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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北宋经学与文学
作者:高明峰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ISBN:978750687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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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以儒学与文学之关系为课题,从先秦到清代各个时段都有专著问世,相关论文数量亦颇为可观,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引人瞩目的一道亮色。
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文学的关联,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1949 年,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文化独创自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之个性”之首要一点。这一见解符合实际,其中蕴含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值得后学玩索、体认。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最具独创性,且居于核心地位的组成部分。总的看来,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质。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系,涉及中国文学思想、艺术特质的探讨,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的思想内核与艺术形态。文学并非儒学的附庸。包括民间作者在内的优秀的古代作家,他们不仅直接或间接地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还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离合异同,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探讨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学对于文学的浸润,属于文学的文化生态及其实际作用的还原研究,这显然是符合学理的学术路径。这种路径,有助于认清文学思潮演进的学术背景,有助于探讨作家文学思想的渊源,从而为考量特定时期的文学、特定作家作品的地位与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联,第一重点是研究经学与文学之关联。儒家经典是儒家学说的载体,其内涵博大精深,而最为后世看重的,则是先秦时期积累的最为成熟、适用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其实是统治者的政治共识,而刘勰则将其推广至文学领域。历代统治者确定儒家学说为主流思想,相应地也就以经学作为官方学术,并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制度与舆论,保障经典的传习。因此,经学成为备受官方重视的显学与学术文化的主干。经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一是文本考释,二是义理诠解。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为后者服务。这两个环节都可能对文学家的创作活动产生影响。择要而言,在古代社会,士大夫熟练掌握、灵活运用儒家经典的话语,被看作是古代作家造语雅正的主要特征。恪守并阐扬儒家的思想观点,则被视为思想纯正的主要标志。总之,经学修养被视为文学修养的首要素质。分析、评价经学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切合实际、辨析入微为贵。研究者要达到这种学术境界,需要在经学方面下一番功夫。虽说研究文学者不通经学,未尝不能取得成绩,毕竟与许多古作者存在知识与思想上的隔膜,学术视野与认知能力亦因此而受到制约。
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儒学与文学都占据重要地位,具有显著特色。无论是经典的文本考释,还是义理阐发,都与汉唐时代颇有不同。汉唐经师多遵循由词通道的治学程式,故释经重征实,明理尚墨守。比较特殊的只有《春秋》公羊家。北宋经师则主张义理先行。程颐说:“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其明理,则直指人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本,并取资于释道之学以立说。至于解经,又不止于扫除章句,且崇尚如程颐所谓“于简策之外脱然有所独见”。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之为“变古时代”,虽然意含贬损,还是指出了宋代经学在内涵与学风上的独特性。周敦颐《通书·文辞》说:“文所以载道。”这大体是宋代诗文作家的共识。宋人诗文形成平易浅近的风格,与经学领域鄙弃注疏的习尚不无关系。关于宋代经学和文学的得失优劣,历来评价不一。大致是崇尚宋学者亦推许宋代文学,鄙弃宋学者亦轻诋宋代文学。这种现象实源于宋代经学与文学固有的紧密联系。
高明峰副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修唐宋文学,对儒家文化已有所关注;攻读博士学位时于经学史用力甚勤,其学位论文以北宋经学与文学之关联为选题,颇能反映学与年进之迹。研究儒家文化与文学之关联,可以有不同的操作方法。不谈古代作家的学术思想与治经实践,径直以儒家的思想理念与作品作比照,这是比较简便的,但是可能流于浅易。设若相沿成习,恐不免形成概念化的流弊,至为通人厌弃。考察作家的治经实践与学术思想,继而探讨其创作与经学之关联,这是较为繁难的,但是唯有如此,才有希望获得真知灼见。高明峰所采取的是后一种学术路径。为了求真而不避繁难,可见其问学之笃实。
高明峰当初选择北宋经学与文学之关联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固然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但也源于意识到这一课题所具有的特殊价值。陈寅恪先生《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论断,应包括北宋经学与文学在内。高明峰这部据博士论文充实、修订而成的专著,以北宋文学为本位,考察其与同期经学的互动状况,摒弃空谈,注重实证,究心于北宋诸大家贯通经学与文学的成就与特色。其绍述前贤而追求有所发明之志向,值得称许。至于书中深造自得之胜义,读者自可评品,兹不赘述。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云,古之经学“非数十年不能通也”。窃以为顾氏所论,系指学人为学臻于精纯境界之难。治古之文学,亦复如是。值此急功近利之风盛炽之际,当三复前贤明训。明峰风华正茂,治学之日正长,谨书此与明峰共勉。
经学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其研究对象是儒家典籍。从经学的发生学、研究史的角度看,经学一方面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和绝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其自身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学术的经学研究,自从儒家经典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经学居于首位,西汉建元五年,汉武帝颁布国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从此《诗》《书》《礼》《易》《春秋》成为经学的基本典籍,儒学遂成官学。汉儒讲究家学,疏不驳注,精于训诂,重章句之学,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学典籍所涵盖的范围,由西汉五经扩为唐代的九经、十二经。至南宋,《孟子》一书升格为“经”,遂成“十三经”,奠定了后世“经学”的基本格局。
宋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个高峰。由于宋前思想界所形成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哲学背景、宋代国力不强的先天不足现实所导致的士大夫空前的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以求救国济民,目标相同,途径则异。其大要有两途:一是站在政治家立场解经,大一统的正统观念空前强烈,以儒学为正统,尊王攘夷,排抵异端,关注现实,强调事功;二是站在哲学家立场解经,注重心性,推究阐释圣人之道,以图挽救世道人心。其中所显示出的学术转机,已不能简单地用汉代“今文经”、“古文经”学派的不同来解释。后人用“宋学”一词来概称宋代经学,进而指称宋代学术的原因大约在此。
近二十多年来,经学史的研究渐渐趋热,但在历史时段上而言,似乎先秦两汉与清代更较热门,而于宋代则稍现冷寂。就研究角度而言,则多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着眼,又多关注与文献学、历史学、阐释学、文字学诸学科的联系。至于经学与文学的关联,除零碎的个案之外,则涉及尚少。那么,经学与文学究竟有无关联?具体到北宋一朝,士大夫集文人、学者、官僚于一身,其无论在经学领域或文学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两个领域究竟是并行独立发展,还是彼此交缠、互相作用?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等北宋著名文学家,其实在当时也是著名的经学家,他们的解经著作与言论亦曾在当时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今人研究宋代经学,很少与文学关联,而研究宋代文学,也很少结合经学作整体性研究,这当然是一个遗憾与缺失。辽宁师范大学高明峰博士的《北宋经学与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他在此领域精研覃思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遗憾与缺失。明峰此书博考经籍,高屋建瓴,在理论上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总体探讨和准确把握,梳理北宋一朝经学发展脉络,揭示其与文学发展的互动面貌和演进规律,探讨了宋人经学新风对文学内容、风格、形式的影响。宋代庆历到熙宁、元丰之际,直至崇宁、大观,社会动荡不宁,纷纷扰扰,党同伐异。政事则有新党、旧党,学术则有新学、洛学、蜀学、朔学,科举则有经义派、诗赋派,文学则是流派相争,呈日新月异、众星灿烂之状。明峰君通过阅读经学史原典,尤其大量掌握北宋历史、文化第一手资料,分析比较、玩味寻绎,书中着重就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二程经学与文学之互动交集和影响,作了较为详细的有价值的探讨,揭示了其文学观和诗文创作中的哲学(经学)因素,虽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但是其求索和挖掘为宋代经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因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明峰君 2002 年从余读硕士研究生,其好学深思、博览明辨,是侪辈中的佼佼者,二年后师从田汉云先生读博。《北宋经学与文学》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如今出版问世,我为他感到高兴。明峰君正值壮盛之年,以其勤奋刻苦、明敏聪慧,相信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