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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寺庙（含佛教寺院尼庵，道教宫观祠庙）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理论上，大众可在其中不受约束地进行正常活动，承担着休闲景观、市集、客舍等社会功能。作家们在寺庙公共空间活动，为其赋予文化意蕴，人为地留，地因人名，形成特殊的人地关系。本文拟追索辛弃疾退居信州期间的寺庙游踪履迹，考察稼轩生活、创作与寺庙公共空间的联系。
辛弃疾《去国帖》
“近人常传诗一句曰：‘天下名山僧占多’” [1]（卷三十《天下夕阳佳诗说》） ，寺庙作为旅游景观多占名山。稼轩退居的信州，山水多胜处，“自昔多为得道者所庐。鹅湖、龟峰、怀玉号称形胜，而灵山尤秀绝”。 [2]（卷二十一《信州天宁寺记》） 信州山水为“得道者所庐”，使寺庙与山水共同组成兼容自然与人文的景观，故而稼轩的寺庙游观活动往往与周边山水相结合。辛弃疾退居时期所作的诗词提到具体庙祠寺院名称的主要有八处：博山寺、鹅湖寺、崇福寺、祖印寺、寿宁寺、金相寺、天保庵、女城祠；未提具体名称的有：山寺、龙安萧寺；不提寺庙而实有寺庙的地名有：南岩、云岩、云洞；在寺庙周边的山水地名有：博山、雨岩、鹅湖、西岩、清风峡等。因此，我们对稼轩寺庙游观生活的考述，还应关注其描绘寺庙周边山水的作品。
稼轩作品中提到的信州寺庙集中在上饶、铅山及永丰（今广丰区）三县，这些寺庙距离稼轩寓居处均不过百里。可见其对寺庙游览的半径有所选择。
首先，距离太近的寺庙不在稼轩的选择中。辛弃疾寓居信州初期，住在茶山广教寺附近的带湖新居。广教寺是陆羽、吕本中、曾几等人寄寓之所，韩元吉称：“广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为幽清，小溪回环，松竹茂密，有茶丛生数亩，父老相传唐陆鸿渐所种也，因号茶山。” [3]（卷十五《两贤堂记》） 其地距城不过三里，有溪泉松竹之胜，信州士人也屡有游茶山的记录，如韩淲就有《同尹一游茶山，齐贤继来》《昌甫约诸人茶山，病不能往，次韵其所赋》等多首作品咏之。但辛弃疾却几乎不曾提到该地，可见其并非稼轩游观的首选。试看带湖到茶山的距离：若按夏承焘先生1962年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带湖就在今日上饶带湖路附近 ② 。则从其地信步到茶山（今上饶一中），耗时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稼轩的选择大概正应了“熟悉的地方无风景”这句俗语。
其次，稼轩也不选太远的距离。信州“龟峰、怀玉号称形胜”，是当地最著名的景致。“怀玉山在玉山县北一百二十里，界饶、信两郡，当吴、楚、闽、越之交，为东南望镇。” [4]（卷十一） 该山宋时有怀玉寺、怀玉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晚宋王奕也曾隐居。弋阳县的龟峰在其时也多为世人所知，如李纲《望龟峰》有“饶阳景物犹武夷，岩石崛起多瑰奇。此峰厥状更诡异，举首曳尾如灵龟”之句 [5]（第27册P17620） ；周必大《归庐陵日记》有“终朝望见龟峰，如行南康江中对五老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者，甚欲一至其下”之想 [6]（卷 一六五） 。龟峰南岩寺在当地颇有影响。此外，道教正一派祖庭所在的龙虎山也在信州。然其几乎尽为稼轩排斥在游观选择之外。
稼轩不选择上述信州境内著名的景观，极可能因为它们距寓所太远，来往不便。以当时的交通能力，从上饶到其地，乘船花费的时间都在一天以上，如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经信州赴桂林的行程：
国家图书馆藏元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
十九日，宿信州玉山县玉山驿。
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乔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复登舟。
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
二十五日，过弋阳县，宿渔浦。
二十六日，过贵溪县，宿金沙渡 [7]（P47） 。
这还只是按城市、驿站间的距离计算，城市到寺庙的路程恐怕还更远。假若稼轩到贵溪龙虎山，光是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数日，似多有不便。若在百里之内，三四日间可以完成一次休闲游观的活动，相对便捷。
若从稼轩寄寓的时间上看，带湖寓居时期稼轩游观的选择半径更广，遍布了以上三县。到瓢泉时期，他的游观半径明显缩小，其游观寺庙除博山寺外，几乎全在铅山。这大约是稼轩年老体衰，选择距离近的景观更能适应。
山林水际的寺庙是游人的常选。黄轸《题延庆院》诗是一个揭示寺庙、山林与游客关系的好注脚，其诗云：
宝刹标奇处，烟萝响乱流。地灵僧得住，山好客多游。灯影连金像，钟声散石楼。风雷等闲作，咫尺是龙湫 [7]（卷二七《寺观门》一） 。
该诗开篇就说宝山要有“烟萝”“乱流”，亦即林泉之胜，才算得“地灵”。僧人在好山好水间修行，才有“金像”“石楼”等人文景观，又才有“灯影”“钟声”之类的人事。山水与人文结合，更能体现山水之好，又因“山好”而“客多游”。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了自然山水与人文建筑相结合的景观概念。
殿宇、亭台、造像、壁画等都是寺庙景观的组成部分。辛弃疾诗词却几乎不涉及对寺庙人文景观的吟咏，而多着眼于山水泉林。作品中明确提到的信州寺庙建筑只有金相寺净照轩，其诗云：
净是净空空即色，照应照物物非心。请看窗外一轮月，正在碧潭千丈深 ③ 。
在这首诗中我们见不到净照轩的形制，只见到对佛教“净空”观念的陈述。全诗直接点破净照轩的得名，并以藏头形式将轩名隐于其间。后二句则继续发挥，体现心无挂碍、不染尘埃的景象。“明月”“碧潭”正是佛家常用意象，借以呈现净空无物的境界。可见人文景观非稼轩关注的重点。
稼轩寺庙游观诗词对景观的题写描摹重在自然，不论是寺庙的殿堂塔院，还是其中的造像绘画均不在其叙写范围。闲居带湖时，稼轩最常游博山寺，词人对其山水泉林称不容口。博山道在他眼中，雪后疏梅，“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江神子·博山道中书王氏壁》）；夏季雨后，“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丑奴儿·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即便是在佛寺中，稼轩也未对其中建筑略加青眼，我们且看其《鹧鸪天·博山寺作》：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这阕词虽然提到了山寺，却通篇不见对寺庙景观的叙述。作者寄情山水，将道家逍遥世外，在自然中寻求本真的思想直书词中。结拍“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直接道出其山水自然观念，此观念在其寺庙游观词中不止一处。又如《鹧鸪天·鹅湖寺道中》：“冲急雨，趁斜阳。山园细路转微茫。倦途却被行人笑，只为林泉有底忙。”为泉林、山水忙，难怪稼轩的寺庙游观会着意自然景观。
辛弃疾游观寺庙着意自然景观的关注重点直到晚年都不曾改变。带湖寓居其间对博山附近雨岩的游观，对南岩寺附近南岩的游观，对寿宁院附近清风峡的游观，以及晚年对女城祠附近蕊云洞的游观莫不如此。又如庆元六年（1195）二月，稼轩有《同杜叔高祝彦集观天保庵瀑布，主人留饮两日，且约牡丹之饮》诗二首。作者与杜斿等人游天保庵，其目的不在游寺，而在观瀑布。稼轩寺庙游观的赏景重点在山水泉林，而不重视对人文景观的赏玩于此可推。
弋阳圭峰
不少寺庙还承担着旅馆的功能，周必大就曾因“入信州界，邸店稀矣”而“晚投宿灵鹫寺之驻麾堂”。灵鹫寺“寺宇幽洁，山势环抱，贯休尝留诗……” [6]（卷一六五） 灵鹫寺就具有旅店职能，而稼轩也曾以信州寺庙为旅社。
退居信州期间，稼轩时常留宿寺庙休闲、养病，留宿便成为稼轩与信州寺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稼轩游观的山水寺庙虽以百里为范围，但当天往返过于紧张，并非舒适松弛的出游行程。事实上，有时士人投宿寺庙并非由于不能及时返家，例如韩淲《宿广教寺》诗就记述他游观并留宿之事。韩淲家在城南，与茶山相距不远，但他却选择留宿茶山与友人欢聚。大约寺庙为游观者提供了新鲜的环境和无烦扰的空间，人们因此更能全心宴游。
稼轩休闲生活也常与寺庙相结合，他是博山寺和雨岩的常客。他月下观雨岩石浪，作《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独游雨岩，作《生查子·独游雨岩》；呼朋引伴游观雨岩，作《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雨岩距带湖二十余里，一日间往返行程紧张。而游雨岩最合适的住宿地点就是紧邻其地的博山寺。
辛弃疾还曾在淳熙十六年（1189）元日投宿博山寺，填词《水调歌头·元日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博山寺在万家团聚时的时刻也向人们开放，稼轩在这个空间与人不拘地交流。又如瓢泉闲居时，他曾与来访的金华杜叔高寄宿山寺，作《浣溪沙·偕杜叔高吴子似宿山寺戏作》。山寺所在不可考，但稼轩也以寺庙作为投宿的首选。
稼轩投宿寺庙的另一个主观动机是养病。寺庙一般远离尘世喧嚣，有山林泉石之美，适宜于将养生息。淳熙十三年（1186）间，稼轩有《满江红·病中俞山甫教授访别，病起寄之》词。该词开篇有：“曲几蒲团，方丈里、君来问疾”的句子，该句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寺庙场景，并点明俞氏是在方丈中探病。该词与三阕《浣溪沙·鹅湖归，病起》前后而作。稼轩在鹅湖寺养病期间，俞氏前往视疾，稼轩病情有起色后作词答谢。
又如庆元四年到六年（1198—1200）间的某个八月十四日，稼轩卧病博山寺，做《水调歌头》，其词小序云：
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李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
与赵蕃相约在瓢泉秋水观见面，但稼轩却在博山寺养病，不能履约，乃作词示歉。
寺庙的宗教空间让渡出一部分给世俗生活，具有供人借宿的公共空间职能，稼轩时常利用其空间休闲、养病。当然，稼轩曾经居住过的寺庙还远不止博山寺和鹅湖寺。
稼轩留宿寺庙并非总是自愿，有时也出于客观因素，中酒与课徒是其中两大主因。
首先，稼轩醉酒后留宿寺庙。酒似乎是稼轩游观时最好的伴侣，如《朝中措·崇福寺道中，归寄祐之弟》说：“篮舆袅袅破重网。玉笛两红妆。这里都愁酒尽，那边正和诗忙”，词人酒尽而诗未成。词人也提着酒壶去游寺，其《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说：“提壶脱袴催归去，万恨千情。”稼轩醉酒也是游观中的常事，如《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都是醉赋。
稼轩醉后常不得不留宿寺庙。如《书寿宁寺壁》诗说：
门前幽径踏苍苔，犹忆前回信步来。午醉正酣归未得，斜阳古殿橘花开。
寿宁寺在铅山县龙窟山，稼轩中午醉酒，一时无法回家，于是留在寺中。又如其《临江仙·醉宿崇福寺，寄佑之弟，佑之以仆醉先归》，词云：
莫向空山吹玉笛，壮怀酒醒心惊。四更霜月太寒生。被翻红锦浪，酒满玉壶冰。 小陆未须临水笑，山林我辈钟情。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侯渊明。
结合次日所赋《朝中措·崇福寺道中，归寄祐之弟》“玉笛两红妆”之句不难推想，稼轩是携歌伎同游，借宿崇福寺正因中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崇福寺是宗教场所，稼轩一行不但“酒满玉壶冰”，且有红妆随行。酒色禁戒在佛寺让渡出来的空间似乎都不再发生作用。
稼轩在寺庙中留居的另一个客观因素可能是课徒。稼轩曾经开办书院授徒，辛弃疾研究专家张玉奇、程继红教授对此都有论述 ④ 。在他们提到的稼轩可能开馆设帐的地点，如雨岩、鹅湖等都在信州名寺附近，稼轩到寺庙投宿的可能性极大。《（嘉靖）永丰县志》云：
辛幼安，名辛弃疾，其先历城人，后家铅山，往来博山寺，旧有辛稼轩读书堂 [9]（卷四《人物》） 。
寺中有稼轩读书堂，恰好印证了稼轩课徒于雨岩而留宿博山寺的推断。
再如鹅湖，稼轩在淳熙间也长期居停，其《题鹅湖壁》说：“昔年留此苦思归，为忆啼门玉雪儿。”稼轩常年留居鹅湖，以至于不断思念家中的玉雪儿铁柱。鹅湖寺因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辩而名垂千古。朱陆借鹅湖寺论辩，说明鹅湖寺具备公共空间功能。寺中有一定的读书人寄宿，否则很难起到宣扬自家思想的效果。因此，稼轩借宿寺庙课徒的可能性相当大。
广丰灵鹫寺
稼轩与信州寺庙的关系，在当时看，是稼轩需要借寺庙的公共空间排遣忧愁；而从长久看，寺庙景观更需要稼轩。他吟咏的华章对当地文化的构建贡献巨大。
宋人常借游观排遣忧愁，如黄庭坚的《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意东西倚晚晴” [10]（第4册P1144） ，是结束公事后，登阁望远，以自然景观排遣为官的忧郁。洪适《次韵李举之风雨中书事四绝句》说：“痴儿未了公家事，且把云山子细看” [5]（第37册P23424） ，虽为公务缠身，也借云山遣忧。稼轩淳熙八年（1181）遭劾落新除的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家居带湖。词人处于政治低谷，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稼轩甚为抑郁。在辛词中总是能够看到理想得不到认同的抑郁与愁情。如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所谓“而今识尽愁滋味”的稼轩，心中难免会回忆昔日少年时，不知愁为何物，今昔比照更添愁闷。这阕词在后世反复引起人们的共鸣，也正在其中欲说还休的愁情。又如其《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开篇“近来何处有吾愁，何处还知吾乐”也有着深重的愁情，而词人排遣积郁的方法正是“并竹寻泉，和云种树”。以山水泉林涤荡权力场落败的积郁，寺庙游观正是其选择之一。寺庙本身又是个公共空间，寺庙周边的山水泉林为稼轩排忧提供了条件。
铅山鹅湖山封顶寺
而稼轩游居寺庙的第二个心理需要则是藉由公共空间与人交往，来排遣孤独感。稼轩“带湖之什”中有强烈的孤独感，而这也体现在寺庙游观词作中。如其《生查子·独游雨岩》：“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词人固然知道自己的高歌是少有知音的，一曲歌后，却只有谷中桃花流水发出轻轻的回响，仍令他黯然神伤。稼轩的孤独感，需要借接触外在人事来排遣。从马斯洛的心理需要理论来说，“交往的需要”属于人类第三个层次的需要，而稼轩通过与人交往排遣孤独感。作为公共空间，寺庙中的行动者不全是宗教徒，空间中的人们为稼轩排忧提供了交往人物。稼轩对信州民情风俗、土语谣偐的熟悉，或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稼轩独自游寺，便通过与僧俗的接触转换心情。哪怕在路上见到“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也能让他暂忘心思。游观中能见到不同的人和事，故可遣怀。投宿寺庙养病，稼轩除看重其山水泉林之清幽外，或许也还有藉由公共空间与人交往的考虑吧。
稼轩会约集友朋同游寺庙，例如作《定风波·用药名招婺源马荀仲游雨岩。马善医》招人相伴；重九与人游云洞，有《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瓢泉寓居时有《浣溪沙·携杜叔高吴子似宿山寺戏作》等等。一般说来，友朋集会可以选取私人空间，稼轩的带湖、瓢泉居所都可雅集。或许，寺庙既有好山好水，又不像私人空间般明分主客，人们的交往可以更平等。借助公共空间的游观，让同游者更放松，从而达到更佳的交往效果。
稼轩对信州寺庙景观，乃至信州极有贡献。稼轩以作品对公共空间进行主观赋义，其影响甚大；同时，因为稼轩的声望，其游居作品对寺庙，乃至整个信州地方的人文意蕴的积淀均有重大影响。
首先，稼轩作品为公共空间景观赋义，就是为景观增加人文意蕴的过程。山水与建筑本身是客观存在，而为之取名、题咏则是赋义行为。同一景观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内涵。稼轩在信州寺庙游观活动中也曾为公共空间的山水建筑赋义。最受稼轩厚爱的莫过博山寺，他对博山寺周边的山水多有发现，并为之赋予全新的意义。如雨岩在宋代是信州士子读书地点之一，可是没有人提到其外形像观音，而稼轩赋予其“观音补陀”的意义。他赋《水龙吟·题雨岩。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岩中有泉飞出，如风雨声》词。词中“竟茫茫未晓，只应白发，是开山祖”一句正说明众人都未曾见到雨岩所具有的观音形象，但稼轩却发现了。词序说“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岩中有泉飞出，如风雨声”，这既是对雨岩景观的描述，也是为之赋义。在稼轩的想象中，雨岩成了暂时植锡的补陀大士，面朝涛声落花。而其中的飞泉竟似洞庭张乐的天籁，又如春雷隐隐的声响。
稼轩不仅为雨岩全景赋上“补陀大士”的形象，还以《楚辞》为庵堂外三十余丈的巨石“石浪”赋义。他作《山鬼谣·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词人似乎设定自己为山中的王孙，而把庵堂外的巨石当成仰慕他的山鬼。而在《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词人又因雨岩石浪而联想到汀洲涨岸。若从客观景物来看，这石浪不过是巨石的花纹，但稼轩却为之赋予多重含义。
稼轩对信州寺庙周边山水的赋义，对开掘公共空间山水的意涵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对丰富景观的人文内涵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稼轩对信州寺庙人文意蕴的积淀贡献巨大。凯文·林奇称：“景观也充当一种社会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为了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 [11]（P95） 正如我们所知，记忆是个不断遗忘的过程，记忆深刻的事物往往被不断强化。一个景观若无值得记忆的历史和思想，不要说联合起人们了，恐怕少有人记忆起来。稼轩的寺庙游观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强化群体记忆的作用，为信州寺庙及其周边山水注入了新的人文意蕴。
例如博山寺自五代开山以来，一直是当地的重要寺庙。稼轩寺庙游观诗词中不少涉及博山寺，他与博山寺的渊源之深也可想见。而人们在突出博山寺人文意蕴时正特地提到稼轩，《（同治）广丰县志·寺观志》载：
博山寺在邑西南崇善乡，本名能仁寺。五代时天台韶国师开山，有绣佛罗汉流传寺中。宋绍兴间，悟本禅师奉诏开堂，辛稼轩为记。明万历年间，大舣禅师重兴 [12]（卷二之四） 。
此中叙述博山寺三段重要历史，稼轩被特地提到，他也是文中唯一一位与寺庙法统无关者。志中所称稼轩之记，原文久佚，但这并不影响博山寺因稼轩的游观题咏而积淀的人文意蕴。历代游博山寺而有题咏的人并不罕见，《（同治）广丰县志》卷九《艺文志》所录各种文体的博山咏叹调都不少见，可是那些作者名声不如稼轩，为博山寺带来的社会影响小。稼轩在博山寺人文意蕴积淀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其他文人难以替代。因此方志要特地提到这篇散佚的稼轩“记”。
广丰博山寺
又如南岩，稼轩往返带湖与瓢泉之间都要路过，而且也有不少次游览经历，但其南岩词作却只有《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南岩是上饶士女的游赏之地，自来不乏作为信州记忆的象征性。朱熹、韩元吉等人皆有题诗，《（同治）广信府志》卷一之二《地理》就录朱熹、李梦阳、黄道周等人的诗 [13] 。我们注意到，这部志书集中收录诗词的情况较少，录词则更罕见，但却收录了稼轩的《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这说明稼轩这阕词，充当着集体记忆证明的角色，对景观的社会角色建构有积极意义。
再以金相寺为旁证，《（康熙）江西通志》据《弋阳县志》记载：
淳祐七年冬，谢枋得偕同志关大猷等十七人会于铅山之全相寺，夜宿辛弃疾祠堂。弃疾之孙徽在座，时有疾声大呼至三鼓，近寝室愈悲，一寺人惊以为神。枋得呼曰：“稼轩殁后六十年，平生志愿百无一酬，鬼神岂能无抑郁哉！枋得见君父，当披肝沥胆，以雪公之冤。”言已，寂然。乃秉烛作文，旦祭之。称其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之下 [4]（卷一六〇） 。
“全相寺”当是“金相寺”之误。其源出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事或不经，但我们注意到谢枋得在原文中明确说自己是在稼轩祠堂经历其事。明人柯维骐《宋史新编》也曾引述该事，却并未提到金相寺。这显然是个误载，但何以有此一误呢？盖稼轩有《题金相寺净照轩》诗，方志编者因以致误。《（同治）广信府志》卷二《建置》记载金相寺专门提到寺中有净照轩，却不及该寺的其他建筑。这或许也与稼轩的《题金相寺净照轩》诗相关。稼轩为金相寺的人文积淀添了一笔瑰丽的色彩。
总的说来，稼轩的信州寺庙游观与居住是对其公共空间的使用。从其心理来说，既是通过亲近山水排解心中的忧愤，也是借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特征，满足他与人交往的需求。而其寺庙游居生活的作品，为公共空间的景观赋义，同时也为景观积淀了大量的人文意蕴，为景观集聚更多的人气，促进了寺庙景观作为公共空间的作用。稼轩的寺庙游观作品为当地地方文化积淀发挥了重要作用。
铅山稼轩墓
①程继红先生《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相关寺庙多有考述，可参。
②林友鹤、陈启典《带湖考略》，周保策、张玉奇主编《1900·上饶。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第38至45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张玉奇教授在《带湖与稼轩遗址考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中支持了这一观点。
③本文所引辛词全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所引辛弃疾诗文据辛更儒先生《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④可参张玉奇先生《辛词艺术论》（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程继红先生《带湖与瓢泉——辛弃疾在信州日常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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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