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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首先，从经学方面来说，这本身可以算是经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周予同先生指出：“经学研究的较高段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是综合的记述的工作，一是分析的解释的工作。所谓综合的记述的工作，第一是经学史的著撰，第二是各经经义异同考的著撰。第三是经学与中国其他学问关系论的著撰，……”
，其中的“经学与中国其他学问关系论”，即包含了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其次，从文学方面来看，它有助于具体、客观地把握文学生成和演进的原生状态，展示文学发展丰富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深层地揭示文学理论背后的思想文化内涵，阐述文学理论的逻辑生成与变迁。第三，从综合研究的方面来讲，它既可以丰富经学研究，又为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于纯粹的、单一的经学研究或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一种突破。
“北宋经学与文学”这一课题，作为“中国经学与文学”的一个断代研究，自然也具备上述三条价值，加之宋代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不仅在经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宋代的士大夫又大多集文人、学者、官僚三位于一身，使得其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更趋复杂而深刻，这就更加彰显了“北宋经学与文学”课题的研究价值。
尽管包括“北宋经学与文学”在内的“中国经学与文学”课题的研究价值是如此重大，但目前的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
自“六经”诞生之日起，自“经学”得以奠基并逐渐得到确立的时候开始，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紧密的联系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直到当下仍能看到其影子。对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古人早已有所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如果说从学理上来进行严谨的、以展示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影响、揭示两者深层联系为主旨的研究，那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自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经学也就不再作为统治学说而存在，伴随着经学独尊地位的被打倒，本有可能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客观而严谨的探讨，但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喊声中，经学也被视为封建毒瘤而遭到人们的废弃。有个例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北洋军阀政府曾强迫各级学校恢复“读经”，结果遭到一片反对和抗议，周予同先生就曾经慷慨激昂地预言：“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并主张：“捉着这僵尸，剥掉它的古衣冠，用照妖镜似的眼光，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变成的。”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肯花工夫深究经学的人尚且不多，更遑论考察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了。这种对包括经学在内的封建“糟粕”的批判，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作为宣传阵地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尤其如此，甚至一味地讲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越是反儒家、反经学、反封建的作品，就越容易得到好评；越是反儒家、反经学、反封建的评论，越广泛地得到支持。这种过于偏执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直到 80 年代以后才有所转变。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有学者指出：“80 年代初期，文学理论界普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法规性’口号产生了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束缚。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直到 20 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与文学理论界的转向相类似，文学研究界也开始有了转变，不再局限于“为政治服务”，而逐渐注重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并以“国学热”的兴起为契机，从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交叉研究一度成为“显学”。从学理上来探讨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即由此而得以展开。
可见，经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但令人欣慰的是，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总结既有的研究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展开研究是有意义也是有必要的。
具体说来，这些成果在内容上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偏重于历史地展示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如关爱和《经学同文学的分野与冲突——以唐宋古文与清代古文运动为例》
一文，从文学运动的角度对经学与文学的互动演进作了个案研究；再如谭德兴《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一文，专门就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的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作了探讨。二是偏重于辩证地剖析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结。如殷绍基《“经学”与文学》
一文，较早地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专门的讨论，揭示出经学与文学的有机联系；再如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
，着重从专经《周易》的角度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阐释，而谭德兴《什么是〈诗经〉的‘文学研究’——关于经学与文学关系之思考》
一文，则以《诗经》的“文学研究”为例，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思考；至于杨乃乔《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形态的内在文化关系》
《经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
、刘再华《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
等文章，则主要探讨经学与儒家诗学、古代文论、文学观念等的关系。总体来看，这些成果因为受到篇幅的限制或者其他的诸多原因，大多论述得较为简要，有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有的地方则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于经学与文学关联的复杂性把握不够，至于历史、辨证地揭示经学与文学的互动面貌，深层、理性地把握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则尚有待来日。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认真的、有益的探索，作为成果积累必将对今后的研究起到奠基作用。
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成果中既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或从某种理论切入，如王军伟《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或就某个人物着手，如谢建忠《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或以某一文体或文学运动为靶心，如曾祥旭《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同时又有宏观的全体关照，如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
，即分别对汉代和清代的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作了历史展示和理论阐发。这些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和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可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从断代的“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来看，在汉代、清代两个断代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在汉代方面，有徐醒生《汉代经学与文学》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
、吴贤哲《经学的兴起对汉代诗歌发展的负面影响》
、陈松青《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曾祥旭《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等等。在清代方面，则有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
、陈居渊《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杨旭辉《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群体为典范的研究》
、刘再华《晚清时期的文学与经学》
、王军伟《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北宋经学与文学”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对而言，“北宋经学与文学”课题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它不仅与汉代和清代的研究成果相比要逊色得多，从研究角度而言，也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的研究，如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
、谭德兴《论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思想》
、马茂军《“荆公新学”与王安石散文的风格》
等，不同层面上的宏观研究乃至全面揭示这一时期经学与文学互动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成因，都还有待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此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兴祥撰有题为《北宋经学与文学理论》
的博士学位论文，着重探讨北宋经学的某些学说及解经方法与文学理论的关联，不乏深入、精辟之见，然仅是管中窥豹，对经学与文学之间具体历时的互动及其背后复杂深刻的成因等，并未涉及。
这种研究状况不如人意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家对宋代经学的重视不够，一方面则是学界对宋明理学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就宋代经学史的研究成果而言，除了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
等经学通史类著作中辟有专门章节讨论外，主要有章权才《宋明经学史》
、汪惠敏《宋代经学之研究》
、冯晓庭《宋初经学发展述论》
等，这些成果虽然为宋代经学发展勾勒了大致轮廓，但毕竟还算是初步研究，有关论述还需深入。与此期经学史研究不足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热情很高，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关于理学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代表性的成果有：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
、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
、季国平《宋明理学与戏曲》
，等等。但是，“理学”与儒学、经学三者之间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重要区别的。尽管“理学”是宋明时代的主导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甚密，很有探讨、研究的必要，但如果就此而忽略经学，那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等研究成果中所讨论的“理学”指的是程朱、陆王等探究性理之学问，往往将荆公新学等派别排除在外，这样就不能真实反映学术演变的实际面貌
，更不可能历史地揭示出经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予以理论阐发了。
尽管如此，以上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是为我们进一步展开“北宋经学与文学”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成果积累，以此为基础，再结合现有的在这一时期的经学史、儒学史、理学史、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并参考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马茂军《宋代儒学与文学》
等专门探讨宋代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著，我们就有可能做到：
一、历史地展示北宋经学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演进，既做到面的关照，又体现点的深入；既有宏观的描述，又有个案的分析。
二、理论地阐述北宋经学与文学互动中的重要命题，这些命题涉及到影响经学与文学关系的环境、因素和经学与文学演进的具体途径、重要方面，等等。
三、在整体上既做到丰富经学史的研究，又为文学史的研究开辟新径。
而这三点，也正是本书的主旨和努力的方向。
另外，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本书题为“北宋经学与文学”，但此处所说的“文学”，就体裁而言，主要指“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中的散文和诗歌，具体包括诗、文、词、赋等，至于小说和戏剧，则阙而不论。这样处理的理由是：
一、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宋代白话小说和包括宋杂剧和南戏在内的宋代戏剧，都是出自民间的讲唱文学，它们在北宋才刚刚兴起，主要是北宋末期以来才得以盛行的。所以，相对而言，从性质上看，北宋时期经学对白话小说、戏剧的影响要比对诗文的影响弱小得多；从时段来讲，北宋时期经学对白话小说、戏剧的影响也要比南宋以后弱小得多。
二、从现存资料来看，目前所能见到的宋代白话小说和戏剧主要是南宋以来的作品。
三、至于笔记、传奇之类文言小说，虽然其情形要比白话小说和戏剧略好，有一些文人参与创作，也留下了一些出自北宋时期的作品，但总体成就不高，如鲁迅评曰：“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加之又受到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故而，相对说来，经学对文言小说的影响也要远比对诗文的影响来得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