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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陁氏，两《唐书》均无记载，惟见于《延陁氏墓志》。据志文所载信息，可勾划出延陁氏一生的大致轮廓：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2）生于漠北。
隋炀帝二年（606）延陁氏 15 岁，与李思摩成婚。是年，思摩 24 岁。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延陁氏 38 岁，李世民击败突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亡，为唐朝所俘。李思摩追随之，同被俘。延陁氏劝说思摩降唐。李思摩归唐后，太宗嘉其忠，拜右武后大将军。
贞观十二年（638）十一月己亥朔日辛丑，延陁氏 47 岁，被朝廷授予“统毗伽可贺敦”称号。
贞观廿一年（647）八月十一日，病逝于夏州（今陕西榆林），享年 56 岁。
延陁氏，观其姓氏，当出自薛延陀部（详后）。据《延陁氏墓志》，可知其出自薛延陀部之酋长家族。墓志言延陁氏曾祖为莫贺啜颉筋、祖莫汗达官、父区利支达官，均系两《唐书》所未载者，可补史乘记载之缺。现就其先祖之名号略作考证。
一是其曾祖莫贺啜颉筋。“莫贺”一词，在柔然、突厥、回鹘时期都是很常见的官号。“莫贺”又作“莫汗”，为突厥语baya的音转，意为“勇健”，“莫贺咄（bayatur）”为部落首领之称号
。该词后为蒙古语所借用，演变为Batuur（巴图尔）。《旧唐书》载颉利可汗最初曾任“莫贺咄设”一职：“颉利可汗者，启民可汗第三子也，初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之北。”
“设”者，乃突厥语Šad之音译，史载：“典兵者曰‘设’。”
因此设乃突厥领兵之官也
。“莫贺咄”一词在史籍中常常出现，如《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诏》中有“其子沙耽弥叶护拔酌达度莫贺咄”“颉利苾可汗逹度莫贺咄叶护”等语
。志文中延陁氏曾祖“莫贺啜”的职位类似于“莫贺咄”。“啜”是一种稳定的官称，突厥语写作Čor，为一部之长；“颉筋”为“俟斤”“颉斤”之异写，乃突厥语Irkin之音译，指代酋长，是部落首领。
二是其祖父莫汗达官。“莫汗”，前已述及，不赘。“达官”又作“达干”，乃突厥语Tarqan之音译，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地位十分显赫。
后为辽朝所借用，音译作“达剌干”。《辽史·太宗纪》：“诏以……达剌干为副使……县达剌干为马步。”《国语解》又谓：“达剌干，县官也，后升副使。”说明契丹在借用该词时，意义已有改变
。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
。日本学者羽田亨推测，“达干”应系汉语“达官”一词的音转
。此说虽早已为学界所接受，但失于缺乏直接证据，此缺憾恰可通过《延陁氏墓志》之莫汗达官和区利支达官得到弥补。
三是延陁氏父区利支达官。“区利支”者即“屈律啜”之异写也，乃突厥语Kül Čor之音译。Kül者，意为“湖泊”，乃突厥人原始信仰水之反映。汉文转写形式很多，至少有“阙、阙律、屈利、屈律、俱卢、曲勒、处罗和出六”等九种
。韩儒林先生言：“屈律，华言著名。”
恐不甚妥。“屈律啜”作为突厥官号，见于两《唐书》之《突厥传》。
延陁氏父祖辈之官职都属于突厥官位体系。《新唐书·突厥传》载：“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
《旧唐书·突厥传》载：“可汗者，犹古之单于，妻号可贺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并代居其官而无员数，父兄死则子弟承袭。”
关于延陁氏的族属，学界大多未予关注。笔者认为，应来自薛延陀。关于薛延陀的来源，《旧唐书·铁勒传》有如下记载：
薛延陀者，自云本姓薛氏，其先击灭延陀而有其众，因号为薛延陀部。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
大致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唐会要》
。这一记载表明，薛部征服延陀部，二者融合，最终形成了薛延陀部。“薛部”，突厥文写作Sir，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中很常见，如：
在Türk Sir budun（突厥—薛部）土地上没有留下（国家的）机体。
不要让Türk Sir budun（突厥—薛部）地方存有君主。
突厥毗迦可汗养育了Türk Sir budun（突厥—薛部）和乌古斯部。
其中的Türk Sir budun，塔拉提·提肯译作“Türk Sir people”（突厥Sir人）。
耿世民译作“突厥—薛（Sir）人民”
。Budun，在突厥、回鹘文献中常见，有村社、封地上的居民、人民等多种含义
。结合上下文，似乎译为“部落”更合适。前文已经谈及，延陁氏先人之官号皆突厥语，明示薛延陀部与突厥一样同属于突厥语族。这里，Türk又与Sir经常连用，足见突厥与薛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与《旧唐书·铁勒传》不同，《通典》对薛延陀的形成提出了如下说法：
薛延陀，铁勒之别部也。前燕慕容俊时，匈奴单于贺剌头率部三万五千来降，延陁盖其后。与薛部杂居，因号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为强族。初蠕蠕之灭也，并属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在贪汗山者，西属于叶护。
杜佑认为，是延陁部与薛部杂居，于是得名薛延陀，二者不存在征服与被征服的问题。无论征服与否，薛延陀来自薛部与延陀部的组合，则是不存在争议的。据此大率可定，志文所言延陁氏当来自薛延陀部。
除了姓氏因素外，婚丧习俗也可为延陁氏族别的判定提供佐证。前文述及，延陁氏 15 岁时即与李思摩成婚。《李思摩墓志》同出于昭陵，其中明言李思摩是突厥可汗氏族：“公讳思摩，本姓阿史那氏，阴山人也。”入唐后，因功赐姓李
。 突厥人死后行火葬，如颉利可汗死后，依突厥之俗，“焚尸于灞水之东”
。 同样，思摩死后，“仍任依蕃法烧讫，然后葬”
。 对突厥的这种葬俗，《周书·突厥传》有详细记载：
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
《隋书·突厥传》记载与之稍异，言其“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
。 史载，“突厥事火”
。拜占庭史学家狄奥菲拉特在《历史》中记载，589 年达头可汗（576—603 年在位）致书东罗马帝国皇帝摩里斯，言：“突厥拜火，亦敬空气水土，然仅奉天地之唯一造化主为神，以马牛羊祀之，并有祭司预言未来之事。”
可见，拜火是突厥普遍的习俗
，此或为突厥行火葬之原因之一。
从《李思摩墓志》看，思摩死后，先以火焚其尸，然后再埋葬其骨灰于昭陵，这是明确无误的，完全符合突厥葬俗。而作为李思摩妻子的延陁氏，死后却“奉诏合葬于思摩之茔”，不言“焚尸”之举，暗示延陁氏行的是土葬，与薛延陀的埋葬方式同，而别于突厥火葬。同样可证延陁氏出自薛延陀部而非突厥族。
李思摩作为突厥乃至唐朝早期历史之重要人物，生平事迹墓志有详载，两《唐书》亦为之立传，详载其一生的重要经历
。核诸文献知李思摩生于 583年，卒于 647 年，得年 65 岁，比延陁氏年长 9 岁，为突厥颉利族人，祖父达拔（达头）可汗，父曰咄六设。少年时代，被授予“波斯特勒（勤）”，贞观十三年（639）七月被唐政府封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姓李。据《新唐书》载，李思摩“性开敏，善占对，始毕、处罗皆爱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种，故但为夹毕特勒，而不得为设”
。易言之，李思摩尽管开朗聪敏，擅长占卜，受到可汗的赏识，但因其相貌不类突厥人，而像是“胡人”，故而被疑血统不纯，于是不可以领兵。同样的问题在《册府元龟》中也有述及：
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
那么，在突厥人的认识中，“胡人”究竟是指哪些人呢？荣新江先生曾言：“突厥文碑铭用Sodyaq（粟特）来对应‘胡’，可见在突厥人眼里，胡就是粟特。”
在思摩出生的 6 世纪，大量粟特人进入突厥汗国
，这使思摩杂有粟特血统成为可能。蒲立本即曾论及李思摩有粟特血统，并推测阿义屈达干有粟特背景，这个康姓粟特家族也许与李思摩有婚姻关系
。阿义屈达干，康氏柳城人，原系安禄山部成员，在安禄山叛乱后，毅然归唐，为唐朝效忠，颜真卿曾为之撰写神道碑
。与阿义屈达干同样，李思摩也是一位忠义之士。630年，东突厥汗国败亡，部落酋长纷纷叛离颉利可汗而降唐，独李思摩不弃不离，一直追随颉利可汗，忠心护主，直到最终与颉利同被唐朝所擒。唐太宗“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将军”
。 入唐后，李思摩曾担任执掌宿卫的右卫将军，负责宫廷安全，足见太宗对思摩的信任。思摩与太宗肝胆相照，641 年，思摩率突厥部众北渡黄河时称：“实望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有如延陁侵逼，愿入保长城。”
645 年，思摩在征伐辽东的战役中受伤，太宗亲自为他吮血，“从伐辽，中流矢，帝为吮血，其顾厚类此”
。 异族君臣莫逆如此，实令人感佩。
思摩夫妇有子曰李遮匐，任左屯卫中郎将，不见于《延陁氏墓志》，但见于《李思摩墓志》
。思摩夫妇对唐朝忠心耿耿，其子却在他们去世后组织突厥旧部叛唐。据《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载，仪凤二年（677），李遮匐联合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依附吐蕃，煽动叛乱，起兵反唐。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出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长史，设计使都支和遮匐投降，并将他们押送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