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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薛延陀旧习，女子有较高地位，作为可汗夫人，延陁氏亦概莫能外。据志文可知，延陁氏关心家国命运，在亡国被俘的艰难时刻，她帮助丈夫分析判断局势，劝说丈夫降唐。
贞观四年（630），突厥汗国败亡，“诸部多归中国，唯思摩随逐颉利，竟与同擒”
。 思摩因不愿叛离颉利可汗而被俘，由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押送至京师
。 入长安后，思摩夫妇势必会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李思摩墓志》称：“公明晓去就，理鉴安危。每劝单于，启颡魏阙。”
而《延陁氏墓志》的记载稍异：“预识去就之机，抑亦夫人之助。”易言之，李思摩之归顺，除了自己的预判外，还可能受到了延陁氏的影响。依志文可做这样的推测：李思摩和颉利可汗被俘后，延陁氏帮助思摩分析政治形势，规劝思摩降唐。而后，思摩又因势利导，劝说颉利可汗归顺唐朝。早在东突厥灭亡之前的武德七年（624），41 岁的思摩作为颉利可汗的特使，曾到过长安，觐见唐高祖李渊，被封为“和顺王”。这次出使，使李思摩有机会领略到大唐的实力和文化，延陁氏也必有耳闻，这为他们归顺唐朝的埋下伏笔。果若如此，可推定延陁氏是一位有胸襟、有胆识的可汗夫人，在关键时刻具有分析判断局势的能力。
在薛延陀部族中，女子主政是常见的。642 年，薛延陀向唐朝请婚，太宗曾谈及漠北诸族女子主政之俗：“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
薛延陀的风俗与突厥大抵相同，惟两点有别，一是薛延陀“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
；二是突厥流行火化，而薛延陀实行土葬（详前）。这种带有母系社会痕迹的风俗，也是延陁氏参与政治、对李思摩产生影响的要素之一。
据志文所载，少女时代的延陁氏美丽机惠、有远志，“髫龄而机惠异伦，笄年而艳彩绝类。擅芳声于狼望，流美誉于祁连……弱而立志，贞固迈于松筠”；中年的延陁氏坚毅从容、有主见，“爰洎壮龄，风霜不渝其劲”。延陁氏从一个天真的薛延陀少女，成长成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突厥可汗夫人，她经历了漠北一带战火的洗礼。从志文中，我们能看到延陁氏在族群中是有地位、有威望的。据志文载，延陁氏的葬礼上有众多的族人为他送葬，“种类攀号，酋豪泄涕……种落摧瘁，酋豪缟素，哭恸山阿”。其中的“酋豪”当指部落首领；“种类”与“种落”当指普通族人，突厥、薛延陀皆应包含在内。与之相比，思摩的葬礼，因为在长安，由朝廷措置，葬礼之上只有朝廷官员“悼结宸衷，哀缠士庶”，而“其子左屯卫中郎将李遮匐痛深疮拒，哀缠风树”
。 参加葬礼之突厥人明显少于延陁氏葬礼。
那么，延陁氏在南下突厥集团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她有没有参与领导突厥部众？尤李的《阿史那思摩家族考辨》一文，认为延陁氏是带着薛延陀的部分部众嫁给思摩，并且率领着薛延陀的部众来到夏州，属于“内蕃”，至少是领导了南下的那部分薛延陀部族
。 此说虽合乎情理，但缺乏实证，未必可信也。
贞观十八年（644），思摩与薛延陀战，败绩。在突厥部众退回河南地区后，李思摩离开突厥集团，轻骑入朝。思摩离开后，由何人接替其管理战败南归的突厥集团呢？铃木宏节给出的答案是延陁氏
。 然而，据《资治通鉴》卷198 记载，645 年，唐政府派遣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突厥兵，镇守夏州，646 年的夏州都督是乔师望。而李思摩离开突厥集团是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可见，唐政府及时派遣了军政要员驻守夏州，对突厥集团进行有效管理。唐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对再次南下的突厥集团放任自流，更没有把突厥集团的领导权授予延陁氏。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高丽，“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余人。多弥可汗轻骑遁去，部内骚然矣”
。 由此可证，由延陁氏统领突厥集团的说法难以成立。
那么，在南下突厥集团中有没有薛延陀部众呢？
贞观十二年七月的诏书《突厥李思摩为可汗制》称，朝廷诏令思摩统领安置在河套地区羁縻州府的各族部众，即“突厥及胡”，渡河北上。“锡以藩号，绍其宗祀，可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并赐之鼔纛仍令就其部，备礼册，命突厥及胡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夫世作藩屛，同之帯砺，长保边塞，傅诸后昆。”
不难发现，在李思摩统帅的突厥集团中，除突厥本部外，还有其他各族部众，尤有进者，在思摩夫妇归唐之前，就已有大批北方诸族南下归唐，唐政府在边境地区设置州县予以安置。据《资治通鉴》载，贞观三年，大批突厥、铁勒各部族降唐内附：
（贞观三年）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由此可见，贞观三年，包括突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等多种北方诸族纷纷内附入唐，据载，其人口多达一百二十余万人。
翌年，又有大批突厥人内附，史载：
（贞观四年三月）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贞观三、四年的突厥内迁，人数至众，以致造成“漠南之地遂空”的局面。
贞观十五年（641）李绩远征薛延陀，在诺真水（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一役中，大败之，杀敌三千，俘虏五万，获马匹一万五千匹，之后，李绩又在五台山一带平定了突厥思结部众的叛乱，俘获男女上千人
。
为了安置大批南下内附的北疆各族部众，贞观时期，唐政府在河套地区的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则）、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和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设立羁縻州府。羁縻州府安置的部族包括突厥、铁勒诸部、薛延陀、回纥、吐谷浑、党项等。“于朔方之地，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在羁縻州府中，达浑都督府位于宁朔县，为安置薛延陀部落而设，右隶灵州都督府
。 至于达浑都督府设立的时间，史籍并未明确记载。只是在《旧唐书》中载有这样一则讯息：“（贞观二十年）太宗至灵州，其铁勒诸部相继至数千人，仍请列为州县，北荒悉平。”
大约可确定可定达浑都督府建立的时间是在贞观二十年或二十一年，当时是薛延陀汗国覆亡，大批薛延陀部众内附之际。唯此时南下的薛延陀部众应该不属思摩夫妇所统领的南下突厥集团之列。
推而论之，在思摩夫妇领导的突厥集团中，当有薛延陀部众。作为薛延陀部落酋长之女兼具突厥可汗夫人身份的延陁氏，在杂有薛延陀部众的突厥集团中地位自然不会低。
另外，综合思摩夫妇的两方墓志，我们注意到，延陁氏被授予“统毗伽可贺敦”的时间是贞观十二年（638）十一月，而思摩被授予“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的时间却是贞观十三年七月。“可贺敦”又作“可敦”，是可汗妻子的尊称，分别对应于古突厥语之qayatun和Qatun。然则，唐太宗给延陁氏“可贺敦”的封号要早于丈夫“可汗”的封号，这似乎有悖常理。
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只是记录者的立足点有所不同罢了。据《唐大诏令集》载，唐册封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的诏书《突厥李思摩为可汗制》签署于贞观十二年七月，而册文《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所署时间则是贞观十三年七月。易言之，唐于贞观十二年七月已下诏封李思摩为可汗，四个月后，诏思摩妻为“统毗伽可贺敦”，册文之颁布又晚于此。明乎以上史实，两方墓志在册封时间上的不一致处自可冰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延陁氏墓志》尽管很简短，但所涉内容对于薛延陀部历史及其与突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该墓志可以与《李思摩墓志》互为表里，填补了历史记载的一些空白。薛延陀立国虽然时间不长，仅有 18 年，但不失为隋唐时期北疆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延陁氏兼具薛延陀人和突厥可汗夫人双重身份，一生游走于薛延陀、突厥和唐朝之间，亲历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的兴衰更替。延陁氏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可汗夫人，她能影响李思摩，甚至影响到突厥集团的前途与命运，故而在突厥集团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解读《延陁氏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