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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之所以意识到必须要检讨第二个过错，是他清楚地看到了，由于忽略了形式方面，因而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对科学社会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曲解和歪曲。
其实，在其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事实证明，这个过错的危害远远不止它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所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上。就它所必然造成的危害而言，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曲解和歪曲只是它所造成的一个相对而言危害性较小的危害。本书并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个相对而言危害性较小的危害——比如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就有人曲解共产主义特别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时，也有人歪曲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等——因为敌人的曲解和歪曲总是会发生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里，我们要详细讨论的是，由于我们自己忽略了形式方面，因而错误是来自于我们本身，所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的危害。只要我们自己忽略了形式方面，不用敌人曲解和歪曲，我们自己就已经曲解和歪曲了科学社会主义，把自己置于了必然导致失败的困境之中。当然，我们同时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预防危害。只要我们自己不忽略科学社会主义的形式方面，就能够做到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而且不仅仅于此，我们还同时具有了可以有效地抵御和清除来自敌人的曲解和歪曲的能力。
恩格斯逝世之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来自于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因而相对而言危害性更大的危害，就逐渐地凸显了出来。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在哲理性比较强的理论问题上对我们的抽象思维产生危害的过错，它会在我们的理性的思考过程中，影响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对事物性质的判定和对价值目标的追求，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进而使我们形成错误的意志，让我们做出违反客观规律的选择和决定，最终导致了错误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行动及其后果。
恩格斯一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为什么只会产生于德国人中间，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中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德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文化传统的国家，德国人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是辩证法的故乡。就他和马克思而言，他们就是从自己的老师黑格尔那里学得了辩证法（即“形式”）之后，用它批判了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即“内容”），从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在历史已经产生出英国经济和法国政治的情况下，用德国辩证法对它们进行批判，是西欧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关键。
在这里，所谓的“批判”，就是在人能动的本体论本质这个形式中，理解作为内容的英国经济关系和法国政治关系，把它们理解成为个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过程的一个自然的、必然的阶段及其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即理解为历史。这种批判是超历史的，它脱胎于黑格尔辩证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它的灵魂。科学社会主义的词句如果失去了这个根基和灵魂，就徒有其表，就是“行尸走肉”，结果只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曲解，甚至是歪曲。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其在本质上，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这种超历史的观点，去分析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具体情况，并在这个国家的范围内“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他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得到的，而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那段话，一直被传统理论引为定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唯物史观”（在传统理论看来，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观点的理论根据。但本书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对的。
首先，把这个“总的结果”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要表述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本书在之前讨论分析中所认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那么围绕着它的逻辑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超历史的一般哲学理论，而是对某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详细表达；第二，直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提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是关于资本在西欧各国中的运动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理论；第三，这个理论是在《资本论》中最终完成的。
按照这一逻辑关系，如果把这个“总的结果”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要表述的话，那就等于是说，马克思在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研究工作的最终成果，并在这个最终成果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工作。这种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的指导下研究资本并最终写成了《资本论》的说法，显然不符合逻辑，是说不通的。
“总的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一般原理，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具体国家的具体历史过程规律的阐述。所以，如果认为对“总的结果”表述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的话，就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是把超历史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错误地当成了对具体条件做出全面详细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自己也早已经明确地说过，就这些原理本身而言，虽然它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得到的，但它并不是自己的“正面阐述”，即不是自己研究工作的最终成果。而本书已经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只有马克思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完成的研究工作的最终成果，才可以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把“总的结果”说成是对唯物史观的简要表述也是不对的。
如果把它作为对唯物史观的简要表述的话，就完全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马克思在说这段话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只是对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唯物史观原理的简要表述，并不是对整个唯物史观的简要表述。因为完整的唯物史观除了这些原理即唯物史观的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恩格斯所说的、他和马克思为了强调内容而忽略了的唯物史观的形式方面。唯物史观的形式是唯物史观“原理的原理”，即得出这些原理的方式和方法。把对唯物史观内容的简要表述说成是对唯物史观的简要表述，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是不对的。而长期以来，传统理论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错误理解，就是因为忽略了唯物史观的这个原理的原理，即没有把这些得出原理的方式和方法看成是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甚至应该说是更为基础、更为根本的组成部分。
从唯物史观本身来说，它的形式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首先介绍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价值规律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具体到唯物史观，在简要介绍了唯物史观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的变革之后，他说：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
劳动
，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在这里，他首先指出了一个逻辑关系——“首先必须……然后才能”；然后他对这个逻辑关系的重要地位给予了确定——“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这就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形式在唯物史观中的决定性的地位的肯定。也就是说，得出唯物史观原理的方式和方法，看起来是形式问题，实际上是本质问题。没有这个形式，就不会产生出唯物史观的内容，就不会有唯物史观本身。
马克思说，“总的结果”是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得到的。那么，这个“总的结果”也就只能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证实的唯物史观的原理。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这个总的结果虽然是唯物史观的原理，但是它终究还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唯物史观，即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证实的唯物史观的原理，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中的被作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的原理。所以，这个“总的结果”应该属于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指导思想和总纲的组成部分。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上说，那么，作为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证实的唯物史观的原理，它本身也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中作为结论和原理的那个组成部分。
就是说，这个“总的结果”，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位置与它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在政治经济学中，它是开始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出发点，是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理；而在唯物史观中，它是历史被唯物主义解释之后所得到的总的结果，是研究工作最终的理论成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既说这个总的结果是自己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到的，同时又说这个总的结果是用于指导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这其中的深刻道理就在于，唯物史观之所以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就是因为它始终坚持必须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寻找能够证明唯物史观原理的证据；而通过研究本质上是经济性质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历史的辩证法后，又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去研究摆在眼前的现实的历史，而这正是人的类能力、类本质的最集中的表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做的，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诞生了关于当时西欧各国历史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所以，其中必然包含着作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原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唯物史观就是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原理。因为，在唯物史观中，除了这些原理之外，还包括有作为这些“原理的原理”的那一部分的理论思想，即得出这些原理的方式和方法，它们也是唯物史观不可缺少的、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所说当年他在巴黎开始的、让他得到了“总的结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成果。我们在这部手稿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问题时，却突然转而专门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剖析。这并不是马克思的研究兴趣突然从经济学转到了哲学，而是因为，他的经济学就是在他的唯物史观原理的指导下完成的，对他来说始终没有离开自己所讨论的问题。突然转而专门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剖析是因为他认为，对《现象学》的分析和说明，不论是对于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还是对于读者理解他的经济学思想，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如果不掌握他通过对《现象学》的剖析而阐述的唯物史观的原理，就不能理解他所阐述的经济学理论。他的这个看法，至少被明确地表达过两次。一次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写给出版商的信中，再一次就是在这部手稿本身的序言中。他在这部手稿的序言中说，如果要想通过经济学来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历史的话：
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 黑格尔的辩证法 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费尔巴哈
关于哲学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
而从他在这部手稿中的批判和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之所以要在手稿的最后一章中集中地剖析黑格尔哲学，就是因为他知道，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真实本质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到，因而也就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自己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剖析，为专门阐述一下脱胎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另外，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所说的他和恩格斯决定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即在正式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将他自己的唯物史观彻底梳理和明确一下，以保证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有效进行。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全面阐述的唯物史观，是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有生命的个人——他的肉体组织、由肉体组织决定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等等——开始的。还有马克思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准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第一个被提出来的唯物史观的观点，就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第一个被肯定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就是由黑格尔所发展了的历史中的“
能动的
方面”
。回顾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剖析。
辩证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方式和方法，它让人们在知道了历史的“其然”（即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的同时，也知道“其所以然”（历史的辩证法）。在中国最初走社会主义道路时，由于我们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因而在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一句话的同时，却对同样写在宣言中的、关于消灭私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废除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没有重视。由于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想当然地把西欧各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拿到中国来用，所以，在引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弯路，也就是必然的了。出现这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这样一种理论素质，即从人的主观方面去理解人的本质、理解历史的理论素质。而具有这样的理论修养，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主观条件。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只能产生于具有这一理论修养的人中，那么，这一理论修养也一定是能够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们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在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上，眼睛只盯着所有制问题，完全忽视中国的历史，即中国人本身的发展程度还处在小生产阶段的事实，是我们曾经犯错误的直接原因。而出现这种情况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准确地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人本身，即理解历史。毫无疑问，人本身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应该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现实、事物、感性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个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本身，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人，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在人之外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传统理论的这一错误在理论上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出发的，费尔巴哈是从人本身出发的；这一错误在实践中的集中表现，就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特别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统率各项工作。也就是说，“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这个理论方面的过错，是我们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尊重资本的历史使命等等践上的错误的最深层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原因，是他们发现费尔巴哈所看到的人只是抽象的人，即只是作为“资本家”“工人”的人，而不是人本身。他们解释说，因为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在生产“资本家”“工人”这些社会关系的人出现之前，社会关系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费尔巴哈看来，单个人作为“资本家”或者“工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他固有的本质的实现。与费尔巴哈划清了界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本身即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这个现实的存在物出发的；而费尔巴哈是从社会关系即“资本家”或“工人”这些抽象物出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从人本身出发，这是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
因为只有从人本身出发，才能把历史看作是一个按照人本身的自然（即由肉体的人本身的需要决定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说，“资本”（市场经济是它必需的生存环境）是人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作为人，我们只有在“资本”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在由它所训练出来的人的素质的基础上，即只有经过自身的自然的和必然的“资本”发展阶段后，才能进入自己的自由王国。因此，在历史问题上，共产主义者从不进行道德说教。这就是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
费尔巴哈从社会关系出发，这是他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因。
因为他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由在人之外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东西，所以他不知道历史是由人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过程。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在人们能够驾驭自己生产的社会关系之前，即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社会关系一直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这种现象就“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
。那么，一方面，从一般的理论层面上说，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实际上是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安于现状。因为他的现实的存在，就是他自己的本质，而对一个自己的本质已经得到实现的人来说，他根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要求，因为他就应该是他的存在那样的，他对自己的现实存在状况完全应该感到满足。这样一来，任何不满于现状的革命要求都是不允许的，剩下的只有爱的道德说教。这就是费尔巴哈错误的、充斥着爱的说教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主义具体的实践层面上说，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使命。如果坚持从社会关系出发，就必然会把资本的生产方式等同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本基本上还没有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远远没有承担起其历史的使命的情况下，就去着手消灭它。完全不知道，资本只能是自己消亡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不建立起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唯物史观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事物、现实、感性的，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是说，唯物史观认为，具体的社会生活作为历史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才把自己的立脚点（即它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肉体的、有意识和激情的人即个人。马克思说：“科学只有从
感性
意识和
感性
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
现实的
科学。”
这里所说的科学，就是“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肉体的、有意识和激情的人。因此，把人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从人的感性的自然界出发，把自然界的人（或者说人的自然界）即以自己本来的自然界面貌存在的人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把现代的由资本主导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在它之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还有在它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看作是人本身发展的几个自然的和必然的历史阶段。这是一种在人之内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学说。例如，马克思把现实地、感性地存在着的能够满足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人的对象性的存在，从人的主观方面来理解它们，把它们看成是人本身的无机的身体，而不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把它们看成人之外独立存在的、非人的东西。
由于马克思是在人之内而绝不是在人之外研究和理解历史的，所以唯物史观研究和理解历史的着眼点是人在自己本性驱动下的运动。因此历史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要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在这个运动中得到解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说：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变革的
实践
。
即不是用在人之外的环境来理解人，而是用人来理解人之外的环境，理解历史。他所强调的“革命的实践”，指的就是人在自己的本性（即需要）的驱动下，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断超越过去、开拓新领域的、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这是人激情的本体论本质的实现，也就是唯物史观所看到的真实的历史。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现象，运用于研究社会。它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受苏联理论的影响，我国传统的理论认为，在社会历史观中的哲学基本问题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不是社会的思想生活、政治生活决定社会的物质生活，而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任务是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联系和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由于传统历史理论的着眼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存在”被看成是在人之外的东西，“社会意识”被看成是在人之内的东西，因此，它对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革命的实践
”的含义，就只能仅仅理解为：第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第二，社会意识反过来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
传统的历史理论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个核心观点，特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一段话，即“马克思的伟大的功绩就在，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作是永远地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其原因在人
之外
。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
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
中摄取他所以必须的物品。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
外间自然
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
。在这里，本书不讨论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本身，只是想指出，通过其引用普列汉诺夫这段话来说明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件事，就能十分明确地看出，传统理论是把社会存在理解为在人“之外”的东西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与马克思所说的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即把社会存在看成是在人“之内”的东西的观点相反，因而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不正确理解。在这样的认识中，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不再是人有意识地创造世界（即环境）的生命活动，而仅仅是人接受在人之外的环境影响的中介和途经，即被理解为人在实践中接受环境的影响。
传统理论认为自己的这种看法符合马克思的观点，但实际上是与马克思的观点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观点是：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
什么
一致，又和他们
怎样
生产一致。
就是说，人是怎样的，是由人想生产什么东西和用什么方法生产这些东西的生产活动决定的。而毫无疑问的是，人能动的生产活动是在人之内的东西，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东西。当然，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都是在自己所面临的一定的条件中进行生产的，每个具体的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而为所欲为。但这绝不意味着人是怎样的是由人之外的东西决定的。举例来说，每一项科学技术的获得都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而科学技术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掌握。但是，这些自然规律在没有被人类发现和掌握之前，只是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的东西，并不能决定人类的文明程度。所以，决定人类文明程度的，是在人之内的人类对这些自然规律的发现和掌握。
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具体实践过程。因为，当唯物史观把社会存在看作是在人之内的东西，即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精神的本质之后，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实际上仍然存在着，那是因为历史唯心主义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唯物史观必须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
唯物史观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种观察方法是符合实际的，其要点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
他们的
意识。”
也就是说，决定人的意识的“生活”就是人自己本身的活动。当环境（即生活）被理解成为是“他们的”环境，意识被理解成是“他们的”意识的时候，所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的
问题”
了，即人用自己的活动造就了自己的意识。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唯物史观，只向人们提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要求。而且，马克思是把这个观点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提出来的，它是连接提纲的第一条和第三条的桥梁。通过第二条，马克思表明了唯物史观不是纯粹思辨的经院哲学，而是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在自己意识中的表现形式。
传统理论把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一种哲学，并把哲学基本问题直接套用到它的头上，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传统理论认定，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问题的基础和前提；而且还下了这样一个论断：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唯一标准”。
首先，恩格斯说，“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这就是说，是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还是唯心主义地解释历史，才是划分历史领域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所谓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也不是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指把历史看成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
。
所谓“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要紧紧地抓住“肉体的个人”不放，即历史始终是肉体的个人的历史；其二是要紧紧地抓住“发展过程”不放，即历史始终是人有意识的能动发展过程。而且，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的唯物史观，已经把哲学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它本身已经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实证科学”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地就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套用到唯物史观的头上。在“存在”和“意识”这两个名词前面加上“社会”一词，从而把“存在决定意识”改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它仍然还是一个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述罢了。
其次，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恩格斯也批评旧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东西，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性错误——没有看到真正的历史。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改变环境的人在着手改变环境之前，一定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把环境改变了，而他的这种意识正是在他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获得的。因此，恩格斯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即只看到精神的动力，“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
精神
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
，对传统理论也是合适的。套用恩格斯的话说，传统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它只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一点认定为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却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社会存在后面的是什么和这些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其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在于不从这些社会存在进一步追溯到它的本质。传统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是旧唯物主义的，即认为存在就是本质，它虽然达到了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但是离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即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