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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吉（1118—1187年），南宋诗人。字无咎，号南涧。汉族，开封雍邱（今河南开封市）人，宋室南渡后，寓居信州上饶（今江西上饶信州区）。绍兴二十三年（1155），韩元吉应知信州黄仁荣之聘，到信州幕府供职。绍兴二十八年（1158）曾为建安县令。隆兴间，官至吏部尚书。乾道九年（1173）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淳熙初，曾二次出守婺州，一次出守建宁。封颍川郡公，后归老于信州南涧，自号南涧翁。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当代名流和爱国志士相善，多有诗词唱和。著有《涧泉集》《涧泉日记》《南涧甲乙稿》《南涧诗余》。存词80余首。
韩元吉号南涧，有其由来，因他定居在信江水南，山间有小溪曰“南涧”，址在今上饶市水南街书院路的市人民医院和卫校之间。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秀丽，林荫静雅，泉瀑清流。徜徉其间，怡然心醉。那时，在与他交往的人中，以他为年长，大家都尊称他为南涧翁，所以，他自号南涧，而且以涧泉、南涧名其著作，足见其倾心所向。
开封韩氏乃世家大族。北宋时，河南有相州韩氏、颍川韩氏两支并盛。颍川韩氏在京师门第前多植桐木，故世称“桐木韩氏”，以别于相州韩氏。韩元吉即属桐木韩氏。元吴澄《桐木韩氏族谱序》有云：“宋东都百六十余年间，氏族之大莫盛于韩、吕二家。而韩氏一族尤莫盛于桐木韩家。”韩元吉的五世祖韩亿在宋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韩亿有八子，第五子韩维即元吉的四世祖。晁说之在《宋故韩公维墓志铭》中说：“有天下重望，忠于君不顾其身，而不以卿相为富贵者，其为少师韩公乎！”韩元吉是尹燉的学生。尹燉与杨时等人师事河南程颐。程颐逝世后，尹燉在洛中聚徒讲学。而杨时则把道学带到江南。靖康二年（1127），宋朝廷闻知尹燉名声，曾召入京师，燉不肯留，宋廷称他为“和靖处士”。韩元吉继承了尹燉的学风，弘实笃行。是程颐的二传弟子。
韩元吉10岁时遭逢战乱，那是宋钦宗靖康二年，也即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金人陷落两京，中原大乱，宋室南迁，韩氏一门避地江南，其中有一支居临川，而元吉一家则迁至福建邵武。至元吉27岁时，再迁至福建建安（今建瓯）。绍兴十四年（1146），28岁的韩元吉第一次出闽，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不取。绍兴十八年（1150），再次应试不第，但因先祖的关系，遂以门荫顶吏部之选。门荫又可称为任子、荫补、恩荫、世赏，是中国上古时代世袭制的一种变相。是一种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优厚待遇的制度。宋代称之为“推恩荫补”，简称为“恩荫”。荫补享受的是前辈恩宠，而非自己的能力，一般情况下，声誉自不如进士及第，唯独韩元吉反映不同。当时有不少文人笔记记载了这件事，如《四朝见闻录》卷二说：“韩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而《梁溪漫志》卷二也载曰：“北站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乾道淳熙以来韩元吉、王嘉叟、刘正夫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可见，韩元吉“以文章进”的声誉反比“由科第进”更显得荣光。这也说明，刚过而立之年的韩元吉，在当时就已有很高的文名，大家对他能以门荫入仕都认为是件值得荣耀的事。当然，这也与宋孝宗整顿朝纲，急需人才的大势有关，他曾理直气壮地宣称：“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
绍兴十九年，韩元吉赴处州龙泉县主簿任。大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3）秋冬，他离任龙泉，返临安侯调，寓于湖州德清慈相寺，在这里得识吕祖谦，这是他们的首次相识。
绍兴二十三年秋（1155），韩元吉应信州刺史黄仁荣之聘，到信州幕府供职。四年后，黄仁荣移江东转运判官。嗣任者周葵3月到任。周葵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元吉早有仰慕之心，周葵到信州任上，韩元吉继续做他的幕府。但当年年底，周葵便被罢官，元吉也随之解除了幕职。
信州幕府的四年，是韩元吉认识信州、爱上信州，并决定定居信州的重要时段。四年中，他对信州的山水、风土、人情都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信州四年是他南迁以来人生中的一站。因为有这第一站，因而，他晚年从政坛上退休以后，还毫不犹豫地选择定居上饶，也就顺理成章了。
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浙江婺州金华人。绍兴中娶韩元吉之女为妻，成为韩的女婿。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绍兴二十八年（1159），韩元吉知福建建安县，颇有政声。绍兴二十九年秋八月，与朱熹等四人召赴行在。绍兴三十一年（1162）八月，在临安任司农寺主簿。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朝廷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十二月，汤思退与张浚并相。入朝觐见孝宗时，屡奏恢复之事，欲先取山东。当时显臣名士如王大宝、胡佺、王士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是张浚的门人，大家众口一词，齐声同赞，而韩元吉却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把想法以长书投呈张浚，言和、战、守三事，书中详细分析了当下形势，敌我兵力、战将谋略等因素，最后提出“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韩元吉思想行为上是一贯的主战派，但他不是情绪派，而是理智派。能清楚地分析和观察客观形势，后来，张浚贸然进攻，果然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这封长书证明了韩元吉对当时形势的判断与分析是正确的。
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韩元吉因赴镇江看望母亲，与陆游再次相逢。时陆游为镇江通判，诗朋挚友，相见恨晚，遂相携遍游镇江名胜。他们举酒相属，更相唱和，“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思，念人事之无常，惮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毌相忘之意”。陆游说：“呜呼！风俗日坏，朋友道缺，士之相与如吾二人者，亦鲜矣。”在这里，他们相聚达六十日，唱和歌诗计有三十余篇，然据陆游所言：“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热，落笔如风雨，好事者从旁掣去，他日或流传乐府，或见于僧窗驿壁，恍然不省识者，盖又不可计也。”可见他们的唱和之作，当远非所存之数。这些歌诗当时曾合集刊刻，遗憾的是至今未见传本。所幸陆游《渭南文集》中尚保存《京口唱和序》，使我们知道当时之大概。
乾道元年正月以后，韩元吉以考功郎征，任江东转运使。乾道四年（1168）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但于五月二十一日，旋知福建建宁，在建宁任上待一个月，又改知江州。乾道五年（1169），母亲在宣城去世，元吉乃往奔丧，丁忧居上饶。
韩元吉定居上饶，各书均无明确记载。但根据这期间的交往，有学者推想，可能在乾道二年他任江东转运使的时候。但我觉得，韩元吉既于绍兴间在信州幕府工作四年，已有旧居，虽有外任，而南宋曾规定，官员任上，是不带家属的。所以他的上饶之家应当保存。丁忧其间，他回到上饶居住，三年中他潜心学问，与上饶湖潭学者王时敏多有交往，并将理学大师尹燉的《论语解》交建宁赵德庄印刻，而作《书尹和靖论语后》跋文。
乾道六年（1170）七月，朱熹因母亲丧葬所需，致书韩元吉借钱。元吉回复说：“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今年从假借矣。他时稍有余，尚当相助。”
信中所言“连遣二女子”“了两处葬事”，是指韩元吉的两个女儿先后去世。据《吕成公年谱》载，绍兴二十七年（1165）十二月二十九日，吕祖谦亲迎元吉长女成婚，婚后生有一子，孰料母子相继历“五年而夭”。乾道五年（1169）五月二十日，吕祖谦再娶韩元吉第三女五十一娘为继，生一女。所不幸者，其妻“越二年又夭，寿二十有七，改月而葬，与长姊同域异穴”。所生女亦夭。这是吕祖谦的不幸，更是韩元吉的终身之痛。当长女去世的时候，韩元吉亲为作墓志铭，及至祖谦去世（淳熙八年，1181），元吉老泪纵横，作挽诗云：“青云途路本青毡，圣愿相期四十年。台阁知嗟君卧疾，山林空叹我华巅。伤心二女同新穴，拭目诸生续旧编。斗酒无因相沃酹，朔风东望涕潸然。”
乾道七年，丁忧除服，元吉回临安复官。乾道八年（1173），权吏部侍郎。这一年，朝廷派元吉出使金国，贺万春节。途中他利用这次难得返回中原的机会，暗暗观察敌情，凡到一驿，无论是喝茶还是洗手，哪怕是只遇到妇人儿童，也往往主动挑直话题，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回朝以后，他奏言曰：“敌之强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谋定算，养威蓄力，以俟可乘之衅，不必规小利以触其机……”孝宗看了奏章，深以为然。
在韩元吉出使金国时，写了一首著名的使金词，《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词云：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
词上片触景生情，一“旧”字生出无穷遐思，多少“不堪”，尽在不言中。下片借景生情，极言哀思之情。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有评曰：“此首在汴京作。公使金贺万春节，金人汴京赐宴，遂感赋此词。起言地，继言人；地是旧地，人是旧人，故一听管弦，即怀想当年，凄动于中。下片，不言人之悲哀，但以杏花生愁，御沟呜咽，反衬人之悲哀。用笔空灵，意亦沉痛。”
乾道九年，韩元吉除吏部尚书。淳熙元年（1174）二月因遭劾以待制出知婺州。同年十二月三日，又改知福建建宁府。这使韩元吉与朱熹有更多的见面机会。这期间，他与朱熹讨论了《祭仪》《吕氏乡约》等学术问题。淳熙二年重阳节，他赠酒并寄诗于朱熹，诗云：“平生爱酒陶元亮，曾绕东篱望白衣。底事秋来犹止酒，重阳须插菊花归。”又云：“老大相望寄一州，故人鄙我倦追游。应知命驾无千里，惆怅山堂暮雨秋。”至淳熙三年二月，元吉调离建宁，入都复为吏部尚书，途经崇安再会朱熹，两人相谈甚欢。
淳熙五年（1178），元吉力请外任，离开朝廷，乃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知婺州。这一年他60周岁。按此前他自我规定，不到60岁，不著书，故此前并无著作。至此才有《系辞解》问世。两年后，便致仕归家，开始了晚年在上饶的闲居生活。
韩元吉在上饶的闲居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一群相知交好的朋友活动在周围，经常有机会聚会，喝酒谈诗，登高揽胜。他一生交往的人物数百，其中重要者有四。吕祖谦是他的女婿，经常往来于金华与上饶，可惜就在韩元吉退归上饶的第二年去世了。陆游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朱熹是他学术上的诤友，而辛弃疾则是他退居上饶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弹劾，官职被罢，而他的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对辛弃疾而言，韩元吉是政坛和文坛的老前辈，事实上，韩元吉是当时上饶文坛的盟主，辛弃疾对韩元吉非常尊重。在《稼轩词》中，就有五首给韩元吉祝寿之词，又有五首与韩元吉唱和之词，足见两人交往情深。就在辛弃疾来归的第二年，就作《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为韩元吉祝寿。而最有名的一首是《水龙吟·甲辰岁寿南涧尚书》词云：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词上片发问领起，劈空而来，问南渡以来，朝廷中谁是整顿乾坤的能手？继而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说到自己平定金兵，戎马倥惚，征战万里。把金人赶走，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留名青史，这才是读书人的事业。韩先生您应该明白这点。下片赞美韩氏文章，人视为泰山北斗，家世尊贵显赫，你生来就志在四方。虽然辞官在家，寄情绿野堂之景，平泉庄的草木，纵情于东山之歌舞诗酒，但志趣未忘，壮志未减。有朝一日，你出山重整社稷，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我再来为你举杯祝寿。
此后，韩元吉亦为辛弃疾作《水龙吟》词云：
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燕然未勒，渡泸声在，宸衷怀旧。卧占湖山、楼横百尺，诗成千首。正菖蒲叶老，芙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
凉夜光躔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锋旗南下，六骡西走。功画凌烟，万钉宝带，百壶清酒。便留公剩馥，蟠桃分我，作归来寿。
此词上片勉励辛弃疾，不要因为挫折而消磨壮志，也写到归来的气度，投闲带湖的生活。下片对辛弃疾寄予殷切期望，希望他等待时机，建立功业，图画凌烟。待凯旋之日，再为祝寿。
韩元吉书法
韩元吉住在上饶城南，筑苍筤亭；而辛弃疾的带湖庄园则在上饶城北，中有雪楼。冬天，韩元吉从城南载酒去带湖与辛弃疾一道在雪楼观雪，故辛弃疾有《念奴娇·和韩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雪》一词，上阙有云：“兔园旧赏，怅遗踪、飞鸟千山都绝。缟带银杯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别。万事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词中“缟带银杯江上路”是写雪中的信江；“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应指带湖附近的篆冈和吉阳山。
辛弃疾有《水调歌头·庆韩南涧尚书七十》一词，韩元吉生于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至淳熙十四年（1187）虚龄七十
。韩元吉在这次70寿辰之后不久即去世，这首词因此成为韩元吉收到的最后的祝福。
淳熙九年朱熹从临安归福建，途经上饶，就住在韩元吉家。第二天，韩元吉约了当地的诗人徐衡仲一道陪朱熹游南岩一滴泉，辛弃疾知道后亦赶来相会，这便是上饶文化史上有名的南岩之会，关于南岩之会的具体情形，元吉之子韩淲《涧泉集》中《访南岩一滴泉》有真切的追忆。
在上饶，韩元吉与朱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淳熙十年（1183），朱熹率门人在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初成之际，请韩元吉作《武夷精舍记》。第二年二月，朱熹写作了《武夷棹歌》10首，韩元吉第一个写了和诗。可惜《南涧甲乙稿》仅存一首，其卷六《次棹歌韵》诗云：“宛宛溪流九曲湾，山猿时下鸟关关。钓矾茶灶山野乐，大隐苍屏日月闲。”
朱熹对上饶的诗人赵蕃、徐斯远、韩仲止都有过评价。陈文蔚是朱子上饶的弟子，曾记载朱子读韩南涧诗集事：“先生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看，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从他一夜与弟子同看诗集，看得实在疲倦而又叫弟子读给他听，仅此一点，足见他对韩诗着迷之深。朱子于诗，崇尚汉魏，且将学道看得比作诗更高。他最后的一句评语似乎表现出对韩元吉的惋惜，仅仅是一个诗人，而终究未能成就道学。朱熹还对韩元吉诗进行过评论的人说：“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晰之音”
。从文学史角度看，元吉的诗词应该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的，可惜数百年来研究者甚少，学界重视不够。
淳熙14年，刚度过70岁生日不久的韩元吉去世了，陆游在《祭韩无咎尚书文》中评价他的诗文是“落笔天成，不事雕镌。如先秦书，气充力全”。这是对韩元吉作品最恰当的评价。陆游集中有许多记梦诗，其中也梦到韩元吉，特别动情，其中一首是写与韩元吉同回京口，遍览胜景，互相唱和，一觉醒来，原为梦境，乃作诗云：
隆兴之初客江皋，
连攘结驷皆贤豪。
坐中无咎我所畏，
日夜酬唱兼诗骚。
有时赠我玉具剑，
间亦报之金错刀。
旧游忽堕五更梦，
举首但觉铁翁高。
诗中陆游称元吉所作诗歌，使他敬畏，这也是对元吉的另一种评价，反映了陆游对韩元吉的尊重。
南宋黄昇尝称韩元吉“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韩元吉：“当是时，巨儒文士盛称无咎与茶山”，便指韩元吉与曾几。方回还认为，在江西诗派流行的当日，韩元吉诗不落流行，自成一家，实为难得。韩元吉的诗文后来不传，到清代《四库全书》编者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到22卷，即今存于《四库全书》中的《南涧甲乙稿》中立一补传。继方回之后，《四库》馆臣对元吉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且最为重要的。《提要》云：“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之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然沉晦数百年，忽出于世，炳然发翰墨之光，岂非精神光彩终有不可磨灭者，故灵物撝诃，得以复显于今欤？”
韩元吉亦颇有词名。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人物，《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韩元吉于词不喜“纤艳”，亦不喜“鄙俚”。曾将自己所作歌词“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焦尾集序》），自编词集1卷，题为《焦尾集》。现存词80首。其词多“神州陆沉之慨”（黄蓼园《蓼园诗话》）。他眷恋北方，词中往往：“梦绕神州归路”（《水调歌头·寄陆务观》）。“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水调歌头·雨花台》）。他不忘北伐抗金，多次写到“鸡鸣起舞”和“勒功燕然”。也常有英雄迟暮，功业无成的感叹。其词风雄浑、豪放，与辛弃疾很接近。
（作者简介：吴彧滔，上饶供电公司党建工作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