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始区别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节即“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一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此种文献分为三类。对前两类文献的称呼分别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谓“反动的社会主义”就是企图从已有的资本主义倒退的社会主义，所谓“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企图完善资产阶级社会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而对第三类文献，则称其为“批判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显然是认为，这一类的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所以这种社会主义是有资格与共产主义并列的。对于其中的这个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做出说明（大概因为这对当时的人说来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无须解释），但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是从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两个方面，得出这个结论的。

首先，从理论的思想渊源上说，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纯粹文献上的联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同时，也点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什么总是被并列提及的这个原因，即：

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 真理 ”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

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有“纯粹文献上的联系”指的是什么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评价巴黎公社的一段话，可以说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注释，他说：

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

所谓“文献上的联系”，指的就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共产主义所宣布的最后目的；而之所以说这种文献上的联系是“纯粹”文献上的联系，是在强调，两者之间在实现最后目的的手段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过程说，这种批判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是无产者阶级运动的早期理论家。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

社会主义者 和 共产主义者 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

后来他又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重申了这个看法，说这种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时期的产物：

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

前两类社会主义因为具有鲜明的非无产阶级的特点，所以比较容易被工人群众摈弃。正因为如此，它们对工人运动可能造成的危害也就不会太大。但是，第三类社会主义，恰恰是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现实的利益，更因为其在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很可能会影响到工人群众对自己最终目的的了解，所以它对工人运动的危害，很可能会比前两类社会主义更大一些。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说：

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 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 ，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 债权人 的身份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 信贷机关 ；资本以 竞争 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支持的 协作社 ；资本以 积聚 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 累进税 、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兴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 强力抑止资本增长 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允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 体系的实现 。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各种现有社会主义 体系 ，即 空论的社会主义 的折中主义者或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 乌托邦 ，这种 空论的社会主义 ，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确立起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思想之后，就特别注意在理论上区分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以避免在工人运动中造成思想上认识上的混乱。马克思说：

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 无产阶级 就愈益团结在 革命社会主义 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 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 周围。

能与共产主义等同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那就是“革命社会主义”，而“革命”的含义是：不停留在“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上，坚持把变革不停顿地继续进行下去，直至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所以“革命社会主义”也就是当时被击中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

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同时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清楚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恩格斯在向英国人介绍德国的情况时，就对德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做了这样的说明：“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看到了当时社会产生的苦难，并希望消除这些苦难。但是，站在这个共同点上，对如何消除这些苦难，它们就有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在理论上，凡是停留在通过政治的途径即希望通过制定各种改进措施来解除这些苦难的，就是社会主义；凡是提出最终要消灭了私有制（废除财产权）建立公社式社会组织从而消除这些苦难的，就是共产主义。在实际的运动中，凡是仅仅提出政治要求并且把这些要求与经济割裂开的，都属于社会主义，凡是代表或者体现工人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提出社会的要求的，就是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写《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篇文章时，虽然仍然是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来称呼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社会革命”，但是，文章通过对“政治精神”和“社会精神”的阐述，实际上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做出的阐述——即社会主义体现的是政治精神，共产主义体现的是社会精神。同时他还指出，虽然政治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社会革命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东西，但是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这实际上就是他们后来最终决定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称呼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

下面摘录的就是他在文章中的部分阐述：

如果“普鲁士人”站在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 没有一次 像西里西亚纺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 理论 性和 自觉 性。

首先请回忆一下 织工的那支歌 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 开始 时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 结 束 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

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那我就提请读者注意 魏特林 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 蒲鲁东 ，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他。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 史无前例 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 童鞋 拿来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 德国的灰姑娘 将来必然长成一个 大力士 。应该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 理论家 ，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 经济学家 ，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 政治家 一样。必须承认，德国对 社 会 革命是 典型 的，可是它对 政治 革命的能力也是典型的。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无能就是德国政治上的无能，同样，德国无产阶级的能力——即使不谈德国的理论——就是德国的 社会的能力 。在德国，哲学和政治的发展之间的不相称并不是什么 反常现象 。这种不相称是必然的。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 无产阶级 身上才能找到自己的解放的积极因素。

……

一个民族的 政治 理智越是发达和普遍， 无产阶级 就越是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那种盲目的、无益的、在血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至少在运动的初期是这样。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 意志 ，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 暴力 ，在于把这种或那种 特定的 国家形式 推翻 。 法国 无产阶级最初的起义就是证明。里昂的工人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于是他们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 政治理智 就 蒙蔽 了他们的 社会的本能 。

……

我们已经看到， 社会革命 之所以采取了 整体 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即使只在 一个 工厂区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乃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我们看到，它是因为它从 各个真正的个人的观点 出发的，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他反抗的 共同体 才是人的 真正 的共同体，是 人 的实质。相反，革命的 政治精神 就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 渴望着 消除自己被排斥于 国家 和 统治 之外的这种 孤立状态 。

……

具有 政治 精神的“ 社会 ”革命要末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普鲁士人”把“社会”革命理解为和政治革命 对立 的“社会”革命，可是却赋予社会革命以政治精神）；要末“ 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 ”只不过是从前人们所谓的“ 政治革命 ”或“ 革命 ”的 同义语 。每一次革命都破坏 旧社 会 ，所以它是 社会的 。每一次革命都推翻 旧政权 ，所以它具有 政治 性。

……可是，如果说 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 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 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 却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 革命 —— 推翻 现政权和 破坏 旧关系——是 政治行为 。而 社会主义 不通过 革命 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 政治 行为，因为它需要 消灭 和 破坏 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 组织活动 在哪里开始，它的 自我目的 ，即它的 精神 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 政治的 外壳。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的。

我们先来看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表述。

恩格斯指出，在英国工人运动的早期，以宪章主义面貌出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有两个负面的特点：其一，他们在理论上错误地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其二，“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的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都带有反动的性质”——如反对自由竞争、贸易自由等等。

在指出它的这两个负面特点的同时，恩格斯还指出，尽管有这些负面的特点，但是它终究还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社会”的即共产主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宪章主义本身的“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 特征 ”的“进一步的发展”，使得“宪章主义与社会主义接近”成为了“不可避免的” 结果。

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 欧文 。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惟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社会主义在其现在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

恩格斯认为，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英国工人运动中比较落后的、比较不开展的但却是由真正的、道道地地的无产者组成的宪章主义者，与那些看得远得多的、提出了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的但却因其来自资产阶级而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之间必然会出现取长补短的汇合。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那里形成起来” 。所谓“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后来恩格斯也把它称之为“广义的社会主义”——在这本书1892年的德文版中，恩格斯在“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解说：“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 。）其实就是共产主义。

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 正在开始 的 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 超乎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所赞同” 。

在以上的论述中，恩格斯把“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的“社会主义”，和“从社会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做了区别。尽管这时两者都被称之为“社会主义”，但是从后者使用了“无产阶级”这个定语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前者应该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所以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社会主义的本来的意义，也就是狭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后者是社会主义扩展了的意义，也就是广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实际上也就是后来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欧文以及圣西门、傅立叶等的思想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他们所写的著作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为什么说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共产主义的呢？他们说：一方面，这些著作是具有批判性的即共产主义性质的文献，具体体现在：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是“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理论是空想的，他们热衷于提出了一些消灭阶级对立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却并不真正知道阶级对立的本质，所以“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因此，它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成反比关系——工人运动愈发展，“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而对运动造成危害，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 去。

恩格斯在介绍德国社会主义的时候所说的话——“社会主义是一些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它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区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志，即：社会主义主张采取“某种措施”，共产主义主张采取“整套制度”。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诉求，它只看见政治看不见经济，所要求的革命仅限于历史的形式方面，即主张采取“某种措施”改进和完善现有社会；而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诉求，它透过形式看到了作为内容的经济，所要求的革命是经济的发展和变革，是历史本身也就是人本身的解放，即主张采取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整套制度”彻底改变现有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叫做“政治革命”，把共产主义的原则叫做“社会革命”。（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把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则叫做“社会革命”的问题，本书将放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作为同路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概念的注释。他说：所谓的“政治革命”，是指那些把在当时条件下提出来的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的种种措施，不是“当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 的革命。所谓的“社会革命”，则是指那种把这些种种的措施仅仅看成是引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并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解决办法的革命。例如，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说，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谈理论的无产阶级在谈论“民主”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实际上，这些言论现在已经具有了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 。也就是说，在提出克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措施时，只要不是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这些措施，而是把它们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行动，这些措施就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了。因为工人阶级除了提出了政治平等的要求之外，还提出了社会平等的要求。

恩格斯在德国宣传共产主义时是这样解说“社会革命”的：

社会革命 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条件和任何情况下必然引起的后果。正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从已知的数学公理中得出新的定理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从现存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得出社会革命即将到来的结论。但是，让我们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革命。它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它的结果会怎样呢？它和以往一切暴力革命有什么区别呢？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 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 。

（在理解“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这句话时，有一个需要必须注意到的问题，那就是：恩格斯是在讲“产业工人”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这个特定的问题时说这句话的，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资产阶级的大私有制。所以，千万不要对这句话做出一般性的理解，绝不能把它扩大到对其他类型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的理解上。恩格斯的这句话只对“产业工人”反对“有产阶级”的革命这场特定的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战争有效，即只有这一场战争才是“社会革命”。这句话对其他任何场次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都是无效的，即它们都绝不是“社会革命”。如果把恩格斯的这句话用到对其他任何一场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上，那就是对恩格斯的侮辱。）

多年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再次谈到了这种区别。他说：

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

我们再通过几个例子，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通过对实际的工人运动所代表的和体现的利益的分析，来确认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有别于政治性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的本质的。

首先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评价。

他指出，尽管这次起义表面上看是政治性的，而且起义的工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起义实际上是社会性的。工人们这样认为只是因为他们是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的，因而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

其次一个例子是恩格斯对法国二月革命的评价。

1848年欧洲多个国家相继发生革命，法国是整个革命的中心，武装的巴黎工人是革命的主力。1848年2月24日，以工人为主的起义群众冲进王宫，推翻了奥尔良王朝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恩格斯到了巴黎，他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巴黎当时发生的事情。1848年3月28日，他给自己的妹夫埃米尔·布兰克（恩格斯称他为“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

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八千名国民自卫军到市政厅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洛兰的果断措施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3月17日，就有二十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赖德律-洛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因此，在这时，《改革报》派……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

第三个例子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英国社会主义的评价。

由于当时英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占英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矛盾，反抗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斗争都是由工人阶级参加，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到英国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地注明：“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十年后，即1855年6月5日，在马克思为《新奥得报》写的一篇题为《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的文章中，这种观点就表达得更加明确了。他说：

“ 1848年 法国的实验使人们对 普选权 失去了信心，从此以后，大陆上的居民就有轻视 宪章 对英国的重要性和意义的倾向。他们没有看到，在法国社会中农民占人口三分之二而市民占人口三分之一；可是在英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而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农村。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 相反 ，正像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相反一样。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和英国对普选权的要求具有恰好相反的性质。在那里，这是政治思想家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以他的信仰为转移）能够得到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而在这里，这种要求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一方和人民群众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水岭。在那里，它具有政治问题的性质；而在这里，它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在英国，当普选权成为人民群众的口号以前，争取普选权的鼓动工作就已有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法国，普选权 先 实行， 然后 才开始它的历史道路。在法国，遭到毁灭的是普选权的实践；而在英国，则是普选权的思想。……这是人民群众的 宪章 ，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1848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结的口号，而在英国却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在那里，普选权是革命的直接内容；在这里，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内容。如果追溯一下普选权在英国的历史，那末可以看到，随着英国现代社会及其永无止境的矛盾——由于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矛盾的发展，普选权逐渐地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性质。

第四个例子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的评价。

他说1871年3月18日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 。尽管他认为巴黎公社本身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工人阶级“ 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所以“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 ，但是他还是着重指出了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正是巴黎公社这个非社会运动宣告了社会运动的目的。他说：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

除了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之外，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其他措施都被马克思评价为：“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 。也就是说，哪怕其他的一切都是非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但只要有了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因而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就会成为其目的，那么它就属于共产主义。毋庸置疑，尽管是仅仅只有这一点，但它就是共产主义的。 VIHv4NTazW+JugNtZX4eOs/T27sERPQ4P0gBPvLE9FIpoBnfhyw02y6k4ph8m7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