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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朋友，你或许没到过比利时吧。兴许你不曾了解比利时的山川河流，也不能像我这样把那里的一景一物、一山一水都刻画在记忆里。
我的过去都存放在一间四壁的房间里，墙上陈列着三幅画，不，是四幅。第一幅画着伊顿，画里都是远景，越到远处，景物越是模糊、微小，但画面色彩鲜明，满眼绿意，沾着露水，春日的天空里堆积着透着亮光却又洒着雨水的云朵；我的童年不只是阳光，还有乌云、寒冷和风暴。第二幅画是庞大而阴暗的X镇，画布开裂，有烟熏的痕迹；昏黄的天，乌黑的云，没有太阳，没有碧空。郊外青葱的草木已经枯萎，污浊，场景令人窒息。第三幅，比利时，稍后再说。第四幅画由布盖着，也许我将来会揭开，但得看时机。无论如何，目前就不要去打搅它了。比利时！这名字既不浪漫也不诗意，然而每次念出来都回荡在耳畔，萦绕在心头；其他更加朗朗上口、优美典雅的词，却不能让我如此陶醉。比利时！我坐在午夜里，又念了一遍。它搅动着我的回忆，好像复活的召唤。坟墓打开了，死者升上地面，而沉睡的思想、情感、记忆从泥土中升起；但当我注视它们模糊的形态，想要看清它们的轮廓时，那唤醒它们的声音又消失了，一切又沉下去，就像一圈水汽，凝聚成一个形状，放入瓮中，埋在墓地里。再见，明亮的幽灵！
读者朋友你看，比利时！不要说这幅画平淡或者沉闷，我第一次见它时它既不平淡也不沉闷。一个温和的二月清晨，我从奥斯坦德出发去布鲁塞尔，一路上兴致勃勃，因为我能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乐趣，敏锐得就像一柄刚磨好的利刃。我年轻、健康，没有体验过快乐，不曾因沉溺愉悦而萎靡或餍足。头一次把自由紧紧抱住，她的微笑和拥抱像太阳，像西风，让我的生命重拾活力。的确，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个早晨爬山的旅人，确信山顶上能看到雄伟的日出。眼睛盯着山峰，登山人发现山顶已经开始泛红，镀上了一层金色，便能想象山顶风光。旭日即将东升，待会儿太阳会照在他身上，日出前的微风吹着脸颊，云朵柔软得像珍珠，温暖得像火焰，被风吹得散开来，宽阔的缝隙间透出蔚蓝色的天空。我的人生注定艰辛，但有了热情的支撑，靠着明亮朦胧的希望，命再苦我都不怕。天色阴暗，山路崎岖，途中满是碎石和荆棘，但我紧盯头上绯红的山尖，脑中只有壮丽的日出，没有在意脚下的石头和刺得我伤痕累累的荆棘。
我常常盯着马车窗外（那时候还不是火车和铁路的时代），每次总是心情愉快。我究竟看到了什么？且待我一一道来。绿色的沼泽里芦苇丛生；田野平坦肥沃，耕种成一畦一畦的，就像放大了的菜园子；一条条修剪过的林带，庄重得像剪过枝的柳树，绕着地平线伸展；狭窄的运河沿着道路缓缓流动；弗兰德人的农舍粉刷一新；几处家畜棚脏乱不堪；灰色的天空一片死沉；湿漉漉的公路，湿漉漉的田野，湿漉漉的房顶。一路上的景色称不上优美，更谈不上风景如画，但在我眼里一切都是美的，比画还要美。白天里的风景一直不错，虽然接下来几天都很潮湿，水汽浸透了整个国家。然而天黑的时候，雨又下起来，透过雨丝和没有星光的黑夜，我头一次看到了布鲁塞尔的灯光。那晚除了灯光，城市的其他地方我什么也没看见。下了马车，我被一辆出租马车载到了旅馆，旅馆是一位旅客推荐的。我吃了一顿旅客的晚饭，躺在床上，像一个旅客那样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早晨醒来以为自己还在X镇，天已经大亮，我急忙起床，想到自己睡过了头，到账房的时候肯定迟到了。然而剧烈的不安只持续了片刻，起床拉好白色床罩，我打量着宽敞又陌生的房间，恍惚间想起自己已经重获自由，并且越发肯定。我在伦敦的时候为了等邮轮，在一家有名的旅馆住了一两晚，那儿的套房狭窄阴暗，倒也过得去，不过比这里差远了。但我绝对没有不满那间又小又暗的房间，房间很亲切；在黑暗与静谧中躺下，第一次听圣保罗大教堂的悠扬钟声，向伦敦宣告午夜降临。我能清楚记得那钟声深沉、悠扬，满是镇静与力量。透过窄小的窗户，我头一回看见教堂的穹顶在伦敦的雾霭中若隐若现。第一次耳闻目睹的兴奋大概一去不复返吧，那就把它珍藏在记忆里，封在瓮中，好好存放在瓮里。我从容地起床。旅客都在说外国房子的套间空空荡荡，住不舒服，我倒觉得自己的房间华丽温馨。窗户那么宽敞明亮，像门一样敞着，镶着一大块明亮的窗玻璃；梳妆台前立着一面大镜子；壁炉台上方还有一面精致的镜子在闪光；地板粉刷得十分光洁。我穿好衣服准备下楼，脚下是大理石的台阶，楼梯向下延伸到气派的大厅，让我惊奇不已。下楼就遇见一个弗兰德女佣，一双木鞋，红色短衬裙，印花棉质睡衣，宽脸盘，长得呆头呆脑。我跟她讲法语，她却用弗兰德语回答，口气野蛮。但在我看来她还是挺有魅力，即使不美丽也不优雅，长得还是秀气逼人，让我想起前些年在西科比礼堂的荷兰画里看到过的女性人物。
我走进宾客室，房间同样宽敞，让炉火烤得暖烘烘的。黑色地板，黑色火炉，大多家具也是黑色的。我坐在一张长长的黑色桌子前（桌面一部分盖着白色桌布），点好早餐后用黑色的小咖啡壶倒咖啡，整个人心旷神怡。也许有人觉得这炉子无趣得很，我没看出来，但它烧得很温暖，这一点没什么好争的。两位绅士正坐在炉边用法语聊天，我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语速，也听不懂他们大致讲了什么，但是法国人或者比利时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比利时口音有多难听）讲出的法语就像悦耳的音乐。其中一位先生注意到我是个英国人，他无疑听到了我跟侍者讲话，因为我坚持要用一口浓重的英国南部口音讲法语，虽然明明对方懂英语。那位先生看了我一两次，随后用标准的英文礼貌地向我搭讪。我当时多希望自己的法语也能这么好，他讲话流利，发音标准，让我第一次注意到比利时首都真是国际化都市。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他们熟练应用语言，后来我发现布鲁塞尔人普遍都有这种技能。
这顿早餐我吃了很久，不到最后不愿离席。只要桌上摆着早点，陌生人和我说着话，我就还是个自由的旅者。但最后菜撤走了，两位绅士一同离开，幻想戛然而止，现实一股脑涌来。我是个刚刚解开了枷锁的奴隶，经历了二十一年的束缚后，赢得了一周的自由，现在为了生存，又不得不戴上脚镣依附他人。我还没尝够自由人的滋味，就被责任驱使着另寻差事。我不喜欢那些不得不做的苦差，从来都不享受工作，这是性格决定的。那段时间不管早晨天气多好，我都不能再绕着城市惬意地散个步，直到把亨斯顿先生写的介绍信递出去，我的境况才得以好转。我把想法从自由欢欣中抽离出来，取下帽子强迫不情愿的身体走出了旅馆，来到陌生的大街上。
天气晴朗，但我没有望一眼蓝色的天空或者四周美轮美奂的房屋。我一门心思只想找到信上写的“皇家大街×号，布朗先生”，我一路询问，最终站在了他家门外。我敲门说找布朗先生，被请了进去。
我被带到一间小小的早餐室，面前是一位严肃老先生，一副受人尊敬的生意人样子。我把亨斯顿先生的信递了过去，他看后客气地招呼我。我俩漫无目的地闲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有事相求，他也许能给点经验建议。“实不相瞒。”我说自己不是什么游山玩水的富贵公子，而是急于挣口饭吃的账房伙计。作为亨斯顿先生的朋友，他愿意尽可能帮我找份好工作。沉思一会儿，他给出两个选择：列日市的商行，或者鲁文市的书店。
“职员和店员！”我讷讷自语。“不行。”我摇头。我已经摸过算盘和账本，对此厌恶至极。总有其他更适合我的活儿吧；再者，我也不想离开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的工作我给不了，”布朗先生回答，“除非你愿意教书。我认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在招英语和拉丁语老师。”
我想了两分钟，热切地接受了提议。
“先生，求之不得！”我说。
“但是，”他问，“你的法语程度能教比利时孩子英语吗？”
所幸这难不倒我。我在法国老师那里学过法语，虽说不太流利，但跟人交流不成问题。我还能阅读法语书籍，用法语写一手好文章。
“既然如此，”布朗先生接着说，“我能保证给你这份工作，珀莱先生不会拒绝我向他推荐的教授；下午五点请再来一趟，我把你介绍给他。”
我被“教授”一词吓了一跳。“我可不是什么教授。”我说。
“对了，”布朗先生回过头，“我们说的教授在布鲁塞尔是老师的意思，仅此而已。”
我恢复了平静，谢过布朗先生，走了出来。我来到大街上，如释重负——当天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不妨享受片刻的假期。我自在地仰起头，原来这里的空气清爽，天空湛蓝，刷白或油漆后的房屋干净整齐，朝气蓬勃。皇家大街如此漂亮，我沿着宽阔的人行道随便走走，打量着街上美轮美奂的旅馆，直到公园的栅栏、大门和树木进入视线，转移了我的注意。记得进公园前，我在贝里亚德将军的雕塑前驻足凝视了一阵，接着走上前方的台阶，俯瞰了一眼狭窄的后街，后来才知道这条小街叫作伊莎贝拉大街。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注视着对面一幢大房子的绿色大门，铜门牌上刻着“女子寄宿学校”。寄宿学校！这个词让我不安起来，带来束缚感。走读的少女从门口涌出。我试着在人群中寻找美丽的脸庞，但她们小巧的法式贝雷帽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样貌。顷刻间少女们四散离去。
五点前我逛了大半个布鲁塞尔，五点一到，我又准时来到布朗先生家。我再次被请到布朗先生的早餐室，他和之前一样依旧坐在桌子那儿，这一次身边多了一个人——壁炉旁站着一位先生。布朗先生三言两语就介绍我和雇主相互认识了。“珀莱先生，这是克里姆斯沃斯先生；克里姆斯沃斯先生，珀莱先生。”我们各鞠一躬算是给见面仪式画上句号。不晓得我这一躬鞠得如何，我猜也就普普通通吧，我当时内心平静、云淡风轻；丝毫没有第一次见爱德华·克里姆斯沃斯的紧张激动。珀莱先生很有礼貌地深鞠了一躬，但毫不夸张，没有一丝冒犯。我们现在相对而坐。珀莱先生声音低沉悦耳，他考虑到我是外国人，特别注意咬字分明、放缓语速。他暗示“令人尊敬的布朗先生”刚刚才赞扬了我的成就和品性，他可以毫无顾忌地雇我到他的学校当英语和拉丁语老师。但是出于规矩，他得问几个问题考考我。考试完毕，他对我很满意，连连恭维。接下来我们谈到薪水：除开食宿，每年固定一千法郎。“另外，”珀莱先生提议，“你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空余，不如去其他学院兼份工作，也好利用闲暇增加点收入。”
我觉得这是个好提议，后来也确实发现珀莱先生的条件在布鲁塞尔算是非常宽松，这里有大批的老师，教书的酬劳异常微薄。他还安排我第二天立即上岗，我们就此告别。
究竟珀莱先生长什么样子，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四十来岁，体形中等，身材消瘦；脸色苍白，脸颊和双眼凹陷，五官端正。他长着一张法国人的脸（珀莱先生不是弗拉芒人，他出生在法国，父母也是法国人），但是因他一双温情的蓝眼睛和一副忧郁得近乎痛苦的神情，高卢血统赋予的硬朗五官在他脸上显得柔和多了；他相貌俊朗，神情愉快。我用了两个法语词，因为它们比任何英语词更能体现出他脸上洋溢的智慧。总而言之，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又招人喜欢。唯一让我疑惑的是他竟然一点没有老师的架子，不免让人担心他管教起学生不够严肃坚决。至少从表面上看，珀莱先生完全不同于我的上一位雇主——爱德华·克里姆斯沃斯。
第二天新雇主邀我去学校，请我瞧瞧未来工作的地方——宽敞明亮的学堂。教室里坐满了学生，男孩子，坐得端端正正，精神抖擞。这一幕让我大吃一惊，因为珀莱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温和。我和珀莱先生一同巡视班级，四周鸦雀无声；有时候响起一两声咕哝或者耳语，只需这位温文尔雅、目光深邃的老师抛出一个眼神，便马上停止了。这么温和的管制居然如此有效，真是不可思议。等我把教室逛了个遍，珀莱先生对我说：
“您介意考一考孩子们目前的英文水平吗？”
这个提议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以为自己至少能有一天时间准备，但任何工作切忌一开头就优柔寡断。于是我走上身旁的讲桌，面向台下的学生，整理了一会儿思绪，又组织了一下语言。我用最简洁的法语说：
“先生，给我看看你的课本。”
“老师，英语还是法语？”
“英语。”
我决定第一节课不要自找麻烦。我的法语还很生疏，不便多做解释；口音和习语也很不地道，在这些孩子面前破绽百出。而我应该立马在学生面前树立权威，于是一言一行都万分谨慎。
学生们纷纷拿出课本，我喊了一声：“开始！”一个脸圆圆的少年（后来得知他叫Jules Vanderkelkov）念了第一句。课本是《威克菲牧师传》，外国学校经常用作英语教材，通常认为其中涵盖了主要的会话英语。然而Jules的发音跟英国人每天说的英语相差十万八千里。天啊！他鼻息太重，呼哧作响！他说句话声音都在鼻子和喉咙里打转，弗拉芒人都这么说话。但是我一直到结尾都没听见他发对一个字，而他还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觉得自己无疑像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教室一直很安静，我听完十几个人轮流朗读。第十二个学生讲得磕磕巴巴，嘴里嘶嘶作响，咕哝着读完了课文，我严肃地放下课本。
“停吧！”我说。教室里一片寂静，我凝视着他们，目光有几分严肃。哪怕是一条狗被人盯着，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尴尬，何况在座的比利时人呢。我注意到有些学生开始闷闷不乐，另一些面带羞愧，我慢慢合拢双手，突然用“丹田音”低声说：
“一塌糊涂！”
他们面面相觑，噘着嘴，红了脸，脚在桌子下荡来荡去；看得出他们不高兴，但像我设想的那样，他们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杀了他们的威风，接下来就该树立我在他们心中的威严了。其实这很不容易，要知道我因为怕露馅都不大敢说法语。
“先生们，听着！”我尽力展现对他们的同情，好像一开始觉得这种无助很可笑，最终还是决定屈尊帮一把。我从头开始念，节奏舒缓，字字分明，读了二十余页，而他们就一直安静专注地听着。读完课文，差不多一个钟头过去了。我站起来说：
“先生们，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我们重新来过，希望一切有所好转。”
庄严地说完这句话，我鞠了一躬，同珀莱先生一起走出教室。
“好！好极了！”校长跟我进办公室时说，“看得出我这个学生非常机灵，令人欣慰。学习中，聪颖和能力一样重要。”
珀莱先生引我到教师公寓，他颇为自得地称作我的“房间”。房间很小，床铺尤其小，但珀莱先生说这是我一个人的房间，住着当然舒服。房间虽狭小，却有两扇窗户。阳光在比利时不讨人嫌，没有人不满阳光照进屋子。但在这儿有点反常，因为其中一扇窗户被木板封住了。从敞开的窗户可以望到学生操场，我看了眼封住的窗户，猜想把木板取下后会看到什么景色。珀莱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解释说：
“那扇窗户正对着女子寄宿学校的小花园。这是出于礼节考虑，想必您也明白。”
“明白，明白。”我答道，一副满意的样子。珀莱先生前脚一走，我马上仔细地检查了一遍钉在窗户上的木板，看看有什么裂缝或缺口可以扩一扩，好瞥一眼“圣地”。这都是无用功，木板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我竟然大失所望。多想望到窗外花园的花草树木，躲在窗帘后看小姐们嬉戏玩耍，观察各个年龄段的少女。但因为某位女教导主任心存荒唐的顾虑，我现在只能看看窗外空荡荡的砾石庭院，四周围绕着教室的墙和窗，单调乏味。不只如此，之后很多时候，特别是每当我情绪低落时，总会不满地盯着木板心痒痒，恨不得把它掰下来，看一看期待已久的窗外绿地。我知道窗外长着棵树，虽然枝干光秃听不到叶子的窸窣声，但夜里树枝总会拍打窗户上的木板。白天里，我凝神听着，总能透过木板听到小姐们玩耍的声音。实话实说，这声音不时让我心神荡漾，虽然她们的嗓音不算清脆，甚至有点刺耳，喧嚷着从看不见的桃源传来，打破我的孤独宁静。恕我直言，比嗓门大，到底是路透小姐的女学生高一筹还是珀莱先生的男学生更厉害，尚且没有定论；但说到尖叫，女生完败男生。顺便补充一句，路透就是把我窗户钉起来的老太太。判断她是老太太，是因为她行事谨慎、大有女监护人的做派；再来也没有人说过她年轻。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教名就非常喜欢，叫佐拉德·路透女士。欧洲大陆的人可以在名字上天马行空，而严肃的英国人就不可能这样取名字。我觉得我们取名确实选择太少了。
几周后，我的路越走越顺，克服了职业开端的那些小困难。在此之前，我早就掌握了足够的法语，能够从容地应付学生；跟他们初次见面我就占了上风，并且紧紧把握先前的优势，他们没有动过一点叛乱的念头。但凡接触过比利时学校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师生关系通常很紧张，我的例子就显得尤其反常、有意义。在章节末我想谈谈自己对班级的观察，也许我的经验能帮到别人。
要看穿布拉班特的学生并不难，但要因材施教却是门技术活儿。这帮青年智力平庸，自制力差，本性中带着无能与懒惰。他们头脑愚钝，一意孤行起来像头驴，怎么拽都拽不动。明知如此还指望他们动脑子，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记性差，脑子不开窍，思维能力匮乏，对一切需要钻研和深思的工作避之不及。一旦老师的办法太过专断，这帮家伙就狗急跳墙嚷嚷着要抗议，做出背水一战的架势，简直冥顽不化；虽然他们单独行动时都畏首畏尾，但聚在一块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我来之前，珀莱先生的学校已经迫于学生的抗议辞退了好几个英语老师。这帮学生顽劣至极、毫无悟性、任性顽固，要求只能用最宽容的标准，讲解只能用最细致的方式，应对只能用最温和的态度。但是你一旦放任他们到了极点，就得站稳脚跟，扎根岩石，稳如泰山（像圣古都勒的塔楼一样稳固）。一步开外——其实只需半步，你就能一头栽进愚蠢的深渊，在布拉班特人横飞的唾沫和几抔低地土中，你很快就明白了弗拉芒人的确感恩又大度。你大可为学生的学习铺平道路，清除所有的绊脚石，但除非学生愿意被你领着走上康庄大道，否则一切到头来都是白费。我为了照顾全班最迟钝的学生把课程难度降到最低，收敛起脾气变成了最温和宽容的老师，此时一句无礼的话、一个反抗的动作，就能让我彻底爆发。我给他们一个选择——要么听话认错，要么扫地出门。这一套很管用，我的名声也传开了。人们都说“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每次看着我的学生，我就想起这句话，以及他们先人的政治史。珀莱先生的学校不过是比利时的一个缩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