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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流传已达两千多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种茶、制茶、售茶、烹茶、品茶；待客以茶，馈赠以茶，饮宴以茶，竞赛以茶，祭祀用茶；以致于设官有茶，专卖有茶，税政有茶，换马有茶，文人学士品茗论诗，交流论茶，且著为《茶经》《茶录》《茶品》《茶约》，形成茶道，积淀为浓厚深远的茶文化。遗憾的是，当我们试图深研茶史，遍查六经等古籍，却发现甲骨文无茶字，钟鼎文无茶字，先秦诸子书中都没有茶字。降而遍查汉籍如《史记》《汉书》《说文解字》，亦并无茶字。如此看来，茶之为习，其源不古乎？
唐代的陆羽是中国茶文化历史上第一人，称“茶圣”。他曾在信州侨寓三年，在城北茶山寺种茶、品茶，改定《茶经》，留下历史佳话。
如果我们把先秦两汉看作是茶的探索期，那么，茶的起源应当从魏晋南北朝始，至唐代陆羽《茶经》既出，则标志着茶事之兴，茗饮之盛，已达到较为普及的阶段。唐德宗始兴茶税，南唐时设立茶官，宋代是茶事发展的崭新阶段，上至皇帝，下及百官文人雅士，无不“雅尚相推，从事茗饮”，宋徽宗作《大观茶论》，称近世“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自唐以下，即有茶马之政，即以官茶换取北方之马，史称“以马易茶”“大为边助”。宋神宗在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行茶马法，明洪武间置茶课司，特设茶马司。清代延续其政。
正如魏了翁所言：“古者宾客相敬之礼，自享燕食饮之外，有间食、有稍事……有六清以致饮、有瓠叶以尝酒、有旨蓄以御冬……见于《礼》见于《诗》则有挟菜副□烹葵叔苴之等，雄葱芥韮、蓼堇枌滫、瀡深蒲菭笋无不备也，而独无所谓茶者，徒以时异事殊，字亦差误。”所以前代记载茶事均极少。张淏《云谷杂记》有云：“饮茶不知起于何时，欧阳公《集古录跋》云茶之见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续茶经》卷下之二）当然，魏晋以前也非绝无，如《晏子春秋》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汉王褒《僮约》，有前云“炰鳖烹茶”，后云“阳武买茶”之载。三国时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大臣韦曜不能饮，或密赐茶荈以当酒。从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当时虽知饮茶，亦仅少数人为之，远未若后世之盛。所以，比陆羽略晚的裴汶也著《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
唐代是中国饮茶史上一个创造性的时代。其标志有三，一是历史上第一部《茶经》出现，天下益知饮茶，遂致尚茶成风；二是形成了茶肆茶铺等市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茶马交换；三是国家初步形成茶法茶政，征收茶税。《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他一生跑遍了江南各地，于德宗贞元初（785—786）从江南太湖之滨来到信州上饶隐居。之后不久，即在城西北建宅凿泉，种植茶园。《广信府志》载：“陆鸿渐宅在府城西北茶山广教寺。昔唐陆羽尝居此，号东冈子。刺史姚骥尝诣所居。凿沼为溟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隐士沈洪乔葺而居之。《图经》羽性嗜茶，环有茶园数亩，陆羽泉一勺为茶山寺。”因井水清澈，滋味鲜纯，素有盛誉。后人为纪念“茶圣”陆羽开井品茗的功绩，遂命名为“陆羽泉”。
陆羽一生著述甚丰，而独《茶经》三篇，盛传于世，自此以后天下益知饮茶，遂成风气。如《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又载当时人“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
茶马交换是指从唐代兴起的以茶换马贸易活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封演《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蒙古人驱名马换茶，是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中国茶叶输入外蕃，亦开始于唐。蒙古人嗜好中国之茶与食肉的生活习俗有关。《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因此，从唐代开始，境内的茶叶便以马帮运至塞外，从而形成茶马古道。
德宗建中年间，赵赞始兴茶税，茶之法始讲。（《续茶经》卷下之二）又《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这些记载，说明茶禅结合也始于唐代，唐代饮茶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如果我们把唐代称作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到了宋代，茶文化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嗜茶之士，他在宫廷设立茶事机关，用茶已分出等级。茶仪已成为礼制，赐茶成为皇宠仪节。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及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干人社”等，文人品茶斗茶、写诗作画，并著《茶录》《品茶要录》《宣和北苑贡茶录》《东溪试茶录》等专著多部。在下层民众中，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邻里迁徙要“献茶”、宾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祭奠时要“点茶”。民间斗茶风起，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
宋徽宗著《大观茶论》，把饮茶品茗推向高雅的时尚，曰：“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袪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又于诸茶品中独推出建溪贡茶，谓“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又称：“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可见，宋代茶风已进入上层社会，成为文人士大夫高雅的象征。
另外，社会需求的增加自然带来茶叶生产的发展，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说，茶事于唐末未甚兴，不过幽人雅士手撷于荒园杂秽中，拔其精英，以荐灵爽，所以饶云露自然之味。至宋设茗纲，充天家玉食，士大夫益复贵之，民间服习浸广，以为不可缺之物，于是营植者拥溉孳粪，等于蔬䔩，而茶亦其品味矣。
其实，营植者用农家肥料种植茶叶，并不会降低茶叶的品味。近世施用化肥，尤其施用农药，才带来茶品的下降。
宋代的茶马互市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形成定制，朝廷设置了“检举茶监司”，专门管理茶马交易事务。北宋初，内地以铜钱向羌胡少数民族购马，而羌胡则以卖马的铜钱铸造兵器，这必然威胁到宋朝边境的安全。因此，太平兴国八年，宋朝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物交换，为使边贸有序进行，专门设立茶马司，其职责“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在当时，茶马互市也是制约羌胡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羌胡以游牧养殖为主，以肉食为生，因而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消解油腻、有助消化。因此，茶叶的供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对维护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两宋王朝对战马的需要，为朝廷巨额的军费开支开辟了有效途径。
元代疆域扩大，蒙古族入主中原，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立茶场使司，十七年又置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建之税。十九年于江南官为置局，令客买引，然其法屡变。成宗元贞元年罢其税，元统元年江、浙、湖南、江西、湖、广皆复立茶转运使。
明代继续实行茶马交易政策。记载这一时期马政的，有杨时乔的《马政纪》十二卷。时乔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端洁。“是书记载有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户马，二曰种马，三曰表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六曰兑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驿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场，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于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裒集案牍之文，而所言深重时病，其条理悉具。”
明制茶政有官茶有商茶，皆贮邉易马。官茶间征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初，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置茶纳钱请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廷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之为“引茶”，又称官茶。而这时代产茶之地已经遍布江南，如南直隶之常、庐、池、徽、浙江之严、衢、绍，江西之南昌、广信、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之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州。成都之重庆、嘉、定、夔、泸，皆盛产茶叶。明政府于这些地方设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后复于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其禁私茶之法自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往来旁午。至宣宗宣
十年，乃定三月一遣。又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主以茶易马之政。又于成都诸处置茶仓，令商人纳米中茶。后至专遣御史巡察，竟与盐法同云。世宗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已不止是茶叶。虽然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仍有增无减，但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大幅度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也有更大需求。于是，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大为扩大，由“茶马古道”开辟的民间贸易更加繁荣。尤其到清咸丰年间，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中止，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告终。
陆羽（733-804年），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唐复州竟陵人。
陆羽是个弃儿，不知所生。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在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一个新生不久的婴儿被抛弃在竟陵龙盖寺西郊一座小桥。这个弃儿有幸被龙盖寺住持僧智积禅师拾得，并把他收养长大。《自传》有云：“始三岁弋露，育乎竟陵大师积公之禅院。”他无名无姓，不知所来。只是根据事发当地，故《新唐书》以其为复州竟陵人。他的《自传》有“上元辛丑岁，子阳秋二十有九”，上元辛丑岁是唐肃宗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这年陆羽29岁，他的生年就是据此推算出来的。
他的姓名是从占卦得到的，《新传》说他长大后曾以《易》自筮，得《蹇》之《渐》，其《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羽而字鸿渐。《新传》说“既长以易自筮”，没说长大到多少岁，估计不会到成年以后，因而这个“自筮”应是在智积禅师指导下进行的。但这个记载恐怕不可信。据《因话录》卷三有云：“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又《太平广记》卷二〇一引《传载》同。可见，陆羽实际上是从龙盖寺僧智积公之俗姓而得陆姓。《因话录》的作者是赵璘，赵璘的外祖父柳中庸与陆羽“交契至深”（事见《因话录》卷三），其言应当是可信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找到例证：与陆羽同时代的颜真卿、潘述、戴叔伦都称陆羽为陆三，颜、陆、潘有《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诗，长城丞潘述有注云：“潘丞上陆三。”戴叔伦亦有《赠陆三》《劝陆三饮酒》等诗，均指陆羽。陆羽既有行第，自当有兄弟。其兄弟当为陆僧之诸侄（参见储仲君、陈耀东《唐才子传》笺注《陆羽》条）。可见，陆羽从养父智积僧之姓是可信的。但“以易自筮”之说，恐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除了陆姓来自养父外，他的名“羽”以及字“鸿渐”均出自《渐》卦的爻辞，不能说二者没有关系。
陆羽的教育经历也颇曲折。身处佛门，陆羽接受的自然是佛学教育。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门，耻从削发。《自传》对此记载较详。说他自幼学属文，而智积禅师却要教他佛书出世之业，陆羽却以释氏弟子“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羽将授孔圣之文可乎？”他希望学习孔圣之文。禅师耐心劝说，且坚“执释典不屈”，而陆羽也“执儒典不屈”。这使禅师很生气，让他“历试贱务。扫寺地，洁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陆羽并不因此气馁屈服。寺中无纸学字，他便以竹画牛背为字。他日，问字于学者，得张衡《南都赋》，他虽不能尽识其字，却危坐展卷，若成诵状。积公知道后，恐其浸染外典，失教日旷，又把他禁闭寺中，令芟剪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陆羽因为黙念所习之字，常懵然若有所遗。管束者以为慵惰而鞭之，羽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眨眼三年，陆羽12岁，觉得寺中日月难度，趁便逃出了龙盖寺，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演戏，做了优伶。《自传》说他“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其相貌丑陋，说话又有些口吃，但却幽默机智，演丑角极为成功，后来还编写了三卷笑话书《谑谈》。天宝五年（746），河南尹李齐物贬竟陵太守，《自传》有云：“时河南尹李公齐物出守见异，捉手拊背，亲授诗集，于是汉沔之俗亦异焉。”可见他曾受知于李齐物，得其“捉手拊背，亲授诗集”，学习了诗词文集。又据颜真卿《李公（齐物）神道碑铭》云：“拜河南尹……为飞语所中，公遂贬竟陵郡太守。时陆羽鸿渐随师郡中，说公下车召吏人戒之曰：‘官吏有簠簋不修者，僧道有戒律不精者，百姓有泛驾蹶弛者，未至之前，一无所问，而今而后，义不相容。’数年间，一境大变，熙然若羲皇之代矣。”（《文忠集》卷六）按颜真卿的记载，李齐物到郡伊始，约法三章，是听从陆羽游说的结果。汉沔之俗能得到改易，也出于陆羽之始说。
他十四岁离开了伶党，负书于火门山邹夫子别墅，开始较集中地阅读儒家经典。天宝十一年（752），礼部郎中崔国辅贬竟陵司马，陆与之游处三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至德元年（756），因避“安史之乱”，陆羽渡江南下，辗转至越中。上元元年（760），隐居于浙江吴兴苕溪之旁，闭关读书，不杂非类。与名僧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谈宴永日，自称桑苧翁。陆羽在吴兴居住时间较长，他在这里受到湖州刺史颜真卿的推重，品茶论诗，相得甚欢。颜真卿为陆羽在吴兴杼山建三癸亭，后又把他推荐给朝廷。
很可惜，《陆文学自传》所载仅止于上元二年（761），那时陆羽才29岁。
陆羽在唐代已属名人，唐权德舆称他“以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且一生交游极广，与他同时代的颜真卿、权德舆、孟郊、潘述、戴叔伦、皇甫冉、皇甫曾、刘长卿、李季兰、崔辅国、道士吴筠、僧皎然等都与之交往甚密，多有诗歌唱和。这些零星资料都是陆羽生平的记录。记载陆羽生平最主要的文献有“三传”，一是《全唐文》收录陆羽所撰文三篇，其中有记录自己生平的《陆文学自传》，见于前述。二是《新唐书·隐逸传》有陆羽传，三是《唐才子传》中的《陆羽传》。此外，一些地方史志也都有其事迹记载，《全唐诗》中收有与他相关的诗作。这为我们今天研究陆羽，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依据。本文将依据这些资料，对陆羽生平作些探讨。
陆羽29岁以后的事，《新唐书本传》虽有记载，但也极简略。如说他在上元初（760）隐于苕溪时，闭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徘徊不得意，或痛哭而归。又载：“久之，召拜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可见他在这一时期，虽“徘徊不得意”，但经过多年，还是得到朝廷两次征召。先是召拜太子文学，唐高宗始置太子文学四人，玄宗开元中改为三员，位正六品下，这是在宫中辅导太子学习文学的官员，虽权不大，但前途深远。陆羽却没有应征。第二次改以太常寺太祝征召，太常寺是唐朝政府中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祝主神祠，处天人之际，以言告神，在祭祀中迎神送神，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贞。位正九品上，他也没有到职。陆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似乎也不热衷功名，不计较品级。他的被征召显然出自他的名声和影响，其中自然有颜真卿等官员的推荐。但他都没有应征到职。陆羽为什么不进官场？这原因大概有几方面：一是时代正处安史乱中，朝廷也在动乱之中，他本为避乱而隐居苕溪，不愿意进入朝廷。直到代宗广德元年（763），乱平，他已隐居十三年。二是闭门著书。他所著之书是否即是《茶经》，虽不能肯定，但也应在其中。《自传》中已有《茶经》一书的记录可证。三是自身缺陷。《新传》说他“貌侻陋，口吃而辩”，是说相貌丑陋，语言结巴。这确实限制了他的官场发展。
既不入官，他的后半生便游居各地，种茶品茶。大概于德宗贞元间（785—786）从江南太湖之滨来到信州上饶隐居。在信州城西北建宅凿泉，种植茶园。《江西通志》引《明一统志》有载：陆鸿渐宅“在府城西北，唐陆羽尝居此，号东冈子。刺史姚骥尝诣其所居，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后隐士沈洪乔葺而居之。”《续茶经》亦引《名胜志》载：“唐陆羽宅，在上饶县东五里。羽本竟陵人，初隠吴兴苕溪，自号桑苎翁，后寓新城时又号东冈子。刺史姚骥尝诣其宅，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后骥士沈洪乔葺而居之。”文中都提到信州刺史姚骥。清乾隆《广信府志·寓贤》也记载：“陆羽，字鸿渐……寓居信城北三里，自号东岗子。刺史姚骥钦慕其风，频就访焉。鸿渐性嗜茶，环居种茶，因号茶山。”又载：“羽性嗜茶，环有茶园数亩，陆羽泉一勺，为茶山寺。”陆羽寓居上饶的时间，诸载皆不明确。姚骥担任信州刺史也可肯定在这期间。按上文所载，姚骥频繁就访陆羽，应不止是喝茶论诗，还帮助了陆羽建造庭院，所谓“凿沼为溟渤之状，积石为嵩华之形”，是说帮助他开凿了池塘，还堆筑了假山。诗人孟郊在贞元元年曾到上饶访陆羽，写作了《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应是见证了陆羽新建的或正在建造中的山舍。由此可知，陆羽在信州城北建造了房舍，开凿了池塘，堆积了假山，且有茶园数亩。而刺史姚骥对陆羽在上饶“环居种茶”的建设是提供了帮助的。
陆羽泉
陆羽旧居今已无存，唯有他开凿的一口水井，因井水清澈，滋味鲜纯，素有盛誉。后人为纪念“茶圣”陆羽的功绩，遂命名为“陆羽泉”，至今犹存。
据《新传》载，陆羽隐苕溪，“阖门著书”。《唐才子传》也载“著书甚多”。《陆文学自传》则详细记载了自己所著的书目：
自禄山乱中原，为《四悲诗》，刘展窥江淮，作《天子未明赋》，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上中下三卷，并贮于褐布囊。
按其所载，这些书“并贮于褐布囊”，可见尚为手稿，或为初稿。可惜的是，上述诸书，除《茶经》外，其余至北宋时便已湮灭无存了，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
又李维桢《茶经序》云：“羽所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不尽传，而独《茶经》，岂他书人所时有，此其觭长易于取名耶？太史公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鸿渐穷阨终身，而遗书遗迹，百世下宝爱之，以为山川邑里重其风，足以廉顽立懦，胡可少哉？”
此外，《自传》未载，而见于他书所载的著作还有一些，陆羽还曾撰《湖州图经》，据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其旧纪，吏部李侍郎舒撰；其图经，竟陵陆鸿渐撰。”（《全唐文》卷五二九）他还参与编修颜真卿主编之《韵海镜源》。《新唐书·艺文志》三记录陆羽所著《茶经》三卷、《警年》十卷。《宋史·艺文志》还载陆羽有《穷神记》《顾渚山记》《抒山记》《吴兴志》等多种。可惜这些书亦多亡佚。
《新唐书本传》谓陆羽曾“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此事或为颜真卿所推荐，其准确年代已不可考。
关于陆羽曾居上饶种茶一事，《新唐书本传》《陆文学自传》《唐才子传》均失载。清乾隆版《广信府志》入《寓贤》传，有载云：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有文学。上元初隐居苕溪，自号桑苎翁，闭门著书，召拜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寓居信城北三里，自号东岗子。刺史姚骥钦慕其风，频就访焉。鸿渐性嗜茶，环居植茶，因号茶山。尝著《茶经》三篇。鬻茶者陶羽形，目为茶圣祀之。
上述记载当然太简略，尤其是时代，说“上元初”隐居苕溪，“上元”是唐肃宗的年号，上元初应指上元元年（760），“上元”只有两年。上元后是宝应，也只两年，再后为唐代宗广德（2年）、永泰（2年）、大历（14年）、建中（4年），此后是唐德宗兴元（1年）、贞元（785—805年）共计21年。这其间二十多年，陆羽的行踪所在，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
陆羽何时移居上饶？现在能找到的线索是孟郊的诗。唐诗人孟郊于贞元元年（785）至上饶，写有《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诗》，见《孟东野集》卷五。诗题既讲陆羽上饶“新开山寺”，那陆羽迁来也应当为时不久，我们大约确定在贞元元年，应当不错。又《舆地纪胜》卷二一《江南东路信州人物门》亦载：“唐太子文学陆鸿渐居于茶山，刺史姚钦（按，钦当为骥）多自枉驾。”姚骥任信州刺史的时间也在贞元间。由此可知，陆羽移居上饶应不晚于贞元元年（785）。
陆羽在上饶居住多久？也不见史载。但据唐权德舆《萧侍御喜陆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观诗序》可知，陆羽后来又从上饶移居洪州（今南昌），时间则不迟于贞元四年（788）。这首诗有一篇较长的序言，题中“萧侍御”指御史萧瑜，“陆太祝”即陆羽，朝廷曾以“太常寺太祝”征召，故称。《诗序》云：
太祝陆鸿渐以词艺卓异，为当时闻人。凡所至之邦，必千骑郊劳，五浆先馈。尝考一亩之宫于上饶，时江西上介殿中萧侍御公瑜权领是邦，相得甚欢。会连帅大司宪李公入觐于王，萧君领廉察留府，太祝不远而至。
按《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后因以“一亩宫”称寒士的简陋居处。文中先说陆羽“词艺卓异”，已属“当时闻人”，凡其所往，都深受欢迎。“五浆”典出《庄子·列御寇》，郭象注：“言其敬己”，成玄英疏：“十家卖饮而五家先遗。”用以比喻受到过分的尊敬。说陆羽“尝考一亩之宫于上饶”，即言其曾陋居上饶。当时萧瑜正权领洪州牧，在南昌做官，非常高兴陆羽从信州移居到洪州，与萧瑜相得甚欢，唱和成秩。这天，正值大司宪李公（指李兼，时任江西观察使）将入觐于王。萧瑜款留府上，设宴饯行，而陆羽不远而至。此诗序既为权德舆所记，则权德舆与萧瑜、李兼、陆羽之相聚当属亲身所历，而权德舆在贞元五年初即已奉母丧归葬润州。所以，他们的相聚应在贞元四年（788）。据此，我们推定，陆羽离信州而移居洪州，时间当不晚于贞元四年年底。
这样，我们可以基本肯定陆羽在上饶留居的时间为贞元元年至四年，即公元785至788年。
《茶经》既见于《陆文学自传》，那么他的成书就不会晚于上元二年（761）。《新传》载：“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所载略同。《唐才子传》仅言“著书甚多”，而无年代。因为上元二年陆羽只有29岁，以这等年纪似乎不大可能写出《茶经》，所以后人多存疑问，而有不同的解说。
今人一般认为《茶经》完成于公元780年，即陆羽47岁时。他们认为，根据《茶经》的丰富内容和凝练的文字来看，似非青年时期所能胜任。由此，他们列出了一个阶段和过程：
公元756年，陆羽时年24岁，与友人到各大茶区考察，观察和学习茶农的经验和方法；
公元760年，陆羽回湖州，对收集到的茶事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开始了《茶经》的著述工作。
公元765年，陆羽根据32州、郡的实际考察资料及数年来的研究成果，完成《茶经》初稿。
公元780年，陆羽在朋友帮助下，呕心沥血数十载，完成《茶经》著述，并正式刻印。
整部《茶经》共用时27年。《茶叶全书》便持此看法：“陆羽晚年处境甚佳，为唐皇所器重。以后为了寻求生活的玄奥，至七七五年成为一隐士，五年后即出《茶经》一书，八〇四年逝世。”
上述研究结论，考虑了史料记载和自我分析，似乎较合理，但也明显缺乏证据。说陆羽“至七七五年成为一隐士”，更与《新传》“上元初（760）更隐苕溪”相违。由于资料缺乏，今天我们要准确确定《茶经》成书年代恐已无可能。但我们确实也有分析的可能。
也有人认为《茶经》成书于764年，认为陆羽《自传》言“上元初，更隐苕溪，闭门著书”，是说开始动笔撰写，未必在当年就可以完成。这种理解也无可非议。而《茶经》“四之器”说到煮茶风炉，在炉脚上铸有古文“圣唐灭胡明年铸”七字。灭胡是指唐王朝平定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年份，在763年。“灭胡明年”当指到第二年，也就是764年。既然书中记录了764年的事，那么推断《茶经》成书时间是公元764年以后，也是有道理的。
又根据李季卿大历初“宣慰江南”时，召请常伯熊煮茶，对常很欣赏，有人推荐陆羽，请陆羽来后，李不能以礼相待，使陆羽气恼，“更著《毁茶论》”。这种逆反的心态，似乎也可证明，《茶经》在767年（大历二年）到768年期间，已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唐人著书，毕竟不似今人，结集出版很容易。陆羽著书，是“并贮于褐布囊”，留待机会再刻版印刷的。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作修改补充。如果说《茶经》初成书于764年，时陆羽31岁，此后，又在品茶、种茶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茶经》有所补充完善，是令人信服的。实际上陆羽居住苕溪之后，住处时常变动，又时常外出，并非闭门著书。从皎然、皇甫冉和李冶等人赠诗中即可看出。陆羽外出从事研究茶叶的时间很多，遍游了江苏苏州、无锡、南京、丹阳、宜兴和浙江的长兴、杭州和绍兴嵊县等地，以后又到江西上饶种茶、品泉。对茶叶采制、饮用和茶事深入研究和实践，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茶事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湖州时，得到颜真卿的支持和皎然的帮助，获得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都为《茶经》的完善提供了帮助。
因此，我们推定，陆羽《茶经》初稿成于上元二年间（761年，29岁）以后又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在上饶三年的种茶（785—788）体验，完成《茶经》全书。
当我们对茶的历史发展有了清晰的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考察陆羽在茶史上的地位时，那感觉、那意义应当就不一样了。从先秦到两汉，茶叶虽然被发现，但它不过如其他植物一样，具有药物功能，并没有成为全民族的饮食习惯。汉唐五百年间，虽有零星记载，亦未能形成风气。自陆羽著《茶经》，其文传之后世，饮茶之事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茶经》的传世，才形成了茶道，才极大地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又为社会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
何为茶道？至今《汉语大词典》中都没有茶道的权威性解释。而很多研究者也都试图用自己的理解来定义茶道。笔者认为，茶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饮茶过程中积淀的文化观念，是一种以茶为中心的生活礼仪、文化心态和境界追求。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以和谐气氛，增进友谊，促进交流，美心修德。《茶经》中所包括的茶艺、茶品、茶仪、茶具、茶法、茶论等方面的论述，为茶道的高雅化提供了文化内涵。
茶道是谁首创的？是陆羽。陆羽开创了茶道，又经过后人的不断增广润色、完善补充，而形成民族传统。《封氏闻见记》云：“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卷六《饮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的“茶道”一词，可能就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所载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说。据《陆文学自传》所载，陆羽居吴兴苕溪时，“与皎然上人为忘年之交”。赞宁《高僧传》卷二九亦谓皎然“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可见，皎然提出“茶道”的命题，应当是和他与陆羽的交往直接相关的。《封氏闻见记》成书于8世纪末，这说明，至迟在8世纪下叶的唐朝中期，“茶道”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就已经产生或存在了。
茶道的内容，是陆羽《茶经》奠定基础，又经后人补充完善的。毫无疑问，《唐书·陆羽传》谓“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这十项内容应当就是当时茶道的主要内容。陆羽具此开创之功，所以历代对陆羽在茶史上的贡献推崇极高，比于后稷之种植五谷，称为开山之祖。明人卢之颐说：
昔人以陆羽饮茶比于后稷树谷，然哉！及观韩翃谢赐茶启云：“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人爱客，才有分茶。”则知开创之功，虽不始于桑；而制茶自出，至季疵而始备矣。嗣后，名山之产，灵草渐繁，人工之巧，佳茗日着，皆以季疵为墨守，即谓开山之祖可也。（《本草乘雅半偈》卷八）
季疵是陆羽的字，《茶经》中，对茶叶采制之具、煎茶之器、制茶之法、烹饮之法，皆分类而详论。陆羽初隐居于吴兴苕溪，自号桑苎翁。所以这里说“开创之功虽不始于桑（陆羽），而制茶自出，至季疵而始备”。其后，茶叶品类渐多，制作更巧，皆以《茶经》为归，故奉陆羽为开山之祖，诚所当然。
其实早在晚唐时期，当时的文人学者就已经高度评价了陆羽的社会贡献，大概在陆羽之前，烹茶与煮菜并无区别，至陆羽之后，烹茶之法始区分出来，见于《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痟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续茶经》卷下之三）
对陆羽当时的烹茶之法，唐代就已经有了认识。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卷八记载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竟陵大师积公嗜茶，非羽供事不乡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闻之，召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私访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宻令羽供茶，师捧瓯，喜动颜色，且赏且啜，曰：此茶有若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相见。（《四库全书》电子版）
竟陵寺智积禅师是陆羽的养父，喝惯了陆羽泡的茶。羽走后竟绝不喝茶。唐代宗召入奉茶，命宫人善茶者烹之，而师一饮而罢，不置可否。帝很怀疑，派人访陆羽召入，密使供茶。禅师捧瓯而喜动于色，一边品茶一边说：此茶很像鸿渐儿所泡。由是代宗感叹其知茶，令其父子相见。这则故事清楚地表明，陆羽改进的泡茶法，已为社会所接受，能为大众所区分了。
当然，能更深刻认识陆羽茶道的社会价值的，还属宋人。陈师道《茶经序》便说：
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陈师道认为陆羽的功绩有两方面，一是有功于茶，他为茶著书，崇为经典，使茶从诸草木中凸显出来，广泛饮用于社会。二是有功于人，他在最广泛的人类社会中，即从宫廷到乡里，从通都大邑到异域荒漠，人们在延宾祭祀宴飨等场合都预为献茶陈茶；他使山里百姓有了进入市场的商品，他使商贩多了一条致富的途径。后来，陆羽的竟陵同乡，明人鲁彭《刻茶经序》，又对此作了补充：
夫茶之为经，要矣，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之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按羽生甚异，类令尹子文。人谓子文贤而仕，羽虽贤卒以不仕。今观茶经三篇，固具体用之学者，其曰伊公羹、陆氏茶，取而比之，实以自况，所谓易地皆然者，非欤？厥后茗饮之风行于中外，而回纥亦以马易茶，由宋迄今，大为边助，则羽之功，固在万世，仕不仕奚足论也。
鲁彭从陆羽贤而不仕立论，认为《茶经》三篇便自具“体用之学”，“陆氏茶”遍行中外，易地皆然。就连回纥也以马易茶，由宋至今。这就在客观上为国家边境的安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此而论，陆羽之功，功在万世，至其自身之仕与不仕，又何足论哉？这就在人生事功的高度，对陆羽做了更充分的肯定。
（作者简介：吴长庚，原上饶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