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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从此被迫卷入了世界，中国也踏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之路。学界普遍认为，民主是百年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一个现代化目标。诚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所言：“从世界范围来看，所谓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就是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个封建历史漫长、缺乏民主传统、吃够专制苦头的国度来说，民主是个诱人的字眼，也是近百年来力追不舍的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发展和成熟壮大的。现代文学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和镜子，也是转型时期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艺术表达。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创造之间发生了深刻复杂的纠葛与互动。数十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1935年，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分析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近代国人的民主诉求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道思想的工具……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
著名文艺理论家钱中文先生曾在《“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一文中对文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分析。此文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在其酝酿时期就受到了“提倡民主、自由、科学的反封建的启蒙思想”“反对门阀、等级制度、提倡自由爱情的思想”
等西方文学、文化精神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如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力图摆脱封建文学观念，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民主精神的文学观念。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也指出：“在五四运动科学、民主旗帜下形成的新文学，民主意识是它的精魂。”
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岳凯华也认为，“五四”文人大张旗鼓地张扬民主、科学，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一股反封建、反专制、求自由、求解放的激进社会风尚，并影响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主题。”
基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之间客观存在的事实性联系，本章将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民主之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与民主的不解之缘等方面宏观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关系，并梳理和概括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力图澄清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而提出本书的主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历史进程的艺术表达和生动记录，也密切地融入和推动了这一段风云巨变、波澜壮阔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大门从此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历经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入侵，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国的志士仁人先后发动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从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挽救民族危亡。1861—1895年，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企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并于次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5—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新文学、新文化作为政治改革、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用“民主”和“科学”精神塑造国民，以改造国民性，希望借此而把中国建设成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民主必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学界一般认为，晚清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被迫启动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酝酿和诞生期。在这一民族危亡日益加剧、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亡的道路，其中不少人对文学在塑造国民、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方面的功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甚至是夸张的）阐释和宣传，代表人物包括晚清时期的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20世纪初的柳亚子等南社成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等。
自清末至“五四”之际，以黄遵宪、梁启超和裘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从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和富国强民的目标出发，积极宣传和倡导白话文，大力主张言文合一和国语统一，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二：文学》卷中提出“文言合一”的主张，以期达到“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的目的。他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出发，将语言文字与人的智识联系起来，强调通过变革文体以便利民众，把语言文字视为开启民智、维新图强的重要工具。
裘廷梁于1898年创办《无锡白话报》，并以此作为推广白话、鼓吹启蒙的一个重要阵地。他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明确提出，“中外大通，环球各国，大势尽变……欲民智大开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并宣称“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
。同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不仅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还用“成周”“泰西”“日本”等实例证明白话文在开启民智、推进政治改革方面的实际功效。他认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
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活动为政治改良服务。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和《〈沈氏音书〉序》等文中，极力主张言文合一，并断言：“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1897年，他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支持最早出现的通俗刊物，并主张通过启蒙和教育来拯救天下。他说：“故吾恒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岁发下之童子乎。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
1899—1902年，梁启超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呼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主张，肯定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为“诗界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希望“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
。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为适应资产阶级改革语文、“开通民智”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出于同样的政治改良目的，他提倡“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重大作用，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起；欲新民，必自新小说起”
。他还创作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了“大中华民主国”的美好蓝图。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并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还创作、翻译政治小说，极为重视文学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革命团体和文学社团随之纷纷出现。“南社”于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成员非常重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把各种文学形式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机关刊物为《南社丛刻》。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抒发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之情，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提出了八点主张，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文学因时进化”，文学应当“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作文之人应当“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不作无病之呻吟”，而要“言之有物”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大力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文学革命论》认为文学革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开发文明、改造国民性、革新政治的利器，并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文章批判了“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封建文学观念，大胆指斥封建文人历来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该文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该文明确提出把“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目标，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强调新文学的平民化、社会性和时代性特征。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的鲁迅，面对家庭困顿、民族危亡的局面，胸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先在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矿路学堂学习；后赴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江南班，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多方探索“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1904年4月底，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本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科学习，可他因为医学对于明治维新的重大推动作用，毅然决定改学医学，9月正式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但1905年9月的“成绩单事件”和1906年1月的“幻灯片事件”对鲁迅刺激极大，他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坦言，他开始做小说时，“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是发端于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因“五四”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的文学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即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制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往往非常重视文学在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甚至主观地夸大了文学在政治变革方面的功能，认为语言文学方面的变革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促进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些先驱者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打破了封建束缚、尊重个人权利、信仰民主与科学的国家。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孕育、发生期就与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建立一个民主“强国”的民族梦想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近百年的发展中，也必然要继续追求、张扬和反映“民主”与“科学”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都与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本书将以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六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些作家都身处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渡时代，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政治意识，并通过阅读西方政治法律书籍和出国留学等途径，从英、美、法、俄、日等国吸取了民主思想资源，他们均对民主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主观念，而且曾投身于追求民主的实际社会政治活动；其次，他们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在现代文学理论创新与建设、文学创作实践等方面都做出了为世人所称道的重要贡献，他们的文学观念、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与“新民”“启蒙”“立人”、个性解放、民族独立、民主建国等重大时代命题紧密联系，蕴含着明显而强烈的民主诉求，极大地推动了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核的新文学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民主观念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匈牙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曾说：“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作品和描写里，总是民主的同盟者。”
梁启超等六位作家不仅是民主的同盟者，而且是民主的积极宣扬者、热情召唤者和不懈追求者。梁启超（1873—1929年）是最早在近代中国进行民主启蒙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他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并大力向中国传播民权、民主观念，倡导立宪政体。梁启超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游记《新大陆游记》《欧游心影录》等。陈独秀（1879—1942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推崇法兰西式民主与人权观念，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启蒙民众；在20世纪20年代“以俄为师”，倡导无产阶级民主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晚年时，他深刻反思苏联体制的弊端，重新思考民主问题。他在20世纪初发表了《惨世界》《黑天国》等具有浓厚民主思想倾向的小说，在30年代发表了许多反对封建专制、军阀暴政、追求民主自由的诗歌。胡适（1891—1962年）于20世纪10年代在美国留学七年，奠定了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信念，回国后通过办报、议政、撰文等方式努力把中国引入民主政治的轨道。他曾大力传播“易卜生主义”，发表话剧《终身大事》、小说《真如岛》、新诗集《尝试集》和《尝试后集》，在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鲁迅（1881—1936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曾抱有乐观的期待。他在“五四”时期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短篇小说，深刻地揭示和批判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剖析国民性的弱点。巴金（1904—2005年）早年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家》《春》《秋》《憩园》《寒夜》等小说，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家族制度、婚姻制度，表达了追求个人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强烈诉求。茅盾（1896—1981年）在“五四”时期为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所吸引，20世纪20年代以后转向信仰苏俄式民主。在30年代他发表了社会剖析小说《子夜》，探讨并回答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时期发表了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锻炼》和剧作《清明前后》等，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鼓舞和号召人民为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从以上对梁启超等六位作家思想发展历程和文学活动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出，民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和表述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对民主观念的表现受到了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作家志趣理想及文学理念、个人风格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系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料的检索和研究，可以看出：近9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文学史上纷纭复杂的文学运动、思潮、流派、作家作品做出了评价，并着力于揭示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历史线索和内在规律。学者们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教、佛教、道教等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现代文学与民族主义、政治、科学、道德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分析了现代文学与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等外国文学、文化思潮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目前有5篇学术论文研究过民主主义作家、民主主义文学，分别是赵慎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刘川鄂的《三十年代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比较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文俊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主主义文学思潮——兼论理性启蒙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五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吉鹏、王琮的《鲁迅与二三十年代民主主义文学》（《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季桂起的《近代文学对中心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东岳论丛》2010年第6期）。然而，这5篇论文只是对民主主义文学的研究之作，并非对现代文学与民主关系问题的专门的、综合性的研究之依。
在研究专著方面，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刘川鄂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武汉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对民主主义文学有所论述。王文英在《上海现代文学史》中，以两章的篇幅对民主主义文学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在该著的第八章第一节“民主主义派”中，王文英认为民主主义文学流派是一个外延相当模糊（该派没有统一的文学观念、没有联系密切的组织）而内涵却相对清晰（承袭五四新文学传统，坚持个性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的流派
，并对巴金、老舍、曹禺和其他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情况分别以专节进行分析。在第十六章“‘民主主义’文学的最后一茬收获”中，王文英概括了民主主义文学的创作思路、内容题材、创作方法、思想题旨和文学观念，并分节依次评析了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刘川鄂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的第四章第三节将民主主义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提出：“民主主义作家是指承袭五四文学革命传统，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坚持文学为人生为平民的观念、注重文学的启蒙效用并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性质相吻合的作家队伍。”
刘川鄂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民主主义主义作家以巴金、老舍、曹禺为代表，还包括郑振铎、王统照、冰心、许地山等原文学研究会及与之亲近的其他社团流派的成员，他还对巴金、老舍、曹禺的创作进行了简要的述评。以上两本专著均对“民主主义文学”有所论述，虽然视角不同，但观点较为相近，论及的作家范围也大体相同。然而，这两本专著均成书于近20年以前，受到了当时研究资料不足、研究视野不够开阔、通行的研究范式之影响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并超越“民主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并从民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之角度深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
此外，有少数论文论及了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作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主思想，下文将分别予以梳理。关于梁启超，不少论者侧重分析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大中华民主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如赤真的《旧王朝的丧钟和新制度的蓝图——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包头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郑永福的《〈新中国未来记〉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中州学刊》，1987年第1期），王向阳、易前良的《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文学研究》，2006年第12期）。有论者分析了梁启超的游记《新大陆游记》和《欧游心影录》所反映出来的对欧美政治制度的态度，如宋德华的《〈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暨南学报》，1995年第3期）认为《新大陆游记》“极力赞颂美国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对美国共和政体却多有批评，折射出维新派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
；郑大华、哈艳的《论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和政治取向及其疏离——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的分析》（《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认为梁启超晚年在文化取向上是一名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上则仍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欧游心影录》推崇西方政治中的法治精神、国民运动和自治，反映了梁启超渴望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政治理想。张兴成的《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与文明国家——梁启超对现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华文文学》，2012年第1期）认为，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转向以西方民主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基础的现代民族主义，最后再回到建立在“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中国“文明国家”论的过程。
从文学与民主的关系角度研究陈独秀的论文较少。杨天石的《苏、陈译本〈惨世界〉与近代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苏曼殊、陈独秀合作完成的《惨世界》是以翻译小说面目出现的革命宣传品，小说中以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派名义提出的“几条规矩”，可以视为近代中国革命党人的第一个“社会革命”方案和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纲领。钟扬的《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认为《惨世界》是陈独秀、苏曼殊基于雨果的《悲惨世界》、融翻译与创作为一体的一部小说，“不仅具有中国近代一般革命党人所拥有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思想，却更多地思考着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问题”
，并表达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理想；《黑天国》取材于拒俄运动，借俄国的故事，表现了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倾向。刘惠恕的《评陈独秀诗中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情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陈独秀的一些诗歌寄寓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鞭挞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批判极权统治的鲜明政治倾向，歌颂了许多为民主革命献身的革命志士，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何俊杰、赵沛林的《陈独秀的小说理论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认为，陈独秀的审美观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他十分清楚，审美的启蒙与陶冶是从根本上克服社会邪恶，克服国人蒙昧、怠惰、功利等劣根性，以及提升国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途径。
鲁迅有没有民主思想、鲁迅对民主的态度、鲁迅是不是反民主等问题长期以来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平心在《论鲁迅的思想》（上海长风书店，1941年版）中，结合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分析了鲁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该书认为“他的否定封建统治，并非出以抽象的说教，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剥露中解除反动权威的盔甲，使一切吃人的僵尸赤裸裸地站在大众面前受严酷的拷问”
，并得出结论：“在鲁迅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之前，他是一个最奋勇、最清醒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主义愈到晚年，愈加锋利结实，而在‘五四’时代和大革命时代，他的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有一种特别亲密的结合，这种结合表现在他反对奴隶主义反对复古运动和伸张人民权利的言论中。”
1956年，在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做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提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新论断。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
，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苏光文的《五四时期鲁迅作品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认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三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本质；《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表明封建经济关系扼杀了具有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觉醒者；《风波》《故乡》《阿Q正传》控诉了封建专制主义对广大农民的精神摧残，表明了改造国民劣根性刻不容缓。陈安湖的《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结合鲁迅的作品，分析了鲁迅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并认为这一转变发生于1926年9月到1929年期间。
塞巴斯简·魏格的《从无政府主义到民主：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既探讨了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与他对历史连续性的象征决裂的关系，又分析了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与他的民主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对他的民主观的影响。该文认为：“虽然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浸染的民主批判空间不是民主完成的形式，但也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重要条件和阶段。这样，五四运动，尤其是鲁迅的小说、也可以作为民主化中无政府因素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汪京提出，鲁迅的多篇小说、杂文论文对旧道德、旧思想、旧学说、旧习惯等的批判，“实质上正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带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有关‘民主’、‘科学’的重大问题”
。张松认为，鲁迅在早期论文中对现代民主之合理性的限度及其内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反思，支撑这种批判性思考的主要是“鲁迅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注”
。白盾在《五四文化的一个吊柜——再说胡适和鲁迅》中提出：“实则鲁迅从未反对过建立民主政体，胡适也未反对过改造国民性。”
张钊贻认为，鲁迅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目标，“归根到底是要挣脱王权、神权枷锁的现代的‘人国’”，“鲁迅并不反对民主”
。
关于胡适民主思想的研究论文很多，但是从文学与民主关系角度研究胡适的论文却很少。夏爵蓉的《论胡适诗歌主张与诗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胡适《尝试集》中的许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贯穿了反封建的主旋律，其中有的诗篇抨击时政，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有的鞭挞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有的批判威权统治，歌颂民主革命。黎学文的《用的选择——易卜生主义在中国的发生》提出：“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强调充分发展个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张扬的背后涌动着启蒙与救亡的功利化追求，是应和时代潮流寻求社会变革的目的之下的对个性的张扬。”
该文认为胡适之所以大力提倡易卜生主义，原因在于他非常重视易卜生戏剧由写实的途径达到批判现实、启蒙社会变革的社会效能。吕周聚的《论胡适文学革命理论中的美国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提出：“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自由创造的精神特质、勇于尝试的科学精神等美国因素不仅成了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灵感来源，而且成了引发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导火索，赋予了中国新文学以标新立异的艺术追求、自由创造的精神特质和勇于尝试的科学精神。”
关于巴金的文学创作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颇有争论。扬风的《巴金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读书》，1958年第19期）认为巴金作品所反映出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在反帝反封建方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趋向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旧制度、旧礼教的猛烈攻击，对那些被旧制度与阶极偏见摧残戕害的青年和劳动妇女的同情；第二，巴金作品中表现出了倾向革命、要求革命的思想，和要求革命地改革现实生活、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第三，巴金以现代工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短篇《煤坑》和中篇《砂丁》《雪》等，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明显地表现了他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热烈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等剥削者压迫者的愤怒抗议。刘正强的《巴金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读书》，1959年第2期）认为巴金因其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只停留在一般的民主主义阶段，尚未提升到革命民主主义。陈丹晨认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巴金所主张的一些观点基本上都属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
陈思和、李辉的《巴金和法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认为巴金1927—1928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受到了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只是其政治思想的一种补充。杨丽丽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从巴金的创作活动看其思想的转变过程》（《洛阳大学学报》，2000年第9期）通过对民主革命后期的巴金创作历程的分析，认为抗战时期巴金思想发生了由无政府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化。金进的《〈家〉·五四精神·人道主义——从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1930年代的文学》（《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认为《家》中的觉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表现为小说“对觉慧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信仰的肯定以及对觉民代表的个人主义追求的批判”
。
关于茅盾的文学创作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仅有为数很少的几篇论文论及。何其芳的《〈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1946年2月16日《解放日报》）认为，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不仅提出并解决了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的出路问题，即参加民主斗争，因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旧中国社会，记录了旧中国的罪人们的罪行。查国华（1983）的《论茅盾杂文的思想与艺术》认为茅盾不同时期的杂文“部分地记录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情形”
，有力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专制腐败统治。冯军、宋剑华的《启蒙无效与革命有理——鲁迅〈故乡〉与茅盾〈春蚕〉的乡土叙事比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认为，“左翼作家茅盾的革命有理言说，显然是一种反帝反压迫的政治启蒙，为革命唱响前进的号角”，《春蚕》是“为社会变革服务的想象性表达”
，其中蕴含着一定的民主诉求。
以上的文献综述表明，至今尚未出现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主关系问题的专著，仅有一些对个别现代作家作品中的民主思想意蕴进行分析、对民主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进行论述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论著数量较少，内容上也有所重复，观点也不够新颖深刻，大多从民主主义作家或文学思潮的角度进行分析。“民主主义作家”是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所使用的一个研究术语，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陈旧的研究框架，显然不能满足当前文学研究的需要，目前学界已很少使用这一概念。由于研究视野、研究资料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学界对现代作家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对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之间客观存在的重要事实性联系重视不够、认识不足，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因此，本书将把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可望有一些新的见解和发现。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发现：民主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和表现对象。本书将主题确定为“中国现代六作家论”，旨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将梳理现代文学史上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等六位重要作家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途径、过程，以及他们对民主的接受、质疑与反思；考察民主诉求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中的表现，并力图勾勒出民主在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的表现趋势和特点。
为了更好地实现本书的研究目的，针对“中国现代六作家论”这一论题的跨学科特点和丰富内涵，本书将运用下列研究方法：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力图贯通文学、政治与历史等学科领域，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的复杂关系；兼顾历史传记批评和影响研究，梳理中国现代作家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背景、途径，接受、误读、选择、反思的过程；采用接收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描述、解析现代作家作品中民主诉求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反应，及其在批判封建制度或意识形态、改革现实、呼唤民主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兼具个案（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既分别分析不同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六位作家作品中的民主诉求及其表现方式和特点，又试图对西方民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趋势做出宏观的概括与把握。
本书的框架如下：
导言 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民主问题的重要性：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强烈民主诉求等方面论述现代文学与民主的密切关系，并进行文献综述，引出本书的主旨、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的民主问题溯源：梳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民主、理解民主的历程，并对“民主”概念的定义、西方近代民主的两种主要模式、民主概念的五个主要层面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简要的说明和论述。
第二章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梁启超渐进民主观和文学活动：考察梁启超在时代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吸收、引进和理解西方民主观念的过程及其民主观念的特点，并分析民主观念对他的文学观念的形塑作用，以及他早期对西方民主的激情想象和后期对民主的理性剖析。
第三章 法国、苏俄思想影响下的陈独秀民主观和文学活动：探讨陈独秀民主观念所受到的法国和苏俄影响，考察其民主观发生转变的原因及其对民主的深刻反思，分析法国、苏俄民主思想对其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四章 欧洲文化影响下的鲁迅民主观念和文学叙述：考察鲁迅对西方民主的肯定、接受与质疑，并分析其诗歌、小说和杂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表现与追求。
第五章 英美文化影响下的胡适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梳理胡适接受英美式民主的过程及其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做的努力，分析胡适民主观念对其文学观念的影响及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20至4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的不同表现。
第六章 欧美文化影响下的茅盾民主观念和文学活动：考察茅盾从信仰欧美式民主到苏俄式民主的转变原因和过程，以及相伴而生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在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中的具体反映。
第七章 法国、俄国文化影响下的巴金民主观念和文学叙事：分析巴金对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民主理念和俄罗斯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吸收和改造，论述巴金的“安那其主义”与民主思想的趋同性和共通性，并分析巴金民主观念在其多部小说中的表现。
结语 西方民主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影响与互动：总结全书，概括西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演进过程、趋势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表现趋势和特点，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情结的成因，探讨中国现代作家民主观念的异同之处及对各自文学观念、文学创作的影响，考量文学在近现代中国承担的社会政治角色，探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民主诉求与时代、文体、媒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复杂纠葛与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