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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信息产品日趋丰富，信息消费迅速发展为我国新消费的重点领域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农村信息消费凭借其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正成为推动我国“三农”发展的驱动力。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实施“城市偏向型与区域不平衡”的发展战略，致使城乡间及区域间居民信息消费鸿沟较大，制约着信息消费的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现状，比较省际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差距，对提升农村信息消费、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文献显示，国外学者对信息消费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侧重于信息消费者需求（TD Wilson， 1981） ［47］ 、影响因素（Chinn等，2010 ［48］ ； Gutiérrez等，2010 ［72］ ）、信息安全（Albrechtsen， 2007 ［99］ ； Jubb， 2014 ［100］ ）、信息消费者满意度（Gorla， 2014 ［101］ ）等微观问题。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郑英隆（1994） ［73］ 、贺修铭 ［74］ 、蒋序怀 ［75］ 等学者在信息消费的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信息消费发展、特征等方面的文献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后，多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信息消费水平的因素，二是测度城乡间、地区间信息消费水平差距。
信息消费影响因素方面，张同利（2005） ［102］ 选取我国部分地区1982—2001年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发现信息消费受居民收入水平、制度变革以及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朱琛、蒋南平（2011） ［103］ 借助TVP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和结构的城镇居民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马哲明、李永和（2011） ［92］ 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同样证实不同时期两者间相互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崔海燕等人 ［4，10］ 利用城乡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变动均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地区数据检验居民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陈燕武等，2006 ［79］ ；杜棪，2011 ［80］ ；陈晓华，2012 ［104］ ）。除收入外，学者们研究发现信息消费还受财政支出政策（刘巍巍 ［55］ ）、文化素养（龚花萍和邓硕，2011 ［82］ ）、信息产业发展水平（郑丽等，2016 ［83］ ）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消费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研究是近年来信息消费领域研究的又一重点内容。国内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信息消费城乡差异的方面，如王平和陈启杰（2009） ［58］ 、郑英隆等（2009） ［30］ 、肖婷婷（2010） ［7］ 等分别从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消费结构等方面比较了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城乡信息消费差距明显。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信息消费的区域差异，郑兵云（2007） ［59］ 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张红历和梁银鹤（2016） ［60］ 基于31个省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分析，发现地区间信息消费差异呈现较平缓的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叶元龄和赖茂生（2012） ［61］ 、陈立梅等（2013） ［84］ ，基于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研究亦得出区域差距较大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对笔者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虽存在分歧，但对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消费环境等因素认可度较高；二是我国信息消费地区差异明显的问题已得到广泛认同。同时，笔者注意到关注农村信息消费区域差异问题的学者较少，更没有涉及对引起地区间信息消费差异各因素贡献程度的定量分解，降低了分析的准确性和说服力。鉴于此，本部分基于2000—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省际差异的演变，并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考察各影响因素对信息消费省际差距的贡献程度，进而为缩小农村信息消费的地区差距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相关信息消费政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