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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国际学者对工程项目建设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效益方面，财务评价在项目评价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一阶段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Little and Mirrlees，1968；Marglin and Sen，1972）。随着 1969 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被美国国会通过，社会影响评价被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价之中正式提出。该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投资或实施的所有项目和规划必须事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这里的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随着特大型项目建设引发的社会问题不断受到重视，国际学者开始提出大型项目建设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Finsterbusch，1980）。此后，社会影响评价被纳入工程项目影响评价体系中，逐步形成了完善的社会影响评价体系（SIA）（Schnaiberg，1980；Vanclay，2003；Tilt等，2009）。Becker （2001）描述了工程项目社会影响评价的定义及其评估角度，为社会影响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World Bank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引入社会影响评价，在 1984 年首次将“社会性评估”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Dani，2003），并将社会多样性和性别、机构的角色及行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社会风险作为社会影响评价的五个切入点（Krueger等，2001）。除此之外，亚洲发展银行（ADB）、英国国际发展部（CFID）、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泛美开发银行（IDB）等也都颁布了相应的社会影响评价指南。
我国对工程项目社会影响的研究起步于20 世纪80 年代，1983 年原国家计委规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社会效益评价”。2004 年，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出版的《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一书中对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做了系统的定义：“识别、监测和评估投资项目的各种社会影响，促进利益相关者对项目投资活动的有效参与，优化项目建设实施方案，规避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该定义一经提出，即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着“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迅速发展，众多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拓宽了社会影响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其方法与内容体系。李强等（2010）、贾广社等（2013）、滕敏敏等（2014）、朱瑞华（2017）从多学科交叉视角，对大型建设工程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建立了基于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大型工程社会影响评价基本框架与指标体系。王浩等（2015）从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入手，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对纳入我国“十三五”规划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进行社会经济影响评价，为特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此外，罗时朋和张松（2009）、He等（2014）、张庶等（2014）、贺正齐等（2017）也分别将逻辑框架法、云模型、系统动力学、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应用到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研究之中。
2.工程项目的社会风险研究
国外对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Beck、Giddens等社会学家对“风险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Beck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化本身的结果，也是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此后，社会风险逐渐为社会学界所关注，众多学者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研究视角对社会风险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关注，World Bank于 2000 年正式提出了包括风险控制、减灾战略和风险应对三个方面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国际反贫穷工程师协会（EAP）2008 年总结了导致社会冲突的关键社会风险因素。对于社会风险的内涵，国内大量学者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1999）指出社会风险是一定范围与时间内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包括了破坏性与不确定性两重意义；熊光清（2006）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冯必杨（2007）认为社会风险是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某些个体或者群体的反叛行为而造成社会混乱的可能性。
目前，对于工程项目的社会风险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世新（2007）认为重大项目的社会风险是在建设过程中对社会公众影响较大并且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Hu等（2013）认为工程项目的社会风险主要指由于利益相关者面对特定事项做出不同反应，造成决策者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爆发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季闯（2016）将重大工程社会风险定义为工程项目建设中由于管理、决策等行为对相关利益相关者产生较大影响，给利益相关者造成利益损失并导致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学者从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识别、作用机理、评价、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韩传峰等（2006）和周红波（2009）分别利用故障树法与贝叶斯方法对建设工程进行社会风险识别。杨琳与罗鄂湘（2010）基于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价的具体含义，构建了包括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制度等四方面的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黄德春等（2012）认为重大水利工程的社会风险具有明显的牛鞭效应，刻画了社会风险牛鞭效应的削弱机制；王亮（2011）基于“刺激—反应”的视角对工程项目社会风险发生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提出应当从主观的社会风险主体与客观的社会风险因素两方面进行工程项目的社会风险管理；Shi等（2015）研究了如何管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风险，从早期预警与一般应对计划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来预防与减轻社会风险事件所引起的后果；Liu等（2016）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探讨如何确定具体的社会风险，进而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来减少与控制工程项目建设的社会风险。
3.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
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由于其投资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等特征，一般会影响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环境等方面（Tilt等，2009；Mattarozzi，2011；Andre，2012），尤其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在重构过程中会出现社会各个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这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变量，一旦无法妥善处理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Folke，2006）。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高度重视，对于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学者对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构建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模型。冯周卓和张叶（2017）将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归类为程序性风险、认知性风险与摩擦性风险，并基于三类风险因素构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肖群鹰等（2016）构建了非干预在线评估模型，通过监测项目地民众的风险感知和负面情绪来评估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另一方面，主要是在分析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特征的基础之上，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的防控措施与治理机制（朱正威等，2016；胡象明，2016；余文学等，2016）。当前研究者多将公众参与和多元中心治理模式作为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的重点（薛澜，2010）。唐钧（2010）认为社会维稳的风险治理本质是通过全方位的风险识别，采取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政府系统联动、社会系统全面协同。
更多的学者以特定类型的大型工程项目为对象研究其社会稳定风险问题，例如重大水利工程（张长征等，2012；王波等，2016）、大型能源项目（曹峰等，2013；谭爽，2014；范晓娟，2018）、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程书波和郭曼丽，2014；陈桃生，2015；刘晓慧和王志年，2017）、土地开发与整治项目（张鹏等，2010；项晓敏等，2015）、重大垃圾焚烧项目（谭爽和胡象明，2015；陈晓运等，2017；李佐娟，2017）等。其中以重大水利工程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孙元明（2011）研究三峡社会稳定问题时认为，由于三峡水利工程建设，三峡库区的社会人文环境需要一个长期重构的过程，非自愿性移民心态受市场经济影响发生了复杂变化。黄德春等（2013）基于社会系统脆弱性视角，从社会风险暴露、公众风险认知、社会应对能力等维度构建了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He等（2018）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来调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融资渠道、利益补偿等方面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策略。
特大型工程项目具有对社会民众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生活环境破坏、民族文化传统破坏、弱势群体影响等方面涉及的关系非常复杂，集不同主体的利益与矛盾于一体，处理不好往往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产生社会利益冲突（赵振亭，2014）。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存在于不同的生活领域，一个特大型工程项目涉及许多组织、群体或个人的利益，所涉及的对象构成了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了工程建设公职人员谋求个人私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政府、项目法人、拆迁户、移民等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冲突，这些冲突都体现在主体之间的冲突。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往往随着项目建设周期和规模的扩散而变得更加激烈，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一旦无法满足，就会引发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因此，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包括了个人私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包括了特大型工程项目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冲突。
1.利益与利益冲突
“利益”一词自古以来就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法国学者Heinrich Diefrich （霍尔巴赫）将利益定义为“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思想使自身的幸福观与之联系的东西”，美国著名法学家Roscoe Pound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因而在安排各种人们关系和人们行为时必须将其估计进去”；我国学者柳新元提出“所谓利益，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发展阶段和一定社会关系约束下，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使需要主体与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虽然学者们对“利益”的定义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利益”是与“需要”相联系的，只有符合主体需要的才是利益。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人类活动的动因和目标，因此自社会分工出现后利益冲突就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利益冲突”是一个涉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其内涵广泛、边界不清，学术界尚未形成准确的定义。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利益冲突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其工作职责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学领域，利益冲突是指官员的私人经济利益足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官员履行公共职责，也指官员追求私人利益时与其有权力也有义务履行的公共利益相冲突（Willianms，1985）；而在经济学领域，由于每个人或组织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益冲突则是利益相关者所追求的利益差别而引发的（张维迎和马捷，1999）；张玉堂（2001）在其著作《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中将利益冲突定义为“利益双方基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过程，是利益双方的利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一种激烈对抗的态势”。一般认为，利益冲突包含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两种基本性质，对抗性与非对抗性利益冲突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柳海滨，2008）。从冲突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交易型利益冲突、集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复合型利益冲突，也可以从利益冲突的过程进行分类（刘存亮，2013）。此外，大量学者对利益冲突的成因（Colander，1982；陈赟，2005）、利益冲突的化解（Boyce and David，2009；Ostrom E.and Ostrom V.）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研究
分析总结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利益冲突的研究，不难发现，利益冲突的起点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杨晓敏，2010）。对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冲突进行研究，首先界定其多元利益主体，也就是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战略管理，1963 年斯坦福研究院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对组织生存有至关重要作用的主体”。Freeman（1984）在其经典著作 Strategic Management ： A stakeholder approach 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若一个个体或集体，能够对实现组织目标产生影响，或因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及其过程的推进受到影响，这样的个体或者集体即为利益相关者。Donaldson和Preston （1995）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在法律上对一个集体性活动的程序具有利益的人或集团，并提出了三种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方法。Grimble和Wellard （1997）界定了利益相关者分析，认为利益相关者分析就是通过识别关键行动者并评估他们各自的利益来获得对系统理解的方法或程序。由于利益相关者概念上的宽泛，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也存在着不同标准，Charkham （1992）依据契约关系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合同利益相关者（contract stakeholder）与社区利益相关者（community stakeholder）两种类型，Clarkson （1995）根据人们同企业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把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core stakeholder）、战略利益相关者（strategic stakeholder）、环境利益相关者（environmental stakeholder）三种类型，McElroy和Mills （2000）根据人们的态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积极反对、被动反对、不承诺、被动支持、积极支持五大类。
在项目管理领域，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将项目利益相关者描述为任何“积极参与项目的个人或组织，或者由于项目执行或为了项目成功而对其利益可能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个人和组织”。大量学者已将利益相关者研究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中，例如城市重建项目（Radulescu等，2016）、建筑项目（Oppong等，2017）、环保项目等（Boumaour等，2018），认为项目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主要包括了四个步骤：利益相关者识别、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发展和绩效控制（Aaltonen等，2015；Mok等，2015）。Bal等（2013）通过对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的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应包括六个步骤：利益相关者识别、使利益相关者参与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优先次序、利益相关者管理、衡量业绩以及实现目标。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并逐渐形成两种观点，一是从利益相关者与项目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研究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影响来进行界定（Gibson，2000；Yang等，2011）；另外一种类型是通过描述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贡献或者承担的风险来判定利益相关者的资格（Olander，2007；Walker等，2008）。Pinto和Morris （2004）将项目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两大类，Callan等（2006）依据在项目管理中承担的责任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管理者、执行者、责任顾问和普通顾问，Lin等（2017）通过对建设项目中权利状况的排序来确定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在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分类方法上，学者们提出了Mitchell评分法（Mitchell等，1997）、Wheeler社会性分类法（Wheeler，1998）、利益相关者分析图（Reed，2008）、社会网络分析法（Mok等，2017）等多种方法。
3.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研究
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工程本身又与社会密不可分，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即公众利益是工程项目利益冲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特征之一（肖平，2000；丛杭青和潘磊，2006）。国外学者从工程师的角度对工程项目中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定义，指出工程师受到外部利益的影响而做出不利于雇主或客户的判断就是利益冲突（Davis and Stark，2002；Martin and Schinzinger，2005）。学者们针对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冲突问题，主要从特大型工程项目利益冲突的成因与解决策略两方面进行研究。Markwick （2000）将项目产生的利益分配与成本分担问题视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来源，并认为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多方面影响来解决项目中的利益冲突问题；Martin和Rice （2015）通过研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认为其在节约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产生利益冲突，并建议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 360 度互动来解决利益冲突。此外，学者们对城市建设项目（Hu，2012）、征地拆迁项目（Frazier等，2013）、水电开发项目（Rosso等，2014）等各类特大型工程项目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国内学者认为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均在人们的利益关系中（毕天云，2000）。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工程项目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公众利益诉求与政府、项目法人的决策之间的矛盾（孙元明，2011），表现为直接利益冲突、非直接利益冲突，其中非直接利益冲突较为突出。刘德海等（2010）认为社会群体的初始状态和不同社会群体获得的相对利益大小是冲突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之一，即各主体利益的失衡会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孙蕾，2016）。对于不同类型的特大型工程项目，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唐冰松（2016）从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出发，分析了利益冲突对工程项目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唐耀祥（2014）针对BT项目中业主、投资建设方、施工方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采用博弈方法研究了利益冲突问题；卢文刚和黎舒菡（2016）以广州市垃圾焚烧项目为例，认为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媒体、公众与专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推动邻避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通过各个利益相关方协调合作来解决；燕雪和张劲文（2015）基于跨境重大工程的特性，结合港珠澳大桥建设多元主体利益冲突解决的实例，构建了包括自适应柔性组织框架、决策冲突协调支持系统在内的多元主体冲突处理机制。
1.复杂网络的发展历程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称“21 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复杂性科学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巨大变革。由许多元素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网络，其中网络节点是系统元素，网络连接是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钱学森等（1990）给出了一个较为严格的复杂网络的定义：具有自组织、自相似、吸引子、小世界、无标度中部分或全部性质的网络称为复杂网络。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许多系统都属于复杂网络的范畴，例如互联网（Barabasi，1999；Maslov等，2004）、社交网络（Tam等，2009；Centola，2010）、贸易网络（Gao等，2015；Hao等，2016 ）、交通网（Guimera等，2005；Woolley等，2011）、金融网络（An等，2014；Jia等，2018）等都属于复杂网络的范畴。复杂网络理论的基础是著名数学家Erds和Renyi建立的随机图理论，随着人们对复杂网络研究的深入，复杂网络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囊括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物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
20 世纪末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networks”与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两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小世界网络模型与无标度网络模型，为研究者们利用网络描述实际系统提供了思路，进一步验证了真实世界网络是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性的网络，为解决真实世界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行途径。目前，学者们对复杂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强大数据分析工具对现实世界的分析，研究现实复杂网络的拓扑特性（Pastor－Satorras and Vespignani，2007；张宝运，2017）。第二，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众多现实系统的正常运行，Feng等（2017）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一个多层次模型来分析北京地铁网络的交通流模式，利用统计分析描述火车流量网络和客流网络的相互作用；Petrone和Latora （2018）、黄岩渠（2017）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对金融网络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第三，基于显示网络特征的分析，研究复杂网络演化模型，在经典的WS小世界网络模型与BA无标度网络模型之外，Fan等（2004）基于某些显示网络的局域特性建立了多局域世界演化网络模型，章忠志（2006）构建了一个将小世界网络与无尺度网络纳入一个框架之下的确定性统一模型。此外，复杂网络理论在流行病传播（Gomez等，2006；蔡超然，2017）、信息扩散（Wang等，2017；Tulu等，2018；程军军，2013 ）、项目管理（Lee等，2017；王爱民和林津普，2016）、国际贸易（Hou等，2017；Du等，2017；吴标，2017）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研究综述
1944 年“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ur”的问世标志着博弈论的正式诞生，构建了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的经典博弈论框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生物等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Nash提出了纳什均衡，极大地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Smith和Price （1973）在研究动物争夺食物等有限资源时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发展形成了演化博弈理论。随着演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国内大量学者将其应用到工程项目主体冲突及群体性事件冲突演化研究中，构建了多情景下的主体博弈模型，并进行相应仿真分析为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及群体性事件风险化解提供政策建议（刘德海等，2016；赵泽斌和满庆鹏，2018）。传统的演化博弈理论假设个体之间是以均匀混合的方式联系，即所有个体全部互相接触或者个体随机接触，但现实生活中个体间的接触是有限的，他们之间的联系并非完全耦合或者随机，而是具有特定的方式（杨涵新和汪秉宏，2012）。
Nowak和May （1992）对二维方格上的囚徒困境博弈进行了研究，将复杂网络理论与博弈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博弈理论，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研究开始得到了大量的关注。目前，复杂网络上的演化博弈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在特定的网络结构下，研究模仿最优者规则、模仿优胜者规则、配对比较、随机过程方法等不同的演化规则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第二，研究不同网络结构对演化结果的影响，对于规则网络，Szabo等（2005）运用平均场近似方法研究了二维规则格子上的博弈行为，比较了Kagome格子和 4 点一圈规则格子上的演化情况，认为Kagome格子中存在的三角形重叠结构更加有利于合作行为的产生，并进一步研究了二维规则格子上的双策略进化博弈模型（Sazbo等，2016）；对于无标度网络，Santos等（2006）基于无标度网络上的囚徒困境和雪堆博弈分析了网络的异质性对几类博弈结果的影响，Rong等（2010）对无标度网络上的公共物品博弈进行了研究，发现网络的合作频率与聚类系数的大小成正比；对于小世界网络，Hauert和Szabo（2005）在保持度分布的情况下研究了小世界网络对于囚徒困境模型的空间博弈的影响，Fan等（2017）以政府低碳补贴为对象，基于小世界网络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对不同情况下的演化结果进行分析。第三，研究网络结构与博弈动力学的系统演化，Pacheco等（2006）构建了一个策略演化和结构演化具有不同时间尺度的网络博弈模型，探讨了个体策略与网络结构的协同演化；Li等（2007）考虑网络的稳态分布不是单尺度的，建立了一个可以动态演化成无标度网络的博弈模型。在国内方面，谢逢洁（2016）从博弈论和复杂网络的基本理论出发，全面总结了博弈论和复杂网络交叉领域的基本框架；在具体应用方面，刘德海和王维国（2012）根据社会网络拓扑结构构建了社会网络结构与策略的协同演化模型，并利用NetLogo社会网络仿真平台进行了案例分析；郑君君等（2014）以政府重大项目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参与主体的信息交互与社会网络演变规则，运用多元主体仿真方法研究系统各参数对社会网络演变过程的影响。
3.复杂网络上的风险传播研究综述
现实中各类风险的传播都可看成是服从特定规律的复杂网络上的传染动力行为，而复杂网络上的传染动力学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Petermann and De Los，2004；张晓光，2014）。复杂网络存在明显异质性的结构特征，探讨各种风险在特定复杂网络结构上的传播动力学特征，进而提出有效的风险防范策略，复杂网络科学的发展为风险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王杏，2017）。复杂网络上的传染理论起源于经典的传染病模型，例如Kermack和McKendrick建立的SIS模型、SIR模型等，随着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等各类型复杂网络研究的深入，基于小世界网络的传染模型、基于无标度网络的传染模型也得到了深入研究（Pastor－Satorras和Vespignani，2001；Zhang和Sun，2014）。
目前，复杂网络上的风险传播研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供应链、金融、项目管理等领域。在供应链网络风险传播研究方面，Li等（2016）基于农产品供应链的定义和特点，利用SIR模型开发了农产品供应链风险传播模型，论证了复杂网络理论在农产品供应链风险传播研究中的可行性；杨康（2014）基于复杂网络的传播动力学理论，构建了供应链网络风险传播演化动力学模型，并对比分析了三大免疫策略对供应链网络风险管理的效果。在金融风险传播研究方面，Wei和Zhang （2016）从平台间直接风险蔓延和其他金融机构间间接风险蔓延两方面构建了中国P2P借贷风险传染的复杂网络模型，并进行了动态模拟仿真，认为不仅作为传染媒介和信息不对称的金融机构会扩大风险蔓延的影响，而且媒体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叠加会更加放大风险蔓延效应；欧阳红兵和刘晓东（2015）从复杂网络视角，运用最小生成树法和平面极大过滤图法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中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有效手段；吴念鲁等（2017）利用复杂网络分析建立了基于机构的网络模拟模型，分析我国银行同业之间流动性分析传染机制，并提出风险控制的相关政策建议。在项目管理领域，Ellinas等（2015）基于复杂网络方法提出了一个分析大型复杂项目的系统性风险的模型，通过网络的中心性度量研究单一的风险是如何影响复杂项目的成功的；赵晓晓和钮钦（2014）基于SIR模型建立了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扩散模型，研究了复杂网络下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社会风险扩散路径，并提出了风险防范策略；李晓琳（2016）基于复杂网络视角，以W市过江地铁项目为例，建立了项目利益相关方风险网络，对网络的有效性、脆弱性进行定量分析，并研究了其风险扩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