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与社会稳定风险

一、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

由于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其涉及的主体众多。同时，中国的特大型工程项目一般由政府主导，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有时会忽略其他某些主体的利益，导致利益冲突，引发社会稳定风险，进而影响特大型工程项目目标的实现。斯坦福研究院、Freeman等众多机构与学者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除了那些直接影响组织目标的个体和群体，还包括了与组织有关系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因为这些群体同样会对组织实现目标的过程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影响特大型工程项目进程与目标实现的相关主体也可称为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研究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是核心，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与分类，并进一步分析其特征、利益诉求与关系以及对管理目标的影响，从而针对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指定不同的管理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特大型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识别与分类是为了明确在特大型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包含哪些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所属类别。在一般情况下，特大型工程项目管理方通常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文献梳理等方法来识别与相关进程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经过长期的发展，Mitchell评分法、Wheeler提出的社会性分类方法等成为利益相关者分类的主要方法，分别如图 2－2、图 2－3 所示。Mitchell提出依据合法性（任何利益相关者都不能越过发了的边线）、权力性（影响作用能够影响组织的日常运作行为）、紧迫性（根据影响作用的轻重缓急界定该类群体的利益相关性程度）三个基本特征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细分，得到潜在型利益相关者、自主型利益相关者、需求型利益相关者、支配型利益相关者、危险型利益相关者、依存型利益相关者、决定型利益相关者七大类。Wheeler提出的社会性分类方法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社会性的（他们与企业的关系是直接通过人的参与而形成）与非社会性的（通过自然环境、非人类物种等并不“实际存在的具体人”和企业发生联系），具体分为首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他们与组织的日常运行有直接的关系）、次要的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他们通过其他活动与组织产生间接的利益关系）、首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他们对组织的活动产生影响但不是通过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次要的非社会性利益相关者（他们会产生间接影响但也不通过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利益关系）四大类。

具体到对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基于Freeman、Mitchell和Wheeler等人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Cleland和Ireland按照利益相关者与项目关系的亲疏程度将项目利益相关者分为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内部利益相关者两大类，内部利益相关者表示与工程项目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相关利益主体，而外部利益相关者表示本身在工程项目组织之外，但与工程项目建设有着间接关系的相关利益主体，如图 2－4 所示。

Boumaour等（2018）以阿尔及利亚古拉亚国家公园大型整合项目为研究对象，认为项目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森林保护机构、国家公园董事会、公共人民大会、环保协会、渔业和水产养殖商会、环境理事会等 19 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影响力与独立性两个维度构造了项目利益相关者定位图，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了决定型利益相关者、被决定型利益相关者、传播型利益相关者以及自发型利益相关者四大类，如图2－5所示。

Mok等（2017）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总结出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认为应当包括了项目资助者、承包商、工程设计人员、项目顾问、供应商、分销商、监管机构、财务人员、媒体、环境保护主义者、政治家、当地社区、公众、最终用户以及专业机构等，并以香港某一大型填海工程为典型案例采用问卷调查结合滚雪球抽样方法确定并描述了具体的 18 类利益相关者，如表 2－1 所示。

Tuman （2006）将项目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群体：第一，项目推动方，例如项目的发起者、开发者、金融机构和项目的使用者；第二，项目参与方，主要指负责项目规划、执行与管理的相关方面；第三，社区参与方，其利益直接受到项目实施的影响，例如当地社区和项目所在地附近的自然环境；第四，寄生参与方，指尽管在项目中没有直接利益但仍会带来一些争论的相关方，例如媒体和社会组织等。Lienert等（2013）针对瑞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不同部门（供水部门、废水处理部门）与决策层面（地方、州、国家）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组，给出了相关利益相关者。Yang等（2016）认为大型复杂绿色建筑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客户、承包商、分包商和供应商、最终用户、政府、社区、竞争对手、评审方。Yu等（2017）以城市大型拆迁重建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经历过城市重建计划的相关地区的相关利益群体进行调查，得出城市大型拆迁重建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重新安置的居民、政府、项目开发商、拆迁人员、附近居民以及一般公众等。

在国内方面，王雪青等（2015）从承包商视角对项目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出了承包商、当地群众、分包商、供应商、社会团队、环保部门、监理单位、运营方、设计单位、消费者、媒体、项目周边组织、业主单位、银行、员工、移民、政府、咨询单位等18 类利益相关者。吕萍等（2013）从项目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借鉴多维细分法，在项目决策阶段、规划设计阶段、实施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分别将政府投资项目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一般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如图 2－6 所示。

此外，还有众多学者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研究。王进（2008）对 50 位大型工程项目参与人员进行调查，运用专家评分法确定了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为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投资人、监理单位、政府部门、运营方、高层管理人员、员工、工程项目所在社区、环保部门、分包商、银行、社会公众、第三方监督、保险公司、弱势群体、工会等 19 类。甘晓龙（2014）遵循“文献分析——专家判断——小组讨论”的研究步骤，认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了中央政府、当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发方、行业组织、规划设计方、施工方、子承包方、监理方、咨询方、材料设备供应方、项目周边社区、金融机构、NGO组织、社会公众、媒体、科研机构、拆迁方、运营方、项目团队、保险公司、用户、员工、高层管理人员等 24 类。

综上所述，本书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类别级别的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简单的识别梳理，从不同角度得到了多种类型利益相关者，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大多数工程项目中出现，有的只是在特定的工程项目中出现。后文在对特大型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识别时，也是基于以上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利益相关者识别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进行访谈调研，从不同角度对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总结，从而确定出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

二、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

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涉及的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生态污染等问题而引起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而群体性事件作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冲突的产生，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形成社会稳定风险。本书所认为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是指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表达某些利益诉求而产生的冲突，在主体互动关系复杂网络中进一步激化。这种多元主体冲突并不是战争等狭义上的冲突形式，而是广义上的冲突表现形式，例如特大型工程项目所在地社会公众采取示威游行、围堵政府机关、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

广义的社会冲突理论可以为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主体间由于需要、利益、价值观念的差别和对立而引起的相互反对的社会互动行为，是社会运行中的普遍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社会冲突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形成了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思想、齐美尔的冲突社会化形式思想、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思想等几种代表性思想，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核心研究主题，并成为分析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和转型社会叠加时期，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众多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引发了许多的利益不协调，导致了许多社会矛盾的出现，社会冲突问题频发，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

传统的社会冲突理论分别从冲突主体维度、社会结构维度、对抗性维度、内外因维度、现实性维度等方面将社会冲突的类型进行了划分，从冲突主体来看可以把社会冲突划分成个体冲突、群体冲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三大类型，从社会结构来划分，社会冲突可以分为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文化冲突等，从对抗性的维度可以分为对抗性冲突、非对抗性冲突，从内外因关系维度可以分为内源性冲突与外源性冲突，从现实性维度可以分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如图 2－7 所示。从冲突主体维度来划分，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冲突也可以划分为个体冲突、群体冲突、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首先，个体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构成，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的个体冲突包括了个体与自身的冲突、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冲突，冲突形式包括了口角、争论、争斗等不同形式。其次，由于社会中国的个体都是被包括在群体之中的，群体冲突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对抗，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的群体冲突包括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例如工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冲突，也包括了不同项目组织之间的冲突，例如承包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冲突等。而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不同群体内部个体与所属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过程中表现为个人发展与群体发展不一致而造成的冲突。

特大型工程项目引发的社会冲突发生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群体性、规模性等特征，原因在于一些利益相关者认为在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中自身利益受损或者受到不公平对待后，不满情绪的积压就会造成社会冲突的增多，进一步在主体互动关系复杂网络中扩散而被放大。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冲突的增多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容易打破原有主体互动关系网络中的平衡状态，影响主体间关系，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威胁，因此特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冲突治理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治理”一词来源于管理学，在行政管理中其含义为“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权力去控制和规范各类活动，最大可能地增加公共利益。从本书对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冲突的理解来看，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的社会冲突治理应该是为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某些手段和行动。西方学者从微观视角对社会冲突治理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冲突治理就是国家相关部门为控制社会冲突而做出的具体行动，包括了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从宏观视角研究了国家应对社会冲突的国家机制构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歇尔的“公民格理论”。不管从微观视角还是宏观视角来看，社会冲突治理的最终目标就是对化解社会冲突所做的制度化安排，形成行之有效的社会冲突治理模式。

三、多元主体冲突放大下的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由克拉克大学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提出的，为了解决“为什么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却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一问题，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认为SARF包含风险放大和弱化、涟漪效应两个主要阶段。其中风险放大和弱化包括了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反应机制，如图 2－8 所示。

在多元主体冲突放大下特大型工程项目过程中，也存在着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相似的信息传播机制与社会反应机制。首先，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由于其特性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这与SARF框架中的风险点和风险事件相对应。其次，在传播机制中，特大型工程项目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会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主体之间产生冲突，形成多元主体冲突事件，并在互联网、人际关系网络等信息渠道中传播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形成特大型工程项目的主体互动关系复杂网络，其中某些个体或者组织会成为放大站，通过自己的风险认知对主体冲突事件进行加工、整理、过滤，冲突事件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会经过几轮的放大。这个传播过程是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多元主体互相博弈的状态，以往政府一般完全掌握主体冲突信息，通过控制传统媒体垄断信息，造成信息不对称；而在新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公众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大量信息，并同时成为一个自媒体进行信息的再度传播，从而形成了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其他主体的博弈。

特大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不同于自然灾害等突发性风险，其不仅仅是纯粹的“客观性”存在，更是平等、公平、民主等主观价值通过塑造民众风险态度与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建构。特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引发的多元主体冲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媒体、专家、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及在网络、报纸、电视等多方面信息渠道的传输，在空间与时间上迅速扩散，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随着媒体化社会的到来，风险被打上了越来越明显的媒介印记，与利益群体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进而加强或减弱风险的感知并塑造风险行为。媒体在主体冲突过程中发挥着社会风险的再现机制、风险的定义机制、风险监督机制、风险的咨询／知识传递、社会冲突的沟通机制以及风险在社会站／个体站转化机制的功能。特大型工程项目涉及因素复杂，多元主体的媒介行为和冲突行为耦合，其产生的涟漪效应放大了多元主体冲突行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非直接利益主体参与冲突，进一步增大了社会失稳的可能性。因此，本书认为多元主体冲突放大下的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特大型工程项目多元主体之间的冲突事件在冲突传播机制中被多重放大，进一步在社会反应机制中产生涟漪效应，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扩散。图2－9显示了多元主体冲突放大下特大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SARF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