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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中去的同时，恩格斯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在工人阶级中间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中。
恩格斯把马克思所阐述的、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地归纳为三点，并对每一点做了说明。
第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第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而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
第三，“‘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
社会革命
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
后来，恩格斯又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精练地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
哲学
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
经济
中去寻找。”
再后来，恩格斯再次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成了一句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一句话最浓缩地说出了唯物史观的精髓，就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
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表述的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作为工具或武器好不好用、能不能让人们获得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能力，从而帮助人们解开历史之谜？这一点不在于它本身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否证明自己与历史辩证法之间的一致性。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提纲第二条提出来的原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的
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
经院哲学
的问题。
这个原理是唯物史观本身特性的具体体现，也是恩格斯在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时大声说出“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这句话的依据。
因此，唯物史观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现实的经济、政治等具体社会生活的东西。而当它一经考察了由资本所创造的西欧现代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后，就立刻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的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换句话说，唯物史观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以抽象的意识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历史规律，解释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把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作为证明自己科学性的证据。任何离开了现实具体的生活的原理，只能是经院哲学。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作为阐述唯物史观最为详尽的首选著作；而在《费尔巴哈论》中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原理之后强调指出，这个概述的证据只能由历史提供。
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恩格斯正是通过指出马克思理论的这个特性与杜林理论特性之间差异的办法，既宣传和捍卫了唯物史观的这个特性，也干净利落地消除了杜林所制造的一个混乱。恩格斯指出：“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
正确性的证明
。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
因为
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
所以
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就是说，被马克思作为依据的是具体的事实，而杜林却说是原则。恩格斯分析和批判杜林的这个做法说：“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而这样的“伟大风格”，就是“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
。
恩格斯准确地击中了杜林的“死穴”——他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会懂得，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才是唯物史观的生命所在。通过指出马克思是从具体事实出发却被杜林说成是从原则出发——因为杜林的理论从骨子里说就是从原则出发的理论，所以他只能这样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这个事实，恩格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轻而易举地捍卫了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或者说捍卫了指导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且自身也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证明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所描述的规律，其实就是现实世界在每一个人面前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本身。只要不为唯心主义的怪思想所左右，人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本来模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
恩格斯在1884年2月16日致信考茨基说：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
决定意义
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从他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
他自己
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
他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说：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在上述的信和序言中，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摩尔根和马克思一样发现了唯物史观，甚至所使用的赞扬语言都是一样的。他赞扬马克思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他赞扬摩尔根说，“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
决定
意义的书……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唯物史观，是就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言的。仅就唯物史观这个最基本的原理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和摩尔根的确是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相同的东西。虽然如此，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除了时间上的差别（马克思的发现在前，摩尔根的发现在后）之外，他们的第一个区别是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个规律的；而摩尔根是在对美洲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个规律的。他们的第二个区别也是根本性的区别是，马克思手里有“德国的辩证法”这个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而摩尔根手里没有这样的武器。
马克思使用这个武器，对人类正在经历的现实生活进行考察，对人类历史为什么必须经历资本这个过程以及历史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即他所研究的是刚刚发生不久的、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现代社会，资本所蕴含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而马克思却已经看到了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找到了它的发展规律，指出了它的“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摩尔根通过对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进行考察，在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事实中发现了规律。即他研究的是已经完整地走过了发生、发展、兴旺、衰败直至最后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古代社会，这个过程作为既成的事实，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他不带偏见地观察这些事实，看到了其中所展现的规律，并把它描述了出来。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自觉地运用“德国的辩证法”能动地批判了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摩尔根只是看到并描述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于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所以恩格斯说摩尔根在马克思之后独立地发现了唯物史观。他们的共同之点是都是对历史事实真实准确的表述。他们的不同之点是，马克思掌握了历史规律，而摩尔根只看到了历史规律。“看到”离“掌握”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摩尔根并没有自觉地掌握历史领域里的辩证法，也没有把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只是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不带偏见地看到了它的真实模样，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具体规律而已，并没有从他的具体发现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即创立出历史科学理论。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比喻成一幅由马克思创作的、描绘历史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的图画：
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无疑，这样的图画摩尔根是描绘不出来的。因为，摩尔根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发现，实际上只是这样的一种“发现”：他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看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们恰巧正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而摩尔根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不管摩尔根发现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有多么大的区别，他独立发现的毕竟是唯物史观，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就是因为他真实地描述了美洲古代社会的具体事实。就是说，他的表述具备了唯物史观的本质性基本要素——历史事实本身。因此，摩尔根能够独立发现唯物史观这件事本身，也就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本身的特性，即它就是历史事实本身，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现实的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东西。
唯物史观的这个本质特性，也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当时西欧现代工人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从青年时代开始，他们就自觉地投身到了时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潮流中。后来，马克思成为作为那个时代工人运动标志的国际工人协会（即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的创始人，是国际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和真正的领袖，实际领导着协会总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恩格斯也在1870年被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与马克思一起实际领导着当时的工人运动。
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唯物史观，就是用“德国的辩证法”（他们作为德国人有幸在自己的母语文化中得到了其真髓），批判现实的具体的“英国和法国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后，得出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德国的辩证法”，是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里驱逐出去后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始终从人本身出发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是被注入了辩证法灵魂以后所得到的历史领域里的唯物主义。它始终坚持的出发点，是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为本质特征的个人，它从人的主观方面去理解历史，用人激情的本体论本质去理解历史过程中的现实、事物，把感性理解为人本身的实践活动。这里所说的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是指由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在西欧所造就的、由人本身的创造天赋所创造出来的人本身对象性的存在，以及这种对象性存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德国的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形式，对19世纪中叶的西欧而言，唯物史观主要就是用德国的辩证法批判现实的具体的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的结果，是在那个时间和那个空间的现实生活中得到证实的历史的辩证法。或者说它是当时西欧各国现实生活中被发现的辩证法更为确切。
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最一般的、最基础的规律，是能够解开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哑谜的钥匙，在“研究全部历史”的时候，它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是“研究历史的引线”
，是被抽象地描述出来的历史的辩证法。一方面，尽管摩尔根是以古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但是由于他在其中所看到的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在他的研究结果中还包含有对现代社会提出的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已经内在地包含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中了；另一方面，尽管在他的研究结果中最后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但也只能是共产主义的要求而已，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他并没有自觉地掌握历史的辩证法。所以，被他在事实上发现的即看到的唯物史观的原理，也就不能被他应用到对英国的经济关系和法国的政治关系以及其他国家的各种关系的研究中去。
晚年的时候，当恩格斯回顾自己一生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时，非常遗憾地发现，在自己做出所有这些努力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两个失误。他自我检讨说，这是自己和马克思犯的过错，而这两个过错导致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出现了两个偏差，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
恩格斯自我检讨的第一个过错是没有“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个过错是“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
关于第二个错误，稍后将作为本书的一个单独的大问题来讨论。在这里，我们先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历程，来讨论一下恩格斯所检讨的第一个过错。
（1）第一个错误的表现
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这样说道：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认真分析和研究一下这个过错，对我们理解唯物史观和把握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在检讨自己的这个过错时，恩格斯同时也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到底 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 唯一 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 形式 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
不自觉地
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简洁地说，恩格斯指出了在现实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实现形式的因素——其一是上层建筑方面的各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和各种偶然的事件；其二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因素即他们的愿望和追求所融合成的总的合力。
恩格斯之所以一定要检讨这个过错，是因为唯物史观的生命就在于它只存在于对实际的具体的情况做全面详细的研究之中；而每一个现实的情况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所以按照唯物史观的本性，就必须全面详细地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由于他和马克思没有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就致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受这个过错影响的，主要是那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直接面临的、操作性比较强的具体问题。
（2）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人们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这样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决定着人们对利害的选择。
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中国的共产党人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主要原理，从建立公有制这个原则出发，开始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是否有利于建立公有制、是否符合公有制的要求，成为了决定我们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人们的一切行为做出最终选择的唯一标准。
但是，历史的规律却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什么‘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归结为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
所以，如果我们丢掉了这个活的灵魂，那么我们的一些表面上看似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办事的行为，却恰恰正是违反历史规律的。
例如，如果单纯从直观的形式上说，所有的“私有制”都是一样的，它们虽然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但都是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都是一种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制度。但是，如果从本质上说的话，那么在资本产生之前和之后的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历史性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根本性的。它们完全不一样，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制度。在恩格斯所说的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看来，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它们在形式上都是私有制，但是我们的优越性却不在于看到这个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表面的和形式上的特点，而在于能够从大工业的发展即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它们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制度。
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必然要解体，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所以“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
，这应该被看作是历史本身的进步产生出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后的必然结果。
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的“消灭私有制”的这个原则中，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第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是也不可能是在消灭小生产私有制的过程中建立的；第二，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消灭私有制完成的，那么，在它建立时所消灭的私有制，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化的大私有制，而不是小生产的私有制；第三，消灭小生产的私有制是资本的历史使命，只有资本才有能力，也只有资本才会通过自己所建立起的市场经济完成这个任务——既能创造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发达的生产力，同时也能创造出具有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素质的劳动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对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够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过看法，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有两个：第一，从俄国的内部条件说，俄国人具有在农村公社的公有的土地上从事集体劳动的素质，这就让俄国在劳动者的素质方面，具有了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可能性；第二，从俄国外部的条件说，西欧国家已经创造出了发达的生产力，这就让俄国有了直接获得这些发达生产力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能把这种发达的生产力全部交给俄国，已经具有集体劳动素质的俄国人，就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公社中的俄国农民，已经习惯于在集体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劳动，具有集体劳动的素质。他们的这种素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具有的条件。所以反过来，马克思也肯定地说，如果俄国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开始的导致农村公社瓦解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而后来俄国真实的历史事实是，农村公社内部导致公社瓦解的因素持续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到1917年发生十月革命时，列宁认定，俄国农民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小生产者，他们身上具有小生产者的一切特征。同时，又因为俄国一直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以它既缺乏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也缺乏社会化的劳动者素质。由于急于在这样一个小生产的国度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俄国的共产党人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列宁总结了这个惨痛的失败教训，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提高俄国人的素质，将俄国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们改造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即先为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基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是：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变革的
实践
。
就是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它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人们为满足自己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需要的活动，即在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人们改变着自己和环境。在这里，人们的需要和目标决定着人们的行动，而人们的需要和目标就是人们实际具有的素质。所以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们有什么样的素质，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需要和目标；有什么样的需要和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活动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因此，劳动者的素质实际上也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经济力量，而经济的力量只能用经济的力量来改变。只有资本的本性和它的生产方式，才能创造出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社会化的人的素质。
马克思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候，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地写下了这样一个观点：
无产
和
有产
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
劳动和资本
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
能动关系
上、它的
内在
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
矛盾
来理解的对立。
在小生产的小私有制中，穷人和富人的对立是单纯就财产而言的对立，是一般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因而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其中不会产生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劳动（“无产”的工人是人格化的劳动）和资本（“有产”的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的对立虽然也具有一般穷人和富人的对立这种就财产而言的对立形式，但是，它的这种对立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体现着唯一能为人类的自由王国生产出物质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对立。所以，它是一种“能动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作为“矛盾”
来理解的对立，是人们具有了驾驭资本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的能力的表现，是人们具有了能够开始为自己的自由王国准备物质条件的素质的表现。把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相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的对立完全彻底地区别开来，正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确立的标志。所以，这是一个能与粗陋的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因而共产党人时刻也不能忘记的基本观点。
人类起源于动物界，在人类所走过的历程中，比起社会化大生产的大私有制来，小生产的小私有制更接近于动物界，而且这不仅仅是时间的差别，更是性质上的差别——两者之间存在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差距。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通过对法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评述，对这个差距做了这样的描述：
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绝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象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过安逸生活的农民，记起了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苦于这一勋业的后果。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东西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止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以廉价的粮食充塞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进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他们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
小生产者在政治方面的选择会因为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不变的是恩格斯所指出的本质问题，即因为小生产者是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战士，因而在历史中，他们是“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
。小生产者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个人利益，他们没有社会化的感觉和意识。这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这个差距本身。马克思说：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了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历史环境”，指的就是原始社会末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小私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之间的差距，以及作为它们的制造者的小生产者与资本家、工人之间的差距。而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
；恩格斯也认为，对实行公有制来说“小农……将是最大的障碍”
，指的也都是这个差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严厉地批判了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诉求，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实际上“是私有财产关系的
普遍化
和
完成
”。所以它必然导致两个恶果：第一，“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
私有财
产
占有的
一切
都消灭”；第二，“它想
用强制的方法
把才能等等舍弃”。在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
占有
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
工人
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由于“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
至少
都对
较富裕的
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所以“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
想象
的
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鄙视和唾弃一切与小生产有关的东西，欢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东西的诞生。
（3）马克思对“活的化石”的评论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中，对太平天国，马克思的评价都是否定性的。与我们传统的对太平天国肯定性的正面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为什么会对太平天国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十分确定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几千年不变的、顽固落后的封建帝国，一块封建社会的“活的化石”，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和“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而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的人的素质就一定是小生产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正是由他们建立的。出于对小生产相对于资本的历史落后性的看法，和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小生产社会状态，马克思甚至把“中国”和“中国人”作为了“僵死不动的东西”的代名词。马克思讥讽施蒂纳说，他“也会像玩弄‘财产’和‘金钱’这些字眼那样来从字源学上替‘期票’
辩护，并且‘根据一定的观点大致这样来论断’：共产主义者还想消灭
期票
；但是难道世界上最大的乐事不正是
变换
吗？可见他们想要的是僵死不动的东西，是
中国
；这也就是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
。这就证明，在当时，一提到“僵死不动的东西”，就立刻会让马克思联想到当时的中国，想到生活在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中的、被禁锢延续了几千年的小生产文化的中国人。所以，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战士与清王朝的对立，不是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而只是“无产”和“有产”的、无关紧要的对立。在起义的酝酿阶段，太平天国宣传的是“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这成为动员人们参加起义的有力手段；起义发动之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被定为制度。这个事实充分地表明了，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对立，确实只是“无产”和“有产”性质的无关紧要的对立。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对太平天国起义做出肯定性评价的理由。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夜的1850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国际评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从中国回来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宣传说，中国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即“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说，“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就会建立起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了。
传统的观点把他们在这个评论中所使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当作是认定太平天国起义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的一个依据。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用传统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天大误解。恩格斯在1888年在为他亲自校订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
社会主义
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
很显然，他们在1850年1月所说的所谓“欧洲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由“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组成的、“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的社会主义。所以，当他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这种欧洲的社会主义“具有共同之点”时，当然就是对它的否定了。因为两者之间的所谓的共同之点，就是它们都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都是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的表现。至于他们说，“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并不是说这种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共同之点的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让他们感到欣慰，而是在资本所创造出的强大生产力的冲击之下，这个被马克思看作是“僵死不动的东西”的代名词的中国，这个“活的化石”，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和“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终于处在了社会变革的前夕这件事，让他们感到欣慰。他们心情愉悦地等待着，等待着中国爆发一场一定会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以同样的心情想象着，到那时，如果已经无法在家乡立足的欧洲封建残余分子在投奔中国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封建堡垒以寻求立足之地的时候，却发现中国的大门口已经树立起一块“共和国”的牌子，因而面临着无处存身的窘境。
他们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借助于大炮在中国的扩张，因而现代大工业必然会在中国产生出革命，最终将粉碎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观点，是他们关于资本具有世界性质的观点的具体应用，是对中国的小生产经济在工业化大生产经济的冲击下必然会出现的社会前景——适应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民主制度，必将替代适应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展望，完全不属于对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评论，不能看成是对太平天国的肯定。
在太平天国起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11年之后的1862年6月，马克思又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记事》，直接对正在进行中的太平天国起义进行了一番评论。他说，“在 中国 ，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开始闹革命了。
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马克思这篇文章中的绝大部分文字，是摘录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夏福礼写给北京英国公使的信。虽然中文译者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解，说信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马克思非常欣赏夏福礼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大怪物。”这句话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即没有资本和劳动对立性质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的观点相符，所以马克思顺着夏福礼的这句话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他的这个评论与他早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立起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不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来理解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就只能导致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而这样的一种运动，是会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论是欧洲粗陋的共产主义提出的共妻制，还是太平天国装扮魔鬼吓唬敌人的作战方式，用“动物的形式”这样传神的语言来形容它们，都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几十年后，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恩格斯又用同一个观点，对这场战争做出了历史性质的评论。
评论之一，他认为，这场战争给古老的中国所造成的致命的打击，是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他说：
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
亚洲人
、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
评论之二，他认为，这场战争证明，中国想继续闭关自守、继续保持原有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他说：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
评论之三，他认为，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才欢迎中国继续保持落后的、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和这种经济所造成的贫穷。他说：
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身受这种渗入之害，
就会起来斗争
。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
感兴趣的
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的角度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这两次重大事件的评论揭示了一个真理，即落后于历史进程的国家必然贫穷，而在当前的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必然受欺负，贫穷国家的人民必然遭苦难。这个真理倒过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贫穷、屈辱和苦难，只能从这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落后状态中得到解释。这让我们想到了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讲解。他说：“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评论中，绝没有为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贪婪的日本侵略者辩护的意思，但是其中绝对有这样的意思，即（套用恩格斯的话说）如果说造成中国社会动乱的清政府和挑起甲午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是恶劣的，那么，它们的恶劣，就可以用中国民众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恩格斯这样说并不是要让身受苦难的人自己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负责，而是说，处于历史落后状态而不自知的、保守不变的民族和国家，必然会遭受落后状态本身固有的和带来的苦难。中国的近代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国人自己要觉醒，认识和掌握历史的发展规律，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所指出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东西，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其实是一点儿也不陌生。在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的时代，在“大锅饭”和“铁饭碗”的制度中，以及由这种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些屡见不鲜的“出工不出力”“富了个人，穷了集体”“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等的社会现象中；在市场经济还不健全不完善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红眼病”及不断有人生产各种“有害”甚至“有毒”的食品和药品的行为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频频发生的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破坏环境、损坏公物的种种负面的恶劣事件中；在所有的这些现象中，统统都有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东西晃动着的身影。而所有经济体制改革举措的成功，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废除那些属于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东西有关。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个政策所激发出的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就是从打破“大锅饭”产生的。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既有共产党这个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领导核心，也有国家始终在全社会倡导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行为准则，却始终存在着这种困扰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试图用消灭小生产的私有制的办法建立公有制。正是因为我们这样做了，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让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大锅饭”的陷阱中。当我们打开国门，客观冷静地观察世界和与外界广泛交流时，忽然惊异地发现，我们的落后，不仅表现在物质的生产力上，甚至在精神的行为上，竟然也存在着许多让我们感到脸红的地方。在乍一看到这个现象时，会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如果用马克思关于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马克思说：
（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一个
特定的
、
有限的
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
贫穷的
、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
非自然的
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阐述了他们这个观点：
如果把共产主义和私有制世界的对立想象为一种最粗暴的对立，即想象为其中消除了一切实在条件的最抽象的对立，那末结果就会得出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之间的对立。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可以把这种对立的消灭看作是消灭对立的这一或那一方面：或者看作是消灭财产，其结果是普遍没有财产或贫困；或者看作是建立真正的所有制以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
也就是说，用“消灭私有制”这样一句话概括起来的理论是共产党人的理论，但是，如果不把它理解为消灭具有“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种“实在条件”的私有制（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当时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制定的理论），而是把它理解为一般地消灭私有制，原封不动地套用到中国，那就是对用这一句话概括起来的共产党人理论的曲解，即“把共产主义和私有制世界的对立想像为一种最粗暴的对立”。这样的曲解——即把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理论，理解为是消灭“拥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之间的对立——只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贫困”（越穷越革命的极“左”思潮，及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和在这种思潮的干扰下导致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就是这种“贫困”）；其二是“消灭没有财产的状况”（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大锅饭”“铁饭碗”的思维和制度，就是这种状况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确立了这个观点之后，就把它用于指导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他在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时指出，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对立，是认识资本的一个关键之点。他说：
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就是说，对当时西欧各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过程而言，一般意义上的即仅仅表现在财产上的穷人与富人的对立（小生产私有制中的这一对立就属于这种情况）是一种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对立，是一种“无概念的关系”。只有具有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个实在条件的对立，即作为生产的关系来理解的对立，才是蕴含着历史过程内在发展动力的对立。
马克思给资本下的定义是“生产条件和劳动者分离”
，所以，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构成资本的两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对立，因此这个对立也就是资本本身。马克思给资本确定的历史地位是“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
。所以资本是生产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
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
资本是生产
的
；也就是说，
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
。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资本（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人本身自然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点”。
从历史上看，
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
从消灭小生产私有制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的角度上说，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建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的方法——我国现在已经建立起的和正在不断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由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自己建立起的这种对立——去消灭这一对立，那么这一消灭活动本身，就只能是被马克思鄙弃地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东西。遗憾的是，当我们最初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小生产发展水平、国民的小生产者素质这些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起着首要的和直接决定作用的情况却没有加以重视，只是教条式地记住了“消灭私有制”这句话，不仅把这句话变成了套语，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了从原则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错误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历史、总结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挫折教训时，把这种现象称为极“左”，并予以了否定。虽然遭到了否定，但是它却仍然顽强地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其生命力之强，不能不令人感叹。回想一下极“左”泛滥时那些被大声地喊出的口号，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东西的生命力之所以强、胆量之所以大，其原因在于它们是有“底气”的。它们的底气就是在我们的传统理论中存在着属于粗陋的共产主义的一些陷阱。这些陷阱的存在，一方面扭曲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制定出很多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政策和措施。而违背客观规律的政策措施只有借助于强制力才能得到执行，又必然进一步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
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
观念
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恩格斯在宣传这个观点时，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观点表述为：
工人运动的“活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在于“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在于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
事实证明，对于唯物史观，我们并没有做到全面理解，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做到像马克思那样，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时也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证据来证明唯物史观的原理。揭示资本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科学理论之一。他说：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
创造
这种
剩余劳动
，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资本，或者说如果不实行“生产条件和劳动者分离”的生产方式，不仅不能让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而且劳动者也无从经历资本的严格的纪律，以获得普遍的勤劳这种素质（或者叫做普遍财富）；因而，也不会产生出这样一种普遍需要——即“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
对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的这个观点，一直以来，我们事实上是采取了漠然视之的态度，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思考一下，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与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什么关系；研究一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生产的国家里，我们如何建立起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完成资本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我们对“实行全面变革”（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生活的生产，对唯一能够生产这种社会生活的资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即资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内中的统治，并不是一回事，反而是把它们混为了一谈。我们只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他们通常是把这两种东西同等看待的，却不知道，那只是对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西欧各国的具体历史情况的真实表达。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中，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是重合在一起存在的，成了同一个东西的正反两面。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论述，是符合19世纪中叶西欧各国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表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历史情况与之完全不同，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另一方面，资本才刚刚踏上中国的历史舞台。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必须做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表述。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依据西欧各国所发生的事实所做出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普遍化为适用于任何国家的一般结论，但是，对马克思的这个明确的声明，我们却视而不见。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近70年的历史，无数事实证明，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以我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为例，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我们消灭了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地主阶级，把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土地分给了每一个农民，结果，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解放，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国家经济就从崩溃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当我们匆匆忙忙地全面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受到了很大的压抑，粮食等农副业产品的产量长期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当我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一次喷涌而出，粮食等农副业产品的产量立刻大量增长，充分满足了全国人民的需要；当农业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发展，生产力得到较大的发展后，农村又自然地出现了土地向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集体经营组织等手中集中，很多人转让了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农业生产开始了向规模经营转变的过程。从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集中，这个表面上看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运动过程，其实是通过围绕着一根轴线划出的一条曲线轨迹呈现出了向前发展的运动过程。这个轴线，就是归根到底决定着运动的经济前提和条件：当劳动者受到压抑的劳动积极性只有通过分散经营方式才能喷涌而出（即解放生产力）的时候，“包产到户”就是必然的选择，这一点是由生产使用价值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劳动者的小生产的素质决定的；当只有规模经营才能提高劳动效率（这同样是解放生产力）的时候，受到分散经营制约的生产力就会要求集中，这是由生产价值的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劳动者逐渐生长出来社会化的素质决定的。看出其中的这根轴线，其实并不难，因为这本身就没有离开经济领域。恩格斯说：“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直接划出一根笔直的轴线，然后就想让历史沿着这条直线前进，既不符合唯物史观，也不是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总是在偶然性中发展的，这是历史的规律。围绕着轴线划出的曲线，才符合唯物史观，才是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过偶然性的形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必然性。
当年，德国是一个已经发展起了资本生产方式，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阶段的国家，但大部分德国人还是小农。恩格斯说，在这样的一个德国，现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即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体现经济的必然性的偶然性表现为：
（工人阶级）永远也不能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许诺他们说，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
如果我们所给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想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
这就是恩格斯眼里的、由当年德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德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与当年的德国不同，当我们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资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还没有建立的小生产的中国和中国的农民。因此，体现着经济的必然性的偶然性，必然与当年的德国不同，它只能表现为：中国的现代工人阶级的革命即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从许诺小农给他保持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并且切实保证实现这一许诺开始，这才是开辟中国农民解放道路因而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的唯一正确方法。而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使中国的农民自觉和自然地采取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行为，必将走上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这里面的唯物史观的道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来了：
（对一个小生产的国家而言）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