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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仆固氏墓志铭的墓主，乙突事迹在志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可补史籍之缺。
其一，墓志载：“俄以贺鲁背诞，方事长羁，爰命熊罴之军，克剿犬羊之众。公乃先鸣制胜，直践寇庭，无劳拔帜之谋，即取搴旗之効。”
文中的贺鲁，指的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新唐书》卷 215 下《西突厥传》载：“贺鲁者，室点蜜可汗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匮特勒劫越子也。”乙毗咄陆可汗君临西突厥时期，贺鲁被册为泥伏沙钵罗叶护，建牙多逻斯川（喀喇额尔齐斯河）。贞观十七至十八年（643—644）间，乙毗射匮趁乙毗咄陆可汗出征之机，夺取汗位。
阿史那贺鲁失势，遂于贞观二十二年（648）降唐，被拜为左骁卫将军，居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再拜昆丘道行军总管，次年拜瑶池都督。永徽二年（651）年初，贺鲁叛唐，西奔至双河（今新疆博乐市南之博尔塔拉河）、千泉（今哈萨克斯坦梅尔克附近
），以之为根据地对抗唐朝，自号沙钵罗可汗。七月，唐以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发汉兵三万，回纥兵五万，率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不胜。接着又于永徽六年（655）发动了第二次西征，仍未果。经过进一步周密的部署，唐朝于显庆二年（657）发动了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征。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出北道，自金山西进，至额尔齐斯河，转而南下伊犁河流域；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出南道，由西州西北行，直捣天山北西突厥大本营。两军会于双河，接着在伊犁河、楚河等地大破阿史那贺鲁。贺鲁逃亡石国，被缚而献于唐廷。西域之乱乃平。
志文称乙突曾“直践寇庭”，说明他曾参与唐军剿灭阿史那贺鲁叛军的最后一役，并率军到达西突厥的根据地——双河、千泉。是年，乙突年方 22 周岁，因战功而被封为“右武卫郎将，寻授护军，封林中县开国子，俄除左武卫大将军”。
其二，志文载：“至麟德二年（665），銮驾将巡岱岳，既言从塞北，非有滞周南；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
岱岳即泰山，麟德二年唐高宗赴泰山封禅之事在多种典籍中都有记载。《旧唐书》卷 4《高宗纪上》言：“（麟德二年）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二月……乙卯，命有司祭泰山。”
这次封禅活动规模很大，“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
。乙突预先得知其事，但由于身在塞北，未能与役其事。志文引太史公“滞周南”之故实来形容其遗憾心情。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酝酿已久的泰山封禅大典终于实施，但身为汉廷太史令的司马谈却“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以之为奇耻大辱，以致“发愤且卒”
。
乙突虽未能亲身前往，但“贞心逾励”，要以不同的方式为封禅献上“射牛之礼”。《旧唐书·礼仪志三》载：高宗封泰山后，“又令详求射牛之礼。行伟、守贞等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射牛之礼”有臣下为天子效劳之意味，仆固墓志引此典故，借喻乙突矢志为唐守边卫疆，以汗马功劳报答唐廷。时年乙突为 30周岁。
其三，东征靺鞨。靺鞨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至迟在隋时已形成为七大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即白山、粟末、拂涅、伯咄、安车骨、号室和黑水部
，主要分布在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为强大。
乾封二年（667）九月，唐征高丽，攻陷其重镇新城（抚顺高尔山山城），由契苾何力留守。次年二月，薛仁贵率精兵两千攻克扶余城。“时高丽兵十五万屯辽水，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今开原东西丰境内）”
，并袭击新城。薛仁贵率部回救，歼敌五万，进据东部靺鞨粟末、白山二部之腹地。高丽败象渐显，军无斗志，急于回救平壤，致使扶余、嫩江地区的靺鞨成为孤军，悉数被歼。当时，“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李）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
。辽东、扶余城失守，朝鲜半岛完全暴露在唐军之前，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外援靺鞨也自顾不暇，高丽大势已去。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
，破之，高丽国亡。曾经附属于高丽的靺鞨诸部或转而归唐，或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后无闻焉”
。仆固墓志所谓乙突“东征靺鞨”，当指是役，时年乙突为 32—33 周岁。
其四，西讨吐蕃。吐蕃原居青藏高原，其势力进入西域，始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以后数年间，吐蕃在西域的势力逐步扩大
。咸亨元年（670），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于此情况下，唐高宗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自副，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
。此路军师出河源，而兵败大非川。另一路以阿史那忠为将，师出西域。1972 年 6 月于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西南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对此役有载：“弓月煽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
战争的结果，《阿史那忠墓志》未言，以理度之，应是无功而返。阿史那忠出征吐蕃之具体年代不详，学界推断应与咸亨元年（670）薛仁贵之活动同时
，有一定道理，可以信从。
仆固墓志记事是以时代先后为序的，乙突“东征靺鞨”在 667 年至 668年间，那么，“西讨吐蕃”即应在此之后。自 662 年吐蕃势力进入西域至 678年二月乙突亡故，唐与吐蕃在西域摩擦不断，总体上说，吐蕃处于攻势，唐朝则处于守势，唐朝大规模的反击活动仅有一次，即咸亨元年薛仁贵与阿史那忠之远征。只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唐政府才有可能征调远在千里之外的羁縻州府军队“与役其事”。故而可以认为，乙突参与了咸亨元年唐朝对吐蕃的战争，兵发西域，随阿史那忠部征战。铭文有谓“西峙葱山”，应是对这次西征吐蕃活动的颂扬。唐政府以其“东征靺鞨，西讨吐蕃”之功，“寻除右骁卫大将军，依旧都督，加上柱国、林中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
总之，仆固墓志的发现，对于唐代北方民族，尤其是仆固部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有证史、补史的作用，而且可以纠正史书记载之误，应受到充分重视。
（本文在发表时，由于受篇幅所限，被分作二篇发表，一者《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刊《文物》2014 年第 5 期，第 77—82 页转第 88 页；二者《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刊《西域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69—7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