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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珀莱先生，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对他印象极佳。从没人待我这么好，又和善又周到，甚至非常亲切。在他那里我不用忍受冷遇、搅扰和轻蔑。但恐怕两个生活贫困、兢兢业业的比利时门房对他颇有不满：校长跟他们说话总是冷冰冰的，一脸严肃，没有一点人情味。有一两次他发现我对于这种差别对待十分惊讶，便向我解释，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只限于弗拉芒佬——还不走！”
他慢慢把嘴里叼着的雪茄拿下来，往漆好的地板上啐了一口，我们正坐在地上。虽然他们的的确确是弗拉芒人，长着一张弗拉芒人的脸，五官透露着愚昧，但他们依然是人，而且都算是老实人，难道就因为他们生长在那片贫瘠的平原就要一直对他们严苛又轻蔑吗？虽然他在我面前十分平易近人，但我为此愤愤不平，对珀莱先生的好感大打折扣。一天的工作结束，能有一个谈吐不俗、和蔼可亲的老板做伴当然是一件乐事。即使他有时候言语刻薄，或者曲意奉承，让人觉得他表里不一，毕竟人无完人，也不必计较。再加上我在X镇已经受够了虐待和侮辱，现又刚刚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落脚，既然对方小心对我隐藏了他的缺点，我也就不着急打探了。在有什么坏事戳穿他之前，我乐意相信珀莱先生人前人后都仁慈和蔼。我知道他未婚，马上又察觉到他对婚姻和女人的认识跟所有的法国人、巴黎人如出一辙。每每他谈“女人”，语气就冰冷麻木，让我怀疑他的道德观念比较淡薄。但他很懂礼貌，不会鲁莽地转换话题，况且他这个人很聪明，喜欢有深度的谈话，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根本不需要说些乱七八糟的。我很讨厌他谈论爱情时的嘴脸，发自内心地厌恶赤裸裸的淫乱，他也感觉到我们观念的差异，最后我们都同意搁置有争议的话题。
珀莱的房子和厨房都由他母亲——一位土生土长的法国老太太来打理。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美丽，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我也尽量相信。她现在丑得很，只有欧洲大陆的老太太才能丑成这副模样。也许是她的衣着吧，让她看上去比实际还要丑。她在室内不戴帽子，一头凌乱的白发十分怪异；在家索性连外衣也不穿，只套着一件破旧的棉背心。脚上踩两只大拖鞋，每步都踏在鞋跟上。可一旦遇上礼拜天或者节日庆典，就该她去外面露露脸了。这时老太太会穿上鲜艳的裙子，通常衣料轻薄，头戴丝绸软帽，帽檐儿装饰着一圈花朵，身上披着精致的披肩。老太太心眼不坏，但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口无遮拦。她平日里主要待在厨房及其周围，好像躲着一本正经的儿子。儿子在母亲眼里很有威严，他责备母亲的时候毫不留情，不过幸好他一般懒得开口。
珀莱老太太有自己的社交圈子，都是她自己请来的客人，但我连影子都没见到，因为她们通常聚在老太太的“密室”里。那是一间与厨房相连的小屋，从厨房边上下一两步楼梯就到了。顺便一提，我经常看到老太太坐在楼梯上，膝盖上放着木盘，同时做这三件事：一面吃饭，一面和最亲近的仆人——家里的女佣说长道短，一面还不忘大骂自己的敌人——厨子。她从不在餐桌上出现，也不和儿子一起用餐，更不可能跟学生们一起吃。这对英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但这里是比利时不是英国，人家有人家的方式。
周四的一个晚上（我周四都有半天假期）我一个人在家里坐着，批改一大堆英语和拉丁语作业，听到仆人敲门。门一打开，我收到了珀莱太太的便条，她竟然一反常态邀请我去餐室和她一起吃点心（相当于英国人的“茶”）。
“她真的邀请我去吗？”面对突如其来的便条和邀请，我心想这是个误会。同样的话又传达了一遍。我当然接受了邀请，一面下楼梯，一面寻思着老太太到底哪根筋搭错了。他儿子不在家，晚上待在古典音乐沙龙或者什么其他的他入了会的俱乐部。手碰到餐室门把手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念头一闪而过。“她该不会要向我示爱吧，”我心想，“我早听说法国女人求爱的方式很古怪。又是点心！她们干那档子事都是从吃吃喝喝开始的。”
我被自己疯狂的想象吓得惊慌失措，倘若再多想一会儿，我肯定立马走人，冲回房间锁上门。可是但凡危险或恐惧仍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人就会想要一探究竟，等坏事真的要发生了再逃之夭夭。我转动门把手，一脚从门槛上跨过去，料想凶多吉少；关上门，眼前就是珀莱太太。
老天爷！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自己大难当头。老太太在那儿坐着，一身轻薄的淡绿色布裙，头戴一顶蕾丝帽，帽子的褶皱上还盛开着红玫瑰。餐桌布置得很讲究，有水果、蛋糕、咖啡，还有一个不知装着什么的瓶子。我的眉心已经开始冒冷汗，不禁转头看一眼紧闭的门。正当我的眼睛往火炉的方向扫去，我突然如释重负——原来火炉旁一把宽敞的扶手椅里还坐着另一个人。还是个老太太，又胖又红润，不像珀莱太太那样又瘦又黄。她着装优雅，紫色天鹅绒帽上饰了一圈鲜花，在春天开得五颜六色。
我还来不及进一步观察，珀莱太太想尽力让自己步态轻盈优雅，结果扭扭捏捏地走过来跟我说：
“多谢您为了我一个不相干的人搁下手头的书本和研究。可否把您介绍给我的好友路透太太呢？她就住在隔壁的女子学校。”
我心想：“噢！我就知道她是个老女人。”于是鞠躬坐下。路透太太就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
“先生，您觉得比利时怎么样啊？”她用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问。现在我已经可以分清珀莱太太说的这种纯正巴黎话和弗拉芒人带喉音的口音。我客气地回答了，疑惑面前这个粗野笨拙的老妇人怎么当上了女子学院的校长，要知道人们说到女子学院都满是肯定和赞扬。路透太太更像是一个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弗拉芒农妇，甚至是客栈老板娘，而不像是位一本正经、严肃刻板的寄宿学校校长。通常在欧洲大陆，或者至少在比利时，老妇人都在礼节、谈吐上非常随便，这在我们德高望重的英国老祖母看来是为老不尊。而路透太太一脸心花怒放，说明她也是个典型的比利时老太太。奇怪的是，她左眼斜睨着，闪烁着光彩；右眼通常半睁着。两个滑稽的老太太竟然邀我来这儿，我几番试图弄清她们的目的未果，只好作罢，任由她们去了。我坐在两人中间，一会儿看看你，一会儿看看她；桌上有很多蜜饯、咖啡和蛋糕，我饱餐了一顿。她们也吃，胃口还不小。吃完大半点心，两人提议来点小酒。我拒绝了，她们就每人兑了一杯浓烈的鸡尾酒自己喝，放在火炉旁的台子上。老太太们把椅子挪到炉旁，让我也加入她们。我照做了，坐到了两人正中间，先是听了珀莱太太讲话，之后是路透太太。
“我们现在说正事。”珀莱太太开始发表长篇讲话，简而言之就是说她请我来是为了帮好友路透太太借机提个重要提议，提议可能到头来对我大有好处。
“你要是个聪明人，”路透太太说，“你看上去就像个聪明人。”她抿了一口潘趣（她说出来就成了“潘雀”）：“大吃一顿后来一杯，既可口又养生。”
我鞠了一躬，再次谢绝了。她继续说：
“我深感，”她很郑重地呷了一口，“我深感女儿委托我办的这件事非常重要。对了，您知道我女儿是隔壁学校的校长吧？”
“哎呀！我还以为校长是您呢，太太。”这时候我倒想起来隔壁女校的校长是路透小姐，不是路透太太。
“我！不不不！我操持家务、管理用人，跟我的朋友珀莱太太一样。您一定觉得我在学校教书吧？”
她放声笑了很久，好像很是心满意足。
“太太笑得不该，”我说，“如果太太不教书，那一定不是因为教不了。”我抽出白色小手帕，以法国人的优雅的姿态在鼻子前挥动，同时鞠了一躬。
“小伙子真有魅力！”珀莱太太低声说。作为弗拉芒人而不是法国人，路透太太比较平静，只是又笑了一回。
“恐怕你是个危险的角色，”她说，“如果你这么会奉承人，佐拉德一定会怕你。但要是您不出差错，我可以帮您保守秘密，不告诉她你有多会恭维人。现在好好听听她的提议吧。佐拉德听说您是位出色的老师，她也一直希望让最好的老师去她的学校教书（这位小姐与众不同，雷厉风行像个女王），就托我今天下午找珀莱太太打听能不能见见您。佐拉德是个谨慎的将领，从不会不事先研究就贸然上战场。她要是知道我自作主张把她的意图透露给你，肯定会不高兴。但我觉得告诉你也没什么坏处，珀莱太太也这么说。小心一点，不要在佐拉德，也就是我女儿面前出卖我们。她这个人太过谨慎，完全不能理解说点闲话的乐趣。”
“跟我儿子一个样！”珀莱太太叫道。
“现在跟我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另一个接着说，“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那么古板。不过话说回来，您去我女儿的学校教书的事，珀莱太太会跟她儿子说。明天您就来我们家见我女儿吧，然后装作第一次从珀莱先生那儿听到这桩提议。记住不要提到我，我可不想得罪佐拉德。”
“好，好！”我实在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絮叨，开口打断了她，“我会跟珀莱先生商量，事情会如你们所愿。晚安，太太们，不胜感激。”“什么！您这就走了？”珀莱太太叫道。
“再吃点吧，先生。还有水煮苹果、饼干，不然就来杯咖啡？”
“谢谢，谢谢，太太——再见。”我终于离开了这所房子。
回到房间，我又回顾了今晚的经历。整件事来得蹊跷，大家的行为也很怪异。两个老太太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但我对这件事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我可以换个地方教书，这也算是个改变；其次，教年轻小姐是个美差；最后，去女子寄宿学校对我这还是头一遭。除此以外，我看着被钉上的窗户，心想：“终于能看到神秘的花园了。我就要看到天使和她们的伊甸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