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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恩格斯在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时所说的“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这句话。他坚决反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构成体系。要知道，他和马克思不仅一贯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体系”来对待，而且还反对一切体系。他们处处都表现出对“体系”的厌恶。
马克思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是在自己的头脑里“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所以他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
，是“抛弃了
一切
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的理论。
恩格斯也说，一切所谓的“
体系
”都“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
，因为“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
自己的臆造
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
不合理地
幻想，玄想”
，这样的人只能是“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
。真正的历史科学，是一种“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的理论。他还评论说，虽然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其哲学“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
，但是，就是这个无愧于“巍然大厦”这样的赞美之词的理论，却被自己所建立的体系闷死了。他在批判杜林时，也曾揶揄地称其为“‘创造体系的’的杜林先生”
，以表达他对杜林浅薄和无知的嘲笑。他的结论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套语就是在构筑体系，而“以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变成宗教”
。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得好：“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是按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运动和发展的，这就是“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作为历史过程抽象的、在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这就是“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具体的历史得出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得出这些观点之后，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些观点是怎样得出的，只有这样，这些观点才能永远保持它们的真理性，这就是“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反之，如果知道了其子之后，不守其母，甚至是只知其子，根本就不知其母，那么，这些观点就会因此而变成“套语”，失去其真理性。
那些受到恩格斯批评的年轻的德国人，他们应该就是一些知道了其子之后不守其母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些只知其子而根本不知其母的人，所以他们也就成了喜欢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构筑“体系”的人。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说这些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因为“套语”的唯一用处，就是构筑体系。
恩格斯说，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作者注）这两本书中，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那么，要确定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就应该看看这两本书都说了些什么。
（1）依据《反杜林论》的理解
通观《反杜林论》，它是由“引论”“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等四个部分构成的。因此，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和说明，我们可以依据《反杜林论》的这个内容构成情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是为了批判杜林错误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写的一部学术著作，其目的是为了全面而详细地宣传和讲解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对这本书恩格斯是这样介绍的：这本书是“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介绍德国无产阶级政党说：“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
德国的
经济学
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
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基础上的。”
从上述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第一，所谓他们两人主张的“辩证方法”，无疑指的就是唯物史观；第二，所谓“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它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揭示出的德国等西欧国家中的资本运动规律和必然的趋势，是让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
的世界观；第三，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第四，把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放在一起所做出的“连贯的阐述”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
所以，恩格斯说《反杜林论》最为详尽地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当恩格斯后来选取了《反杜林论》中的三个核心章节，把它们改写成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时，就直截了当地用“科学社会主义”做了这本书的书名——先是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书名出了法文版，后来又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书名出了德文版。使用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两个同义语。
所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是对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称呼。只不过，科学社会主义是就其内容（即作为现实存在着的现实世界）而言的，指的是从事实出发的实际运动；历史唯物主义是就其形式（即现实世界本身内在的自然规律）而言的，指的是已经在事实中得到证实的科学理论。
第二个结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中，既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研究历史的基本原理，也包括运用这个基本原理详细研究具体的历史而得出的所有结论。
《反杜林论》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的话，就不能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为详尽”的阐述。这一点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中得到证明。在恩格斯所列举的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尽管这一著作在当时已经被译成了欧洲的各种文字，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到了巨大作用——，因为它只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内容本身就不够“详尽”，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因此一直把它称之为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在为这本小册子的法文版写导言时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本小册子只是摘录了《反杜林论》“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入
门
”
。在这个评语中，马克思既肯定了《反杜林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最为详尽的阐述，同时也指出了这本小册子阐述的仅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尽管它是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但它毕竟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只能说是“入门”。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包括他们两人运用基本原理研究具体历史所得出的所有结论，所以这本小册子也就不足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因此就没有被恩格斯列入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的行列。一句话，《反杜林论》是理解或者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最全面、最详细的著作。
（2）依据《费尔巴哈论》的理解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个书名中，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唯物史观诞生之时，就是旧哲学“终结”之日。实际上，恩格斯是把这本书作为详尽阐述了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唯物史观的书列举出来的。
这么说的依据是，当恩格斯在书中阐述完所有的问题之后，他说“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
。也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本书仅仅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概述，并不包括验证这一历史观的证据；那些证据不在这本书中，而在其他的具体研究历史的著作中。他还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即唯物史观作为他和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拯救出来的哲学思想，已经不是独立存在的哲学了，而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基础”和“原理”存在的。作为基础和原理，它只是历史科学的形式，至于历史科学的内容，则存在于阐述具体的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其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中。所以，读者应该到那些著作中去了解验证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证据。
总之，《费尔巴哈论》只是一本详尽阐述理解历史的基础和原理的书，它揭示了历史的一般规律，概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形式，而不是概述全部历史唯物主义的书。而恩格斯为什么把这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形式的书作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阐述的书列举出来，这只能用他对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内容的分析来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而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理解或者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是理解或者阐述唯物史观。一句话，《费尔巴哈论》是理解或者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最关键的著作。
（3）依据恩格斯其他著述的理解
再回顾一下恩格斯在致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信中说的那句话，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起源
，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
就是
这一起源！”在这句话中，他称《费尔巴哈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恩格斯的这个观点证明了我们上面的那个说法是正确的。既然是“源”，那它就不是“流”。这个“起源”的含义，与马克思所说的在做正面阐述之前应该先弄清楚的问题的含义是一样的，是正面阐述得以建立的坚实基础。它是正面阐述的“源”，正面阐述是它的“流”。具体地说，唯物史观是“源”，政治经济学是“流”。“源”“流”合在一起，就是一条“大河”，就是被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恩格斯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的两个能够让他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伟大发现——即：把历史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和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时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
当年施穆伊洛夫致信恩格斯，是因为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的要求准备撰写马克思的详细传记，为此他请恩格斯帮忙。他的请求之一就是收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的材料。恩格斯在回信中所说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起源
”这句话，应该就是答复施穆伊洛夫这个请求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这几个字确实是施穆伊洛夫的原话的话（这种可能性极高），那么，这个事实即为：施穆伊洛夫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而恩格斯回答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这就说明，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同义语，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其中，所谓“马克思主义”，是就其创始人而言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是就其抽象的科学理论而言的。而它们的另外一个同义语“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就现实的具体历史运动而言的。
（1）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唯物史观画等号吗？
既然“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三个同义语，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从不同角度的称呼，那么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就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绝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唯物史观画等号。
恩格斯说，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即理解现实科学的钥匙。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
他在《费尔巴哈论》中说：
（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选择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关于历史过程一般规律的理论，从恩格斯所表述的这个唯物史观已经扬弃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的观点中，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答案。无论如何，“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始终都是一个带有以“历史领域内的哲学”自诩色彩的名称。反观“唯物史观”这个名称，它本身就是在公开地宣布，自己不是一种自我独立存在的哲学，而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见解，它只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之中。他们对名称的这个选择，就是有意识地要把自己的观点，即始终体现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的原则的观点，与自成体系的哲学划清界线。
正因为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是理解现实科学的钥匙，所以恩格斯总是这样描述它与现实经济、政治的关系。
他说，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利用了英国议会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时间差不多有40年之久，“提供了有关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有关夜班工作等等的丰富资料”，“全面而透彻地描绘了以在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古典形式存在于劳资之间的实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唯物史观解释这些实际关系的结果。
他还说，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规律不仅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钥匙，“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特别是《
路易
·
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
。“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他强调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
恩格斯的这些话语都是在不同场合说的，但是他在阐述具体观点的同时，也反复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唯物史观是在研究现实具体的经济、政治事实中才成为“钥匙”的，它的生命力就在对具体事实的详细研究之中。所以恩格斯才说，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布了独立存在的历史哲学的死亡。因此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使用“唯物史观”这个名词的本意就是，绝对不想让人们从名称上对他们的理论产生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误解，好像它仍然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哲学。
（2）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实证科学
他们说唯物史观不是哲学，首先表现在，就其现实的内容而言，它只是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它是现实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等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只能存在于它们之中。其次表现在，就其抽象的理论而言，它只是一种工具或武器。一方面，它是解开现实的具体的经济、政治等之谜的钥匙；另一方面，它又只能在它们中得到检验。总之，当恩格斯把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科学称之为唯物史观时，赋予它的含义是，第一，它只是对一般历史规律表达，而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理论体系；第二，它只是一件工具或武器，是人们在理解历史现象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理，是研究历史并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的指南和引线，而不是历史领域内的哲学。
用这样的历史观支撑起来的历史科学，它不可能是历史哲学，只能是历史实证科学。作为实证科学，它的灵魂，就是人的头脑对人本身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以不自觉的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规律即历史辩证法的自觉反映；它的躯体，就是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生活，即人类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得出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它的存在方式，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现代工人阶级的实际的革命运动，即现实的、具体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作为历史实证科学的灵魂、躯体和存在方式，它们是一个统一体。一方面，躯体和存在方式一起，共同为灵魂提供了真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灵魂的真实性和所拥有的生命力的无比强大；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这个灵魂的注入，才使政治经济学成了唯物史观的躯体，而灵魂一旦和自己的躯体融为一体，也就成就了其现实的存在方式，社会主义便从空想的乌托邦变成了实际的科学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下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是这样表述的：“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事实上，恩格斯对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所说的那段话，讲的就是它们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经出现，科学的、独立的、
德国的经济学
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
唯物主义历史观
基础上的。
总而言之，本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唯物史观则是一个解释历史基础的原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具体的实证科学
，是在唯物史观这个一般理论作为“引线”的引领下，经过对西欧各国——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思想等一切的关系）科学研究之后得出的、包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内容的全部结论。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坚决而毫不含糊地说，《资本论》作为最终完成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所揭示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明确地
限于
西
欧各国
”，因为这种历史必然性只是根据当时只有英国才彻底完成了的、法国和德国正在不同程度地完成着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
私有制
……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
所排挤”
的历史条件得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它之所以“
明确地
限于
西欧各国
”，就是因为它是在具体历史事实中证明了自己科学性的实证科学，因而，它也只能是仅就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言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不把他创立的历史科学看成是具体的实证科学，就是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因而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最大的不尊重。针对某些人的责难，马克思反驳说：
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以坚决的态度和明确的语言，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集中体现着自己历史理论的科学性的关键之所在——具体性和实证性。他毫不含糊地告诉这个批评者和其他所有人，自己的历史理论只是概述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理论，而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如果谁认为它是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那就等于说它不是科学，就是对他本人的侮辱。
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和实证性，即它的科学性。针对康拉德·施米特的写作计划，恩格斯告诫他说：
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
恩格斯在这里肯定地指出，就像一个新的托拉斯的出现，这样的具体情况的新变化，都会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变化，它都必须在这些新出现的具体情况中重新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如果不对这些新的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得出新的具体的结论，而是把适用于过去历史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当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原理，套用到新的历史情况上，即把它当作套语到处套用，这样的作为，都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在为马克思写传记时，恩格斯具体介绍了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中一贯坚持的工作态度；而马克思的这种工作态度，恰恰就是理论本身的实证性质即科学性质的生动表现。他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之所以暂时未能出版，是因为作者当时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而这正是马克思对待理论研究工作的一贯态度，即“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绝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
后来，他又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没有人比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长期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所得到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这种理论观点是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指南，而不是“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
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到处都总是由那些宗派鼻祖们炮制出来，而这些人总是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幼年期的时代。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很快就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产生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
永远不会
有困难的。
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从理论的角度，而且还用实际的事例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科学性质。他说：
（在巴黎公社革命中，）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再版时说的那些话。他们说，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宣言在25年前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使这个纲领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又因为宣言中没有提及美国和俄国的历史情况，特意发表了针对这些具体情况的新看法。他们在宣言再版时不断针对新的情况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证科学的表现。所以，他们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些话不应该简单地仅仅被看作是对情况的说明，还应该被看作是在宣传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在捍卫自己所创立的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即实证性的同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适用于西欧各国的这段话，事实上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即所谓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超历史的，这是它的最大长处，它因此才成为了武器、钥匙、引线；历史唯物主义是具体的实证的，这是它的最大长处，它因此才可能是真理、灯塔和力量。
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恩格斯关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所说的话，实际上也对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区分。他说：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
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所谓得到了检验的“规律”或者说是“开锁的钥匙”，就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用法国这段历史对规律进行的“检验”，或者说，是“用钥匙打开了的锁”。
直观地从文字上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著作只是详细地述说了法国这一阶段的历史过程，其中看不到对唯物史观的直接阐述。但是，唯物史观作为打开这段历史之锁的钥匙，始终存在于该书对法国历史的阐述中。该书用这把钥匙理解和表达出的法国这段历史过程，就是法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只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而在实践中，它们始终是一个不可能分离的统一体。
总而言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间里，由于历史情况不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各不相同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不同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建立在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任何历史都是肉体的、有意识的人本身的即生产力的发展过程。
在理论层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否定性的革命理论。进一步分析作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它们之间又是互为基础的关系。一方面，唯物史观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武器，从这一点上说，唯物史观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事实是唯物史观的来源，从这一点上说，政治经济学是唯物史观的基础。它们之间的这种互为基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历史过程”和“思想进程”的关系。历史过程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思想进程是历史过程“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的反映。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的这种互为基础的关系，是须臾不可分开的。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只有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得到了说明，它才能成为科学；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理论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中得到了证实，它才是科学。
在实践层面上看，正如恩格斯多次说过的那样，表达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和表达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两个伟大的理论，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
他
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并因此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领域里的这两个伟大发现，支持起了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内容巍然屹立的大厦。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但为什么只有两个伟大发现，而不是三个？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成就了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一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恩格斯的话——“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
德国的经济学
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
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基础上的”——可以证明之外，恩格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也可以给这一结论提供证明。他说：“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通过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说明，就可以回答“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恩格斯评价《资本论》出版的意义时说：“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现在谁还要想同社会主义做斗争，那他就必须对付马克思。”
其中的道理，也在于此。
由于唯物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所以，它要做的事情是从事实中发现历史中的各种联系，而所有的历史都是具体的、详细的发展过程。在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的一般规律即辩证法，就是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前的事情，而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就是他们有意识地、抽象地表达出来的、发生在他们眼前的这些事情。在掌握了理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规律的正确思维方法即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现代工人阶级遵循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规律，能动的革命实践，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唯物史观虽然只是形式而非内容，但对整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却是居于决定命运的位置上。对于这个问题，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写给自己的出版商的那段话就可以理解了，“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先发表 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 德国社会主 义 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来理解恩格斯选择《费尔巴哈论》为最为详尽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所包含的意思，那就是这本书对唯物史观的基础和基本原理做出了详尽的阐述，人们只要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灵魂”，那么，在阅读其他为之提供了充分证据的经济、政治等著作的时候，就能确保自己得到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他们在研究西欧各国的历史时所得到的总的结果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开始时他们把它叫作“新唯物主义”或者“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历史观只是一件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被证明了是正确有效的工具或武器而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个总的结果的表述，既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得到证明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的和最终的结论，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作为基础的基本观点。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最终结论，就是关于西欧各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有人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被吹捧它的人称之为是让其“豁然开朗”的真知灼见。其实，这种观点本身才是荒唐的——它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了。它只能说明，不论是说话者还是吹捧者，他们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实证的科学，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且，正是因为它是实证的，所以它是科学的；正是因为它是科学的，所以它才是可以被我们信仰的。如果有人认为被信仰的东西必须是一成不变的，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己是能够“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很确定的具体的神奇药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信仰，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事情”。所以，“变”是马克思主义的常态。既然他们认为只能信仰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么如果他们还准备信仰什么的话，这个能被他们信仰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就只有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