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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期，梁启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迫切地探讨中国的出路和强国富民的道路问题。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希望从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中寻求能促使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并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实际努力。本节将分析梁启超从西方引进民主观念的深层动机、他的民主观念的多重来源即杂糅性、他对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建立民主政体的强调、他不断依据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具体政治主张的原因，以及他的民主观念对其文学观——文学是启蒙、新民和群治的重要工具——的影响。
梁启超对西方民主观念的吸收和接受主要源于他对西方政治法律书籍的阅读体验、流亡日本14年的生活感受和对欧美诸国的亲身考察。梁启超生于一个儒生之家，他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莲涧均为秀才，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其影响至为重要。梁启超自幼学习旧学，在父母的教导下熟读《四书》《诗经》《史记》《汉书》《刚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等。1883年“得张南皮之《蝤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1885—1889年在学海堂研读《皇清解经》《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字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汉学商兑》等，并于1889年考取举人的功名。1890年，他入京会试不中，“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当年秋，师从康有为，学习陆王心学、史学、西学之梗概。1892年，梁启超“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
。1895年，他“居会所（即强学会——笔者注）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
。他所阅读的书籍可从其1896年编写的《西学书目表》反映出来。在《西学书目表》中，梁启超把西学译书分为学、政、杂三类，还通过“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的方式评价、推荐图书，他最为看中政部图书。
通过康有为的引导和对西方政治学著作的阅读，梁启超树立了对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政体的坚定信念。
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多次撰文，主张启蒙民众、弘扬民权、限制君权。“民权”是他较早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其意义与“民主”相近而更突出“权”。他微引民权之绪的文章刊载于1896年10月27日《时务报》，题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文中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
他继而分析道：
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
此文表达了梁启超反对君主专制、限制君权、倡导民权的政治思想。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在《知新报》第43册发表《说动》一文，主张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和启蒙民众：
今夫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压力之重，既不如从前之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深入人心，于是压力动力浸淫至于两无，以成今日不君权、不民权之天下。故欲收君权，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纡贵而后可；欲参民权，必如德、意、希腊之联合民会而后可。而尤必先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愤不有身，爹亚、毕士马克之艰难措置，而后动力之生、国权之固，可得言也。
1898年4月5日至7日梁启超在发表于《湘报》第26至28号的《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强调了兴民权的重要性、长期性和有效途径——教育民众、开通民智。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戊戌变法，企图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阻挠和镇压。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长达14年之久。在日本期间他密切关注国内政局，广泛阅读以日文出版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伦理、经济等的书籍，并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向国内大加译介西方政治社会学说，特别是民权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等。他曾说：“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他“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分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越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更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他所读的书目可从其编写的《东籍月旦》中窥豹一斑。《东籍月旦》原刊于1902年6月6日《新民丛报》第9号，是他专门为后学者介绍学习参考书目的读书指南，也包含他本人的学习体会，其中列出了从普通教育到高等大学教育必读的伦理学和历史学参考书
。他所读的日文版书包括《幽室文稿》《万国史记》《米利坚志》《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联邦志略》，以及日文版的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著作《国家学》《国会泛论》《国法泛论》《国家论》《政治学》《德国法律政治论纂》《国法国政学沿革史》《万国公法战争条规》等
。
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国人介绍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梁启超的民权、民主思想，受到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等西方理论家的影响。他曾有“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
的诗句，可见其对卢梭、孟德斯鸠思想之推崇。在《饮冰室自由书·民权篇》（1899）中，梁启超说：“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摧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
在《爱国论》（1899）中，他把民权与国权、兴民权与爱国家相联系，提出了民权救国论。他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个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比自兴民权始。”
他认为兴民权的途径在于开民智，“民智既开，则专制政治，自不得不颠覆，故愚民之术，凡专制政府一定之方针也”
。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培养“新民”，才能开启民智，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
在《卢梭学案》（1901）中，他称卢梭为“近世真民主主义开山之祖”，希望中国依照民约论的精神，“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
。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1902）中，他盛赞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对世界政治格局的伟大变革意义：“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美国独立，建新政体……于是三权鼎立之制，遂遍于世界。今所号称文明国者，其国家枢机之组织，或小有异同，然皆不离三权范围之意。政术进步，而内乱几乎息矣。造此福者谁乎？孟德斯鸠也！”
1903年梁启超游历了被他赞誉为“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美国，肯定了美国民主政治的优点，也看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贫富分化问题、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等。于是，他得出了共和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结论。在《新大陆游记》（1903）中，他以痛惜的心情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美洲之行和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学说促使梁启超决定与共和制度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一文中写道：“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吾乃自解曰：牺牲现在，以利将来，社会进化之大经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当时，他梦寐以求的对象变成了实行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5年，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并在“著者识”中声明“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者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他认为共和立宪必然会导致革命、暴动和动乱；“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中国尚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并解释：“以所专制的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其客体为二：曰国家，曰人民。”
可见，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崇尚以和平渐进的方式逐步在中国实行宪政。他的这一思想转变主要是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考量，他认为民主共和制度还不是中国人当下追求的目标，应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为民主共和准备条件。
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提出“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四大政纲。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坚定地拥护共和制度，1913年曾担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为民国的建设尽心尽力；1915—1916年，他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表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并积极策动和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他反对张勋复辟，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11月辞职，从此告别政坛。后来，他于1919年赴欧洲考察，遂将主要精力投入学术和文化教育事业。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从爱国强国的宗旨出发，坚持倡导民权，为把中国带上民主宪政之路殚精竭虑，他的民主思想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变法维新、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为结束的标志；第二阶段是从变法失败到1903年游历美国之前，在此期间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曾有往来与合作，思想激进，主张共和革命；第三阶段是从1903年到1911年，即辛亥革命前，他曾一度赞同开明专制，主张君主立宪；第四阶段为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他拥护共和立宪。虽然梁启超“流质易变”，政治思想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基本主张始终未变，蕴涵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斗争精神始终未变”
。梁启超民主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杂糅性，其原因在于他主要是利用日本这一中介，通过阅读日本人翻译、阐释的西方政治思想著作而吸收民主观念的，他主要吸收了英国思想家斯宾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的国家主义学说等。
梁启超一生倡导民权、追求民主，渴望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他非常重视文学在启蒙民众、培养“新民”、移风易俗、传播民主观念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先后发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从观念、内容、形式等方面变革文学，并切身投入新诗的创作、新文体的创造、域外小说戏剧的翻译和政治小说的创作等，且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既提出了新诗理论主张，又积极创作新诗，反映了其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渴求。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他主张“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
，还在《饮冰室诗话·六十三》中解释了“诗界革命”中“革命”一词的含义：“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主张从西欧文学中吸收思想资源，推动中国的诗界革命：“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吁！此愿伟矣……顾吾以为译文家言者，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
梁启超还在《新小说》杂志上设置“杂歌谣”栏目，所刊载杂歌的形式、语言都趋向于通俗化，并赞许其鲜明的音乐性和易于歌唱的特点，他认为杂歌与传统的乐府诗相似而又具有新面貌和新精神，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功能。
梁启超继承晚清时期蠡勺居士、严复、夏曾佑、康有为等人对小说的社会功能的重视，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和提升。1873年，蠡勺居士声称“谁谓小说为小道哉”；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小说既能表现人类的“公性情”，又可影响人心风俗，“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
。他们还认识到小说在思想启蒙中的重大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因此，他们表示要大力提倡小说，“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
。1898年春，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把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很高的程度：“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其核心是提倡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1898年11月，他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分析了政治小说在欧美、日本等国的政治变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政治小说具有改造民心、凝聚民意、再造文明的重要作用：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於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1902年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为即将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专门做了广告，并解释了政治小说的概念：“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此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完全由于幻想，其事皆出于自著。”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中国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具有“熏”“浸”“刺”“提”四种“不可思议之力”，大声疾呼“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文把长期以来处于文学类结构边缘地位的小说提升到中心地位，把原来只流行于俗的小说变成知识分子自觉用以进行觉世新民、改造社会的利器。
梁启超的长篇名作《新民说》于1902—1906年在《新民丛报》连载，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新民”理论给“小说”和“革命”注射了新的生命，使这二者终成眷属。在标举“群治”时，文学与政治交相错缠，既蕴含令人沮丧的历史现实，又带着未来乌托邦理想的投影；小说既是自为的“群治”之物，却又必须成为现代社会的“群”“治”之具。
梁启超的大力提倡，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引起了广大社会阶层对小说的重视和兴趣。梁启超“登高一呼，群山响应”，很快形成了一个小说刊物勃兴、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据阿英所著的《晚清小说史》记载，晚清“成册的小说”（包括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至少在1000种以上。新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无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
在1903年2月之前，梁启超的民主思想主要来自在国内和日本期间所读到的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著作，大多为中国人的转述之作或日本人用日语翻译的西方书籍，这些著作本身就包含了著述者的个人理解成分，也有某些误读之处。因此，梁启超所接触到的民主思想纷繁庞杂，而且他在吸收这些观念的同时就进行宣传，用于促进他的政治主张的进一步传播，并未进行细致的学理分析。梁启超倡导民主、呼吁建立宪政民主的强烈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文学观，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实践。1898—1903年，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出于配合、推进其政治活动的目的，因此较多地表达了对欧美民主国家的赞美和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憧憬与想象，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许多以赞颂立宪或共和政体、讴歌民主自由平等为主题的诗歌《新罗马传奇》《十五小豪杰》《佳人奇遇》《经国美谈》《新中国未来记》等批判君主专制、想象“大中华民主国”的辉煌历史、激发国民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戏曲和（政治）小说翻译与创作之中。
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倡导民权和立宪、共和政体。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作《去国行》（1898）一诗明志，感叹“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
，缅怀和赞颂为变法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形影从”
；谴责封建保守势力对立宪政体的扼杀“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癕”
；并表达了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推崇之情“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
，“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希望挽救国难于水火之中。
在《壮别二十六首》（1899）中，梁启超既抒发了对日本明治维新、法国共和主义的向往与赞美之情“丈夫有壮别，无如汗漫游。天骄长政国（日本昔有山田长政者，流离暹罗后，竞执其政），蛮长阁龙洲（哥仑布日本人译之为阁龙）。文物供新眼，共和感远猷”
；“思潮三派壮（日本明治间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国功利主义，二法国之共和主义，三德国之国家主义），民气百年强”
；又热情地讴歌了民主、自由思想“自由成具体，以太感重洋”“孕育新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
。
《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之三（1900）强调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希望通过启蒙民众来达到强国的目的：“万千心事凭谁诉，诉向同胞未死魂。凌弱媚强天天梦，自由平等性存存。每惊国耻何时雪，要识民权不自尊。乾有亢龙坤有战，系辞吾契易之门。（乾上九之龙，即坤上六之龙也。坤本无龙象，因乾之亢，故不得不战。既战而天地相交，群龙无首，一切众生皆有乾德，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也。）”
《刘荆州》一诗中也有力倡民权的句子：“忍将国难供谈柄，敢与民权有夙仇。”
在《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1901）中，梁启超写道：“民权初发轫，王会已成图”“夙有澄清志，咸明自主权”“何物相持赠，民权演大同。”
在《自励二首》（1901）中，他写道：“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举国皆我敌》（1901）诗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眇驱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
，表达了他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启蒙民众觉醒的坚强决心。《二十世纪太平洋歌》（1901）诗云，“誓将适彼世界共和之政体，问政求学观其光”
“四大自由（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
，表现了他对美国式民主自由的向往。
1902年，梁启超根据自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1902）改编的戏曲《新罗马传奇》在《新民丛报》发表。《新罗马传奇》虽然只完成了“楔子”和前六出，即“会议”“初革”“党狱”“侠感”“吊古”“铸党”，但仍成功塑造了意大利建国历程中涌现出的豪杰志士（如无名的烧炭党男女两首领、马志尼、加里波的等）的形象，满怀激情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和壮烈情怀，痛快淋漓地揭露了专制独裁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自由、平等、民权、宪法。此剧中的许多句子饱含着开启民智的启蒙主义思想，如“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
，即是要“播散自由”“点明独立”
、唤醒国民，用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武装其头脑，指导其行动。梁启超在第四出结尾处自言：“忍泪吞声，作个词人，要将心血洗乾坤。”
梁启超非常重视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在民主启蒙、改良群治方面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大力倡导小说的翻译、创作、推广与小说杂志的创办。梁启超与罗孝高合译的法国“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十五小豪杰》连载于《新民丛报》1902年2月22日第二号至1903年1月13日第二十四号，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金松岑在《新小说》1905年第十七号上发表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写道：“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西方少年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激励了中国青年的斗志。高吹万曾作诗《书〈十五小豪杰〉后》表达自己的读后感：“小小垂髫十五人，却从患难见精神。男儿磨折寻常事，民政规模结构新。”许多青年从《十五小豪杰》中诸少年民主选举产生“总统”等有关共和制度雏形的描写中得到了启发，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1902年，梁启超翻译了法国驻俄某公使所著的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历数封建专制的弊病与危害，较为婉曲地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向往之情。他在“译者识”中坦言：“此篇乃法国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俄前皇亚历山大第三，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崩于格里迷亚之离宫，旋以庄严之仪式，归葬于神彼得堡，其谁不知？此文不过著者之寓言耳。虽然，其描写俄廷之隐情，外有无限之威权，内受无量之束缚，殆有历历不可掩者。专制君主之苦状，岂惟俄皇？译此以为与俄同病者吊云尔。”
他希望借沙俄专制的故事，激发读者的批判意识和对清廷的反叛情绪。
梁启超还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大力推动政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新小说》刊载了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本
，该小说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这表明，梁启超想借助异域的政治小说，来养成民众的国家思想，实现其民主启蒙、政治变革的理想。
1898年12月至1900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翻译、连载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小说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是作者柴四郎（又名东海散士）根据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创作而成的，通过三个虚构的人物——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之女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志士红莲和帮助他们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与留学费城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以他们之间关于故国沦亡的悲惨境遇和重建国家的宏伟政治抱负之类的谈话，展开争取独立和政治改良斗争的描写，并把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的100多年的历史事件尽收笔下，主要表现了争取祖国独立解放、强烈反对专制政治的主题。这一主题与梁启超当时的流亡境遇和思想倾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该小说在《清议报》连载时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01年由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02年此书又编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从1902年初版到1906年11月曾重印过六次。邱菽园在《挥尘拾遗》中称此书“于政治界上新思想极有关涉，而词意尤浅白易晓”，并在1907年《新小说丛》的《新小说品》中称此书“如清商度曲，子夜闻歌”
。《佳人奇遇》是近代国人翻译的第一部政治小说，它不仅表达了译者梁启超要求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反映了他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和以小说启蒙民众的良好愿望。
1902年10月至1903年9月，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连载了自己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梁启超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
《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只创作了前五回，该小说虚构了中国1902—1962年的政治变革历史。在小说叙述中，1962年的中国已成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在首都南京举行万国太平会议，纪念维新
50周年，世界列强均来参加和祝贺。同时，上海举办了大博览会，不仅展出商务、工艺物品，还举行了各种学问、宗教联合大会。小说通过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史学部博士、全国教育会会长孔觉民的演讲，表达对新中国之未来的畅想；借黄克强、李去病的争论，发表对当下时局的政见；以志士国内的游历，描述中国的现实现状。
在小说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 黄毅伯组织宪政党”中，孔觉民将中国近代60年的历史分为预备、分治、统一、殖产、外竞、雄飞6个时代。1902年，黄克强组建了立宪期成同盟党，即宪政党
。该党的章程规定了党的目标，即“本党以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为目的。其宪法不论为君主的，为民主的，为联邦的，但求出于国民公意，成于国民公议，本会便认为完全宪法”
；强调“党员无论官绅士商男女，执何职业，其在当中权利义务，一切平等”
；规定了党的运行原则和组织机构，即“将那议事（立法）、办事（行法）、监事（司法），各种权限，划然分明”，“本会设会长一人（眉批：是一会之元首），主代表党执行一切事务，设副会长一人，主补佐会长，会长有事故，则为其代理。会长、副会长，皆由全党员投票公举（批云：此是美国举大统领之法）；
并设计了较为详尽和可行的“治事条略”。从同盟党章程设计中，不难看出美国民主制度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小说第三回“求新学三大洲环游 论时局两名士舌战”中，梁启超借黄克强、李去病的辩论，表达了他对当时政局的看法。黄克强曾留学英国、德国，主张君主立宪，渴望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我想我中国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升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是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他，不是一样呢？……但我总是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
黄克强的这番言论表明小说作者梁启超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优点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些看法与英国18世纪著名政治理论家埃德蒙德·柏克的某些观点极为接近。柏克看重一个有着“理性、秩序、和平、德行”的世界，认为“要形成一个自由的政府，也就是要把自由和限制这两种相反的因素调和到一个融贯的作品中去，则需要有深思熟虑和一颗睿智、坚强而兼容并包的心灵”
。
李去病曾留学英国、法国，接受了卢梭、边沁等人的理论，主张用革命的“雷霆霹雳手段”改造社会。李去病在辩论中说：“那十九世纪欧洲民政的风潮，现在已经吹到中国，但是稍稍识得时务的人，都知道专制政体，是一件悖逆的罪恶。（人人都知道这是悖逆罪恶，中国便进化了。）”
当谈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流血、暴力与动荡时，李去病说：“即如今日万国通行的代议政体，岂不是咱们夜夜里做梦都想着他的吗？你说他的流弊有多少呢？难道因噎废食，就连这代议政体，都说成是可厌的不成？”
黄、李两人争论的分歧在于，通过何种形式和道路——立宪还是革命——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实现民族自立、国家强盛，但两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根据小说的叙述，宪政党的维新事业最终取得了胜利，1912年“大中华民主国”建立，实行总统制。它的第一任总统是罗在田（即逊位清帝爱新觉罗·载湉），第二任总统是黄克强（寓意为炎黄子孙自立自强）。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梁启超意欲通过《新中国未来记》为“大中华民主国”构建历史，为中华民族塑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然而，他对于“新中国”采取何种政治组织形式似乎犹豫不决，在黄、李两人的争论中他似乎支持黄克强的君主立宪观点，然而以黄克强为领袖的宪政党和“大中华民主国”实行的却是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似乎是在“革命”与“非革命”、“君主立宪制”与“总统制”之间摇摆不定、犹疑不决。《新中国未来记》中的这些描写符合他当时的处境和政治心理。当时，康有为以师长的身份极力督促他为保皇事业工作，而梁启超则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所合作，政治态度一度非常激进，赞同用共和革命的方式结束封建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