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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精髓，虽不足以构成马克思经典理论的主体，但都为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因此，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市场批判的理论基础，空想社会主义的市场批判思想为马克思市场批判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路径设计不是“实际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践路径，而是从“研读政治经济学著述开始”。
他共阅读了15位作家的19部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划时代的经济学巨著，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摘抄、批判、评注等方式，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市场、商品、货币、价格、价值、利润、资本等相关原理有了独到的见解。因此，马克思与斯密、凯恩斯并称为“经济发展史中三大经济学家”
，成就了马克思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最著名、最有力的批判者”的地位
。因此，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市场批判理论提供了工具性理论渊源。
1.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起源论。关于市场的起源问题，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明确提了出来。他立足于“市场内生说”观点对市场的起源做出了界定，即市场起源于人类交换的倾向，是由人的内部属性所决定的。很显然，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起源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为马克思正确认知市场起源提供了批判反思，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市场外生说”的基本观点。具体说来：
亚当·斯密是从市场与分工的关系来探讨市场起源的。一方面，他认为，社会分工是“人类本性中某一不易发觉的倾向缓慢而达致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人类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贸易”，但这种倾向“是不是人类基本本性中无法进一步考察的一个”，或者这种倾向更有可能“是否是人类理性思考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并不属于他所研究的议题。
这种“倾向是人类所共有的且为人类所特有的”“分工合作与契约”关系，正是这种“契约、物物交换和买卖行为”满足了人类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进而这种倾向“也引发了最初的分工”
；基于这种“普遍的买卖、交换需求”，人类之间利用“各自才干生产的各种商品，被运到共同的市场上”，每一个人通过市场“才敢从相异的人那里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市场就形成了。很显然，亚当·斯密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市场交换起源于人类交换本性的观点，但对于这种本性的属性及其形成的逻辑条件，斯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研究和解读。
另一方面，斯密论述了分工受到市场限制的观点。他提出，“既然交换的力量引发了分工，那么交换的力量，换言之，市场的范围将会限制分工的程度”
。如果市场比较小就无法激发人类致力于从事某一种专业，因为人类无法将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交换到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地方，比如“经由水路开拓的市场范围远远大于陆路运输”，在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工业自然而然分工更细，发展更快”“这些分工改良”也会很快“普及到内陆地区”
，从而带动整个分工的发展。因此，人们的交换本性限制了市场的扩大与发展，从而限制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很显然，斯密这种观点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颠倒了人的交换倾向与社会分工的关系，忽视了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互动的基本逻辑。
总之，斯密最早提出并探索了市场起源与分工的关系，尽管这种解读颠倒了分工与市场衍生的基本向度，但预见性地开拓了市场经济的探索之路，其后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约翰·穆勒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市场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基本没有突破斯密关于市场关系的界定，直到马克思才真正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界定了市场起源的本质，批判地继承了早期经济学家的市场起源论观点。
2.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机制理论。劳动价值论是由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第一次提出，亚当·斯密开创完善的基础理论，经由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家的不断修正与完善，最终在马克思的批判反思中建构了劳动价值论。因此，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学说是马克思市场批判的重要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货币的起源和使用。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货币的起源和使用问题，研究了商品交换的媒介载体，为商品价格考察提供了依据，也为市场经济的剖析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突破口。
他认为，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交换中的不方便，而选择一种可以充当媒介的商品，由早期的牲畜、盐、贝壳、烟草、皮革、铁钉等逐渐演化为铁、铜、金、银等贵重金属，但由于金属“不便称重”和“不便化验成色”等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改善交易媒介”，“在购买商品常用的某种金属上加盖印章，标志其重量和成色”，“铸币厂和造币厂”就随之出现了，货币制度也就形成了。
在各个国家不断探索铸币制度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货币的使用，“货币日益成为所有文明社会的通用交换媒介”，通过货币，“一切货物得以销售，实现相互交换”
，提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又结合商品价格讨论了货币的使用规则、货币价格价值的变化等在市场交换问题，进而又揭示了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纸币的运用等相关问题，初步探索了货币本质、起源、应用等相关问题，为描述市场经济找到了基本依托载体。其后，经由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完善探索，为马克思货币起源及批判提供了基础性知识源泉。
（2）关于商品价格价值相关问题。首先，斯密区分了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他认为，“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真实价格就是“获得该物的人为它支付的实际耗费，是为该物付出的辛苦劳动和忍受的麻烦”。
斯密认为，商品在交换时候所考虑的劳动不能单单通过劳动时间来决定（因为劳动时间比较难确定），而应该考虑劳动所“忍受的辛苦程度及运用天赋的差异”。随着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出现，进行的交换不再是特定的商品，而是货币充当了特定商品的媒介，商品的价格通过货币表现出来，这种由货币表现出来的价格就是名义价格。
其次，斯密探讨了商品价格的组成要素。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包括工资、利润、地租等组成部分。“在资本尚未积累、土地尚未私有之前”，不同产品的交换是严格按照劳动数量比例进行交换的，如果付出的劳动比较艰辛或需要一定的天赋，则时常需要一定倍数的劳动补贴作为公平交换的原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种特殊类型的劳动补贴就转化为工资；而资本积累者也需要其原有资本的增值，获取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要求；而土地所有者则希望通过土地的占有而实现一定的地租。这样，工资、利润、地租自然就是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斯密探讨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问题。这种区分主要是描述商品在市场交换时候来确定的。斯密指出，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恰好等于生产、自然工资、自然利润之和，那么我们就说商品是按自然价格出售的”；而“商品的实际销售价格被称为市场价格”。
斯密认为，单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通常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当商品供给量超过有效需求量时，市场价格就会低于自然价格；当商品供给量低于有效需求量时，市场价格就会高于自然价格；只有当商品的供给量等于市场需求量时，商品的市场价格才能等于自然价格。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商品市场价格总是以自然价格为中心，不断趋于平衡，最终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此后，在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穆勒的努力下，系统论述了劳动相关问题，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基础，为马克思商品货币等相关理论形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3）关于利润分配要素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财富的分配问题。亚当·斯密提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之前，由于劳动者自身拥有全部的劳动资料和消费资料，劳动者必然独占全部的劳动产品，他“不需要和地主或者领主分享劳动产品”
。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劳动积累的增加，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资料拥有者必然要求首先获得一部分劳动产品或者产品收益，就产生了地租和利润，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就衍生了，雇主和雇工全体就单独分离出来，很少存在雇工与雇主一体化的状态。“劳动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资双方所签的协议”，但由于二者的目标不同必然会引发工资的变化，劳动者为了提高工资会联合起来，而资本家则会联合起来降低工资。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总是处于不利的状态，因为劳动者人数较多，不利于联合，同时“很多法令禁止工人联合要求提高工资”，“而从不会禁止雇主联合降低工资”；因此，雇主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天然的联合”，通过“特殊的组织，将工人的工资降低到实际工资率以下”
。“只有当所有国家对依赖工资生活的人需求持续增加时”，即劳动力出现短缺时，“为了得到足够的人手，他们竞相联合提高工资，自然会打破那些限制工资增长的潜在联合”。
但由于劳动力生存的需要，一般情况下必然要有一个工资的最低限；以满足劳动者的生存所需要的部分，同时也要保留一部分的积累额用以发展。因此，劳动者需求增加必然会引起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增加。根据这些原理，斯密紧密结合西欧工人生产生活的具体实际，详细分析了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基本现状。关于利润问题，斯密认为，资本利润的增减状态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是，资本积累“总是倾向于降低利润”，利润总是时刻发生变化的，如果想要确定具体的年平均利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斯密提出了根据货币利率的增减来确定利润的增减，“当利用货币颇丰时，才会为使用货币支付较高的利率”，从而也说明一般资本利润是上升的；“而当利用货币所获很少时，自然为其支付的利息也少”，一般资本的利润是下降的。因此，一个国家财富和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劳动工资在此时期内不断提高，而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下降”
，揭示了工资增长、财富增减、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了地租的相关要素及产品分配的实际情况等。
（4）关于资本、税收、自由竞争理论体系等相关问题。在对市场微观要素剖析的基础上，斯密又结合西欧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资本相关问题、税收相关问题、市场经济调控属性等。
首先，斯密根据物资储备的基本原则，解析了储备物资的自然组成部分、社会总储备的货币本质、储备的运行方式、资本的不同用途等。斯密提出，储备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类为了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在通过货币交换之前必然要拥有一定数量的物资储备，才能实现其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社会总储备自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为满足即时消费的储备，它不会产生任何收入或利润”，如住房、衣服、家具等，其已经不具备资本的属性；“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其在不用进行流通或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就能带来收入和利润”，如机器、盈利性建筑、耕作设备、技能等，它能够带来一定的收益，具备资本的属性；“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只有通过流通或出让所有权才能带来收入”，如货币、商人持有的食物储备、服装家具等原材料、商人或工厂主持有的制成品等。
斯密认为，在这三种不同的社会总储备中，尤其是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中的确存在大量的货币形式或相当于货币形式的资本，这类资本尽管属于社会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部分，对社会收入的影响极其相似”。
其次，斯密又探讨了货币和纸币的关系，指明了纸币运用的好处及纸币发行的机制等问题。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顺畅流通的纸币总额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总额”，任何银行都要尽可能实现发行货币的合理性，否则都会造成对银行的不利影响等，初步探索了纸币使用问题，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斯密又详细区分了资本积累和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等概念，论证了资本在农业、工业、运输业、贸易等领域的不同用途，最终探索了“国富民裕”的基本路径，尤其是强调了国家税收的基本原则和相关理论性问题探索，批判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局限性，明确提出了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主张等。其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接受了斯密的主张，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在税收征收方面和税种类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探索，使国家税收原理论述得更为详尽；而约翰·穆勒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基础性成果，对于税收及相关分配的原理做出了详尽的描述等，为马克思市场批判理论关于市场机制的分配问题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总之，马克思在深深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陷入迷茫的时候，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理论的摘录、反思、批判等，提出了自己有关未来社会发展的独到的市场批判理论，并借助空想社会主义未来社会发展的市场导向理论，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方法论基础，实现了其关于市场批判的核心内容，提出并完善了其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建构。
在研究学习西欧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关注未来新社会的建构问题，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对市场的批判为马克思的市场批判理论提供直接的理论来源。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劣根性结合激化了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如经济危机、社会分配不公、道德良知的金钱化等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着力于探究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他们选取市场经济作为批判对象，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政治制度生活进行设想，建构了其富有想象力的市场批判性理论。其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具体如下：
1.空想社会主义的市场客体论。所谓市场客体论是指市场应该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一种客观实体，对于生产、生活、分配、消费等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倾向来对待市场的。一方面，他们肯定市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尤其是肯定市场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物质繁华。因此，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未来社会的时候都没有完全放弃市场经济的想法，对市场的批判也并未展开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而是聚焦于市场衍生问题的形式化批判，主张限制并消除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他们肯定未来理想社会仍然存在市场的必然性，不过这种市场的功能和形式发生了转换而已。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一书中描述时，就非常强调市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他提出，即便是在城市交通发达、政治生活民主、医疗体系健全、官员生态清明、法律体系健全、精神信仰高尚的理想社会中，人类的生活生产也不能脱离市场的帮助，仍然需要百货市场、食品市场等形态。他认为，在乌托邦社会中，“城市四个区中每一区的中心都是一个百货汇聚的市场”，“这个市场里储藏着每家每户的劳动果实”
，供全体人民共同享用；而“食品市场”就在“百货市场”的旁边，“全国各地有各种食品运到这里，除了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
等，肯定了市场客体的储存性功能和形态性功能。
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批判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对资本主义市场问题的批判，明晰了未来社会仍然需要市场的必然性。这种观点具有客观性，即便丧失了交换的基本市场，其客观储存的职能仍然具有必要性。
2.空想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存在论。所谓商品货币存在论是指在现实的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都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必要元素，商品货币具有不同的制度属性和不同的功能形态，但商品货币的客观存在性是不可避免的。如莫尔在设想乌托邦人民的财产观时，就明确地提出了乌托邦式的商品形态和商品功能，货币属性与货币功能等。他提出，乌托邦国内的商品自给自足论与乌托邦国外的商品交换论，肯定了商品货币的实践价值。莫尔认为，乌托邦每年都会在首都亚马乌罗提举行“元老院会议”讨论重大问题，首先就要确定“每一特殊区域哪一类商品充足，然后确定岛上哪些地区粮食歉收”，以便无偿性地以“有余济不足”。
通过“商品”的形式实现岛内的生活互通有无和互相平衡问题，实际也是供需平衡问题。为了解决乌托邦所缺乏的物品，如“铁”，他们必须“通过出售一定产品获得大量的金银，再购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运用“赊账的办法出售大宗货物”，进行“信贷交易”等
，从而保证乌托邦的社会生活，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商品的交换属性和货币的媒介职能，这点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肯定了商品货币的本质性功能和客体性功能。同时，他们又提出要限制土地和货币的数量，“所有人拥有的货币收入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量”等
，以限制货币私有带来的危害等。
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者实际是主张保留商品货币的观点，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实践特征，不过商品货币的部分属性应该有所限制。
3.空想社会主义的市场批判论。所谓市场批判论是指空想社会主义在认识市场储存职能、物品职能、交换职能、货币媒介职能等问题时，着力于聚焦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市场经济衍生的社会不公问题的揭露，对商品、货币等市场要素展开了批判，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市场批判理论的核心和焦点。这种批判并不是单纯地对市场客体的职能性批判，也不是对商品货币的实体性批判，而是把这种批判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把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结合起来的一种批判，从而建构起空想社会主义市场批判理论的内核。
（1）对私有制展开了实质性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十分憎恨私有制，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痛苦欲望的根源，私有制加剧了原本存在的社会不公和欲望，从而使社会陷入战争与纷争，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莫尔说：“我深信，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
欧文（Irving）说，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祸害，“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
。摩莱里（Morelly）对私有制的揭露最为系统。他说，私有制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贫富对立；私有制必然引起道德败坏和贪欲的恶习；私有制产生了封建特权专制统治和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同样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总之，“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之母”
。而欧文则提出在未来社会“纯粹个人日常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成公有财产”
。
（2）对商品货币展开了尖锐的批判。莫尔认为，在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下，社会财富非常充裕，人们无需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和健康保障，又能够从社会中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可以潜心地进行工作、研究、生产等，各取所需。因此，这种社会根本不需要商品货币等大规模地存在，或者要转换为另外一种追求。“乌托邦国家已经废除了金钱制度，金钱变成了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
，“在乌托邦人眼中，金钱如粪土”
；金钱只能用来雇佣军队来行使军事所需，把“金银作为可耻的标记、肮脏与邪恶的同义语”
；对珍珠、宝石之类的东西充满质疑与厌恶等，金银只适合于制作“公共厅馆私人住宅等地的粪桶便溺器之类的用具”
等。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对于金银珠宝等东西充满了深刻的厌恶和鄙夷，对西方资本主义货币至上和拜金主义现实深感痛恨。
（3）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市场经济直接批判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对市场经济衍生的要素展开了深层次的批判和揭露，包括社会不公问题、拜金主义问题、货币崇拜问题、道德败坏问题、信仰缺失问题等，通过对这些衍生问题的批判，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形态。他们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希望在这种社会中能够安静有序地生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同时开展手工业，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推崇高尚的教育和道德情操追求，拥有完备的法制体系，人人得以精通法律，同时积极开展休闲、娱乐、旅游、保健等各种活动，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废除那种物质泛滥主义的影响和低级趣味的私有财产争夺制度等。莫尔揭露资本主义一出世就犯下了“羊吃人”的罪恶。他写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猛，以致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
圣西门揭露资本主义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傅立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需要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
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更多的笔墨着力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导致了主要矛盾问题的尖锐与激化，从而为未来新社会建立指明了一种萌芽性的思路。
4.空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新社会论。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批判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如莫尔的《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的《太阳城》、圣西门（Saint -Simon）的《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傅立叶（Fourier）的代表作《全世界和谐》《新世界》；欧文的《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其中，欧文还进行了“新和谐公社”的具体实验，进行了未来社会的早期设想。这些设想被后人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他们都未能发现这种新社会建构的条件，没有发现无产者的阶级力量和实现新社会的具体手段等。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这些新社会构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市场批判理论的终极目标或终极成果。
（1）建立公有制的未来新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设想的新社会是废除私有制的社会，因为“任何地方只要有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金钱衡量所有的事物”，“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达到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这种平均享有的权利就建立在绝对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因此，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就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就无法获取永恒的幸福”。
马布利则提出：“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
由此可知，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基本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把私有制视为未来社会必须消灭的产物，这是未来新社会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但对于如何废除私有制，他们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论述，从而把这种新社会的设想置于了空想的状态。
（2）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由于未来社会中的市场、商品、货币等已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已经发生性质的转移，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社会究竟要推行什么样的新制度呢？他们普遍提出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我们后来所倡导的计划经济的早期形态，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从而实现经济要素有效运行，从而按照计划目标实现人类发展的理想目标。莫尔提出，在乌托邦社会里，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矛盾，乌托邦对每家每户的人口都要严格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10名，也不得多于16名”，保证每家劳动力充裕，每个城市必须有6000个这样的家庭等
；而对于乡村居民人数同样限制，“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40人”，“拥有2名农奴和1名管理人员”等
，其他对于劳动时间、劳动条件、技术条件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等，充分反映了这种乌托邦社会的严密的计划性。同时在乌托邦内部基本消除了商品和货币，仅仅在对外交流时保留了部分交换职能，各种产品的需求都是靠个人去领取，按照需要的标准进行安排。其后的圣西门、巴贝夫等都提出了按照计划进行生产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大大发展了莫尔的早期计划经济萌芽。
（3）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关于劳动产品分配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基本坚持劳动与产品分配统一的原则，主张劳动是产品分配的基本依据，也就是按劳分配的早期设想；但也有主张按需分配的设想，这种设想是在生产产品极大丰富，人的精神极度高尚状态下才能实现的。如莫尔提出，在乌托邦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以务农为业”，“还得每人学会一项专项手艺，一般为纺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等”。
通过劳动获取自己生存的需要，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实行“广大居民一起劳动，尽可能保证人人都工作愉快”
，把自我劳动和价值的实现联系起来，然后“每一户的户主来到仓库领取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不需要现金和交换；因为“一切货品都是大家通过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而且这些产品供应都是充足的”，“而且乌托邦的思想是高尚的，没有人会拿取超出自己所需产品数量的想法”等。
很显然，莫尔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思想，公平公正地实现产品的分配。而圣西门和傅立叶则主张按劳动贡献和能力进行分配，欧文则明确提出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概念。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围绕市场批判的基本逻辑，建构了市场批判的基本内涵和未来社会建构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市场批判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奠定了未来新社会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