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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者分别从城镇和农村的角度对于居民信息消费进行了研究。
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研究方面，如崔海燕和范纪珍（2012） ［4］ 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特征。汪卫霞和汪雷（2012） ［5］ 在对1992年—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实物量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居民信息素质对于居民信息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信息素质中高地区教育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热点形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王林林和黄卫东（2010） ［6］ 采用了我国1998—2007年的居民信息消费数据，应用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进行了研究，从消费结构角度指出了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特点，并从信息消费的主体、客体和环境三个角度提出了改善信息消费结构的建议。
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研究方面，如肖婷婷（2010） ［7］ 认为农村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但在水平上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朱琛（2010） ［8］ 认为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上述差距的存在。
苑春荟等（2014） ［9］ 从信息需求意识、信息价值评价、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理解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共5个方面，对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进行了研究，发现信息价值评价在所有五个因素中排在第一位，认为提升农民信息价值评价可能是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在提升农民信息素质的过程中，应从意识和能力两个角度出发，在提升农民信息意识的同时，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农民对信息的获取、理解及共享能力。
崔海燕（2014） ［10］ 对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变动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和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同时，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认为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信息消费安全监管机制，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等措施，刺激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需求。
石志恒和许克元（2014） ［11］ 在对甘肃地区农户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农户人均收入水平、耕地面积、农田水利条件等因素对农户认知农业农村信息化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收入，尝试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供差异化的信息服务、扩大政府对地理位置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扶持、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成立农民信息技术服务小组，定期检验并完善与农户密切相关的业务信息系统、更加重视中年及老年人群体对农业农村信息的认知和需求等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郭道猛和周寅（2014） ［12］ 从农业信息商品消费客体的质量和价格弹性维度探讨了农业信息商品消费的影响因素，认为信息商品的质量是制约我国农业信息商品消费的主要因素，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成为我国农业信息商品消费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