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然，也有的因片面强调内源因子的重要性而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价值，力主捍卫传统文化固有的思想精髓，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对东西文化进行调和与折中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理念，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都是些“求诸外而不求诸内”的雕虫小技，实实在在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如果任西方科学理性张扬，会使中国人文理性低迷，正所谓：“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如果在文化发展上主张全盘西化，必然导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思想堕落，最终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彻底灭绝，导致中国人精神家园的荒芜和文化认同的严重危机。相应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文化保守主义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入驻中华大地，拒绝它的传播普及、民族认同和实践操作。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漂泊而来的异民族文化，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大众化，它缺乏“化”在中国的最起码的理性根基和文化土壤，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理性是“循理而顺事”，它的作用在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是一种纯粹的认识工具和生活手段，这种理性只能用于外而不能用于内、只能用于物而不能用于人；而中国理性则不然，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强调“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伦理担当意识和道德感情力量，在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文化非常重视情谊情理，而反对事物理则。总之，中国文化的人文价值理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科技工具理性相去甚远、格格不入，是两种血缘关系最不相关、最不相近的文化学脉。若是强行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竭力推行它的大众化，这种“拉郎配”的鲁莽行为，要么打断了中国文化道统的脊梁，使之发生文化断层、思想缺位；要么则会造成“二王并立”的尴尬局面，难以安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只有采取“返本开新、内圣外王”的发展策略，以儒家文化“心性之学”的内在超越去排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的外在超越，整理国故、弘扬国粹，实现儒学的现代复兴以重建中华民族思想自我，以文化保守主义作为唯一路径和根本原则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代化困境和民族文化复兴的世纪性难题，才是唯一可行的文化方案。
西化派固守“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西源性”，而国故派则捍卫“国粹主义”立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中源说”，二者都反对中西融通、“体用一如”的主张，坚持中西对立、各行其道，互不干涉、独立生长的看法，显然都只抓住了各自片面性的真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融通派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强调内外源因子的相互配合，重视对中西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方向，不能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相反，而要大量吸收西方的进步理念作为自己发展的原料，但是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将其分解为精华和糟粕，吸收精华、排泄糟粕，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从而表明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极端错误的投降主义文化观；同时也反对国粹主义企图复兴儒学的主张，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综合利用批判继承，绝不能无评判地兼收并蓄，既要尊重历史、珍惜国故，又要区别对待、继往开来，要以开放的胸襟与平和的态度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摒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模式。这种融通，不论采取中体西用抑或西体中用，根本旨趣有二：一方面，凭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及其价值取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符合中国文化需求的当代解读，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的亮相具备了一种中西融通的独特文化魅力，呈现出既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又不同于国粹主义的文化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先进性文化的成功改造，实现了内在的理性对接，逐步摆脱了各种封建性毒素，在中西融通的当代语境下获得了发育，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达到了有机统一，中国文化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解读，而马克思主义文化也获得了中国式的解读，但在互相移植和互相对流过程中发生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方向的衍生与转变。这表明，现代性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它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与生成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中哲、西哲、马哲三家融通与互动的大视域中经过综合创新而实现的，这内在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历史使命、价值定位与功能选择，也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构建与转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向。
上述三种方案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两面性，即建构性与反思性相伴而生，对中西文化的批判反省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建构伴随着中国文化现代化全过程。“以中解马”常常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以国粹主义对抗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来凸显西方理性的异常贫乏；“以西解马”常常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西源性，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并生共存，恰恰相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解构并取代中国文化。前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不可能从西方移植，只能从中国儒学中转换而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不出任何积极的成果来；后者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水火不容，力主对传统进行解构，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从现代的角度对传统进行修正和扬弃，以现代的方式批判传统与以大众化的立场阐释传统统一起来，也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统一起来，并只能统一到马克思的原有文本上。综合创新说则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传统的一面回眸、一面前瞻的思想品格，在反对保守的同时也主张对传统的革新和改造，在接纳移植现代性的同时也重视对传统的现代性重构，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接纳马克思主义，其目的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更为方便快捷的思想通道，激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内在对接的文化之根，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顺利发展提供更加适宜的土壤。这种综合创新虽有别于单纯的西化和中兴，然而，也只是理论上说得好听而已，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因为，中西马的实际融通并没有那么简单，无论以传统批判现代、对西方现代理性进行检讨和反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选择和实际生成过程具有批判西方现代性诟病的反思风格，或是以现代批判传统、以马克思主义荡涤中国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唯马独尊、唯马是从，这二者的根本旨趣要么是以复兴对抗移植、要么是以西化反对中源，骨子里都渗透着守护民族文化家园、抵御外来文化扩张的保守主义理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会对以儒家传统为主流的中华道统带来冲击，对作为维系民族认同的独有文化遗产与情感纽带带来危险。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诸多批判性视域中，综合创新的批判反思最犀利、最深刻，这表明它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来走向虽然大异其趣，然而却与之内在相关，既是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又与之并生共存于一个思想框架中，对立统一于中西马对流的文化大潮中，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离合、交织关系，正是由于此，才限制并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价值选择的单面性、相对性，使之成为一种意义复合体和不透明的光，以至于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复杂性语境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义蕴含，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也能借助这一公共性的思想平台，道貌岸然地大行其道、混淆视听，这无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都是一剂无疗效的药、一种多余的手续。可见，文化融通说（或者综合创新说）如果离开特定的话语实践和社会活动，就是一种很可疑的文化方案。