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之前,也就是在他们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这面大旗并承担起了指引工人运动的责任之前,他们并不是特别注意要区分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的,这两个名称常常被他们混在一起使用。这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发展初期的特点,和人们对这两个名称认识的模糊性。
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7月写的关于里昂丝织工人起义的评论中称,工人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 ,这里所称的“社会主义战士”,显然应该按“共产主义战士”来理解。——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社会的本能”,指的就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在文章最后的论述中,他的这种意思就表述得更为明确了。他说:
如果说 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 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么 具有社会 精神的政治革命 确是合理的思想。一般的 革命 —— 推翻 现政权和 破坏 旧关系——是 政治行为 。而 社会主义 不通过 革命 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 政治 行为,因为它需要 消灭 和 破坏 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 组织 活动 在哪里开始,它的 自我目的 ,即它的 精神 在哪里显露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 政治的 外壳。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的本能”和“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中的“社会” 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是一个与“共产主义”紧密联系着的概念,所以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战士”,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战士”。
1844年11月至1845年5月,恩格斯为英国《新道德世界》周报撰写了几篇介绍“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的文章。在第一篇文章里,从头到尾介绍的都是“社会主义”如何在德国迅速发展,其中有这样的话:“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巴门(在莱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 。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自己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者。而在第二篇文章中,凡是在第一篇文章中用“社会主义”的地方,都改用“共产主义”了。——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向读者介绍说:“社会主义在我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 ,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向读者介绍时,“社会主义”一词就改成“共产主义”了,说:“自从上次给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的进展,就象在1844年最后几个月里一样” 。在最后的第三篇文章中,他还特意指出了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的含义。他说“鲍威尔和施蒂纳是德国抽象哲学的最终结论的代表人物,因而也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宁可说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头等重要的人物;因为社会主义一词在德国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所具有的各种不明确而且也无法明确的模模糊糊的幻想;这些人认为需要采取某种措施,但是不能决定是否就采取共产主义的整套制度” 。这里已经蕴含着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社会主义只是想采取某种改革措施,而共产主义是主张改变整个社会制度。
他在同时期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同等看待的。例如,他在“序言”中说: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
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
在这本书的结尾处,他写道: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 正在开始的 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中,这两个名称也是被放在一起使用的。下面就是几个实例:
把实在的现实只看作一些范畴的“ 精神 ”,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 它的 社会主义同 群众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 精神的一切进步 到现在为止都是 损害群众的进步 ,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 非人 境遇。因此,他们宣称“进步”(见 傅立叶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 词句 ;他们猜到了(见 欧文 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 现实 基础进行了无情的 批判 。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 广大群众 的运动。
费尔巴哈在理论 方面体现了和 人道主义 相吻合的 唯物主义 ,而法国和英国的 社会主义 和 共产主义 则在 实践 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
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称在同等意义上一起使用,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施蒂纳说:“最后,圣桑乔在第169页上给共产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当社会主义者也取消〈!〉Eigentum 〔财产〕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它在Eigenheir 〔独自性〕中是根深蒂固的……’”,“圣麦克斯在这里拿自己的意见作为资本来反对共产主义,其实他仍然不过是运用最陈腐庸俗的资产阶级的责难来反对共产主义” 。显然,他们认为施蒂纳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共产主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同样的含义上,英国一般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而在德国则习惯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名称。于是,他们也就在同样的含义上入乡随俗地有时使用“社会主义”,有时使用“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