复兴的重要表现与内容。为叙述的方便，也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们就结合儒学复兴运动在下文予以集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