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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信息消费支出在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尤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的积极影响下，国内信息消费快速成长，成为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强劲有效的推动力。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指出：“信息消费在政策支撑下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成为下一时期新的消费热点”，可见研究我国居民信息消费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传统居民消费相比较，信息消费是一种享受型、发展型的消费方式，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状况，使得不同地区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在总量和增速上也表现出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消费水平高增速快，中部次之，西部最弱。这种差距不仅影响我国信息消费的持续增长，还会造成信息鸿沟的扩大，制约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国内学者对信息消费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郑英隆 ［73］ 、贺修铭 ［74］ 、蒋序怀 ［75］ 等学者在信息消费的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信息消费发展、特征等方面的文献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年后，多数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信息消费水平的因素，二是测度城乡间、地区间信息消费水平差距。
信息消费影响因素方面，张同利 ［76］ 选取我国部分地区1982—2001年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发现信息消费受居民收入水平、制度变革以及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朱琛、蒋南平 ［77］ 借助TVP模型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和结构的城镇居民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马哲明、李永和 ［78］ 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同样证实不同时期两者间相互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崔海燕等人 ［4，10］ 利用城乡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变动均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地区数据检验居民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陈燕武等 ［79］ 、杜棪 ［80］ 、陈晓华 ［81］ ）。除收入外，学者们研究发现信息消费还受财政支出政策（刘巍巍 ［55］ ）、文化素养（龚花萍、邓硕 ［82］ ）、信息产业发展水平（郑丽等 ［83］ ）等因素的影响。
信息消费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研究是近年来信息消费领域研究的又一重点内容。这一类文献探讨居民信息消费的城乡差异或地区差异，学者们虽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但研究结论一致认为在我国城乡间和地区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差异十分明显。例如，王平和陈启杰 ［58］ 建立ARMA模型分析1990—2007年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时发现城乡信息消费倾向及消费水平差距较大；田凤萍等人 ［29］ 基于参数和半参数模型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性展开量化分析发现价格水平、居民收入、基础设施投入等是造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异的主要因素；郑兵云 ［59］ 采用1999—2003年我国三大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总体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且这种信息消费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收入的差异；张红历和梁银鹤 ［60］ 采用空间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31个省域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结果表明地区间信息消费差异呈现较平缓的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叶元龄和赖茂生 ［61］ 、陈立梅等 ［84］ ，基于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研究，亦得出区域差距较大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对笔者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信息消费地区差异明显的问题已得到广泛认同；二是学者们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虽存在分歧，但对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消费环境等因素认可度较高。但以往对于差距形成原因的分析理论研究居多，实证研究较少，更没有涉及对引起地区间信息消费差异各因素贡献程度的定量分解，降低了分析的准确性和说服力。鉴于此，本部分基于2000—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省际差异的演变，并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考察各影响因素对信息消费省际差距的贡献程度，旨在为缩小信息消费地区差距措施的实施提供新的论据，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