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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所谓的融通方案和综合的策略安排，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选择提出了种种质疑
：（1）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的各种因素的复杂情况和重要作用考虑不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情况也少有分析，对其中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相互关系，更是缺乏深入研究，以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选择作了简单化、平面化、片面化的处理，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与功能指向，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引发的文化转型的实质与特性，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的健康发展。（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并通过这种运用使之具有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个说法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马恩有着丰富的思想但从没有对之做过系统性的表述，我们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等着我们去运用，即使能够运用也必须对之进行价值选择，换言之，被“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而只是被选中的那一小部分；再者说，运用不等于“化”，运用只是用它去解决实际问题，只是为“化”提供了条件，而“化”则是实质性的变化，是彻头彻尾的变化。“化”不是简单移植的物理反应而是实质性改变的化学反应，被中国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精神上保持了它的一些外在特点，实质上与原原本本的马克思思想已然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已然被中国“化”掉了，怎么还能够产生出什么积极成果来，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不成”的结论。（3）马恩主要是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为选择自己理论发展方向的，其理论研究中的任何成果都要运用于革命实践中去，不能运用于革命实践中去的理论一开始就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指向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选择的实际进程和根本性质，使得任何一次“化”都带有明确的选择性、实用性、时效性，这样被中国所“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只是我们用得着的革命性的内容，换言之，过去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性的而非建设性的，而今天我们谈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面对的是建设性任务，对之以往的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能够担当得起价值重构的历史使命呢？（4）中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为中介的，只是俄国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也是苏联的教科书模式，所看到的马克思文本很有限不说，而且都是苏译本，所运用的基本原理不系统、不全面不说，而且都是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张扬主观能动性的、一分为二的、用于颠覆社会的革命性理论，与真正建设性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已有了天渊之别，将这些许皮毛“化”在中国会有积极成果、会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吗？显然不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经典文本读不到、弄不懂、行不通的情境中，更不可能接受其中的先进性思想，即使勉强能够“化”在中国，谁能保证化出来的一定不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在文本缺席、急功近利、本末倒置、价值错位的情境中，又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理论形态？
对此笔者曾在多篇文章中已予以批判分析，笔者结合当代文化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选择问题，从学理上立意对之进一步深刻指认：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推进当代文化转型最可行的方案，莫过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实践超越和理论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性政党，从成立伊始就特别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两个伟大的理论成果引领下，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迈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来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即只有通过中华民族形式而做出价值选择和主动接纳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历来也没有只写在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只存在于书斋讲坛、高楼深院中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积极参与革命建设实践并成为其内在精神变量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所谓大众化就是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原则灵活地运用到中国具体的革命建设实践中，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它如何具体化，要使之化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一部分并与这个民族心里之深层血肉相连、水乳交融，而不能离开中国特点来抽象而空洞地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能否及如何“化”的理论问题。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在每一具体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既是一般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既是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具体问题的实际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当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